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话题
打印【有0个人次参与评价】

[基督徒] 被“忽悠”去穆斯林国家的年轻宣教士

被“忽悠”去穆斯林国家的年轻宣教士

被“忽悠”去穆斯林国家的年轻宣教士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84fe31bfbd968bc5536
被“忽悠”去穆斯林国家的年轻宣教士
2017-06-22 周主培 基督徒学生联会

华人基督徒大概都听说过唐崇荣的名字,他是著名的华人布道家,大陆很多信徒看过他的讲道视频。然而,他所在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却是一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其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穆斯林人口。根据2010年统计数据,当地华人基督徒有100-200万,占华人总数的30%。今天这里复兴的局面与早年来此的宣教士息息相关,这当中就有一位不太被人所熟知的年轻人——周主培。1949年,时年24岁的周主培被差派,前往印尼从事跨文化宣教工作。

同样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同样是去穆斯林国家,同样是华人对外宣教的先锋,回顾这段历史,聆听当事人的回忆,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两位在巴基斯坦殉道的年轻宣教士的所做所行。

周主培一家三口

蒙拣选的周家

1925年,我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绍兴县,就是鲁迅(原名周树人)的故乡。我们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大家族,父亲信奉道教,母亲来自佛教家庭,神却用奇妙的方式带领我们一家归主。

我幼年的时候,被自己同龄的小伙伴邀请参加教会。当天的主日学老师在教导“神是爱”,“神爱世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我觉得这样的道理很新奇,我向神祷告,祈求神的拯救。此后,我经常邀请其他小朋友一起去教会参加主日学。

不久,体弱多病的母亲生病了,家人用了很多办法医治都没有效果。我问父亲可否请教会的人来给母亲祷告。父亲觉得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同意了,有三位姊妹来给母亲祷告,不久病情好转,并开始恢复进食。此后,母亲相信是耶稣医治了她,和我一同去教会。笃信道教的父亲对母亲信耶稣并不反对,只是他还不能接受。不久以后,我把圣经带回家,他在阅读《约翰福音》后觉得蛮有道理,逐渐意识到耶稣就是成为肉身的上帝之“道”,也表示愿意信主。这样我们一家三口蒙主拣选都接受了福音,因为拒绝参加家族的祭拜祖先活动,我们被周家的族人视为叛徒,从家族的祠堂被除名,并被赶出家门。

周主培父母

少年立志

9岁那年,我患了重病,两周里病情日渐恶化,一直高烧不退。来看病的医生探不到脉搏,以为已经断气,嘱咐家人料理后事。那时父亲不在家,只有母亲承受严峻的考验,她所承受的打击和痛苦难以想象,因为全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我这个孩子身上。此前,母亲希望我将来去上海舅舅的工厂工作,可以接管他的生意,挣大钱。现在看人都要死了,所有美好计划都要落空。母亲哭天喊地的向神祷告:“主啊,如果你让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会让他做个传道人,我现在就把他的生命献给你!”感恩的是,虽然身体已经僵硬、变冷,祷告之后,身体的温度慢慢恢复,又活过来了。

大家都高兴我能从死亡边缘回到人世。母亲却渐渐意识到,这是神的保守。他拣选了自己的儿子,一定有特别的目的。

后来,有人给我看一本翻译的中文书《戴德生传》,我很有兴趣了解他的生平、为人。戴德生的生平事迹让我感到既惊讶又感动。我问父亲: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到我们的国家,建立内地会,向那些不是他同胞的人传福音。为什么我们中国基督徒不到海外去,在别的地方建立教会呢?”

父亲回答的很巧妙:“儿啊,让我们祈求神能使用你做这工作。但愿神恩待你、带领你!”于是一起为此祷告。

那是我奉献的里程碑,那时只有十二三岁,神使用戴德生的榜样激励我献上一生为主工作。

祖国还是天国

在宁波的时候,战火越来越近,每天清晨,都目睹人群背着口粮奔往乡下避难。战事越来越激烈,城中每天都有轰炸。城外的人,或是躲藏在船只附近,或者躲在树下。
日本轰炸机飞得很低,我们从藏身的地方,都可以看见飞机下面漆着太阳的标志。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躲空袭,很多人被炸死,也有很多房屋被炸毁。由于饱受日本人的虐待,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越来越深。

读初中的时候,我加入一个抗日宣传队,到附近的城镇去唤起民众抗日的情绪和对国家的忠心。我们演出爱国话剧,而且积极地鼓吹抗日。到了中学二年级,爱国之情有增无减,曾经一度慎重考虑加入新建立的空军初级生,为中国作战,因为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了。母亲因为我是家中独子,力劝我不应该抛下她,而且她说恩主多次保存我的性命,我的生命是主的。对我而言,这真是一番挣扎,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为国效忠的雄心大志,选择做一名天国的精兵。

主预备婚姻

十八岁的时候,父母就打算为我安排一门合适的亲事。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位不错的小姐。有一天,当我和她一起散步,我跟她表示我的志愿是做一个传道人,一生事奉主。她提醒我,她的家人和亲戚很富有,在商场和事业上很成功,做个传道人,肯定会一辈子贫穷,翻不了身。

她劝我说:“如果我和你结婚,我的家人会立刻提拔你开创一番事业,我们便可以过幸福的生活。”我回答说:“不,我决定跟随主,一生事奉他,顺从他的安排和带领。另外,我们如果真的要结婚,还需要多祷告,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神的计划是为我预备了另一位更合适的姊妹——文田。她是教会的会友,自小在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中长大,中学毕业后,和我进入同一所伯特利圣经学院就读。我们长久以来都是好朋友,虽然读书的时候关系并不特别,但是我已经看到她良好的属灵素质。

结婚合影
神开了我的眼,使我看到她。文田和我就读同一学校,这使我能有更深入的认识。她很高兴接纳我乐意献上一生事奉主的心志,并说即使要去海外服事,她也愿意嫁给我。1945年12月,我们结为夫妇,神计划我们的婚姻,使我们有共同服事的心志,这成为我们美满婚姻的基础,以此来荣耀他。

十里洋场的邀请

我神学毕业后正考虑要去哪里事奉,上海的灵粮堂给我发了邀请,我深感自己的不配,经过再三祷告,就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傻劲,领着妻子和初生的女儿,来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

上海虹口是日租界,有很大的日本海军驻扎区。这时抗战已经胜利,我们聚会的地方是以前日侨信徒使用过的教会。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洋房,楼下可以聚会用,二楼有一个大客厅,并有两家人可住的房间,各套房间都有厨房和卫生设备,我们一家三口就使用较小的一套卧室,另一套由赵世光牧师一家八口使用。

上海虹口灵粮堂
战前,赵世光牧师曾作为海外宣教士在印尼工作过一段时间,那里信徒增长很快,急需传道人。赵牧师问过我的意思,我立时拒绝了,一来不想离父母太远,二来虽然我在上海事奉只有一年光景,却已经跟弟兄姊妹建立了很浓厚的感情,我像一支羽翼丰满的雏鹰,不肯离开温暖的巢远飞。

赵世光牧师是对宣教有很深负担的先驱。他年轻时在上海,在翟辅民博士鼓励下,探访印尼,回来后热切招募年轻的中国基督徒去那里做海外宣教士。他创办了一份《灵粮杂志》,然后成立了“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在日军占领期间,他开始在上海植堂,带领很多人信主,后来又在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建立教会。

与赵世光牧师(右)合影
赵牧师没有因为我拒绝就放弃,他鼓励我继续寻求神的带领。我要求他多给我一点时间为此事祷告。我有点犹豫,因为身为家中的独子,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有着沉重的家庭责任;我怕父母不会同意我往外国去。还记得我要加入空军的时候,曾与他们争论。母亲声称:“等我死了你再去,我活着就不行。”

艰难的抉择

我在祷告中,去印尼的想法越来越强烈,肯定这是神的带领,所以决定顺服,便和父母交待,好征求他们的同意。父亲虽然不愿我和妻子被派到那么远的地方,但是他仍表示谅解和支持,认为我应当遵从神的宣教呼召。我得到他的祝福却又一次面对母亲的反对。

“妈,我必须听从神的呼召,去印尼做宣教士。”

“儿啊,‘作宣教士’是什么意思呢?”

她有点迷惑。她有着中国基督徒的典型思想观念,以为“宣教士”只是指那些蓝眼睛、红头发、高鼻子的白种外国人,中国人怎么能够当宣教士!我耐心地向她解释说:“耶稣的大使命是给所有信徒的,不论他们来自什么国家。”

接着她问道:“印尼是什么地方?”其时,我对印尼了解不多,只知道那里有很多人,大部分是穆斯林,尚未听过福音。

“妈,我必须作个宣教士,介绍他们认识耶稣。”我总结说。

“儿啊,中国也需要你。这里有很多人还没听过福音,需要传道人。况且,你是我们唯一的儿子,我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我要你待在我身边,可以常常和你在一起,听你讲道。如果你离开,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她难过不安到极点,又说:“我知道,我已经把你的一生奉献给主,让你事奉他,但是你用不着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事奉他啊!”我的感觉就如圣经中,当法老终于同意让百姓去,但却强调“不可去得太远”时摩西的心情。

我陷入无助,只能问:“妈,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祷告,把事情交给神决定呢?”

“当然可以。”她同意了。

祷告没有叫事情改变,主却教导我一个新功课:祷告的结果,常常不是改变事情来取悦我们;却是改变那些祷告的心,使他们顺服神的旨意。母亲经过几天的祷告和挣扎后,对我说:“我祷告了,问题仍然存在。但祷告改变了我!儿啊,虽然我心里还是反对,但是我必须顺服神,你可以去,我会为你祷告。如果你活在神的旨意中,就离我近;如果你离主远了,就会离我也远。”我终于得到了父母的同意和祝福,便开始拟定计划,离开中国到印尼去展开拓荒宣教旅程。那时,我没有料到从此与父亲永别,也与母亲分隔三十年!

1949年3月,中国的政局越来越紧张。我和妻子文田带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八个月大的圣惠,从上海乘船出发。父亲到码头送行,母亲则难忍离别之痛,跟我们含泪道别后,留在家中为我们的平安代祷。


初到印尼

那时,中国人的海外宣教工作仍前所未闻,中国基督徒没有宣教装备训练,也没有人教我怎样做个宣教士。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和分享神的爱时,是遵行大使命而来。现在我也承担起主的大使命,到异国他乡把福音带过去。

犹如瞎子一般,我在黑暗中摸索,学习怎样做个宣教士。我们在上海的教会,曾答应提供一点经济支援,但不久共产党进占上海,我们便与教会失去了联系。

抵达印尼
在印尼接应我们一家的是林证耶牧师,他在日军占领印尼以前就在东婆罗洲的达雅克人当中服事,是华人对外宣教的先锋。

我刚来的时候,教会正陷入经济拮据的景况,收入很少。更糟的是我到任不到几个月,林牧师就因与执事之间矛盾辞职了,没有经验的我要独立承担整个工作的重任。这让我颇有点上当的感觉,但此时想要回去已没有退路,只有仰望神的怜悯和带领。

认识风土人情

初到印尼时,我常被清晨一阵阵的钟声,伴随着起伏有韵的男高音惊醒,同工告诉我这是临近的回教清真寺中发出的祈祷声,催促居民到清真寺中向真主祈祷。印尼是一个以回教为主的国家,有80%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

印尼的原住民有四十多种,大多数讲马来话。我初到印尼时,荷兰仍是统治者,那时社会上分为三种人:殖民主义者(荷兰人)高高在上,下层是印尼土人,中国人则夹在中间。中国人和荷兰人互相利用、各取所需:中国人倚靠荷兰人的势力作生意维生;荷兰人则利用中国人替他们办事、做中间商,自己只负责管理。荷兰人走后,印尼人和华人的矛盾日益突出,造成了日后的排华情绪。

印尼华侨分为老华侨和新华侨,他们的穿着、语言、习惯都不同,特别是语言。新华侨主要是说普通话的新移民,以江浙一带为主;老华侨大都以福建人为主,也有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广州人,他们在二战前就在印尼落户,三四代甚至十几代都住在印尼,可说是土生土长,他们说印尼话,生活已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有的与原住民通婚,子女则与印尼人无异,除了保持中国姓以外,生活起居与当地人并无差别。

学习当地语言

作为一名宣教士,要把耶稣介绍给当地人,那就得用他们明白的语言。所以,安顿之后,我就竭尽所能地学习印尼话。

当时教会并没有拨出一笔费用,为我聘请一位语文老师,也没有腾出一段时间,让我专门学习语言。不像西方宣教士,他们有机会用一两年的时间什么事都不做,集中精力学习语言。我只能从工作上学语言,一面尝试,一面改正。

周主培服事的印尼灵粮堂
我因为没有机会正式学印尼话,只有不断地与人交谈,使用想象力来补充新词汇,再混杂着印尼文来说话。学了一段时间,才有足够能力用印尼话和人谈论神。挣扎了不少日子之后,才渐渐掌握了这陌生的新语言。六个月后,我已经能在小型聚会中,用粗浅的印尼文讲道和带祷告会了。

为福音殉道

虽然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是感谢神,他的工作渐渐兴旺,教会渐渐增长,从三四十人,到两三百人,以后到了五六百人。奉献也随之增加,我的生活补贴也大大提高。我们很快就设立了两个布道所,从雅加达差派宣教士到西婆罗洲的山口洋去布道。

我们在山口洋的布道所开始不久,1953年,有一位姊妹叫罗素文,愿意到西婆罗洲做拓荒的工作。这位姊妹非常热心,做事也很勤劳,工作十分有果效,信主的人增加很快,他们在当地买了民房,将它改建成聚会的教堂,那里的信徒以客家人为主。

我被邀请去山口洋参加开堂礼拜,看见神实在恩待那里的工作。不过,神工作,撒旦也不松手。献堂三个月后,我们在雅加达接到电话,说那位宣教士姊妹被谋害了!于是,我和几位同工连夜赶去山口洋,参加她的丧礼。这位宣教士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前两天有人由新加坡邮寄了一包包的单张给她,她到邮局去领的时候,当地人以为是一包包的钱,就杀了她,想抢她的钱。

为主殉道的罗素文姊妹

我知道,作为宣教士是要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然而教会历史上那些曾经流过殉道者血的地方,都被神纪念带来更大的复兴。后来,神赐福了这位姊妹在婆罗洲所事奉的几个教会,教会得到更大的增长。今天在教会旁有一个接待客旅的大楼被命名为罗素文楼,以纪念她的工作。

开始下一站

我在那极其艰难的环境里事奉七年后,这时候赵世光牧师从香港来到印尼,使我事奉的担子暂释。他鼓励我利用这段时间到欧洲或美国短期进修。我祷告中,神清楚指示我到美国去。我那时还不知道神领我离开印尼是要保护我和我的家人,免受牢狱之苦,甚至杀身之祸。在政治环境越来越黑暗和险恶之时,神至高的主权保守了我,好让我在未来的岁月中仍能事奉他。

1956年,我们一家远赴美国,在神学院中深造。神让我看到从香港、台湾过来读书的年轻人,他们对信仰渴慕追求,我亲自驾车,逐一走访北美东岸大学校园,组织学生查经班和团契,后来这些查经班纷纷成立为华人教会。我和几位同工创办了“基督使者协会”,有许多大陆过来的年轻学子在这里被祝福,成为华人教会领袖。

本文节选自周主培自传《骨肉之亲》,有删减

TOP

发新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