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藏身：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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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学愚
本文来源学愚/著《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佛教外交再一次活跃起来，在国际舞台上肩负起政治宣传的使命，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组成部分。
宣传中共政治，维护国家统一
50年代，中国外交困难重重，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中国受到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60年代，中国又受到来自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攻击。为了打开外交大门，中国政府积极开始公共或民间外交，在世界各地广交朋友，佛教外交由是应运而生。佛教外交一方面紧跟中共政治，倡导世界和平，反对武装侵略，另一方面又大力宣传中共政策、特别是宗教政策，寻找国际友人对中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建国之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改造运动，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等，所有这些都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宗教及人权的普遍关注和不满。为了有效地化解国际社会的疑虑和不满，澄清各种不利于中共的传言、宣传和证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当性和实在性，中国政府不但支持、而且一手促成了佛教外交，使之成为中共官方和公共外交的一部分。
毛泽东会见第十世班禅
1952年3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中有许多是来自亚洲国家的佛教界领袖。3月16日，出席会议的中国佛教代表邀请与会的缅甸、锡兰、日本、泰国、越南的佛教代表，前往北京市广济寺出席座谈会，让他们了解中共宗教政策、商讨世界佛教徒团结等问题。圆瑛向在座的外国佛教界领袖，介绍了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及其落实，以及中国佛教徒在新中国政治、社会乃至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圆瑛告诉这些佛教领袖，中国政府正努力保护佛教文化古迹，给予僧尼生活补助，修复荒废寺院。他说：
这说明宗教信仰自由，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新社会里是能够获得的。因此中国佛教徒都能够非常安心过他们自己的宗教生活，如讲经、修定、祈祷、培养僧尼和一般信徒的精神教育则一直在各地分别举行，并无间断；佛教习惯、佛教清规，也都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还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如《现代佛学》、《觉讯》等杂志，来研究佛理。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加强佛教活动的计划。
周恩来与中国佛教副会长赵朴初
圆瑛只字未提土地改革中，成千上万佛教寺院被没收或征收、数以万计僧尼生活无着落等现象。这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而是因为他不可能在外国友人面前具说所见所闻。不但如此，他还要为国家服务，宣传政府宗教政策的英明。圆瑛在这些国际佛教友人面前，展现了中国佛教正受到政府的保护、欣欣向荣的面貌。他说，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凡是政府做的事，都是对人民有益的；佛教徒因此也在做对人民有益的事，与人民打成一片，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喜饶嘉措在发言中高度赞扬中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他甚至认为，只有在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这种自由。享受信仰自由的中国佛教徒，热爱祖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
《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
学愚/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中国佛教界领袖的亲身说法，足以使这些外国佛教领袖相信，佛教在中国不但没有遭受到破坏，反而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展，完全不同于外面谣传的那样。再加上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更使他们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佛教的尊重。许多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把这种友谊和尊重带回自己的国家，向他们的人民宣传中国，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锡兰代表团团长达马拉塔纳随后发表谈话，高度评价了锡中两国的历史友谊，赞赏中国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保护佛教的实践。他说，在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不但不保护佛教，还在寺院驻军，破坏佛教文化。民国时期，锡兰曾经派三位法师到中国参学，但是，他们在中国得不到任何帮助，也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达马拉塔纳说，现在不一样了，锡兰佛教代表团受到中国政府的上宾招待，远超过他在自己国家得到的待遇。这就充分证明，中国政府尊重佛教。
对于这些外国佛教领袖来说，中国佛教领袖的“现身说法”远远要比政府的宣传更为有效；而外国佛教领袖的宣传，将更容易让其本国佛教徒相信中共及其宗教政策。当然，中国佛教领袖不会承认自己是在为政治服务，恰恰相反，他们相信，作为佛教徒，他们之所以能参加这样的会议，完全归功于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以改造佛教的方式保存佛教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一直甘愿扮演政治工具的角色。这或许与佛教的哲学思想和传统有关。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佛教在被利用的同时，也为自我的生存和发展开拓了空间和机缘。新中国成立后，佛教同其他宗教一样都受到致命的摧残，失去传统赖以生存的社会因缘。在宗教鸦片论和消灭宗教的口号声中，佛教生存的唯一价值和理由就是为社会政治服务。也许当时的中国佛教界、特别是佛教界领袖看到了这一点。为了佛教的生存，他们一方面倡导佛教徒走入社会，成为生产劳动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力强调佛教国际友好往来的传统和其在当代的意义，积极开拓佛教外交。他们的努力可算一举两得，即佛教在服务国家、拓展外交同时，为自己赢得一些生存空间，使濒临灭亡的佛教苟延残喘，保存了部分寺院和人才。
文革时期，在学习班中接受再教育的僧侣、道士与尼姑
建国以后，中共虽然没有公开宣称要消灭佛教，但是经过无数次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僧团失去赖以为生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佛教已经奄奄一息。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但是出于政治和外交需要，在对外交流和宣传时，他们总是声称，新中国的建立和人民的解放，给予中国佛教以涤瑕荡垢、重现光明的机会。或许是由于中国佛教过于藏污纳垢、腐败，根本经不起如此致命的改造，濒临灭亡。成千上万的寺院被政府征收或没收，数以十万计的僧众消失在社会大众之中，自行灭亡将是中国佛教的命运。但是，面对西方国家或外国媒体对中共宗教问题的质疑乃至指责时，佛教界领导总会及时站出来加以反驳，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
1954年初，巨赞在China Reconstructs上发表文章，对有关“中共消灭宗教”言论进行了反驳。巨赞重申，在中国没有寺院被破坏，没有出家人被赶出寺院，亦没有僧尼被迫结緍，所有这些指责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或许在巨赞看来，所有这些，如破坏寺院、僧尼还俗、脱离寺院，都是僧尼自觉自愿的，与政府的政策无关。
文革中遭受摧毁的佛教寺院
在当时的中国，虽然政府没有直接发动旨在消灭宗教的运动，但佛教受到破坏、僧尼还俗转业、僧团瓦解，应是事实。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不可能不知道当时佛教的状况；他们有时也为此向政府提出一些改正建议，而大多数情形则是要求佛教徒体谅，接受这样的事实，并多作自我检讨。那么，这些领导为甚么还要出面否认来自海外的指责呢？原因或许有很多，但大概主要有二。首先，内外有别，这是中国内政和人民的内部事务，任何反共和反人民势力的介入和指责，都要受到属于人民一部分的佛教徒的强烈反对。其次，在中共看来，佛教在当时已失去任何可资利用的社会和信仰价值，其主要生存价值就是佛教外交，佛教徒的作用就是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国家的利益。
佛教外交为中国佛教提供了服务国家的机会，由此展现了佛教的时代价值，从而为自己创造了一线生存的希望和空间。为了政治外交、为了接待外宾，中国政府修复或开放了一些寺院，如五台山、峨眉山、白马寺、少林寺、玄中寺、广济寺、雍和宫、法源寺、灵隐寺、玉佛寺、六榕寺等。这些寺院或有悠久的历史，或与海外佛教、特别是日本佛教有着历史和文化渊源，成为中国佛教协会接待外国代表团或个人的定点“参观圣地”。这些寺院的修复和保存，为佛教保留了一线命脉，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佛教恢复的重要基础。5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60年代，国内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应邀前来中国参观访问的外国友人也越来越少，为外国友人而开放的寺院也就越来越少。正如北京市的一些喇嘛所说：“宗教信仰自由主要是给外国人看的，北京没有外国人，早就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了。”上个世纪60年代，当佛教在中国失去最后的外交价值时，也就自然地被政府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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