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写了“多余的话”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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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那位写了“多余的话”的文人
05-30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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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弱而忧郁，坦诚又坚定。“文人积习”与革命信念混杂在一起，这就是文人革命家瞿秋白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我其实是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这是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为了这段文字，文革中被诬陷为“大叛徒”，墓地被砸。十年动乱之后，还了烈士的清白。作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早已载入了光荣的历史史册。然而，正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无情解剖的，还有一个作为文人的瞿秋白。那么，何为文人？文人与革命，究竟有何纠结？秋白的一生，似乎作了一个最好的诠释。
《多余的话》流传开之后，一直有人以为是伪作。与瞿秋白有深交的丁玲，第一次在延安读到，第一个反应就是：肯定出自他本人，“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1] 那是一个文弱的、忧郁的秋白，又是一个坦诚的、坚定的秋白。未除的“文人积习”与热烈的革命信念，混杂在一起，在历史的长廊里留下一个真实而复杂的背影。
秋白出身于常州城里出了名的官宦世家，祖上历代多为进士举人，布政使、知县、五品官铺满了瞿氏族谱。然而，传到秋白父亲一辈，开始家道中落，他的父亲虽然有丹青之才，却屡试不中，成为落魄文人，家里渐渐坐吃山空，债台高筑。母亲亦出身于世家望族，虽然操办家务有方，依然抵不住穷凶极恶索逼的债主，在秋白17岁那年的正月初五，将两盒剪下来的火柴头和着烧酒吞食下去，自杀了。
母亲的死，给年轻的秋白极大的刺激。在他看来，这不是他个人与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旧士大夫阶级的没落。这个在传统社会最为富贵、最有尊严的特权阶级，到了清末民初，已经全然沉没：科举制度的废除，让其不再有繁衍的空间；社会结构的改变，新兴工商阶级的崛起，让乡村的士绅们脸面扫尽，只落得一个“穷”，被驱逐到庞大的游民阶级队伍之中。不过，穷则穷矣，还是要有面子，虽然穷得举债度日，家里还是要有仆妇，维持体面的排场。秋白说：“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在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2] 秋白哀叹不幸出身于破落的士大夫阶级，他与他的母亲竟然成为这个阶级的殉葬物。母亲死了，父亲出外谋生，秋白先是在中学教书糊口，后在堂兄资助下到汉口、北京求学。他有足够的才华考进北大，却交不起昂贵的学费，只能到沙滩红楼去蹭课。他不甘心沦落为流民，挣扎着要寻找自己的活路。
流落到社会底层的读书人，不是一般的流民无产者，用秋白的话说，文人是“高等的游民”，也就是有身份而落魄的游士。五四时期的杜亚泉先生最早分析过游士的复杂性格，他称之为“过剩的知识阶级”，身上兼有贵族与游民的双重性：“达则与贵族为伍，穷则与游民为伍。”[3] 即使与游民为伍。身上依然有士大夫文人的孤傲之气。杨之华是秋白的第二位爱人，也是秋白在上海大学时期的学生。她回忆说，当年的老师里面，邓中夏、张太雷都很有亲和力，学生很容易接近，秋白书教得很好，滔滔不绝，讲问题透彻，学生们对他崇拜极了。但在课后，他不肯多讲一句废话，很难接近，是“骄傲的”、“冷淡的”。秋白西装笔挺，生活考究，以他为原型的丁玲的小说《韦护》中描写道：“他为住处的事真考虑得太多了。他知道，关于这一层他始终都很难邀得以大部分、几乎是全体人的谅解，就是无论怎样，他不能生活得太脏了。”[4] 作为曾经的士绅阶级家庭的少爷，他有洁癖，不仅是生活上的，也是道德上的，这使得他后来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之中总是退避三舍，爱惜羽毛，保持高贵的清高，不屑为个人得失，放下身段去争夺。
秋白非常欣赏江南的昆曲，认为它是地地道道的绅士阶级艺术，而代替绅士的近代绅商阶级，是不懂昆曲之美妙的。绅商与绅士，只是一字之差，却隔了一个世纪，这是两种不同等级的文化。秋白赞叹，绅士阶级的昆曲艺术，“多么细腻，多么悠扬，多么转仄，多么深奥”。而绅商阶级的皮簧戏，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草台班子东西，“不但锣鼓要喧天，而且歌曲也要直着嗓子叫，才敌得过台底下打架相骂的吵闹”。皮簧先是平民阶级的，然后为清廷统治者吸纳，最后被新兴的绅商阶级霸占了去，成为了他们的艺术。[5]
然而，你不要以为秋白鄙视的只是新时代的宠儿绅商-资产阶级，对旧时代的士绅阶级充满怀恋，不，作为传统士大夫阶级的后代，他明白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它，他唱的并非缠绵的挽歌，而是无情的送终曲。他将自己视为士绅阶级的“逆子贰臣”，对这个没落的阶级以及属于它的时代充满了仇恨。秋白在《多余的话》回忆，即使在家里最穷的时候，他也要穿士绅阶级的身份标志长衫，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而不容易觉察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6] 因为深入骨髓，至死都无法摆脱，所以秋白对绅士意识深恶痛绝，一生为其缠绕，不断地与它作着苦苦的精神“圣战”。他留下的许多文字，都是对士绅意识刻薄而犀利的批判，不仅是对外在的敌人，如胡适、陈西滢这些现代化的绅士，而且是对自己，内心无可摆脱的“鬼气”。
秋白的朋友不多，精神上最知心的朋友应该是鲁迅。两人都是没落的士大夫阶级出身，从小经历家庭由盛而衰的巨变，感受过人间的世态炎凉，在心灵深处被周边的势利与冷酷深深地伤害过。1933年，秋白应邀为《鲁迅杂感选集》写序，同为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他对鲁迅的深刻理解远在同代人之上：“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有人问：鲁迅是谁？秋白讲了一个古希腊的神话：西尔维娅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生下一对孪生兄弟罗谟鲁斯与莱谟斯。兄弟俩一出生就被丢到荒山野岭，是一头母狼喂养了他们，喝狼奶长大的兄弟俩也因此充满了野性。后来罗谟鲁斯杀了亲兄弟，创造了罗马城，并且在大雷雨之中飞上了天，成为了军神。在秋白看来，鲁迅不是在历史上留下功名的罗谟罗斯，他是被杀的莱莫斯，“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他又强调了一遍：“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7]
秋白写的是鲁迅，又何尝不是自况！从没落的士绅阶级家庭走出，被抛到冷酷的社会中去，感受到人间的不平等，因祸而得福，在劳苦大众当中吸取了野蛮的精气。从“文明”的士绅阶级世界，到“野蛮”的劳苦大众世界，这一跨越，不可谓不大，有意思的是，其间的渡舟竟然是南国的梵音佛教。
母亲的自杀令年轻的秋白身心俱裂，在汉口、北京的寄人篱下，再加上坎坷的求学经历，使他感觉生之沉重，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为了摆脱内心巨大的阴影，秋白开始专研佛经，从《唯识论》到《大知度论》，逐字精读。当时的民国政治混乱而令人绝望，社会充满了压抑，人们纷纷避入内心，在佛的世界之中寻找心灵的安顿。梁漱溟如此，瞿秋白亦是如此。佛教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一面叫人自救自渡，避世厌世，另一面要行菩萨之道，以慈悲的情怀投入人世，普度众生。秋白一开始是厌世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五四运动一把烈火，让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秋白也燃烧起来，投入了演讲、请愿活动，这个时候，佛教思想的另一面被激发出来，秋白决心行菩萨之道，救民族与大众出万劫不复的苦海，在众人的事业中获得自我的新生。秋白用“韦护”作为自己的别名，后来他对丁玲解释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8]
五四运动之后，秋白狂热地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他的笔头很快，一个晚上可以翻译一万字，稿子上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几无涂改。19世纪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各种丰富的社会思想，秋白最喜欢的作家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让他从自己身上找到了“罗亭”----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多余的人”，托尔斯泰教会了他真诚、严肃地对待内心的信仰，拷问自己的灵魂。当然，最大的影响还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它当时有一个美丽的名称：安那其主义，它要求绝对的个性自由、蔑视任何外在的权威与权力，这些浪漫而激进的乌托邦对五四的青年们有莫大的吸引力，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对于迷恋佛陀的秋白来说，安那其主义似乎与佛理又是相通的。他与郑振铎等几个京城的朋友一起办了一份《新社会》旬刊，宣传德谟克拉西和社会主义，但这两个主义在他们心中都染有浓郁的安那其主义色彩，他们要的是心灵的解放、个性的贲张、对权威的反抗以及对平民的同情，讨厌任何有组织的暴力和有纪律的团体。郑振铎后来回忆说：“秋白和我是对社会主义有信仰而没有什么组织的人”。[9] 倘若秋白不去俄国的话，必定会像郑振铎一样，成为一个有温和社会主义倾向的文人，他的文字是那样地细腻柔和，散发着一种淡淡的忧郁感，分外迷人，即使放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也会有他独特的地位。
然而，命运的阴差阳错，让他走上了政治家道路。1920年，秋白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俄国，此行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从一个愤世嫉俗、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安那其主义者，转向了列宁式的共产主义者。新成立的中共当中，懂俄语的很少，而秋白精通俄语，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又见过列宁、托洛斯基，他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两年以后他回到国内，成为中共的核心领袖之一，鲍罗廷出任国民党的高级顾问之后，秋白又是他的俄语翻译，比其他的中共领袖距离共产国际高层更为接近，当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共召开八七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便指定瞿秋白代替陈独秀出任中共最高领袖。
但秋白依然是秋白，他洗脱不了身上的文人气。最初回国的时候，他在国共联合主持的上海大学教书，他的学生当中有丁玲，还有后来先后成为他爱人的王剑虹、杨之华。丁玲回忆说，当年上海大学中有茅盾、俞平伯、施存统、陈望道等名师，但最好的老师是秋白。身为社会科学系主任，他不仅为学生讲哲学，还讲希腊罗马、文艺复兴，还有唐宋元明文化。丁玲很奇怪，为什么你不在文学系而要在社会科学系教书呢？过了六十年，她还一直记得秋白的每一个细节。他有文人的激奋，也常带一丝忧郁。这些迷人的文人气质，让女学生们如痴如醉。丁玲的湖南闺蜜王剑虹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她与他一样，都是从小失去母亲的，在丁玲的撮合下，两人走到了一起。可惜不到半年，剑虹因肺病不治离开了人世。
这个时候，另一位女学生杨之华走入了秋白的生活。杨之华是上海大学出名的美女，已经是有夫之妇，但夫妻感情并不好。秋白与子华去浙江与她的丈夫沈剑龙谈判，竟然相谈甚欢。最后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刊出三则广告：第一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第二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第三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据郑超麟回忆，有一天他去秋白和之华的新家，说话间进来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与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一般，之华招待他，也好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
秋白是一个好老师、好作家、好的理论斗士。他激进，有文人般的血气和冲动。五卅运动的时候，中共决定发动上海的罢市、罢工、罢课，秋白对茅盾说：“我以为还可以再激进一点。我主张动员大批工人和学生继续到南京路上去示威，看英国巡捕还敢不敢开枪，假如他们竟敢再开枪，把事态扩大，就会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怒潮。全世界人民也将同情和支援我们，那时形势将更有力于我们”。[10] 不过，他的主张没有被陈独秀接受。政治斗争需要持久的耐力和审时度势的计谋，但秋白所缺的正是这些。
政治是一个权力场，政治家通常都有强烈的权力欲望与冲动，一旦进入权力的角逐，秋白的文人性格就显现出短拙，他的权力欲很弱，对控制场面与他人没有什么兴趣。而且作为政治家要有曹操的“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狠劲，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以秉承天命的绝对意志粉碎一切挡道的敌人。但文人气十足的秋白身上多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钢铁般意志，而是从小形成的慈悲、犹豫与寡断。他在《多余的话》中承认自己是最怯懦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也不敢的。更要命的是没有自信心，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布哈林第一次与秋白谈话的时候，奇怪地问他：“你怎么同三层楼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11]
革命队伍之中，有文人也有侠客，文人富有理论与观念，侠客勇于战斗与实践。由读过书的游士领导一大帮底层社会的游民，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其领导层经历过一场由文人到侠客的转变。中共早期是文人的天下，那些参与创党的知识分子，许多在日本、俄国和法国留过学，中共党内特别是高层弥漫着浓郁的文人气息。随着政治斗争的残酷与尖锐，特别是国共决裂，割据一方之后，那些具有丰富底层社会阅历的侠客逐渐有了施展空间，显现出自己过人的胆略与实战本领，像瞿秋白这样的文人领袖慢慢地边缘化，被排挤出中央核心层。在权力斗争中总是落于下风的秋白沮丧地承认：我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只是一个温和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污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12]
据茅盾晚年回忆，在三十年代秋白有一次给鲁迅和茅盾写了一封短信，署名“犬耕”，鲁迅和茅盾都不解其意，秋白解释说：“我搞政治，就好比让犬耕田，力不胜任。我可以做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做个中央委员，但要我担任党的总书记，就是让犬耕田了！”[13]作为文人的秋白过于清高，爱惜羽毛，他狠不下心弄皱自己的长衫，搞脏自己的手。萨特有一出名剧叫《肮脏的手》，布尔什维克领袖贺德雷对总是怀疑手段是否道德的文人革命者雨果大声宣布：“要成就伟大的事业，就不要在乎你有一双肮脏的手！”侠客政治家可以蔑视道德，但文人政治家不行，他们有道德洁癖，过于心慈手软。做浪漫的革命文章在行，从事冷酷的政治行动缩手缩脚，就像布哈林批评秋白那样，像个娘儿们！
本色是书生的秋白，想到了年轻时读过的《罗亭》，那是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19世纪俄国有两代知识分子，第一代贵族知识分子长于思考，怯于行动，很快被行动型的第二代平民知识分子取代，于是罗亭成为了那个时代“智慧而无用”的“多余的人”。曾经是那样迷恋过罗亭的秋白，此刻也感受到自己浪漫有余，行动不足，“现实与浪漫相敌，于是‘社会的无助’更斫丧我的元气，我竟成‘多余的人’呵！”[14] 他感觉自己已经是被时代淘汰的废物，“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文人这一种智识分子了。”[15]
每回政治上受到挫折的时候，秋白就会浮出小时候的想法：“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16] 他内心有一个入世的儒家，也有一个出世的道家；有一个自利自渡的小乘，也有一个普度众生的大乘。秋白常常依违于两者之间，痛苦极了。他的一生就挣扎于救世与救心、政治与文学之间，无法自拔。政治非他所愿，却阴差阳错，不期而然成为党的最高领袖；文学是他的最爱，却擦肩而过，只能成为失意时候的内心慰籍。曾经是他的学生的丁玲，后来成为了大作家，秋白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含着忧郁的笑，不无羡慕地对丁玲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现在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17]
不过，命运终究成就了他，让这位“多余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写下了“多余的话”----一部中国文学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独特的经典。秋白被捕后，身为中共高级领袖，并非没有生的机会。南京方面专门派员赴长汀劝降，许诺只要秋白自首认罪，出去以后可以到大学当教授，化名做编译工作。并举先前叛变的顾顺章为例，对秋白说：“你看他杀人如麻，转变之后，党国还是很优待他的嘛！”看似柔弱的文人秋白，一涉及到自己的信仰、名誉与气节，立即变得异常刚强、毫不含糊：“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18]
士可杀而不可辱。没有什么比放弃自己的信仰更可耻的了。五四时期的秋白曾说过：“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言，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19] 作为一个“多余的人”，虽然行动的时候一再犹豫，但对于自己的信仰是绝对忠诚的；心灵的自我，就是真实的自我，倘若背叛了信仰，如同行尸走肉。肉体的死亡算什么呢，灵魂才是永恒的。监狱中的秋白在送给军医的照片背后，写下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20]
都说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但秋白早已视死如归，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与早年的佛教生死观，在他内心融为一体。他相信，一己肉身之寂灭，不足挂虑，精神所献身的神圣事业，自有传人：“斩断尘缘尽六根，自家且了自家身。欲知治国平天下，原有英雄大圣人”，[21] 他可以死而瞑目，坦然西归了。
1935年6月18日，执行死刑命令的特务连连长走进囚牢，秋白正伏案书写人生中最后的诗句：“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见刽子手进门，他要他们等等，从容完成最后的跋语：“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22]
出得牢房，进了戒备森严的中山公园，凉亭之下，秋白面带微笑，神态自若地留下最后的照片。据一位在场的记者报道：“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秋白】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23] 痛饮数杯之后，秋白放声歌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24]
餐毕，信步走向刑场。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用俄语、国语吟唱《国际歌》、《红军歌》，四十分钟的步程，若归家之路，自如从容。抵达刑场，秋白见是一片草地，郁郁葱葱，周围绿荫怀抱，鸟儿在吱吱鸣叫。秋白盘腿坐下，对刽子手宛然一笑：此地很好！
枪声响了，秋白的肉身若一片秋叶，悠然飘下，回归自然。而他的灵魂，如同火中凤凰，涅槃永生了。
原载许纪霖《一个民族的精神史》，香港书店2019年版
许纪霖
为喜欢的创作者加油
评论 36
-崧籽-
2020-05-30 17:02:29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微风]
逵小洋
2020-05-30 16:59:01
回复@我不是欧阳锋我是洪七公:别理他 你看他注册时间 是个几天前注册来恶心人的走狗号而已
我信永恒
2020-05-30 16:57:09
我看，常为我们所尊敬的作家、公知、文人等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有浪漫的民主自由的理想，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有对公平正义的热切期待，但是，如秋白一样，事实上并不适合做政治家，甚至有时连政治环境也不适应//@方方: 转。//@毕光明_浠水: 与其说是“历史的误会”，不如说是对历史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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