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逻辑
刘思坤
不幸啊，好不容易交了4年学费、挤破了脑袋熬出了头，终于要毕业了，却碰巧赶上了几十年不遇的全球金融海啸，就业不完蛋了吗？
以前说就业难，是指找到一份工作简单，但找到薪酬较高、待遇较好、还有很好的发展机会的工作就难了。现在的就业难似乎更提高了一个档次：就连再也普通不过的、可替代性极强的工作，大学生都似乎在拼、在抢——也就是说，把美好的工作环境打破、把期待的薪金高度拉下来、把几年后买车买房的理想踢到九霄云外，这些还是不能保证你能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更别提我们有点“奢侈”的生活梦想。
但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堂堂“学士”（可谓脑力劳动者一族），非要跟一帮体力劳动者抢工作？“学士”怎能跟农民大叔一样成为市场上你死我活的竞争者？大学生怎么就沦为了大白菜？（农民兄弟为国家和人民创造的福祉比某些贪官污吏多了去了，在此对比大学生与农民工，没有歧视农民工的意思。术业有专攻，我只是想说：学士做的事情应该跟农民兄弟不同，但“应该”的事情总是理论上的东西，现实中有太多“不应该”的事情正在发生）
人类文明进化到了今天，社会内部各层面充满联系，今天的大学生就业难，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它们不是像教科书里写的那么死板而让人丧失学习兴趣，它们活生生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影响着我们当下的幸福感。让我们来看看其内在的逻辑。
一、大学为啥要扩招？——1997年经济软着陆使然
地球人都知道当下的大学生就业难跟全球金融海啸密切相关，但却很少有人想到就业难跟1997——2001年的国家政策有深刻的关联。实际上，1997年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就已经注定了大学生今天的境遇。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前15年改革的基本成果是价格自由化。从火柴涨1分钱都要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到1989年“价格闯关”，国家逐步放开了价格，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了下海经商的浪潮，中国经济也开始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变，居民从有钱也买不着东西转向有钱不知道怎么花。1997年正好是中国从短缺向过剩转型的关键一年，当时国家经济遇到困难：国有企业改制出现体制性漏洞，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腐败滋生，发生大面积亏损，通货紧缩，加上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出口压力增大，经济状况堪忧。
当时政府面临如下几个难题：1、通货紧缩，国内消费不振；2、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量职工下岗待业，同时还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要就业；3、住房单位化、公费医疗与养老退休制度使得政府收入不足，无法应对当前危机。
于是，拉升国内消费成为最紧迫的问题。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要实现经济软着陆，怎么着陆呢？他提出：
1、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目的并非为了下岗，而是尽快盘活国有资产，让它们为国家盈利，创造社会价值，但副产品是：造成大面积国有职工下岗；
2、把老百姓的8万亿储蓄存款花掉。怎么花？
A、义务教育变成不义务，大学教育搞大范围的扩招与收费。1998年，中国开始了大学生扩招的步伐，老百姓一看好哇，只要分数基本够，我花钱，我孩子就能上大学了！当时扩招“眼前的好处”多多，背后的考量是：1、刺激国内教育消费；2、缓解青壮年的就业压力；3、提振国内大学的基础设施教育，大学校园扩建潮、高楼大厦平地起，一派施工繁忙的景象——拉升GDP，度过经济难关。
B、住房改革搞货币化分房。住房市场商品化迅速推行，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商出现，地方政府开始把“卖地”当成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卖完了城市里面的地不够，还要到城乡结合部、村镇一级向农民强行征地，给他们极低的补偿，把他们赶入城市打工。城市化进程被迫出现，转型期与发展期的矛盾与成就并显，农民工成为了城市建设最大的功臣，也成为城市低端劳动力的主力人群，他们默默承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本。
C、医疗改革废除公费医疗。政府亏空的养老机制废除。居民要看病，就得自己掏钱。于是，储蓄再次被迫拿出来消费，但这种消费不是享受型消费，是为了保命而不得已的消费。这种消费没有弹性，其中还包含着民众的不满情感，一旦国家政策有所转向，这部分消费马上会变成防御型储蓄——把民众的生存需要转化成消费，来自于压力而非自愿，所以并非长久之计，更不是善治之举。
3、彻底反腐败。以上的这些措施并不是造成我们今天新三座大山的罪魁。朱总理不是傻子，他明白，以上的这些措施，必须配套“彻底反腐败”，中国的转型才能真正走出来。其逻辑在于：在彻底反腐败成功的前提下，民众的生存压力虽然因改革而加大，但清廉的政府会重新分配价值、限制权贵资本，遏制社会两极分化。有了法治与产权保护的市场，在短暂的剧痛之后，会让百姓尝到更多的甜头，中国社会会逐步走向良性的共同富裕之路。
然而以一己之力碰撞顽固的利益集团，其结果可想而知。没有反腐败措施下的消费刺激，使得民众的短期负担成为了长期负担，政治改革没有与经济改革配套的结果，必然是今天摆在百姓（包括大学生）面前的“新三座大山”。
朱总理的反腐败失败，为他的执政酿下一个影响深远的错误，尽管他的指导思想因为超前而无法实现，且并没有出错。在通货紧缩和实现经济软着陆的政治任务下，大学从此开始了慢慢无边的扩招之路，各路家长为孩子能进入大学而庆幸不已，却不知随着扩招的加剧，“大学生”的含金量也不断被稀释，那种“我们家有大学生”背后的自豪感所代表的观念已经被严重透支。中国用一个掩盖当下问题的错误，替换成另一个会在长远发生的错误，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
二、大学生收入怎么降下来的？——分税制改革造成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本扭曲
大学生=大白菜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大学生的薪金水平很低，跟白菜一样便宜。那么，大学生的收入是怎么降下来的？
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出台了2年内以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方案，发改委官员说，其中的1000亿元，必须在50天里花掉。
于是，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的宾馆、酒店顿时全部爆满，附近的复印店也是全力开工，打印来者的项目报告书复印件，有的报告书一下子装订了10多套，垒起来有一个书柜格那么高。这些人全部是各省市政府的代表。他们为什么要到三里河？因为国家发改委就在这里办公。他们来京游说，争取各种名目的财政拨款，用于本地政府开支。
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跑部钱进”现象，其背后体现的是税制制度的逻辑。
近年，地方政府在媒体报道中的形象并不“好”：他们疯狂卖地、官商勾结、低价征地高价卖地、与开发商一起拉高房价、片面追求GDP，大造政绩工程，造成百姓生活质量下降。这些怎么来解释？了解14年前（1994年）的国家分税制改革，原因就基本明晰了。
1994年的中国为什么要搞分税制改革？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刚刚确立，在此之前，央地关于财富的分成关系为：地方留足自己的，富余的给中央，类似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每年央地讨价还价，1985——1993年，中央政府预算收入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中央集权开始向地方分权过度，统治能力开始降低——这在某些学者看来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94年1月1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开始施行。其核心思想是：财权上移，事权下移。中央财力大大提高，而地方（省级政府还不错）政府走向财政困境，越往基层走越穷。改革后，中央办的事少了，拿的钱多了，地方办的事多了，但拿的钱少了。要生存的地方政府把财政创收包装成“发展经济”，以具备合法性，当作政府执政的第一要务。其中有两条关键的财政来源：1、中央的转移支付；2、当地的大型工程建设。
转移支付需要游说、需要跑部钱进，不是说办就能办的。但当地的大型工程建设却容易得多：招商引资，引入外资，兴建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因土地制度规定为国有或集体所有，地方政府以“发展经济”为合法性理由，强行征地，通过买卖土地资源换回“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收，乘着住房市场化的东风，把土地转化成地方的财政收入。
加之，政府官员皆为5年任届，期满就要拍屁股走人，官员的目标是升官，而升官就需要政绩，政绩需要有物主，5年见不到效果，政绩就会易主，所以短期行为严重：政绩、形象工程不断，而真正关涉普罗大众利益的社会公共服务、事务开支很少，因为它们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回报”，无论是GDP还是政绩。当民众尝到的好处不能以上级看得到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时候，地方政府就没有足够的动力解决民生问题。从对上不对下负责转向对下负责甚于对上负责，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迈出的一步。
分税制改革后的经济特点是：政府主导，且经济体的增长往往容易依赖投资和出口，忽视的是消费，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最容易产生产能过剩和资源利用率低下的问题。在这套逻辑下催生出的GDP，虽然高速增长，但其代价惨重：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还伴随着隐蔽的权钱交易。最最要命的是，这些工程没有技术含量，并直接造成了两个扭曲：
其一是经济结构扭曲：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第二产业依然庞大；其二是人力资源市场扭曲。当下中国的人力资源市场有两个严重的问题：1、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缺少大量基础和高级技工，想当白领和管理者的大学生却一抓一大把；2、人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还未成熟，员工工资（包括大学生）的增长水平不仅远远不及政府财政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且不如GDP的增长速度。
大学生不同于技工，他们不可能回田地种庄稼，不可能到车间当装配工人，那么去哪里？只能去第三产业，但按照当下第三产业的规模，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大学生。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需要的是高级技工，而非大学生。当每个大学生怀揣着当白领、在办公室上网看报纸安逸生活梦想进入社会后，他们会发现：社会没有足够的容量容纳下这么多“管理人员”，更没有与之相配的收入水平。相反，社会需要的大量技工没有人来填充，整个劳动力市场结构错位。
大学生在这种环境下，面临的难题有两个：1、自己的收入问题，产业结构错位、人力资源定价机制不成熟，工资低就成为普遍现象；2、自己的生活问题，因住房、医疗、养老民生领域本身需要公共服务作为支撑，但在市场化后，政府并没有履行好分配财富、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职能，大学生的买房、结婚、养父母等问题成为他们沉重的生活压力，导致幸福感降低，这是大学生面临的基本社会困境。
有些人一辈子都不适合当大学生，但在“上大学就骄傲”的传统理念之下，不得不拼着老命申请助学贷款，攒学费换文凭。他们真的不如去当技工更适合个人发展。术业有专攻，这个时代争当大学生并不是好事。大学生收入低和生活艰难表面上看是社会经济结构扭曲造成的，其背后是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实质上是政府能否放弃自身政绩冲动、放开市场、割肉予民的政治问题。
三、大学教育陈腐不堪——依然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
大学学什么？把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生命体验，别人的知识才能成为自己的知识。不知道什么叫“付印”，就应该去媒体报社看看；不知道什么叫“外汇结算”，就应该去外贸公司看看；不知道什么叫“份子钱”，就应该去出租车公司看看，不知道什么叫“农民工欠薪”，就去工地当一天农民工体验体验。体验后的理论概念与社会现象才会成为自己的东西，想忘都忘不掉。
什么叫学习？遇到问题，我知道找哪方面的信息、资源，我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找到这些信息、资源，我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整合、加工、表达这些信息和资源，从而解决问题。即灵活运用确定性的知识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
可悲的是，大多数大学教育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常识。
我们的大学教育依然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教材依然枯燥无味，本来鲜活的理论变成无聊的说教。政治课程依然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老师完成的依然是政治任务。大学精神日益堕落为器物化的市场交易：学生交钱买成绩买文凭，考试测验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而非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凭代表的不再是学生的本事，而是金钱的累计；高校老师成为一种生计，妄谈师德，老师做个课件几年都不换，照本宣科；部分学术论文（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更成为说了等于白说的一摞废纸。
现代性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个性化、碎片化取代了威权控制下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面对刻板的政治宣传与党性教育，我们进行着思想深处的反叛；一方面，我们反叛的同时造成我们判断力的下降——当下的政治话语虽然如党政理论一样表达刻板，但其背后发生着细微的变化，其真意我们没有能力识别。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政治话语，不知道“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区别，更妄谈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不知道“再次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的背后是怎样的政治诉求。这个世界的真相需要靠智慧去领悟，可惜，很多时候，我们沉浸在反叛的快感里，同时与真相和智慧失之交臂。大学教育没有赋予我们批判的思维和独立的思考，而只会抱怨和反叛的人格并非完整的人格。这种人才深层的认知缺陷现在表现并不明显，但将影响中国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
四、大学价值在哪里？——民间智库的屁股 都比 专家教授的脑袋 强
民间智库的屁股比专家教授的脑袋强，这句话看上去很雷人，但它有两个限定：其一，局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民间智库解决问题的能力确实不在某些专家教授之下；其二，话题局限在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民间智库眼疾手快，而专家教授的调研则需要层层审批、慢慢酝酿——可是时势的变化速度岂能容得如此缓慢的动作？
2008年12月3日，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与六位民间智库网友面对面拍砖，就东莞模式和产业转型深入交流。这六位民间智库没有一位来自学界，而是来自专业财经主编、记者、企业家和经理人。他们在一线接触了大量的新鲜事实、眼疾手快、精力充沛，针对这种社会热点，最有发言权。但在如此重大的时代转型议题面前，大学学者的声音显得脆弱无力。
大学的社会价值在哪里？积累研究人类最优秀的文明成果，为社会输送需要的人才，在社会整体面临问题与为难的时刻，能够运用理论和文明的力量，为人们指引道路。然而，面对正在发生的、可能深刻影响人类的未来事件，大学却丧失其应有的身影。在论文造假、学术腐败成风的今天，大学价值沦落，作为大学培养出来的产品——大学生，自然也因理想迷茫而无所归依。
所以，大学如此质量，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社会依然不会接受。即便没有发生当下的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难也一定是一个真问题，即便不在今年凸显，明年、后年肯定会显现。
张维迎说过，改革开放30年一个可喜的变化是人力资本内部的变化：即最聪明最有才智的人从政府部门流向企业。企业负责创造价值，政府负责分配价值。所以，中国的顶尖人才去企业创造价值，未来的社会就有福祉。而当面临就业难，成群的大学生（都是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都挤公务员这座独木桥的时候，中国社会的未来就不会让人乐观。
（部分观点表达有些极端，这并非我的原意。我之所以选择这样表达，是想起到强调的效果，自己所想并非如此极端，读者请勿对号入座，欢迎拍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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