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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陈诚,台湾农民最感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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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5 叶克飞 大家

摘要ID:ipress   
陈诚生前廉洁清贫,尽管大权在握,有“小委员长”之称,但孩子上学从未用过他的公车。

今日(3月5日)是陈诚逝世五十周年。在我家中,有一本厚厚的《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蓝色封面,毫无多余装饰,仿似教材,又像单位规章制度汇编,让人望而生畏。好在内容不错,资料甚多,读来倒也容易。

有次去台湾,与人闲聊,谈及台湾农村制度,对方一挑大拇指,说“陈诚很不错”!我知道,他说的是土改。

1949年1月4日,这一天是陈诚的51岁生日。按照某些地方的风俗,整数加一才是大寿,但一来中国人大多过阴历生日,二来浙江人似乎无“整数加一为大生日”的风俗。何况,此时的陈诚想必没心情过生日。

一来,在东北战场上遭遇惨败的他,辞去本兼各职,被蒋介石安排到台北草山“养病”。二来,蒋介石于1948年12月30日电令陈诚尽快接任台湾省主席,内中含义不言自明——大陆战场已难挽回。面对节节败退的战局,陈诚曾写道:“盖国事至此,实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一大变局。”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月5日,他正式宣布就任台湾省主席。在台湾省府公职人员大会上,他这样说道:“政府是民众的政府,政府亦应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还表示“今日台湾所最需要的,就是政府与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使台湾成为一个复兴中华民族的堡垒,来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

临危受命的陈诚,在台湾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实行公教人员配给和住房的公平再分配,提出“浪费必贪污,节约当生产”的口号。面对台湾物价狂飙、粮食产量陡降的局面,他也实行了军事戒严,颁布《入境限制办法》,实施币制改革方案,抑制物价和通胀。他所成立的“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颇有计划经济管理机构的味道,管公私企业事务,管物资分配,管贸易,管技术,这个委员会也因此被誉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基石。

更重要的是土改,这也许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后最成功的政策。而且,它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流血事件,更不用说血腥杀戮。

陈诚并不是到了台湾后才关注土地改革,早在当年围剿时,他就曾关注中共在苏区的土地改革。1941年,他在担任湖北省主席时也曾试水,实行“二五减租”,即在粮食收获后,优先提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粮食给佃农,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由地主和佃农对半分。此举可谓日后台湾“三七五减租”的雏形。在他看来,土地问题是“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的一个主要理由”。

台湾的土改也是一次土地重新分配,面对日据时期结束后,土地所有权混乱的情形,陈诚做了详细的准备工作,两千多名调查员调查了两百多万笔土地的大小、土质和所有权。

当时,台湾土地制度混乱,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地主占据了半数以上的耕地,农民半数以上甚至80%的收成被地主掠夺。从1949年到1953年,国民党采取三个步骤推动土改。老一辈还能将这三步挂在嘴边:一是“三七五减租”,二是公地放领,三是实行“耕者有其田”。

所谓“三七五减租”,是将耕地租金降到土地主要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5%为限。此前,台湾的佃农要向地主支付50%的收获作为地租。当然,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需要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所谓公地放领,是将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公有土地出售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农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由承领农民分10年20期平均摊还,不必负担利息。为了确保大部分农民能够买到土地,而不是被少数富有家族垄断,当局限定每个购买土地的人必须能够维持一个六口的家庭。

至于“耕者有其田”,则是规定地主将持有土地超过3公顷的部分出售给政府,再按公地放领方式出售给佃农。佃农买地分十年支付,可在2.5倍年收入的价格下耕作所得到的田地,在超过十年的期限内用贷款归还土地款,并获得机械化与灌溉的协助。

在这个过程中,地主并不是要被打倒甚至屠戮的敌人,而是可以获得补偿,其中70%是实物土地债券,30%则是公营事业股票。

后世提起台湾土改的成功,大多指其阻力较小。在他们看来,大陆时期的国民党,本身就与地主勾连,当然不可能革自己的命。但是到了台湾,国民党作为外来者,便再无利益纠葛,甚至有“主动掠夺”的意愿。对此观点,我的看法是阻力确实较小,但要说国民党肆无忌惮,倒也冤枉了他们。

当时的台湾地主虽然占有大量土地,但社会影响力有限,在国民政府的强势面前原本就没有多少抵抗力。但国民政府为了立足台湾,采取了和平土改的方式。

利益遭到侵害的地主当然不满,因此,这些地方士绅和他们把控的省级参议院都对陈诚的政策表示反对。

既然是和平土改,陈诚便没有动枪动炮,也没有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请客吃饭,耐心说服。他表示台湾此时局势特殊,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十分敏感,地主若能退让,一来可以缓和矛盾,二来也有实现三民主义之“民生”的希望。

当然,撂几句“狠话”也是必然,陈诚曾公开表示:“三七五减租工作一定要确实施行,我相信困难是有的,调皮捣蛋不要脸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但狠话也仅此而已,更未变成事实。

他还以政治上的利益倾斜为甜头来安抚地主,实行地方自治,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力和远高于日据时期的政治地位。“台湾地方自治研究会”就是此时成立,大家高谈阔论后,先后诞生了《台湾省县市行政区域调整方案》《台湾省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台湾省县市地方会议议员选举罢免规程》等文件。前文所提到的公营事业股票则是经济上的甜头,因为公营事业公司分别为水泥、矿业、造纸和农林,陈诚承诺四大公司将转为民营企业,以其股票换取土地,一句“农业利润只不过是数学级数,而工业利润却是几何级数”,使得许多地主在半信半疑中逐渐接受。

读近代史时,我常感慨造化弄人。在那戎马乱世里,带兵打仗似乎抹杀了人的其他能力。不到和平时期,你无法看到一个军人的政治潜力。当然,你会见到许多瞎折腾的反面例子,但正面例子也有不少,陈诚便是其一。在接掌台湾后,他体现出了一位政治家的素养。


(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展示的1933年陈诚担任对江西苏区第五次围剿前总指挥时,蒋介石给他的信件。陈诚字辞修。CFP供图)

“三七五减租”制度推行半年后,台湾共订立30万用地租约。租约规定时间不得少于6年,6年期满再续租约,以保障佃权的相对稳定。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地主与佃农的紧张关系也得以缓解。当时,台湾甚至还有“三七五新娘”一说,指佃农在三七五减租制度下收入大大提高,得以盖屋买牛娶媳妇,可见其影响之大。

随后的公地放领,其标志性文件为《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此举本意是保障佃农,甚至实施后竟然发生大量退耕事件,佃农主动请求将耕地退还地主。这并非是佃农不爱土地,而是他们被地主蒙骗,陈诚对此心知肚明,发出公告,称“凡有威迫佃农退田者,一经查实,即科以重罪,毫不宽宥”,打消了佃农的疑虑,也震慑了地主。

有趣的是,陈诚面对议院各路委员的质疑,还搞起了理论工作。他搬出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作为护身符,宣布要“完成总理遗愿”,在“理论高度”上占了先机。他也未一味打压地主,在他拟定的地权改革三原则中,“让农民取得土地”和“兼顾地主利益”并列,同时“移转地主之土地资金于企业”,意在一箭双雕,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打下工业基础。

事后,陈诚谈及台湾土改的效果时这样写道:

“一为社会动乱趋于安定,尤以农村之秩序为佳,盖因占人口大多数之农民获得耕地后,由恒产而生恒人。二为农民获得耕地后,生产兴趣与能力提高,农产品及副产品均大量增加,促进了经济发展。三为农民所得增加,生活改善,购买力随之提高,刺激工商业发展与社会经济之繁荣。四为土地改革后,冻结于土地方面之资金,逐渐转移于工商业,使工商经济获得突飞猛进之发展,改变社会之经济结构,大步进入工业化之领域。”

陈诚推动的土改,使他得来三个外号,一是“贼仔诚”,为痛恨他的地主所起,另两个则是“阿公”和“陈诚伯”,由获得土地的农民所起。陈诚去世后,许多农民自发前往殡仪馆为其送行,每年到陈诚墓前烧香拜祭者也不乏人在。

时至今日,台湾农村政策在历经三次土改后已臻完善,农民生活水平之高也属世界前列。我印象中的台湾,城市化进程并未席卷全岛,农村仍有农村的样貌,但生活水平之高也一望便知,让人颇有世外桃源之感。

当蒋介石退守台湾时,陈诚交给他的已是一个较之前大大稳定的台湾。至于先前的地主,某些佼佼者已通过股票成为工商业巨头。辜振甫、林伯寿、林犹龙和陈启清均是通过土改,由大地主变成大资本家。同时,土地价格和股票价格在日后的双双上涨,也极大缩小了台湾的贫富差距,使之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并延续至今,促成了台湾今日的和谐。


(台湾农村风光)

也有人认为,陈诚的土改固然成功,但也为国民党埋下了隐患。一些不满失去土地的地主选择离开台湾,进而掀起海外台独运动,留在岛内的也成为了党外运动的资助者。加上地主家庭的子弟拥有受教育的优越条件,使得岛内知识分子中来自地主家庭的比例极高,极大地抢占了民间话语权,甚至造成了国民党的失落。

这也或许都是事实,但八十年代的党外运动,民间话语权的日益重要,反对和批评声音的存在,人们得以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恰恰是今日台湾的价值所在吗?

我在高雄时,曾匆匆前往佛光山一瞥,那是陈诚骨灰放置之所。他生前廉洁清贫,尽管大权在握,有“小委员长”之称,但孩子上学从未用过他的公车。他的孩子个个成才,孙辈热心公益,家族募捐成为常态,不追求物质的朴素家风持续至今。忍不住将陈诚后人与彼岸大贪的坑爹儿子作对比,一阵唏嘘。

陈诚也有生不逢时的一面。他前半生戎马生涯,打过不少胜仗,也打过不少败仗,在东北的惨败更是其军事生涯的终点,也是无法挽回的败局。而在台湾的那些年里,尽管内忧外患,尽管晚年一度与蒋介石产生嫌隙,但那政治家的气度与眼界,却令人意外惊叹。可惜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给予他的似乎都太少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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