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牛顿！忆五十年前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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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牛顿！忆五十年前读大学
老衲读史2 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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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作者 王则柯
原载于2010年10月14日《南方都市报》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我所在的广州第六中学和别的学校一样，三番五次停课劳动。到了1959年上半年，广东经济生活明显困难的时候，正是我们高三年级迎接高考的时候。因为经济困难，“运动”收缩，停课劳动也变得比较少。静下心来读了几个月书，不少同学就已经感觉功课掌握得差不多了。
当时的广州六中，同学们有这样的传统：只要天气合适，就会每天下午到江边的学校游泳场游泳。所以我们这些觉得功课已经很有把握的同学，在那个阶段，可以说在游泳场度过的时间更长。就是这样，我们每天都泡游泳场，迎来1959年的高考。
选择数学，入学北大
高考前报志愿的时候，高三大约有一半同学被召集到实验室去，学校跟我们说，“祖国需要你们，党信任你们”，动员大家报考国家急需的专业和机密专业，比如军工、航空、造船等。物理方面凡是我们中学生能够想到的，包括无线电、半导体、光学、地球物理、原子能等，都属于鼓励报考之列。
我虽然一直是班级学习委员，还是在1958年学校“勤工俭学展览会”上被挂大照片的全校为数不多的“二级”劳动积极分子，却没有被召集去接受动员。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被列入另册。但是我们那时候所接受的教育真是非常成功，以至于我对于没有被动员报考国家急需专业和机密专业，毫无怨言。记得“党叫干啥就干啥”和“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两个口号，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才唱响的，但是远在这个时候之前，多年的教育在我们这些自觉接受教育的学生身上，已经形成了听从安排做“螺丝钉”的人生理念。
我从小热衷于无线电。可是现在，“党和国家”没有动员我报考无线电这样的专业，我就选择了最不机密的数学和民用建筑，当时这些专业似乎也没有保密和急需的意思。虽然自己不那么被信任，但我还是相信，只要我不冲撞不叫我接近的专业，别的专业还是可能考虑我这样的考生的。当时我们功课好一些的同学，都有上北京念书的愿望。最理想的，自然是北大、清华了。我就斗胆以第一志愿报考北大的数学，第二志愿则是另外一所名牌大学的民用建筑。说实在的，在那次学校动员近半同学报考机密专业和急需专业的会议以前，我压根儿没想过会把数学或者民用建筑作为自己将来的事业。
高考以后经过大约两个月的等待，我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我要好的同学朱蔚文一起，到北大数学力学系读书，他在力学专业，我在数学专业。
从广州到北京，我和朱蔚文坐了三天两夜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还没有进入湖南，就已经晕车了，吃什么吐什么，一路全靠朱蔚文照顾。到达北京前门车站的时候，我在清华大学读书、即将毕业的姐姐到车站来接我们。下了火车，双脚着地，我的状态立刻恢复正常。当我们辗转来到北京大学的西校门进入北大的时候，看到在迎面的小桥两旁眼镜湖的两片水面，各有一支竖立的大水管，纯净的地下水不断地从管子里涌出来，形成两个小型的圆环瀑布。西门一带燕园的景色美轮美奂，很有积淀。后来走到学生宿舍所在的新区，房子却像是火柴盒一样。
我们到北京读书的时候，正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当时，虽然因为“大跃进”折腾的缘故，国家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全国支援北京庆祝国庆十周年，北京的气象真还是可以用“兴高采烈”四个字来形容。天安门自不用说了，只说北京郊区护道的杨树，绿叶婆娑，沙沙作响，已经叫我们这些南方少年不胜赞叹。
刚住下来次日，我的一位儿时玩伴就来找我，一起上颐和园玩。在广州，我们原来是中山大学附小的同学，后来他父亲因为院系调整来到北大，他们家就住进了燕东园。小时候我们非常要好，实际上我是他的跟屁虫，他玩什么都比我强。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联络，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我到北大来了的。反正他带了一部照相馆都觉得陌生的127照相机，在宿舍找到我，拉我上颐和园。当时在颐和园，人们完全没有拥挤的感觉。
国庆假日，包括我们这一届四个刚上北京读书的，广州六中总共有二十多位同学，相约一聚，集合地点选在北海公园的九龙壁，大家还在九龙壁前面合影留念。
我被免掉课代表
我一直申请加入共青团。高中毕业前夕，团支部终于讨论通过我加入共青团的申请，并且在半个月以后通知我，学校团委已经批准我入团，即日起参加组织生活。但是一周以后，团支部书记又告诉我，鉴于我家庭的情况，学校团委其实无权审批我的团籍，要等待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的意见。结果，虽然我已经正式参加过一次共青团团支部的组织生活，却仍然不是共青团员。
进了大学，我向新集体的团组织重申争取加入共青团的愿望，并且表示愿意为集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过了几天，团组织通知我，班委会将决定我担任“数学分析”课的课代表。按照我当时和现在的理解，对于数学专业新生来说，数学分析是他们的主课。我感激组织对我的信任。
不久，庐山会议开始的“反右倾”斗争，在学生当中相当深入地开展起来。我勉励自己一定要以党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逐步做到真正“脱胎换骨”。高中时候，我们响应党的大炼钢铁的号召，先是照着化学书上的原理图用小铁罐“炼焦”，后来真的用土法炼出质量比较高的焦炭，以至于广州钢铁厂也曾经开车到我们学校来取焦。我在学习中回顾了这个例子，谈革命者一定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正确对待新生事物，不能只是指指点点。我是诚恳的，同学们似乎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那时候，我哪里知道那样炼出来的焦炭即便可以用，也是非常浪费。
后来具体深入到“大跃进”有没有浮夸的问题。我说虽然有过浮夸，但那是前进过程中的、并且现在已经克服了的问题。想不到这个发言就闯祸了，因为我说有过浮夸。第二天，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开会，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批评我污蔑“大跃进”里面有浮夸。后来回想觉得“还好”的是，这只不过是在一个很大的教室里围坐的主题批判，还没有去到让我站起来认罪的程度。
原来，1959年的春天，广东的饥荒已经很厉害，我们在学校连着喝了两个月的粥。曾经在1958年头脑也挺热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出来向全省人民发表广播讲话，说去年凡是每亩二、三千斤以上的产量，都是假的，更不用说那些所谓亩产多少万斤的“高产卫星”了，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粮食。他还说，问题是要振作起来度过困难期。
我在发言中引用了亲耳听到的陶铸的广播讲话，但是团支部组织委员说，陶铸是党的中央委员，他“不可能”讲这样的“污蔑群众运动”的话。天哪！我的本意是虽有浮夸，要正确对待，现在却变成了污蔑群众运动。当天晚上，这位委员通知我，鉴于我的情况，已经不适于做课代表的工作，让我向一位同学交接。
我恨自己为什么觉悟总是不高，勉励自己积极跟上。只要能够维护“三面红旗”，维护党的威信，个人受委屈没什么关系，千万不能有抵触情绪。我主动找到那位同学交接课代表的事务，他平常不大讲话，嗫嚅地对我说：“哎，弄不清楚怎么回事。”
“政治好就是出身好”，这是出自大学高年级期间，我们自愿“下连当兵”经受锻炼时解放军一位教导员的教导。他就是这么说的。虽然“身体好”作为第一“好”的“三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是那时候已经很少这样说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好，思想好，表现好”的新“三好”，其中“政治好”就是“出身好”。我天生“政治”就不好，现在“表现”也不好，自然“思想”也就没办法好了。
马寅初校长下台
1958年初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一方面，很快在全国掀起以全民“大炼钢铁”为标志的“大跃进”，另一方面，全国农村很快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从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教育方面，则明确了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些苏式建筑风格、一进门就是对称的主楼的学校，都把这个教育方针的两句话，写成大字悬示在主楼两翼最醒目的位置。
刚刚进入北大的时候，穿吊带裤的马寅初校长携夫人和我们一起参加放焰火的迎新游园晚会。以后我们看到，每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陆平在大饭厅作报告的时候，马校长都要搬一张椅子横坐在讲台旁边，非常近距离地听讲，据说是因为校长有点耳背。很快，党委领导的批判马校长“新人口论”的运动铺天盖地，连小秘书也被鼓动上台，言不由衷地揭发校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外出视察吃饭时“点了鸡汤不肯付钱”。1960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还是副校长的陆平，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走上大饭厅的舞台发表演说，学校宣传队在为这个节目热身的时候，已经高呼“陆平校长作报告！”不久，马寅初校长被免职，据说是铁道兵少将的陆平，兼了北京大学的校长。
那时候在北大读书的一个特点，是劳动很多，政治运动很多。先是九月的入学劳动等等，后来是入冬开拔到北京东郊的通县，不记得为什么事情挖土方。1960年春天，哪怕仍然是全国支援北京，我们在北京的日子也已经很不好过了，但是“群众运动”的狂热却愈演愈烈。
这个春天，记得只是通过系团委或者年级党支部自上而下发动起来参加的“技术革命”热潮，就有三次。一次是“超声波”狂热，据说把水管锯断敲扁夹住一个簧片，就能够在水流或者气流的冲击下发出超声波，解决许多问题。结果徒然制造大量金属垃圾。另外一次是“电子化”狂热，我们被召唤到位于学校东门外新建的物理大楼后面当“技术革命”的“生力军”，物理系实验室的仓库，被迫要向我们这些不懂得电子的数学系新生开放，随便取件，随便安装，随便实验，实际上是随便糟蹋。实验员抵触得很，但是压力之下，却无力对抗。还有一次，是拉队到北京市内著名的“二龙路人民公社”，充当“技术革命”的“生力军”。这个人民公社不知道具体哪一级的一位女干部，半夜把公社小工厂的车工叫来，让他把机床交给我们使用。车工嘀嘀咕咕，满脸不高兴，但也只能把开关盒的钥匙交出来。
自发的狂热也不少。常常有一点什么风声，只要看起来符合大方向，就会“物化”为一些同学的高度自觉的行动。现在大家记得的，是传来蓖麻可以提供“战略物资”的消息，于是大家都抓紧时间找地方种蓖麻。还有一次，有风声说学校附近工地就有许多不识字的民工，我们大学生应该去扫盲，于是包括我在内一些同学，每天晚上赶去为这些民工扫盲，但其实刚刚干完一天活的民工，正是他们最需要休息的时候。
更加离谱的事情发生在一年级寒假，仿佛是政工系统召集数学专业各个年级的同学在一起，采取“打擂台”的方式，在“打倒牛家店”的口号下，辩论如何写出“无产阶级”的“数学分析教程”。所谓“牛家店”，就是牛顿-莱布尼兹体系的意思。大轰大隆，挑灯夜战，以至于我们不停地打瞌睡，政工干部却一再表扬一年级同学最有水平，“中毒”最少，思想最解放。
夏天，我们到京郊大兴县荒芜的农田上急工粗活地替人民公社社员抢种大白菜。我看到一位社员在夜色中徘徊在屋顶上面，摇头叹息。
秋天，我们已经二年级了，解放军的受检部队已经坐着轮子漆了白圈的大卡车演练了好几遍，却在国庆的前夕接到“平常国庆节不再搞阅兵”的命令。这在我们这个喜欢热闹的共和国还是第一次。
入冬，我们开拔到昌平的十三陵地区，住在鸡舍里，为拟建计划外的北大新校区修铁路。我们做的是土方工程，力气活。因为夜间到达，然后每天清晨都是顶着星星，步行好几公里去工地，晚上在夜色中摸索回来休息，所以半个月以后，我们唯一有个休息的半天，才看清楚我们下榻的鸡舍。因为饭吃不饱，营养就更加谈不上，劳动强度却极大，结果一个月下来，大半同学得了浮肿病。其间，陆平校长来工地视察，政工干部要求我们齐声欢呼“陆平校长好！”
那个冬天真冷，在寒风中传来了要求贯彻“劳逸结合”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