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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父亲被枪决的前前后后

金庸父亲被枪决的前前后后

金庸父亲被枪决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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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父亲被枪决的前前后后
富大集团  9月27日


一、“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2000年年初,金庸在其自传体散文《月云》中写道:“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宜官”是金庸的小名,是他父亲查树勋(一说为查枢卿,又名查荷祥、查懋忠)给起的。金庸并不姓金,而是姓查,本名查良镛。“金庸”是他的笔名,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





1924年2月,金庸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海宁查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在查家祠堂上,恭恭敬敬地悬挂着一副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这是康熙皇帝亲笔为查家御书的一副对联。在康熙御书旁边,记录着查家的功名榜,上面记载着几十位在各朝各代有功名的查氏族人,其中官至翰林的并不鲜见。在康熙一朝有两位,一是康熙的侍从大臣查升,二是翰林院编修、著名诗人查慎行;雍正时则有礼部侍郎查嗣庭(查慎行弟)。当时查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

金庸祖父查文清1886年考取进士,曾经在江苏丹阳任知县,后因政绩加同知衔,是海宁查家最后一位进士。其膝下除查树勋以外,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是个大家庭。查树勋生于1897年,排行第三。其大哥是清朝的秀才,二哥是北大国文系的高材生。
查文清因为丹阳教案被革除职务,回乡闲居。经过一番变故,到了金庸父亲这一代,查家已经衰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查文清死后,留下一些家宅和田地。到金庸出生那年,查家还有3600多亩土地,100多户佃农。查树勋是中国三大教会大学之一的震旦大学毕业生,受过西式教育,比较开明,属于那种过渡时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他不再恪守先辈从文的传统,一改而从商。22岁大学毕业后,他开始经营海宁的大来钱庄。抗战期间,大来钱庄毁于炮火,使他一度心灰意懒,无心再做生意。直到晚年,他才重整旗鼓,再度经营查家钱庄——义庄。

二、金庸之父查树勋将1000亩水田充当本族义田,周济宗亲,兴办教育
  
查氏义庄始建于1825年,办理赡赈业务,周济宗亲,兴办教育。查氏将1000亩水田充当本族义田,查氏子孙将其视为祖产,请地方官将其另立户名,登记注册。这些义田是上好良田,旱涝保收。扣除赋税及损耗,一般每年可收租谷3500石,将其变卖成银元,再由管理人员买米,按月发给族人。每到秋收,查树勋视年成好坏,给佃农减租或免租。他还从义庄拿出一笔钱,兴办了龙头阁小学,作为龙山学堂的分部,孩子们均免费入学。本镇金竺庄有个穷秀才的儿子杨德举考取了震旦大学,穷秀才乐极生悲,激动之下竟然心脏病发作死亡。查树勋听说后,带着管家前往,买了一副上好棺材,从查氏田地中划出一方换来墓地,择日安葬了杨秀才,费用从义庄支付。几日后,他又让人送给杨德举一笔钱,作为其学费。





1914年,查树勋娶19岁的徐禄为妻,徐禄是大诗人徐志摩的堂姑母,即徐禄是徐志摩之父徐申如的堂妹。徐禄读过私塾,不仅知书达理,喜弄诗文,而且思想开明,作风民主。闲暇时,她总是手不释卷,研读把玩,读书成为其怡情消遣的方式。查树勋与徐禄感情甚笃,先后生下五子二女(即良铿、良镛、良浩、良栋、良钰五子,良绣、良璇二女),金庸是老二。1937年,日军侵入江南,他的家乡惨遭轰炸,查树勋夫妇带着全家逃难,徐禄得急性痢疾病亡。当时,13岁的金庸尚在嘉兴读书。

金庸的继母名叫顾秀英。11岁时,顾秀英押给查家当丫环,起先伺候金庸的祖母。徐禄病亡满3年后的1940年,查树勋续弦再娶,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先后生下良铖、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顾秀英是位贤妻良母,对丈夫唯谨唯慎,处处谦让;对前房和亲生的儿女,没有亲疏之别,给予同等的母爱。解放初,查树勋早逝。1958年,在无粮无柴的岁月里,她卖掉了所住的两间老房以维持生计,不料被诬以“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罪名,遭受了三日三夜的毒打。回到家,她对儿女们说:“什么苦我都能忍受,只盼着养大你们,有书念,对得起你们早死的父亲。”顾秀英于1989年去世,享年77岁。

查树勋对金庸相当怜爱,同时对他给予厚望。有一年圣诞节,他送给小金庸一本查尔斯·狄更斯的著作《圣诞颂歌》作为圣诞礼物。此书讲的是一个冷酷的守财奴的故事。在一个圣诞之夜,守财奴史克鲁奇遇到了从前与他合伙的一个死者的鬼魂,鬼魂告诉他,将有三个圣诞精灵带他外出游历,接下来就开始讲述他的这三次游历。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小金庸,直到成年,他还把此书带到身边,每当圣诞夜就拿出来读上几页。

查树勋看到儿子一天到晚看书,不喜欢运动游戏,体质羸弱,很担心,便常带他去野游,带他放风筝、骑自行车。但金庸对这些兴趣不大,只是敷衍了事。无奈之下,查树勋想到了妹妹查玉芳,她爱好舞剑,便将金庸交给她管教。查玉芳常和天南海北的女侠聚会,金庸耳染目濡,也喜欢起武侠小说。他后来所写的众多武侠小说中,那众多女侠展示的那些剑式名称,很多是听姑妈和她的侠友们讲的。



三、邓小平会见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镇反”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杀、关、管”三管齐下。由于杀人批准权力下放,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查树勋因为儿子在香港,自然被扣上有“海外关系”的帽子,连同不法地主罪名一并审查。

不久,查树勋被列入“管”的名单。1951年1月后,从上到下捕杀反革命分子的进度加快,他被升格为“关”的对象。镇压人员组织村里人揭发其罪行,可他一贯行善积德,对村民友好,且年年资助穷人,所以没有一个人控诉他。最后邻村一个残匪揭发他窝藏枪支。于是,他进入“杀”的名单。给他罗织的罪名有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等。其实,“抗粮”是谬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征收公粮,因为粮食在佃农手里,佃农自己交了,查树勋家所交的粮就少了。至于“窝藏土匪”,指的是顾秀英弟弟(浙南山区残匪)曾在其家躲藏了几天。“图谋杀害干部”指的是那支手枪招来的莫须有的罪名。许多年后,金庸大妹查良琇说出了那支手枪的真相:继母顾秀英弟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将一支手枪偷偷藏在姐姐家后院的粮库内。这事查树勋夫妇并不知晓,压根就没见过。不料,顾秀英弟弟把此事泄露给自己的同道。

1951年4月26日,查树勋被从监狱里拉出来,对照姓名、照片后,不换衣服,不赏酒饭,五花大绑甩上刑车,即开向袁花镇查树勋所办的龙头阁小学的操场。到达操场后,4人一批,立即枪毙。金庸继母事后才知道消息,强忍泪水来收尸,只见丈夫横尸操场边的田埂上,身下一滩血。妻儿们把遗体拉回家,连夜掩埋,不敢留有坟头。

顾秀英坚信丈夫是无辜的,在丈夫死后的30多年里,多方申诉,为其平反而奔走。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邓小平接见金庸之后,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金庸之父查树勋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树勋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1985年7月23日海宁县人民法院就查树勋重判案的《刑事判决书》云:“原判认定查树勋在解放后抗粮不交,窝藏士匪,图谋杀害干部以及造谣破坏等罪行,均失实。至于藏匿枪支一节,情节上与原判的认定有很大出入。本庭认为,原判认定查树勋不法地主罪的事实不能成立,判处查树勋死刑属错杀。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撤销海宁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34号刑事判决,宣告查树勋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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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宪法-
“金庸的父亲查树勋(又有作查枢卿 、查懋忠),是1951 年 4 月 26 日作为反动地主被枪毙的。行刑的场地,就是他自己兴办的小学的操场。

后来有关方面纠正了错误。这件事距离今天已经六十多年了。

这是金庸的一大伤心事。只因为他前些年自己公开写了这事,不然,我也感觉不忍心说。

查树勋先生是不是地主呢?是地主。

众所周知,他的家族,是浙江海宁当地的名门望族,祠堂上还挂着康熙皇帝亲笔写的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到金庸出生的时候,家里据说已经没落了,但还是有3600多亩土地,100多户佃农。金庸弟弟的回忆里说,家里的宅子是五进的大院,有90多间房子,有大花园,在镇上还有钱庄、米行和酱园店。


但金庸的父亲还不是个普通的土地主,而是受过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

查树勋生于1897年,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的毕业生。

因为现在没有这所学校了,大家可能不了解。震旦大学和后来的复旦大学渊源很深的。后来马相伯先生办复旦大学,意思就是要“复兴震旦”。(另一说是来自于《卿云歌》)

建国后,震旦大学被肢解了,院系被分散并入复旦、交大、同济等学校。

其实,不但父亲是个高材生,金庸的两位伯父也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的二伯是当时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大伯是清朝的秀才。

在当时的落后的中国,查树勋是典型的精英,中西结合的人物。据称他曾鼓励金庸说,你表哥徐志摩读剑桥,你以后也要上剑桥。

有一年圣诞节,他送给小金庸的礼物是狄更斯的一本小说,叫做《圣诞颂歌》,内容是讲一个冷酷的守财奴,受到了精灵的启发,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人。这本书对金庸的性情、人格影响很大。

想想看吧,一个出生于19世纪的中国的父亲,给孩子过圣诞节,送礼居然能送出狄更斯的小说来,还不是《双城记》《雾都孤儿》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而是到今天大家都不太熟悉的《圣诞颂歌》。

你能看得出这个父亲的视野和文化品位。到今天,我们很多父亲都送不出这样的礼物来吧。

说到这里,很惭愧,出版社送了我一套《圣诞颂歌》,到今天都没拆开来读。


查树勋在乡里办了不少好事。在我翻找的有限资料里,没有发现恶行,而是有不少赡赈、办学之类的义举。

比如他晚年花大力气办“义庄”,出力周济宗亲,兴办教育。他给金庸送书,让儿子不要做冷酷的守财奴,他自己似乎也在努力做些善事。

根据《文史月刊》赖晨文章介绍,查家把 1000 亩水田充当本族“义田”,请地方官把这些田另立了户名,登记注册。

这些义田是上好的良田,旱涝保收的。扣除赋税和损耗后,一般每年可收租谷3500 石,变卖后按月周济族人。每到秋收,查树勋会视年成的好坏,给佃农减租或免租。

查树勋热心办学校,从义庄拿出了一笔钱,兴办了龙头阁小学,孩子们均免费入学。让人感慨的是,他后来就是在这所小学的操场上被枪毙的。

当时他们镇的金竺庄上有一个穷秀才,叫杨良丰,儿子杨德举考上了震旦大学,杨良丰太过激动,发病死了。由于家里太穷,只能用破箱子改了棺材,遗体停在房里。

查树勋听说之后,带着管家前往,重新给杨秀才置办了棺木,从查氏的田地里划了一块作墓地,从义庄出钱安葬了杨秀才。之后又资助了杨德举的学费。杨德举毕业后曾在南京银行任职,后来又任四川凉州行署专员。


变故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

当时“镇反”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搞“杀、关、管”。镇反人员组织村里人揭发查树勋的罪行,但他一贯为人很好,周济乡里,受到尊敬,没有人揭发他。最后,邻村有一个残匪出来揭发他窝藏枪支。

最终给他罗织的罪名是四个: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造谣破坏,决定以不法地主罪,予以枪决。

“抗粮”是怎么来的呢?目前看到最详细的解释,是1948年解放前,当地受了灾,国民党政府又要抓粮,催征催收。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农协会组织“抗粮会”,不给地主交租。查树勋是地主,当然也成了“抗粮”的对象。

很快,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收公粮,查树勋的粮在佃户手上,自己的义庄便少交了。所以说他“抗粮”根本是个错误。后来80年代纠正了。其它的几项罪名也都是不实的。

1951 年 4 月 26 日,查树勋被枪决。当天,不换衣服,不赏酒饭,绑到龙头阁小学操场,4人一批,立即枪毙。人被处死后,妻子顾秀英才知道消息,赶来时丈夫已横尸操场边。妻儿们把遗体拉回家,连夜掩埋,不敢留坟头。

后来几十年间,顾秀英一直多方奔走申诉,称丈夫无辜。

金庸当时正在香港《大公报》上班,听到消息,悲痛万分,哭了好几天。很多年后,他在自传散文《月云》里回忆了这件事: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宜官”就是金庸的小名。


30年后,金庸的父亲得到了平反昭雪。

1981年,邓小平有了那一个著名的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很快地,7月18日,他接见了金庸,地点是在大会堂福建厅。交谈中,他提起了金庸父亲的事,表达了歉意,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后来居然有文章说,金庸“残忍”,连这种事都算了,没人性。 我怀疑这人不是地球上来的,是外星人,没有地球人的脑子和判断。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又隔了30年,不算了你怎么办呢。

这一次大会堂的接见后,浙江海宁当地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调查组, 对金庸父亲查树勋30年前被杀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树勋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1985 年 7 月 23 日海宁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称:“原判认定查树勋在解放后抗粮不交,窝藏士匪,图谋杀害干部以及造谣破坏等罪行,均失实……本庭认为,原判认定查树勋不法地主罪的事实不能成立,判处查树勋死刑属错杀。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撤销海宁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34 号刑事判决,宣告查树勋无罪。”

那一年,查树勋的妻子顾秀英73岁,她在生前看到了丈夫的平反。4年后老人去世。


最后说一句,金庸的小说里,主人公的父亲总是缺位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找爸爸。大家可以去读熊太行的相关文章。

杨过找爸爸,乔峰找爸爸,段誉找爸爸,虚竹找爸爸,石破天找爸爸,张无忌找义父。所有人都在找爸爸。

在写这些小说的时间里,父亲当年送给他的那本《圣诞颂歌》,他一直带在身旁。(完)

参考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侠坛巨擘:金庸与新武侠小说研究史料辑》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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