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成打落地，一战后的欧洲皇室因何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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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冠成打落地，一战后的欧洲皇室因何失国？
经济观察报书评 今天
作者=刘怡
来源=《南风窗》
民间一直有种说法，称首次世界大战是“欧洲老祖母”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孙辈之间的战争，因为当时的英国、德国、俄国的君主，分别是维多利亚的孙子、外孙和外孙女婿。
其实，尽管20世纪初的欧洲王室依旧呈现出亲如一家的表象，但外交决策权已经由内廷分散到了政府、利益集团和公众组成的“社会卡特尔”手中。君主们之间的结盟或无情厮杀，更多是为本国国内外的形势所迫。
大战颠覆了德奥俄三大帝国，造成了恩格斯所说的“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的局面。而王室在公众舆论和现实政治面前的让步—亲德的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一世一度被其内阁废黜，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则吞并了老丈人统治的黑山—实际上意味着王朝政治已经逐渐离开了国际舞台的中心。
1919年《凡尔赛和约》后成立的诸多新兴民族国家，无一不是采用共和制。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等仅存的东南欧君主国，国王也须和军事强人结成同盟方能确保个人地位，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向英国式的立宪君主转型，直到二战中他们再度流亡失国。
“一家亲”没能阻止欧战
芭芭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的开篇描述了1910年5月英王爱德华七世（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当今英女王的曾祖父，在位仅9年）出殡时的情景：9位欧洲最尊贵的皇帝和国王策马跟随在灵车之后，紧接着是5位王储、40多位亲王、7位皇后以及形形色色的达官贵人。这是大战爆发前，欧洲王室阵容最齐整的一次聚会，也是王朝政治的夕阳落山之前，最耀眼的一抹余晖。
在出席爱德华七世葬礼的70个国家的代表中，只有法国、美国、瑞士3个共和国派出的，是不带贵族头衔的公民，就连远在东方的日本、暹罗和中国清王朝也有宗室前去吊唁。王室成员之间超越国别的亲密关系，与东欧、巴尔干和远东方兴未艾的民族自决运动形成了鲜明反差，暗示了这个过渡时代微妙的内在张力。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葬礼上出镜率最高的几位君主，本身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45岁的新英王乔治五世，是逝者的次子；51岁的德皇威廉二世是逝者的外甥（其母是逝者最年长的姐姐）；年近七旬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和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均是逝者遗孀亚历山德拉的亲兄弟。弗雷德里克的次子卡尔，在1905年瑞典－挪威联盟解体后，被挪威议会一致推举为挪威国王，取号哈康七世，王后是他的表姐、逝者最小的女儿毛德公主；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则迎娶了逝者幺妹的女儿、巴滕贝格的维多利亚·尤金妮娅公主。
此外，年轻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是逝者父亲阿尔伯特亲王的侄孙；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一世，他的祖父和逝者的外祖母是亲兄妹；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二世，他的曾外祖父奥尔良公爵是斐迪南一世的舅舅。
未能亲莅伦敦的几位“九五至尊”中，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是逝者的妻妹达格玛之子，他的姑姑玛丽亚则嫁给了逝者的弟弟爱丁堡公爵。从辈分上说，尼古拉二世和乔治五世、威廉二世以及哈康七世乃是表兄弟。尼古拉二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则是逝者妹妹艾丽丝公主之女，也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
80岁的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属于古老的哈布斯堡家族，与英国王室并无直接亲缘关系，但他的祖母玛丽亚·特蕾莎出身法国波旁王室西西里分支，与西、葡两国王室或系同宗、或为姻亲，这就和英、德、俄三国君主产生了间接关联。
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曼纽尔三世的祖母，是哈布斯堡家族托斯卡纳分支成员，他的3个连襟分别是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以及俄皇尼古拉二世的两个堂叔。
总之，尽管同盟、协约两大集团对峙的国际格局在1907年前后已然成型，“一家亲”的关系还是为欧洲君主们提供了缓和彼此国家间关系的某种沟通渠道。只是，在一种权势中心高度分散、决策过程支离破碎的政治体制中，效率不高的王室外交逐渐抵挡不住大众政治的洪流。君主们希望借助个人友谊和血缘关系完成对国家外交政策的逆转，几乎已是不可能。
“出口国王”的生意
说起“欧洲老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就不能不介绍她所出身的那个欧洲最著名的“王室出口商”—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
1817年，神圣罗马帝国中萨克森王国“维廷王室”的两支后裔—科堡公国和哥达公国决定为其男女继承人缔结婚缘。尽管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9年，但由于女方一系的家族绝嗣，两公国土地和爵位的继承权，最终还是归于这段婚姻产生的第一个孩子恩斯特，在恩斯特成年前则由其父老恩斯特暂领。此即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由来。
老恩斯特的妹妹维多利亚，在1818年嫁给了英王乔治三世之子爱德华亲王。19年后，因为乔治三世的子嗣皆已亡故，英国王位被奉献给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之女“小维多利亚”，即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
为了让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垄断英国王位的继承权，维多利亚女王跟舅舅老恩斯特的次子阿尔伯特结婚。女王的血友病隐性基因，则传给9个子女中的一子二女，扩散到西班牙、普鲁士和俄罗斯王室。
除了外甥女“小维多利亚”成为一代英国女王外，老恩斯特的姐姐朱利安，嫁给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弟康斯坦丁大公；弟弟斐迪南则在1815年迎娶了匈牙利大地主科哈里家族的女继承人，其长子小斐迪南与葡萄牙公主玛丽亚结婚后，在1837年继承了葡萄牙王位，史称费尔南多二世。
老恩斯特的另一个弟弟利奥波德，在1830年当选为比利时国王，并迎娶法国“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的长女路易丝。利奥波德与路易丝之女夏洛特，在1857年嫁给了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之弟马克西米利安大公。
通过复杂的联姻关系，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不仅掌握了英、比、葡三国王位的继承权，还和俄国罗曼诺夫王室、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以及法国奥尔良王室结成了亲家。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子女这一代，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和黑森的巴滕贝格家族也加入了关系网。
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出口国王”生意，乃至欧洲古老王室之间的联姻行为，源头可上溯至神圣罗马帝国，但这类行为在19世纪发展尤为迅猛，则有特殊的时代原因。
在后拿破仑时代，俄奥普三国的“神圣同盟”和英法俄奥普五强的协调机制，维护着1815年维也纳会议恢复的“君主神圣”原则。尽管1848年革命宣告了维也纳体系的破产，民族自决运动再度兴起，但中东欧三强（俄奥普）在确保君权至上、阻止国土分裂、反对激进革命方面利益大体一致；身为欧陆离岸制衡者的英国，同样不愿看到版图剧烈变更、均势彻底倾颓的局面出现，因而乐于与中东欧三强加强磋商。对君主国而言，联姻无疑是效果最直接、方式却最柔和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之一。
而在那些新出现的民族国家，往往内争激烈，无法推举本土君王，只好拥立一位外籍君主，好处是他不容易受本土政党偏见的影响，处理外交问题时会更便利，在斡旋国内的政见对立和政教关系时意见更加中肯。1830年利奥波德入继比利时大统，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1866年罗马尼亚本土王公库扎被推翻后，同样迎立了一位局外人、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的天主教旁支锡格马林根的卡尔亲王作为新国王。1864年，墨西哥君主派甚至不远万里、把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之弟马克西米利安请到美洲，请他出任墨西哥皇帝。这种基于议会选举的国王，已经具有了更新鲜的时代色彩。
大众政治冲击王室外交
但形势依旧比人强。进入1870年代，德国统一的实现、东方危机的再兴以及新殖民主义大潮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权势版图。俄奥两国的矛盾率先激化，紧接着英俄两国也在中亚展开了“大博弈”。
国家对领土和经济利益的排他性追求，使得君王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变得绵软无力；过去屡试不爽的“出口国王”策略，也在现实斗争的震撼下变得摇摇欲坠。1878年保加利亚重获独立后，巴滕贝格家族的亚历山大亲王被选为大公。但这位亲王性情刚直，与干预国政的俄国军人摩擦频仍，在位不到8年就被自己的表弟、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逼迫退位。
1870年引爆普法战争的“埃姆斯密电”，更是君主协调退居次席的典型写照—法皇拿破仑三世意图阻止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的利奥波德亲王入继西班牙王位，普王对此虽感不悦，却也打算默认。但当宰相俾斯麦以添油加醋的方式将这一事件披露给媒体之后，普法两国民众和军人皆亢奋一时，使大战变得迫在眉睫。这一事件突出地表明：在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成为欧洲新潮流后，具有超民族色彩的君王已不足以承担杠杆角色。决定对外政策的关键力量，已经逐步转移到了公众舆论、利益集团以及内阁组成的复合体手中。
近代大众政治的兴起，始于法国革命战争期间为扩大动员而进行的舆论和思想宣传，在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普遍完成后达到高潮。传统社会关系的瓦解、城市人口前所未有的集中以及工商业新兴利益集团的崛起，都在冲击“王朝即国家”、对外政策由君主和贵族外交官独揽的旧局面。到1900年前后，大部分欧洲君主国都已经建立起基于中上层有产阶级普选制的代议制度，公众支持率已经成为影响内阁稳定性的源头之一。从中衍生的基层组织结构（选区）和大众宣传（报纸、传单、小册子）等新问题，都是君主及其亲随必须面对的。
到了20世纪前十年，“人民”的主体已经变成了经受工业革命洗礼，受到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和宣传机构长期影响的城市居民。他们是在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流行的时代成长起来的，较其君主更为蛮横和狂热，也更不择手段。当内阁成员甚至君主做出的决策与这批民族主义者的意志相对立时，后者完全不惮于通过暗杀来阻止前者的努力。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希腊国王乔治一世，都是死于激进主义者的暗杀；引爆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事件，同样是塞尔维亚青年军官越过政府肆意为之。对激愤民意的恐惧，使得各国君主在面临战争抉择之际，不仅完全不敢抵制民众的战争狂热，反而要顺应甚至纵容这种倾向。欧洲被战火淹没，遂变得不可避免。
“社会卡特尔”掣肘君主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光荣革命”以降200余年的磨合，英国王室与议会、内阁在决策中的权力边界已经相当明晰。维多利亚女王母子绝少主动提出政策方向，更多是针对内阁已然成型的提案发表观点，或者凭借个人阅历为首相提供制订政策的参考。早熟的工商业则以牺牲长期效率为代价，实现了利益分配格局的稳定。但在德、奥、俄等工业化后发国家，经济革命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远较英国来得明显；而这三国偏偏也是君王个人权力更加强大、与议会素有芥蒂的所在，几番博弈之下，最终形成了权势格局的“卡特尔化”。
所谓“卡特尔化”，指的是在决策过程中存在多个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每个集团都无法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但每一方又都认为现有的政策无法满足自身的合理诉求。解决的办法只有“相互捧场”（Logrolling，亦称滚木立法），但那样又会导致国家不再可能对政策目标进行限制或调控，从而呈现出各个集团欲壑难填、国家总体方向飘忽的状态。
德奥俄三国，几乎都存在多个势均力敌的权势中心：贵族、大地主和重工业者控制着政府和军队的高层职位，要求实行高关税政策、抵制农作物进口，但他们的物质资本和社会影响力正在衰落；发展势头最劲的制造业、纺织业和化工业资本家，希望向国外出口商品并获得廉价原料，因此要求降低关税，也迫切要求分享政治权力；而在三大专制帝国对军事机器给予特殊重视性的背景下，军官团实际上变成了第三个权势中心，使情形愈发复杂。
这种情况下，德奥俄的君主实际上已无法像英国国王那样退居幕后，而必须作为最终仲裁者发挥关键作用。但这三国此时的皇帝恰恰都不具备纵横捭阖的个人才能：德皇既无手腕、亦无耐性，却有着过多的想法和过强的执行力，造成五花八门的混乱。年事已高的弗朗茨·约瑟夫满足于维持奥匈二元帝国表面的稳固，对少数民族要求自治的呼声反应宽容，但自决欲望被激发起来的少数民族，一俟触及“不准独立”的天花板，反而以更加激烈的姿态反对帝国。至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他除去“君权神圣”外几无任何政治信念，除去保住患有血友病的皇太子的生命外也再无任何日常关切。
既无中间机构加以协调、又缺乏最高决策统一指导，三大帝国的政策缔造，实际上间歇性地陷于失能状态。甚至连君主本人的意愿，都难以转化为长期持续的政策。
德皇虽认定自己的俄国表弟软弱可欺，却也一直与后者维持密切的个人关系，试图形成三大专制帝国的结盟。1905年7月，威廉二世借尼古拉二世新败于远东、精神萎靡之机，与其会盟于芬兰的比约克岛，草签了德俄同盟条约。但条约草案被各自国内的“卡特尔”认定侵犯了自己的利益。两人回国之后，从德军总参谋部到俄国财政部无一例外对盟约发起抵制，两国议会也拒绝批准这一条约。德国阻止俄国倒向伦敦的最后一次尝试，就此归于失败。1907年俄国与英国缔结协约，俄皇尼古拉二世站到了他的英国姨夫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表兄一边，成了另一位表兄德国威廉二世最不愿接受的敌人。
一战令德裔王室“换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霍亨索伦家族的德国、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匈，以及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保加利亚结盟，共同对抗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英国和比利时、罗曼诺夫家族的俄国，以及卡拉乔治维奇家族的塞尔维亚。
1915年之后，萨伏伊家族的意大利、格吕克斯堡家族的希腊和霍亨索伦家族的罗马尼亚，也先后加入反德的协约国一方，对昔日的至亲开战。
为表示不共戴天，威廉二世以霍亨索伦家族族长的身份，将罗马尼亚国王斐迪南一世从族谱上除名。英国方面也不示弱，由枢密院剥夺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幼孙查尔斯·爱德华的公爵身份—查尔斯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地产和公爵头衔的继承者，他选择站在德国一方对祖母的帝国作战。
大众舆论对王室的影响，甚至还蔓延到了称谓、姓氏和人事任命上。为了回应民众的反德情绪、表示与中欧强国一刀两断，英国王室在1917年将其正式称谓由德国化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改为“温莎家族”；同样出身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比利时王室，则改名为“范·比利时家族”。
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乔治五世的王后玛丽，把自己的家族姓氏从德国化的“特克”改成了“坎布里奇”。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婿、出身德国巴滕贝格家族的路易斯亲王，开战时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参谋长），由于公众的抨击，他在1914年10月底被迫辞职，并在1917年声明放弃一切德国贵族头衔，姓氏也改成了英国化的“蒙巴顿”。
这个路易斯亲王的儿子，即“二战”时著名的蒙巴顿勋爵。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外孙，也是菲利普亲王的亲舅舅。菲利普在与伊丽莎白二世订婚后，像外公一样改姓“蒙巴顿”。所以，现在王储查尔斯的姓是“蒙巴顿-温莎”，查尔斯也把蒙巴顿勋爵尊称为“我的名誉祖父”。
在二战前“恐德”气氛下，英国发生了1936年爱德华八世逊位危机，直接原因是国王执意要和离异过的辛普森夫人结婚；深层根源则是枢密院和内阁担心具有亲纳粹倾向的爱德华八世会影响英国的外交政策，更担心他在婚姻问题上获胜后，会全面介入实际的政府决策，从而破坏英国宪政模式近250年的虚君传统。而他的退位，标志着传统和议会的最终胜利。
继位的是他的弟弟乔治六世，即今日“超长待机”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之父。他是电影《国王的演讲》中的男主角原型，妻子是英国1714年以后第一位非德裔王妃伊丽莎白·鲍斯-莱昂。但是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二世1947年结婚的对象，依然是有多重德裔血统的原希腊王子菲利普·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宗德堡-格吕克斯堡，即改名后的菲利普·蒙巴顿。这位今年95岁的菲利普亲王，是妻子伊丽莎白二世的远房表兄，与如今西班牙深受欢迎的索菲亚王太后也是远房表兄妹关系。
只要欧洲还有王室存在，那些“失国”的王室后裔中的佼佼者，总能寻觅到合适的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