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南京军区原党办秘书秘书回忆：破四旧 立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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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不加引号），由下而上（这是官方说法，实际是由上而下）地在中国的神州大地上拉开大幕。我的家乡江苏扬州，江苏中部的一个小城，距北京1000多公里，也以慢半拍的节奏与“祖国的心脏”共振。
那年，我13岁。
文革是什么东东？谁来革命，革谁的命，当时好像谁都知道，现在看来其实谁也不知道。那年的夏天很热，广播里天天喊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破四旧，立四新”（规范文字：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反之为新），理直气壮地引导着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破坏现有社会秩序上。
小狗跟着大狗叫。扬州学北京、学省城，工人成立了赤卫队（仿红军时期的工农赤卫队命名），学生大都成了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小兵。开始的一拨是黑字兵（袖章红底黑字），这是个亚官方的组织，背景是尚在运转的江苏省委，当然也包括扬州地委。
1968年的麦收时节，在江苏省金坛县的朱林公社，江苏省委的一位领导（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边劳动边接受批判期间，写了一份题为《向毛主席请罪》的检讨书。文中披露这是江渭清（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授意：“他要我立即组织红卫兵，以保护所谓革命秩序。我连夜动员自己的子女，组织他们的同学，搞起中学黑字兵。因为人太少，还动用了专政工具，公安学校的学员伪装红卫兵，来旧省委门前保驾。后来，我还多次和他们接触，蒙蔽他们，要他们控制领导权，说什么‘当仁不让’。”
因为所以，加入黑字兵是有条件的，家庭出身是门槛，德能勤绩都在考察范围。我的小舅赵永安（现为扬州市聋哑协会主席）刚刚从聋哑学校毕业分配到扬州市包装用品厂工作，也参加了的赤卫队。他曾用哑语（手势）形象地为我释疑：“红小兵是红卫兵的弟弟，红卫兵就是以前的共青团，红小兵就是少先队，叫法不同了，你连这个都不懂！”
破四旧，是黑字兵们在文革大课堂上完成的第一份作业。他们像一群又一群的缉毒犬，在大街小巷里兴奋地搜索着附有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合称）气味的物品。各色老字号店铺被轮番光顾，挂了几十年的金字招牌烧了个一干二净。扬州梅岭上的史可法（清朝末年守卫扬州城的大英雄）衣冠冢被扒了，翠园路口和军分区北侧的洋教堂被冲了，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屋顶的十字架拉了下来。扬州历代盐商们、官员们、员外们留下的豪门深宅，大多有精美的石刻、砖雕、瓦饰，转瞬间也灰飞烟灭。
当年的红卫兵李西宁同学（现为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博士生导师）在一次访谈中回忆：“我特别记得那次我们到扬州高明（旻）寺去破四旧，把庙里的围墙和大殿都拆了，结果发现里面藏着好多铁皮盒子，打开盒子一看，里面都是些馒头干。现在回想起来，这大概是庙里的和尚们为了备战备荒，把信徒们供奉的那些馒头切成片晒干了存放在铁皮盒子里。但是当时我们红卫兵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就认为不得了，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是阶级敌人的残渣余孽为国民党反攻大陆准备的军粮，结果就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这个还在其次，更可怕的是，当年扬州高明寺是一个全国著名的佛教胜地，寺里面收藏了很多佛教经卷，我们红卫兵把这些经卷全部搬出来堆在院子里，那真是像小山一样啊，散发出来的檀香味在几里路外就可以闻到，也被我们一把火全烧掉了！”
红卫兵打了头阵，跟风的也大有人在。坐落在观音山的观音禅寺，当时是扬州市“五七”干校（根据毛主席的著名“五七指示”而命名的干部学校，集中各级干部边学习、边劳动、边改造）的所在。干校经常要开个学习会批斗会什么的没有场所，于是头头下令破四旧，把大殿里的菩萨们扫地出门，改造成了礼堂。
扬州观音山在苏中一带是有点名气的，每年观音菩萨成道这天（农历六月十九日），都有盛大的香会。儿时，我曾随外婆上山敬香。一里之外，就见络绎不绝的人流；到了山下，香客们膝绑草纸，肩背香袋，用小木凳做拜垫，三步一叩，五步一拜，一直磕到山门，虔诚的令人想哭。文革后，海外的扬州籍人士发起并募捐了一些银两，观音山得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泥做的菩萨还是菩萨，还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送子观音，香火依旧。
观音寺被毁了，相隔不远的平山堂大明寺也危在旦夕。这座寺庙有历史了，始建于南朝“三好皇帝”（好色好酒好文）刘骏的大明年间，并因此而得名。因清朝忌“大明”二字，曾改称法净寺。寺中大雄宝殿内的十八罗汉塑像，是江淮地区佛教塑像艺术的翘楚。
干校的一些学员做了件功德事，用芦席将大雄宝殿的大门、后门统统封死，刷上了大标语、大字报，办起了大批判专栏。每篇文章中，均醒目地引用了若干条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语录。这样一来，谁要进大殿，必先破坏大批判专栏，也就必会损坏最高指示。这一招很绝，打着红旗反红旗，想来破四旧的即使有这个贼心，也没了这个贼胆，再也没人敢动大雄宝殿一个指头。
也有文章介绍，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或是中央有关部门根据总理指示紧急电谕，才使古刹幸免于难。我对这个说法有点好奇，当年总理那么忙，要保护的人和事那么多，顾得上吗？很认真地查阅了那个时间段的报纸、大事记等等，未见有史料佐证。当然，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
扬州的埂子街头，贴了张半面墙的红色布告：破四旧，立新风，涤荡一切污泥浊水，今后一律不准穿高跟鞋、穿奇装异服、留长辫、留胡子、烫发吹发、涂脂抹粉……。布告下站着一群戴着红袖章的 “剪刀党”“榔头帮”，神情严肃地打量着过往行人的衣着装扮。
扬州是个小城，民风趋于保守，本来烫发的、吹包头的人就不多，穿小脚裤的、穿高跟鞋和火箭头皮鞋的人更少。他们用手中的剪刀、榔头做了几笔似乎沾点边的“小生意”后，就不见了“顾客”的光顾（扬州小巷多，涉嫌者全都闻讯绕道走了），不得不歇业打烊。还有更过分的事，一次，扬州工人文化宫的晚场电影散场后，突然有人厉声宣布男女分开出场。穿裙子的女性被勒令逐一接受掀裙检查，凡不穿内裤者一律视作女流氓。
破四旧由街头深化到抄家。当时抄家的标准，全由红卫兵掌控（背后有人指导），无需什么批复、搜查证什么的。革命小将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想斗谁就斗谁，想抄谁就抄谁。
各家各户的自查也紧急行动起来，我父亲当时是扬州专区扬剧团的团长，即使排进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个很小号的。但是，我们家族有个隐藏的很深的秘密，祖辈中有清王朝的高干（大于省部级），后来家道中落，几经徒迁，才不为人知。家中物品姓“资”、“修”的几乎没有，姓“封”的肯定会有一些。
我母亲是位坚壁清野的高手，决策极其果断，该扔的扔，该砸的砸，该藏的藏。唯有一套带绣像的豪装版家谱，让我父亲踌躇再三，对他来说这既是传家之宝，也是颗“定时炸弹”，最终还是摇摇头，让我去院中的白杨树下付之一炬（此为无法弥补的大憾）。
一切准备妥当，抄家的队伍却迟迟没有来到眼前。那几天，父母回家后的问答总是这两句话：“还没来？”，“没来！”，让我听上去他们不是怕抄家而是盼着早些抄家似的。后来读《红楼梦》，读到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矢孤介杜绝宁国府），王熙凤奉命夜抄大观园，探春在秋爽斋中秉烛而待时，不由我又想起当年的情景。
我父母在文革中“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录）的勇气，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世上有很多事情是逃不掉、躲不了，侥幸不得的，只能坦然面对而不是其他。
抄家过后还有展览。展览这个玩意古代有之，国外有之，大多忽悠在经济范畴。用于政治，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还是在扬州工人文化宫，搞过一个抄家成果展览，主要展出的是以生产“鸭蛋粉”而著名的扬州谢馥春老板的家私，极大地满足了小市民们的好奇心（窥私欲），观者如过江之鲫，我也杂陈其间。金砖、金条是展览上亮点，儿时的我观后当即立下鸿鹄之志，长大了也要弄几根玩玩。
文革以后，我曾和父亲专题探讨，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曾被归类为扬州的资产阶级“三名三高”（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的合称），也是个小走资派，始终没有被抄家，这是件违背造反游戏规则的事，可以称为一个“奇迹”。他以为，当年参加造反的骨干分子，有的人是响应上面的号召，有的人是看风向、随大流，有的人是以此自保，当然也有人借机报复、泄愤、作恶。其中不乏明白人，所谓的走资派，哪些人不能打倒，哪些人打不倒，他们也心知肚明。
我父亲从扬州地委机关调到剧团工作（从米堆掉到糠堆里）后，与演职人员同甘共苦了五个年头。剧团改为集体所有制，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团内上下人心惶惶。我父亲毅然将供给关系从机关转入了剧团，以示与大家风雨同舟。剧团没有排练场地，我父亲从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夺印》的稿费2000元中拿出一半（另一半与扬剧《夺印》的三位作者均分），修建了一处供专区四个剧团共同使用的排练场。我父亲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歌、文论的稿费，经常用来接济团里那些家境团难的员工。有次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一个版面的大文章，得稿费78元。时值春节前夕，我父亲将其全部用于新春聚餐，让全团人员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团圆饭。
人心都是肉长的。即使到了文革，我父亲与剧团多数人之间的感情，显示出了超越政治的作用。当时，扬州专区辖有四个剧团，另三个团的当权派不仅被抄了家，还有被抽皮鞭、挨木棍、搧耳光的记忆。我父亲只是被罚跪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板凳，没吃其他皮肉之苦。
虽然没有抄家，却享受了勒令搬家的更高待遇。文革前些年，我父亲曾在《扬州日报》社工作，分得廉租房两间并有一小院。调至扬州地委宣传部后，人走家没搬（那时还不兴这个）。类似情况的，在这个大院里还有多家。
在破四旧运动的后期，从报社印刷厂到编辑部的巷墙上，一夜之间贴满了南下红卫兵（主谋是报社的造反派）写的标语和大字报。主题是党报这样神圣的地方，居然住了一批乌龟王八蛋（我父亲是被点名的其中之一，头衔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等），是可忍孰不可忍，勒令三天内搬走，否则就要采取革命行动！
我母亲不堪想象四个儿女流落街头的惨境，只能去哀求本单位的造反派。馆里的造反派头头刚刚掌权，如果不管这些关系民生的事会影响威信，显得没能力似的。于是如法炮制，勒令住在他们单位宿舍的扬州市长江越剧团的马团长挪窝，把我家安置了进去（连累了马团长一家，现在想来仍觉内疚）。
非常凑趣的是，我家前脚刚走，报社里的两个造反派头头后脚就搬了进去，造反原来也是有福利的。再后来，报社成了造反派逐鹿扬州的必争之地，打砸抢不断，武斗屡有发生。我家被迫迁移，却避免了若干可以预见的是非，应当看作是不幸中的万幸（并非阿Q）。
关于破四旧，现在提起这笔账都算在红卫兵尤其是黑字兵的头上，有失公允。“小萝卜头”们的革命行动，从萌芽状态就受到的最高当局的赞赏和纵容。据说，一些头发留得稍长、衣着较为亮丽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兴冲冲归国访问，参观文化大革命。没想到进了广州就挨了红卫兵的剪刀，头发被剪了，小裤脚被铰了。到了北京，他们原本想告上一状、发发牢骚、撒撒娇的，一位中央领导接见时却是这样抚慰的：“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
还有一位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领导，在接见扬州赴京上访人员时明确表态：“扬州的四旧应该破，扬州是古董的城市，不受影响才怪呢！经过文化大革命，应该变成新城市。”
当时还抓了很多所谓的坏分子，集中关押了一批，单位内控了一批。凡是与牛鬼蛇神沾边的，终日惶恐不安。我母亲的所在单位叫做扬州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馆（由文革前扬州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和国画院组合），知识份子多，是牛鬼蛇神的集聚地。造反派的头头也是文化人，开起批斗会来是文武昆乱不挡，整起人来更是毫不手软，水平很高。
我母亲是单位的会计兼总务，被动员参加了造反组织，也参与了对馆内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批斗。那时我父亲已被关进了牛棚，她对这些被批被整的人，有着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怜惜。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也只能利用造反派的身份和手中仅有的一点小权，给他们一些帮助和庇护。
扬州市下辖的宝应县，在1960年曾发生严重的人口死亡事件。县委第一书记徐向东负有主要责任，受到了党纪国法的处理，后来安排在扬州市图书馆任副馆长。一天下午，专程从宝应赶来的造反派会同扬州红工大（红旗工业大学）的红卫兵，带着高帽子、黑牌子和绳子来到图书馆，声称要将徐向东捆绑起来揪回宝应批斗。
徐向东是位老干部，也是个文人（下派前曾长期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任职），身患多病，体质很差，如果被抓走势必性命堪忧。我母亲趁乱悄悄打开后门，走小街，穿小巷，将他藏在位于永胜街的图书馆古籍部（我家也住在这个院内，当时对外不开放）的一个小阁楼上。三天后，当获悉本单位的造反派也在寻找徐向东，并声称要联合馆外的造反派共同批斗后，我母亲在江都县委副书记吴泰的帮助下，又连夜将徐向东转移到江都县的郭村粮库里“坚壁”了起来。
安全是安全了，但粮库的生存环境太差，缺医少药，常常为吃饭犯愁。在徐向东百般无奈时，我母亲又让他悄悄潜回扬州，继续在古籍部里隐身了三个月。在此期间，母亲、外婆和我，承担着每天三顿的秘密送饭任务。我家人多，伙食一般般，有时还专门为他做点好菜，让我和弟妹们很眼馋。
坦率说，徐向东与我家非亲非故，这种行为蕴藏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我母亲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她的善良品质在动乱年代显现出的气度和胸怀。换作别人，她同样也会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伸出援手，帮人度过难关。
造反派整人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跪板凳即是一大发明。夏日炎炎，让牛鬼蛇神们跪在长板凳上，一跪就是一两个小时，开始是双膝红肿，继而发紫流血，直至皮开肉绽。我母亲经常乘造反派头头不在或不注意时，对牛鬼蛇神们假意发飙：“还跪在这里干什么，干活去！”用板车拖砖头、黄沙和煤炭等等体力活，是牛鬼蛇神们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我母亲每次大声下达任务时，还会悄声下达一条小指示：“回来的路上找个工人拖，工钱到我这里来报销。”
前不久回家看望父母，巧遇著名美术史论家薛锋和夫人龚瑞麟来访。薛锋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美术辞典，曾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文化部授予从艺六十周年文化勋章。文革中，薛锋的黑帽子是“特嫌”（国民党潜伏特务嫌疑），被开除了党籍，成为跪板登的骨干成员。虽然时隔近半个世纪，薛老（86岁）提起当年仍很激动：“我们今天是来看望恩人，我永远忘不了文革中你母亲对我的呵护！”
听我父母介绍，当年的“板凳党”人，文革后大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学者，成就匪然。但凡健在的还能走动的，几乎每年都来家中看望我母亲。
著名作家、翻译家梅汝恺，译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长篇小说《火与剑》、《洪流》等外国文学600多万言，获波兰人民共和国文化艺术金质奖章。他与我是忘年交，多年来对我一直关爱有加（我从部队转业去江苏省作家协会工作，就是他推荐的）。梅老不止一次地对我提起，他在文革中的身份是“右派”，理论上应该包搅单位的脏活、累活。我母亲却经常安排一些诸如打扫书库、跑街头（购物）的杂事让他去干，既避免了一些重体力劳动，又有了偷偷读书的时间。他对显克微支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开始的。
编著并出版《扬州园林品赏》等40余种书籍的朱江，学识渊博，个性清高，平日里不喜应酬，也很少与外界接触。但他却常到我家小坐，话题总是不离文革中的遭遇，而且一再提起当年跪板凳的骨肉之痛，以及被我母亲喝令离开板凳时的感激之情。我父母劝他不要再说这些陈年旧事，大家都老了，说点开心的事。朱老仍不愿将自己的话题打断：“忘不掉啊，赵永华同志是我的恩人！”
破完四旧，还要立四新。
这年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有位红卫兵把红袖章戴在了他的左胳膊上。当毛泽东得知她的名字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一句话，引发了全国的改名热，不仅人名要革命，路名、店名、单位名都要改成了革命化的名字。
我家门前的广陵路更名东方红路，经常去看戏的扬州大会堂更名红旗剧场、人民剧场改称工农兵剧场，扬州苏北电影院换上了东方红电影院的招牌，《扬州市报》先后称作《新扬州报》、《红扬州报》，扬州老字号的大麒麟阁食品店改称国庆食品店，大德生药店改称红心药店，亨德利眼镜店改称光明眼镜店。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扬州地标性建筑文昌楼，先被改为东风阁，后又冠名革命造反楼。院校在改名中全部升格，扬州工学院改为红旗工业大学，苏北农学院改为东方红农业大学，扬州师范学院改为鲁迅大学，自己惯自己的味道很浓，无私无畏的红卫兵小闯将也免不了一个俗字，少不了一分虚荣。
个人改名也风靡一时。我有个表哥叫赵有东，不少人常把他名字写作赵友东。他感到了不安，我这个可教育好子女（他的父亲年轻曾参加过几天三青团）怎能与伟大领袖当朋友呢！思来想去，决定改名赵仰东，取敬仰毛泽东之意。
当他兴冲冲地聚三五同学，宣布革命化的名字闪亮登场时，却遭到了轮番质疑：仰东，谐音可读养东，你是指养下了（扬州方言，养下即生下、产下）毛泽东，还是认为你养育了或养活了毛泽东？这个名字反动透顶，不能玩！表哥吓出一身冷汗，幸亏在场的都是尿尿和烂泥长大的发小，无人告密，无人扩散，无人追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表哥从此不再提改名，但多了句颇具祥林嫂风格的口头禅：“我是有的有（不敢说有没有的有），不是朋友的友”。那年，他16岁。
毛泽东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不屑于此类小创意。1967年2月，他在谈到王莽时说：“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那个‘长’啊，都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有点像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子”，“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改名字了。”
改名换姓（姓资改姓无）容易，其它的“新”怎么立就很难规范化、标准化了。好在老人家有教诲：“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人们摸着石头过河，尽可能地把自己塑造成社会主义的“四新”新人。
恋爱、结婚和生孩子这些事，虽然旧的不能再旧，但不会也不可能破掉，不同的是更加注重阶级阵线。当年的扬州，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及其子女是第一方阵，他们拥有从容选偶的天然优势。出身于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男女，成为第一方阵之后拾遗补缺的主力阵容，享有婚姻的社会公平和地位平等。而地富反坏右之流包括他们的后代，则是爱情的弱势群体，只有被挑选被恋爱被结婚的可能，备受冷落和歧视。
我有位亲友少年从军，退伍后分配至某国营工厂。其间，结识了一位文学女青年。俩人志趣相近，情意相投。他的父亲是位老游击队员，平日里酷爱这个独子，可谓无求不应。但听说儿子处的这个对象成分有点高，近亲中有人随蒋介石去了台湾，马上高高悬起了无情棒：“老子当年参加革命，打的就是国民党。你倒好，把国民党的姑娘弄到家里来了，后患无穷啊，不行，绝对不行！”接下去，无论儿子苦苦哀求也好，胡搅蛮缠也罢，父亲的态度始终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可能性，想都不要想！
结婚也要立新，我参加过一次革命化婚礼。新郎是位青年才俊，南京师院中文系（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毕业分配至扬州工作；新娘貌美如花，在扬州近郊某供销社上班。这桩婚事是我父母撮合的，我还在他俩热恋时还当过一两次电灯泡。
这次婚礼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鞠躬。基本程序是：一拜天地，向毛主席像三鞠躬；二拜高堂，向双方父母及亲朋好友三鞠躬；最后是夫妻对拜，两口子相互三鞠躬；一晚上鞠躬鞠得不停。山盟海誓选用的是毛主席语录，新郎说的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新娘回赠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顺便披露一下扬州人在文革中的结婚成本。新房的家具配置标准是36条腿（衣橱、五斗橱、床、床头柜、方桌、椅子4张，每件各4条腿），加上家用电器的三转一响（“凤凰”或“永久”牌自行车、“蝴蝶”或“蜜蜂”牌缝纫机、“上海”牌或“钟山”手表加上“红灯”牌或“熊猫”收音机），如此组合是超豪华级别。经济条件差的少点腿、少点转和响也无大碍，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攀比心态并不严重。
亲朋、好友、邻里随份子不需掏红包，送些印有《毛主席语录》的床上用品，桌上摆的套杯，或脸盆、水瓶、花瓶什么的，即为拿得出手的结婚礼物；送本塑封带插图的笔记本，写上几句祝贺语，也将就的过去；送《毛泽东选集》的有，但并不像现在一些回忆文章中那么夸张，一收就是多少套，新房里堆的像座小山似的。要知道，当时“请”一套雄文四卷是要支付人民币的，而且价格不菲。后来渐渐变现了，随份子从几元、几十元，上涨到成百上千，成了一笔痛并不快乐着的“人情债”。
婚宴大多在家中举办，满桌的“猪打滚”、“猪八样”（以猪肉及猪内脏为主要原料）。那时没有公款吃喝这一说，人人“胃缺油”，都把婚宴视作可遇而不可求的大餐。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喜糖，这是向社会向单位向同事公示已婚的可食用广告，以上海生产的“大白兔”奶糖为首选品牌。
文革后期，婚庆规模开始扩容，吃喝风大概也在这个时期悄然生成的。我弟弟王宽结婚时，父亲托人在邗江县委招待所（现扬州石塔宾馆）的食堂里办了四桌酒菜，场面是有了，但很不实惠，几乎是满桌的“光盘”。弟妹文吉红提及此事，言语中总是有些慨叹。待到女儿王湉结婚时，他们在扬州某大宾馆摆了几十桌“回门酒”，大厅内外流光溢彩，花篮锦簇，高朋满座，杯觥交错，做足了面子，也多少补偿了些当年的遗憾。
扬州人很看重过年过节，这恰恰又是移风易俗的四大要素之一。“革过年的命”始发于上海，某造反组织在《解放日报》发表来信，倡议新年不回家。人民日报接着也刊登了几个造反组织联合发出的倡议书：破除旧风俗，新年不休假。这篇文字现在看有点SB，但却是当年最时髦最流行的语言，摘抄如下，奇文共赏。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要大破大立。围绕新年，大造几千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风俗、旧习惯的反。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俗、新习惯，大立毛泽东思想。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我们有的是改造旧世界的力量，我们有的是砸烂一切旧制度的革命造反精神。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糜烂货色，我们要连根铲除，彻底焚烧。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让我们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度过一个最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年！”
到了扬州，造反派的通告中增加了“五不准”：即不准放鞭炮、不准烧香拜佛、不准舞龙荡湖船、不准大吃大喝、不准赌博打麻将。
但是，说归说，听归听，麻雀不会变老鹰。即使在武斗最厉害的那些日子里，春节蒸包子、端午节包棕子、中秋节炕烧饼这些传统习俗，在扬州这座小城里，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延绵不息。对我们孩子来说，巴望着过年过节就是为了能痛痛快快地吃上一回肉，穿上件把新衣裳。
春联还是照贴不误，千门万户瞳瞳日，换旧符的新桃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等等。
我父亲从牛棚释放回家的那个春节，他自书了一副对联贴在大门上，上联：冷眼向洋看世界，下联：热风吹雨洒江天，横批：风景这边独好。真有没文化胆子大的人，指责此联是对现实严重不满。我父亲淡淡一笑：“这是毛主席的诗词。”那人一怔，顿作鼠窜状。
说到毛主席诗词，还有些难忘旧事。文革中，被誉为“当代草圣”的林散之因夫人病逝，生活无人照料，在扬州甘泉路太平巷的女儿林荇若家小住。我父亲与他相识多年，逢年过节总要拎点礼品前去探望，林老也有书作回赠，印象最深的是幅行书，书写的是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
若干年后的一段时间，我与林老的儿子林昌午来往较多，常去位于南京中央路的林寓走动。那是一幢前朝留下的小楼，有个小院，楼上住的是著名画家钱松嵒，楼下是林老一家。一次，与老人家在客厅笔聊（大师晚年失聪，以铅笔代言），我突发奇想，提起他在文革中赠送他人的书作，大多是题写《卜算子·咏梅》这首词，是否是借诗寓意？文革的“风雨”、“飞雪”、“百丈冰”都将过去，期待着“山花烂漫时”，还能在花丛笑上一把。鹤发童颜的林老抚案大笑，不置可否，让我感到自己有点俗了。
文革中的创“新”，最显眼的莫过于服装样式和色彩高度一致。按当时的审美标准，西装是资产阶级的，布拉吉是修正主义的，旗袍是封建余孽，花哨一点的服装是 “奇装异服”，甚至可以联想到生活作风和道德层面；全国上下，服装款式渐趋一致，色彩单调，不分男女，不分职业。
也有流行色，时尚穿一身不带领章、帽徽的旧军装（军装有颜色之分，草黄色是文革前的，草绿色是文革中的），衣扣必须有八一军徽，胸前佩带“军星儿”像章（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上为星形毛泽东像章，下为条形“为人民服务”）；如果再扎上武装带，斜挎绣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挎包，脚蹬解放鞋，那就堪称完美了，比如今全身裹着爱马仕（HERMES）品牌的土豪金们风光多了。
这种正宗的军装毕竟太少，是当兵的和当过兵的以及家属子女的专利，属于奢侈品级别，一般人消费不起。于是，所谓军便服（仿军装）普遍流行起来。我对军装也是万分向往，多次申请立项。我母亲经不住我的死缠烂磨，咬咬牙、跺跺脚，请小裁缝做了一件黄色的上衣。就这件不伦不类的假军装，让我着实快乐了很多日子，一直穿到当兵换上了真军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