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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讲述中国儿童性侵案的电影,是近期最好的时评

这部讲述中国儿童性侵案的电影,是近期最好的时评

这部讲述中国儿童性侵案的电影,是近期最好的时评
http://dajia.qq.com/original/24persecond/xy20171125.html

徐元

这部讲述中国儿童性侵案的电影,是近期最好的时评

2017-11-25我要分享 0
导读
这部电影(及其创作者)本身让人肃然起敬,而且,它还挽回了电影、中国电影的一丝荣光,证明了电影何以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一)
《嘉年华》是一部国产文艺小片,这个周五上映。之前一天,爆出了北京某知名幼儿园涉嫌虐待、猥亵幼儿事件。而《嘉年华》的故事,讲的也是一桩儿童性侵案。这当然是巧合,可又好像冥冥中有某种感应,叫人心悸。
《嘉》取材的,其实是前些年的各种“禽兽校长”案,加以杂糅、提炼,拍得冷静克制,不去展示施暴的场面,也没有交待侦讯的细节。影片致力表现的是,伤害发生之后,受害者的生活和生命,是如何土地荒漠化一样不可逆地被改变的,以及,在吾土吾民之中诞生这种邪恶的社会机制之所在。简而言之,《嘉》不是一部犯罪—律政电影,它的敏锐、勇气、洞察力,不要说跟愈发回避现实、热衷怪力乱神的主流国产片相比,哪怕是放到一众文艺片里,也算得上是“一个人,没有同类”。
《嘉年华》剧照
《嘉年华》剧照


(二)
影片的主角是两个女孩:小文,六年级学生,是两位受害者中的一个,12岁,单亲家庭里的孤僻孩子;小米,宾馆服务员,是唯一的目击证人,15岁,没有身份证的黑户童工。案发当天,小米替开小差的前台同事值岗,给同车前来的一个中年人和两个小女孩办理了两间房的入住手续。后来,她还看见了中年人如何跟孩子推推搡搡,闯进了房间。
两个女孩第二天悄悄回校上课,时隔几天,另一位受害者新新,才在母亲的盘问下说出了当晚的事。两个孩子接受妇科检查,公安立案。然而由于嫌犯拒不认罪,破案的关键变成了是否有人证物证,证明他当晚确实进了孩子们的房间。故事的重心于是又倒向了小米——案发后,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她隐瞒了自己知情的事实。
《嘉年华》剧照
《嘉年华》剧照
影片真正着力的题旨这才显形。它并不是一起“法治进行时”式的案件复盘,而是仔细地关注小文和小米这两个被伤害的少女,如何在自己的惊惧迷惘中、在外界的麻木虚伪中,继续自己受损的人生。
虽然父母离异,但小文大略上仍然应该归为城市中产阶级。而小米,冒充成年人,其实还没年满16岁,已经离家三年之久,流浪了“15个地方”,她之所以喜欢这个滨海城市,在于此间的气候,暖和到要饭的都可以睡个好觉。影片中有一句很要害的台词,出自她的前台同事、“莉莉姐”之口:“还是不是雏儿?”“有老板愿意花大价钱。”——小米没有正面回答,但我们能猜到,她很可能有过和小文一样、甚至更糟糕的遭遇。
所以,从一开始,她就对中年汉子带着两个小学生来开房充满了警惕,又适时地把关键视频用自己的手机转录了下来。可是,我们在此后看不到她对受害者有多少同情,她并不愿意为她挺身而出——除了由于自己的黑户身份所致的胆怯怕事之外,恐怕还在于她对城里的、有钱人家的不检点女孩子,有着一份敌视鄙夷。
这正是《嘉年华》真正锋利的地方。女性被侮辱、被伤害,其中一大部分恰恰来自于同性,正如小文被带去医院检查,妈妈第一时间就给女儿来了狠狠的一记耳光,其后又把她的漂亮衣服撕坏,把她的漂亮长发剪掉。


(三)
可是,小文为什么会是一个胆敢不回家的野孩子呢?因为这位不靠谱的母亲经常外出不归,对孩子不闻不问,并且分明还在孩子身上倾注着对前夫、对婚姻、对人生的怨毒。
另一位受害者新新的情况似乎很不一样。她的家庭完整,父母都很体面。可是,施暴者是恰恰就是她的干爹(因为新新父亲为了要攀附这位大人物)。案发后,这对父母、尤其是这位看起来也是成功人士的父亲,竟然转而决定私了,还美其名曰“为了孩子”,“免得将来被指指点点”。反倒是小文那位潦倒寒酸的父亲,尚有一丝血性,为了“公道”而拒绝了。
《嘉年华》剧照
《嘉年华》剧照
不过,小文爸爸也完全不是《老炮儿》或《飓风营救》里的那种神勇老豆。他当然没有一腔义愤地去找仇人玩命,甚而连照顾自己都很吃力,无怪前妻叫他“窝囊废”——是的,电影评论界时不时会指摘某导演患有“厌女症”嫌疑,而《嘉年华》的创作者,自编自导的女性电影工作者文晏,似乎则有“厌男症”。全片没有一个男性角色是好人,连小文和新新的同学里,跳出来做反角的,也是一个戴眼镜的胖男孩。
更说明问题的是刑警队长“王队”,其扮演者李胜男面相刚毅,是影视剧里的军人、警察专业户。而在《嘉年华》里,他也延续了一贯的形象,十足是个干练专业的公安硬手。但在最终影片结局,王队真面目被揭开,原来是个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坏人——创作者在虚构和现实层面上,对“男权”投下了双重的不信任票。这些父母、警察、官员、叔叔阿姨构成的成人世界,如此懈怠乃至邪恶,无怪乎孩子们屡屡被伤害被牺牲。
《嘉年华》剧照
《嘉年华》剧照


(四)
不过,尾声的两次情节反转(警察和医生替大老板作伪证翻案,以及最后还是天网恢恢),却略显刻意。尽管都有现实原型,但基于影片自身的逻辑和情绪,小米终于交出了录像,故事线就应该完全聚焦在她身上了:她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但她肉身却已经且还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样悲剧感才更加沉甸甸。而那边厢,小文的创伤已经无可挽回,迟来的正义之结果,大抵不过是新新父亲所言的,“他坐几年牢出来还不是一样的呼风唤雨”(想想那个臭名昭著的“宿嫖幼女罪”吧)——所以,小文的情节线戛然而止,让观众自行咀嚼,批判性才会更强。
然而,文晏这种疑似画蛇添足的处理,也自有道理。她跳出了自己此前一贯的克制,换用一种新闻纪实体形式,重现了真实案件里发生过的丑陋翻转,大约除了有一部分基于剧作创作上的“规定动作”外,这种处理,更可以看作是她对各种屡见不鲜的不堪现实的厉声谴责,不鸣不平。就一位新导演而言(本片是她的第二作),这是一种可贵的莽撞、一种可敬的决绝。
《嘉年华》整体而言,有着鲜明的西欧自然主义社会写实电影的气质,因而坊间说它很像达内兄弟的作品。而它的最后一幕,却散发着浓烈的南欧式魔幻气息。沦为雏妓的小米,砸开枷锁,骑着电动车,在高速路上遇见了她一直钟爱的那座巨型梦露塑像。她穿着和梦露一样的白色连衣裙,和梦露一起奔向未知的未来。
《嘉年华》剧照
《嘉年华》剧照
这是一段非常有“电影感”的段落,跟之前的剧情和情绪相比,明显也有跳脱——真正的达内兄弟,恐怕会让剧情停留在小米需要在留下来或是换一个地方流浪中做选择,但总归都是无解的悲怆。然而,比起这种在创作上显得更高级更理性的处理,文晏安排的结局更开放、更有温度、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和撞击(因为暗示小米的生存或毁灭都说得通),也就更彰显了女性创作者的感性和别致。

(五)
《嘉年华》不是无懈可击的神作电影,但它的克制、对中国儿童性犯罪现实的冷峻观察,又和它的出格、对男权社会种种黑暗的决绝死磕,形成了冰火两极,它们碰撞出了一股激越的能量,虽然只是一束细细的光,但已然具备了“毁坏这铁屋子”的力道。
在一系列幼儿园虐童、低端劳动力迁出等事件的映衬下,《嘉年华》成了一则及时而深刻的时评。这部电影(及其创作者)本身让人肃然起敬,而且,它还挽回了电影、中国电影的一丝荣光,证明了电影何以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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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这部所谓中国版《熔炉》里,我看到的也只有绝望


褚汉辰
11.25 13:12
阅读 9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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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性侵事件被爆出第二天,恰逢讲述儿童性侵题材的电影《嘉年华》在全国院线上映。




在事件爆出当天,微博“红黄蓝”的热搜急速被撤下,随即章子怡微博率先发声,微博提到的“三种颜色”随即成了当晚微博的爆炸性热搜,微博话题能够到“爆”的程度的,印象深刻的几次是乔任梁的死亡和王宝强的离婚。







而让人唏嘘的点不在于此,而在于直到央视和人民日报发声之后,其他媒体才敢跟进,公众人物也才敢发声,而发声的方式,也都采取了转发章子怡微博或媒体微博这种最不担风险的做法。

是的,民怨沸腾了,微博话题爆了一个又一个随即被压下一个又一个,而本应该随之开启深度调查的记者们,本应该发声的公众人物,本应该爆炸的舆论场,此刻空空如也,是死寂一般的沉默。

这怨不得公众人物也怨不得媒体们,根源在于何处,这篇文章已经无法继续再说下去了。

随即官方发声了——自然,也是官方的渠道。正如携程亲子园的虐童事件发生之后上海妇联的发声“强烈谴责”虐童行为而只字不谈幼儿园本身的背景,半个月之后公众依然没有等到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的结果。




随即各种辟谣来了,官媒说不要轻信谣言,但讽刺的是随即下架了几个自媒体所发的对家长采访的视频——如果谣言不可轻信,为什么事实也要被屏蔽呢?

好的,说回电影。

《嘉年华》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是公安局调查小文受到性侵案的王队请来了省人民医院的专家为小文做鉴定,小文和小文的父亲懵着被拉去鉴定,而小文的父亲发现走廊里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他本人还不知道鉴定结果,几位专家宣布了鉴定结果:无损伤痕迹,受侵害事实不成立。

而在这之前电影早有伏笔:侵害小文的刘会长和办案的王队拿钱、拿权向小文的父母和律师施压,甚至威胁他们不配合就要搬出现在的房子。




电影能够公映,影片最后自然给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局,小文沉冤昭雪,刘会长落入法网。

然而正如曾在中学时受老师性侵而自杀的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在她半自传形式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说的,“如果你读完后感到一丝一毫的希望,我觉得那是你读错了,你可以回去重读”。

电影最后,在旅馆打黑工的小米勇敢揭发了事实的真相,而在广播中听到小文的案件得到公正判决后的她,也从本打算援助交际的旅馆逃出,拖着白色长裙骑着摩托迈入一个看似光明的未来,正如电影的英文名《Angel Wears White》




影片能触及这个题材,达到这个深度,已经非常了不起,然而我忍不住想问:

如果影片女主角小米收集到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呢?那是不是官方就可以继续辟谣、把原本的事实打造成未经证实的谣言?而更可怕的是,如果官方明知事情的真相,却依然选择站在了恶魔那一边呢?最恐怖的,是恶魔本身,就来自于不可说的力量,我们是不是还能只认一个“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的道理?

影片中小文的冤情昭雪路径是回家后告知家长,医院检查,立刻报警,公安寻找证据。但现实中发生的是,却是在微博曝光,删帖,民怨压不住而媒体依然噤声,官方回应,这才立案。

知乎和豆瓣欢呼,我们有了自己的《熔炉》。

然而不管《嘉年华》的艺术价值是否比得上《熔炉》,我只知道,正义可能不仅会迟到,更可能会缺席。

而最可悲的是公众甚至不知道究竟它有没有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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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很魔幻现实主义//@Kevin想改个名字:反而觉得有了这个,结尾更好了,明明知道是假的,但是那种荒诞感太强了。//@公元1874: 这是整部电影最讽刺现实的地方。//@蓝辑:片尾那儿坏人落入法网的音频是导演为能过审补加的,海外版没有这段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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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性侵害,“不要发一通愤慨就结束了”
原创 2017-12-01 刘悠翔 南方周末

▲文淇饰演的小米是性侵事件的目击者,她试图通过掌握的证据为自己艰难的流浪“黑工”生活谋得一线希望。(片方供图/图)

全文共5852字,阅读大约需要11分钟。

“虽然她们还都不能完全理解这个电影,但是要感谢她们,为那些没有发出声音的孩子们发出了声音。”

“这些孩子,当她真的是做非常非常苦的工作,做一个月的工作都不能让你买两件好看衣服的时候,她就非常容易会滑向另一边。”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2017年11月24日,电影《嘉年华》上映第一天,计划排片比例只有1.2%——许多像《嘉年华》这样的小成本文艺片,都受到过如此“待遇”,进而陷入“排片少、没人看、排片更少、更没人看”的恶性循环,最终从院线悄悄消失。

《嘉年华》选择11月24日上映,是11月13日就宣布的。《嘉年华》首映前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事件,客观上使得这部宣传经费紧张的电影知名度大增。上映首日,《嘉年华》的上座率高达17.8%,超过当天所有排片更高的电影,避免了“影院一日游”的命运。随后几天,《嘉年华》的排片比例逐日升高。

2017年11月25日晚,导演文晏凭借《嘉年华》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这不仅是中国的故事,也是全世界正在发生的故事,”文晏发表获奖感言,她在感言的最后提到饰演主角的两位小演员,“虽然她们还都不能完全理解这个电影,但是要感谢她们,为那些没有发出声音的孩子们发出了声音。”
1
“生活中有英雄吗?”
演员耿乐第一天拍《嘉年华》时,导演文晏对他说:“你不要化妆。”

“这很少见。”在耿乐的记忆里,99%的电影演员都是要化妆的。拍戏的时候,他才真正感觉自己被解放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小动作,会揉揉眼睛,抠抠鼻子,经常会碰脸。但是如果你化好妆,这些动作就都没有了,这对于诠释一个很生活化的人物是有伤害的。”

而讲述儿童性侵的《嘉年华》是一部“非常现实主义的电影,它所有的用意都是要还原生活的真实”。拍戏时,素颜出镜的耿乐没觉得自己是在工作,“我换上那个人物的衣服,我就在这个现场当中。文晏导演的要求很明确,很简单,但是很有效。”

文晏挑选饰演主角的小演员,也有类似的要求。“她特别怕这些演员去‘演戏’。”耿乐回忆,许多试镜的孩子一来就呈现出演员的状态,文晏为此挑了很久,最终选择了表演经验不是很多的文淇和周美君,“她要还原生活的真实,可能你什么都不演,就在那儿,一个眼神,一个表情,观众已经相信了,这是最重要的。”

耿乐相信,《嘉年华》所有的演员全都处在一种特别真实的状态下。“演员在现场唯一的镜子就是导演,如果这个导演有很高的表演审美,你演员肯定会呈现出特别棒的东西,因为最后‘过’和‘不过’是导演说了算。导演欣赏什么样的表演,最后演员给你呈现的就是什么样的表演。”

初读剧本时,耿乐全程都感到很气愤:“一个弱小的未成年女孩子受到了侵害,但是方方面面都帮不上她。”耿乐想,他作为女孩小文的父亲,也许应该变成一个英雄,来拯救自己的女儿,就像超级英雄电影里那样。

“文晏就说:‘生活中有英雄吗?’我说没有。”耿乐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她说:‘是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无奈的大多数。你说小文的爸爸,作为一个生活的底层,他也没权也没势,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唯一就是通过法律途径去寻找办法,他也只能做这些。’”

耿乐被说服了,不过他希望,临近片尾医生作伪证的那场戏,他可以爆发得再猛烈一点“这口气必须得出出去”。文晏对耿乐说:“你不用出出去,现实生活中多少人的这口气都出不出去。你不用帮别人出气,你只要呈现出这种无力感,这是最重要的。”

“她觉得真实的力量是最大的,”耿乐回忆,“别添油加醋,别有各种煽情和宣泄,她就是把真实本来的面目呈现。我觉得这已经够了。”
2
“很多温情戏,都被导演剪掉了”
性侵发生在电影《嘉年华》的第一个晚上,酒店监控录像里,刘会长推推搡搡地闯进两个女孩的房间。

接着,画面直接跳到了第二天,两个女孩由于上学迟到,站在教室门口挨训。从她们天真的脸上,完全看不出昨晚受害的痕迹。

这段戏有很强的现实依据。导演文晏曾经访问过许多心理医师,听他们讲述被性侵儿童的案例。让文晏颇为意外的是,遭受一次性伤害的孩子,通常就是这种懵懂状态,“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有长期遭受侵犯的孩子,才可能呈现一种特别阴郁的状态。

《嘉年华》没有直接表现性侵,也没有像韩国电影《熔炉》《素媛》那样渲染受害儿童的伤痕和痛苦,甚至始终没有展示过侵犯者刘会长的清晰面目。导演文晏更关心的是侵犯者之外的角色。


▲《嘉年华》没有直接表现性侵,导演文晏更关心的是侵犯者之外的角色。(片方供图/图)

小文的家庭是破碎的,她的父母离异,母亲总是精心打扮自己,显然对物质有着较高的预期;而父亲不修边幅,生活简陋。“什么叫有魅力的男人,成功的男人是有魅力的;什么叫成功,就是有钱。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价值观。”耿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演的这个男人是在社会底层工作,他没有什么很强的事业心,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崇尚的事情就不是这样,觉得这样的人就不对了。所以身处这些人周围的女人也会看不起她的丈夫,觉得他无能。”

拍戏时,耿乐与小文母亲的扮演者刘威葳聊过她的角色。“刘威葳说:‘我可能很爱这个男人,但是我处在这样的社会当中,我没法让这样的男人……这个家我指望不上他。’”耿乐回忆,“这种可笑的价值观,我觉得就是很多家庭问题的所在。”

小文夜不归家遭到性侵,她的父母却是事后才知道。案发那晚,小文的母亲在舞厅跳舞,她或许是“寄希望再找到一个(老公)”,因此渐渐疏于对女儿的管教。

性侵发生后,小文的母亲打了小文一顿,小文离家出走投奔分居的父亲。“他其实是一个不太成熟的男人,自己过得也挺一塌糊涂的,不知道应该对女儿有什么责任。”耿乐分析自己的角色,小文的父亲一年才回一次家。小文被侵犯后来找他,他也是通过律师才知道出了事,“他的转变是,他觉得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女儿。”


▲父母常年分居,对女儿疏于管教。耿乐认为自己饰演的父亲是一个不太成熟的男人,并不知道应该对女儿尽什么责任。(片方供图/图)

小文的父亲拙于表达,只能用一些内敛的方式关心女儿。剧本里写了好几场这样的戏。小文和父亲白天互相不搭理对方,小文晚上睡着时,父亲悄悄走到房门边看一眼。有一天早上,父亲醒来发现女儿不见了,几番寻觅,原来她跑到游乐场,在一个高台边缘上睡着了,一旦翻身,就有可能摔落下来。“这个父亲什么都没说,躺在她的旁边,挡住那个通道,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女儿。”

“其实有很多父亲和女儿的温情戏,导演都给剪掉了。”耿乐的理解是,“或许导演想说,这种爱的缺席,也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

小新的父母,则是主动把女儿送入虎口的。父亲为了巴结领导——刘会长,让女儿认对方做干爹,并且任由刘会长带小新小文出去唱歌玩乐,终于酿成悲剧。事发后,囿于刘会长的压力,小新的父母很快妥协,愿意庭外和解。“这对父母的经济条件肯定比小文的家庭要好一些,他们代表社会中那些循规蹈矩的人,相信靠着一些关系能够使自己的生活更好。”文晏说,“要去反抗这个人,所失去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多。”

现实案例中的父母,还有许多属于第三类。一些参与儿童性侵案件诉讼的公益律师告诉文晏,这些父母身处边远地区,属于弱势群体,“很多家庭不是很有文化,不懂任何的法律程序,对于保护自己完全是无知的。甚至生活中的其他很多方面,他们也是不懂的。”文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以这些公益律师要承担的责任,远远超过法律援助的工作,她们有的还要变成姐姐、妈妈、心理医生,要帮这些家庭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韩国电影《素媛》塑造的父母堪称模范,女儿遭到性侵后,他们举家陪女儿在医院里住了半年,不仅高薪聘请心理医生,父亲还长期扮成卡通人物,以治愈女儿的心魔,需要付出的财力超乎常人的承受。

在《嘉年华》的观众中,梁昕尤其感同身受,她从事教育工作近二十年,是一家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她学生的家长都是中高收入群体,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却仍然教不好孩子。

梁昕班上有个非常内向的孩子,“几乎不听课,也不闹,老师讲老师的,他就不跟着。而且特别不合群,也不是很阳光,什么事都不敢做”。她家访才知道,这孩子家有殷实的产业,但是父母常年在国外,爷爷奶奶又在南方农村生活,“孩子常年跟保姆相依为命,非常可怜。”后来,孩子的母亲放弃了家族企业中的职位,专门陪着孩子,这个学生才逐步恢复正常。

也有特别刺头的孩子,他们的家长“通常教育程度不是太高,要么就不管孩子,要管的时候就一顿打”。“这样孩子就有逆反心理,又不敢在父母面前作,那么就只能在外面作。”梁昕的方法是“以动制动”,让这些孩子多参加游戏、文艺表演和运动会,“他们体力非常好,思维也非常活跃。一起玩非常快乐,时间长了就把我们当作好朋友了。”此时,梁昕再言传身教,教导孩子:在这个社会中,你要想让别人认可,让别人尊重你,那么你也要尊重别人。

因此,梁昕对于幼教工作者虐童的新闻感到震惊:“即使我不做幼教行业,也不是妈妈,我也会关心的。”
3
“现在的孩子过早地进入成年”
电影《嘉年华》中,两个女孩受侵害前点了四罐啤酒喝,从而进一步失去抵抗力。

在警局得知这件事,她们的父母感到震惊,两个孩子才十二岁。“现在的孩子什么不会呀?”警察王队长感叹。

韩国电影《素媛》《熔炉》里的孩子都充满童稚,《嘉年华》则塑造了两个早熟的女孩,小文和小新夜不归家、唱歌、喝啤酒、戴金色的发套、穿“不三不四的衣服”。无论在学校还是家里,这些孩子都摆弄着智能手机。“信息时代嘛,她们能够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利,但是当我们没有给孩子一个好的引导的时候,这也非常容易把她们引上歧途。”导演文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不适宜儿童,比如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暴力和悲剧等等;而在现代世界,儿童逐步走向成年,我们正把这些秘密以我们认为在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给他们。”在1981年的著作《童年的消逝》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这样描绘当时的西方社会。

梁昕批改作文时,能感觉到不同年代学生的巨大变化。“90后的孩子,周记里只去公园玩一玩,去海边散散步,顶多买杯饮料,没有什么额外消费。再往后年代的很多孩子,去瑞士滑雪、骑马、打高尔夫,光门票就是老师好多天的工资。”梁昕回忆,她现在的学生衣服和鞋子都是奢侈品的童装,“他们觉得,我去的地方都是别人进不去的,没有钱进不去。”

“就像文晏导演说的,我们现在都在一个‘嘉年华’,大家关注的其实都是‘亮点’。”耿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我们又没能给出一个大家都能舒服的价值引导。”

面对这个问题,梁昕会先找家长开培训班,教育他们尽量不给孩子配手机,要配就配便宜的。同时,他们开设了一些接近大自然的课程,孩子们不需要门票也能玩得非常快乐,由此引导他们的价值观。梁昕还带孩子们参观一些实体企业,“比如生产面包的车间,面包做得非常好吃,然后让他们看一下师傅在后台是怎么辛苦劳动的。让他知道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是他付出了劳动,而且拥有他的智慧。这样的人是受人尊敬的。”梁昕说,“慢慢他们就知道,要努力地学习,要有一技之长。”

电影《嘉年华》中的城市,海滩上赫然立着一个几层楼高的玛丽莲·梦露雕像,她身着裸肩白色连衣裙,风吹起,裙底春光乍泄。电影开头,十五岁的女孩小米来到梦露脚下,一仰头,就能看见女性裙底的私密。

“现在的孩子就没有那种童年,过早地进入成年,穿高跟鞋、涂红指甲,包括幼女性侵,我觉得真是太可怕了,我就无法想象这么小的年龄……”文晏说。

尽管穿戴早熟,电影里的两个小女孩却缺乏基本的性知识,以至于对于性侵害茫然无知。至今,初中以下的义务教育中没有统一的性教育课程。“过去没有任何性教育,男女同学之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懂,电视里也都是‘干干净净’的。如果你讲男欢女爱的事情,那不是让男生‘变坏’吗?”梁昕拿自己的童年做比较,“现在男欢女爱的电视剧太泛滥了,大人在看,小学生放学都很早,他们也看,要比咱们早熟得多得多。”

然而小学老师大多是女老师,“二十岁出头,又不太好意思跟男同学讲这些事情。”梁昕说,“而专门的性教育,如何让青春期的男孩子接受,这是一门学问,需要专家更深地研究。”


▲《嘉年华》讲述了幼女遭性侵之后的故事。导演文晏凭该片获得第54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片方供图/图)
4
“小文可能长成小米,小米可能会变成莉莉”
除了受害者,电影《嘉年华》也挖掘旁观者的故事。

小米是性侵案的目击者。案发当晚她在酒店前台值班,通过监控画面看到刘会长闯进女孩房间。小米没有报警,她是个没有身份证的15岁“黑工”,警察来了可能会把她一起带走。不过,小米很机警地拿出手机,录下了这段监控视频。

“她本能地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有用?不管怎么着,把它拍下来再说,”文晏说,“她是一个漂泊了几年的小孩,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所以她的一种基本生存状态就是:‘这边发生了什么?’‘这个事我能怎么样?’对身边的东西是敏感和警惕的。”

小米有时会羡慕她的同事莉莉,莉莉20岁左右,打扮漂亮,时常跟男朋友吃香喝辣。在莉莉的指引下,小米听说花一万元可以办一张假身份证,而卖身可以迅速赚钱。

“有很多女孩十几岁就出来打工了,二十二三岁以后就回家去结婚了。她在十六七岁到二十几岁的这段时间,其实是面临重重危险的,有些女孩子直接出来就卖身,有些女孩子是被误导进去,偶尔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文晏说,“当你的生存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它自然而然就没有那么重要。这些孩子,当她真的是做非常非常苦的工作,做一个月的工作都不能让你买两件好看衣服的时候,她就非常容易会滑向另一边。”

在小米犹疑之时,莉莉被一位老板性虐、殴打,光鲜生活背后的残酷展露出来。

“小文可能会长成小米,小米大一点也许会变成莉莉,莉莉可能会成为小文母亲那样的女人……”导演文晏分析片中的四个女性。

影片最后五分钟,这些女性的命运忽然转折。新闻播报的画外音,讲的是刘会长被定罪判刑,受贿的王警官和某医生也被捕,小文一家的正义终于伸张;电影画面中,则是小米幡然醒悟,逃出了卖身场所,骑着电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此时,载着梦露雕像的大卡车从小米身旁呼啸而过。

“那是非常真实的拍摄,梦露、卡车、车队驶过骑电动车的孩子,大家都顶着很大的危险在拍。”文晏回忆。唯一电脑合成的,是梦露巨型雕像的上半身——出于安全考虑,道具组只做了下半身雕塑,上半身的影像都是后期合成的。

“问题已经解决了,但那是电视新闻里的结果。”观众梁昕觉得意犹未尽,“怎么解决的,这个过程我不知道,这个非常遗憾。”

“我觉得把这个案件作为一个载体就足够了,所以我没有去再寻找那么多的案件发生和破案的细节,”文晏觉得那是“商业片的拍法”,观众会专注在某个案件或者某个罪犯身上,“发一通各自的愤慨,然后整个事情也就结束了”,“而我想要达到的效果,可能是让大家真的来思考,所有人都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在这个中间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女性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应受访者要求,梁昕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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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weixin.qq.com/s/gyyW1-G1H1lND3TNcyX7dw

​鄢烈山:电影《嘉年华》群像论
原创 2017-12-02 鄢烈山 南方老鄢



版权声明

鄢烈山原创作品,媒体转载请注明以下信息
来源公众号:南方老鄢  作者:鄢烈山




导读:文晏导演的这部电影11月24日在大陆公映,适逢网上正热议一起幼儿园虐童事件。正是对于未成年人命运的关心,对社会生存状态的焦虑,人们在这部电影里发生了共鸣。

报道说这部非商业大片制作了四年,其中有一年是在改写剧本。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中,能公映已是幸事了。

众所周知,这种性侵事件,在市场化媒体的调查记者们还没有转行的前些年,报道过好多起。电影故事的发生地“滨海市”,海南岛就发生过。正如一些影评者说的,这部虚构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   



本文不想深入分析何以致此,只想简要地评点一下电影描写的主要人物。

最伟大的:维权律师郝洁。史可演的这种角色首先是正义感强,愿意帮助这些弱势群体讨回公道。第二是智慧,与警官王志坚斗智斗勇,终于拿到了关键证据——刘会长强行进入两幼女房间的视频,王队长被逼到死角,真心地说“佩服佩服”。他进而想收买她,让她不要管这种维权刑事案件,愿意介绍经济案件让她挣大钱,被她不卑不亢地拒绝了。这样的律师,我知道不少,如,迟夙生女士。他们的生存环境艰难。

最恶心的:受害女生张新新的父母。这是两堆可耻的人渣。为了巴结领导过上他们想要的日子,让上小学的女儿认刘会长做“干爹”,陪他去寻欢乃至开房。性侵事发后,很乖地配合领导和警官去掩盖,去游说同是受害人孟小文的家长接受私了,还振振有辞:如果去打官司,即使赢了也坏了孩子名声,不如接受赔偿由刘出钱去读“贵族”(私立)学校……



最可恨的:警官王队长。他干尽坏事,极力帮刘会长掩盖强奸幼女的事实真相,包括隐匿证据,威胁宾馆的老板和知情服务员,组织否认被强奸的虚假法医鉴定,企图收买律师。从宾馆老板对他的态度和他对各个当事人的威胁,不难看出,在他管辖的地盘上,他一向是如何黑白通吃的。他作恶,靠的是权力与金钱,这里面肯定有刘会长的合谋,公安机关上头也肯定有人与他沆瀣一气。但是因为“刘会长”虚化了,电影中只有模糊的身影,姑且不论。为什么这个大坏蛋是“刘会长”而不是“刘书记”、“刘区长”呢?至于出席做虚假法医鉴定的妇科专家“赵主任”等,也是些可恶的人渣,因为是一晃而过的人物,不说也罢。



最卑鄙的:“鸡头”小建。服务员莉莉是真心爱他的,与他同居,为他怀孕,他却把她介绍给黄老板陪睡。他说可以帮“黑户”(超生的)宾馆临时工小米姑娘办身份证,开价一万元,当然也有别的办法(说此话时手伸向小米大腿);当小米拿着从刘会长那里搞来的一万元封口费去找他时,他又要一万六千了;电影最后,他介绍小米去做“鸡”。他可不是一般的街头混混。

这里顺带说一下宾馆前台服务员莉莉。这个20岁的姑娘被小建介绍给黄老板陪睡后,如果不是碰上这个性虐待的变态佬,将她打伤,使她辞职回家,通常情况下,她可能被黄老板“包N奶”,也可能做兼职的暗娼,年纪大些再从良过日子。“鸡头”小建是毁她清白的外因。当然,他也是这个社会的产物。



最可怕的:15岁的黑户小米姑娘。她不知自己生于何时,只知是夏天。她没有身份证,也不可能合法地拥有。3年前逃到海滨城市,只因冬天也可以随地睡觉而不必担心冻死。换了14家工作。

其间所受的苦难与折磨不难想象。所以,她很珍惜宾馆服务员这份工,干别人不愿干的任何脏活累活。她也到了青春期,爱美。她并未完全丧失天真,她相信过小建的话,后来理直气壮地责备他“骗人”。她有好奇心和同情心,也关心两个小学女生被带来开房的命运。她用手机录下刘会长强行进入她俩房间时的视频时,还没有被小建“开导”信息可以换钱。这个野性很足的女孩,胆子大,敢去向小建追讨金色假发,敢到刘会长的商会去送讹钱的信。

她非常在意钱,郝律师找她讲真相,必须付钱。这可以理解,生活经验告诉她,只有钱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她活下去,什么正义呀真相呀爱情呀互助呀,通统是骗人的。只有当她被刘会长的打手打得半死,郝律师把她送医,救了她的命,作为“回报”,她才告诉郝律师视频的网络地址。如果刘会长不在乎一万元,不急于找人收拾她,这个案子就没有过硬的证据链了。电影最后,她去卖身,在等待“顾客”时,溜出房间骑摩托逃走了。



显然这是电影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逃走以后怎么办?如果她可以不卖身,还有别的办法,那她干吗接受“鸡头”小建的接客安排?

以社会对她的歧视和欺压,她如果有反社会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她如果被逼走投无路,堕落了,以她的野性和机智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比如,感染了艾滋病而报复社会,这已不是孤例。像左拉的小说《娜娜》写的交际花那样报复有权有钱的男人,倒不算什么,那是针对特定群体的。

不要让社会有绝望群体,有“与汝偕亡”的反社会理由,这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别的角色,这里就不多说了。孟小文的父母,虽然算不上称职的家长,各有毛病,但是正直的,不愿接受私了,在这个社会道德是已高于平均水准了。宾馆的老板虽然缺乏正义感,也不是坏人。



贫富悬殊,拜金主义,人情冷漠,诸如此类社会悲剧,我们在19世纪的欧洲文学大家如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读过不少。那是工业化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和市民社会解体,和民主化过程中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时的乱象。衷心希望中国也能度过这个艰难时世。


——鄢烈山 2017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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