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年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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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年轻的时候
Ponyyoung
10.17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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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字带路人 8字路口
1990年4月1日的晚上，崔健在西安开完演唱会后，回到宾馆。电话铃响了。
他接起来，听了几句，脸色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随行的记者赵健伟问他怎么了。
他说：“有个姑娘，在宾馆里包了房间，而且就在我房间的下面。她叫我去，我看有点不对劲，你去跟她谈谈，别这样。”
虽然是愚人节，这可不是骗人的事。这个姑娘是武汉大学的毕业生，之前崔健在武汉开演唱会时，她就去了，后来又跟到了西安。在路上，她曾和赵记者聊过天，说自己遭遇过太多坎坷，已看破红尘，是个独身主义者。
但就是这个看破红尘的姑娘，在面对崔健时放弃了信念，还花了昂贵的钱定了个二星级宾馆。赵记者劝了她几句，她沉默了。
但第二天，崔健房间的桌子上，放着一封信，里面写着：“我现在仍住在你的下面，我时时刻刻等着你来，我发誓一定要攻破你的堡垒。”
最终堡垒还是没攻破。崔健离开西安的那天，姑娘送到车站，望着远去的列车，轻轻说了声：再见。
还有一个女孩直接从成都追到北京，追到崔健的家门口，直到被公安局带走。她说：我这次来只有一个目的。
怀上崔健一孩子我就走，不用他负责。
那时候，崔健年轻，这个世界也年轻。生活中这些小小的浪花，很快就被时代淹没了。
他自己也想不到。接下来，他将以怎样的方式和这个世界碰撞。
01
1986年5月9日，当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喊出那声：“我曾经问个不休......”时，场下有个小青年一下子傻了。想了半天才想出一个词：迷人。
听完后，他和朋友们骑车往回走，路上老想着找个人打一架。他说：
就是那种感觉，像把人的灵魂一下子打开了。
那时，他还在读高中，第二年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他拍的处女作《头发乱了》，用了崔健的《花房姑娘》做背景音乐。后来，他拍《老炮儿》的时候，又用了一次《花房姑娘》。这是他最喜欢的歌。
他——管虎，说：
一直觉得崔健就是老天爷派下来的神。他原来在天上是个喇叭，青蛙，呱呱叫；说底下太不对了派他下来叫、喊、唱、提醒一下，有问题了。
在《老炮儿》里扮演六爷的，也是崔健的铁粉。1987年初，他还是个没名气的冯裤子，正在海岩编剧的《便衣警察》剧组做美工。首体有一场为亚运会集资的演出，他跑去听，听到了崔健唱《一无所有》。感觉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听完演唱会后，他和副导演回到宿舍，劲儿还没过去，又扯着脖子喊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俩人嗓子都哑了，说不出话来。
三十年后，他——冯小刚，早已成为宗师级导演，有了话语权，连自己的观众都敢骂，“中国有很多的垃圾电影，原因是有很多的垃圾观众。”
但是这三十年来，每次朋友聚会，他还是会唱《一无所有》。
也许是听了崔健，才变成怼天怼地的小刚炮
管虎说，那个年代他偶尔去到上海，会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上海没有崔健的歌儿。“北京孩子就那点儿事儿，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崔健。”
跟管虎冯小刚这类北京人相比，外地的孩子听崔健就晚得多。
1989年，崔健发行了中国内地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原创摇滚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的名字也跟随着磁带，传到了大江南北。■新▲疆■有个姓陈的高中同学买了一盘。
一年后，陈同学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了北京，终于有机会看崔健的演出了。他和同学骑着自行车穿越大半个北京，从中戏赶到崔健的演出场地，又蹦又唱的，浑身都是汗。后来，他还和王学兵一起组了个乐队，天天排练。
不过，陈同学跟崔健面对面的缘分，要一直等到2015年。他——陈建斌，获得了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配角奖，给他颁奖的是崔健。
在中国，地域就是阶级。生在哪儿，直接决定你的起跑线。
02
在崔健让一批人感到震撼的时候，也让另外一些人感到害怕。围绕崔健和摇滚乐的争议，也便成了那时候的热点话题。你踩我捧，吵得很热闹。
就在这时候，媒体老大哥出手了。
1988年7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七版的头条刊登了一篇文，名叫《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并且还在左下方发了《一无所有》的词曲。
文章写道：
《一无所有》最强烈的魅力还不仅仅在于感伤的气氛、抑郁的呼唤，而在于我们从中领略到了人在艰难中的自信，在困惑中的觉醒，在走过坎坷不平的崎岖之路后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
它将欧美的摇滚风格与中国传统音乐融洽地织合于一体，形成具有强烈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情的摇滚音乐。
人民日报给他站台，当年的老崔是有多大面子
在那个年代，用《人民日报》的文章来指导工作和学习，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每一个字的笔画中，都含着价值观的趋向。
连《人民日报》都站在崔健一边，那么中国摇滚就算被正名了。一个多月后，中央电视台将崔健演唱《一无所有》的现场实况向全球播出，作为汉城奥运会前的特别节目。
那个年代，中国正开始改革开放，一举一动都受到世界关注。崔健和他的歌很快成了一个焦点。《一无所有》传到了在美国旅居的陈丹青的耳朵里，他听得热泪盈眶。
他想起了自己多年的知青岁月，而这首歌不就是一群经历了痛苦、失落、迷惘又无奈的青年们心底的共鸣吗？
他说：
这是社会上所有苦逼和屌丝的心声，他给我们喊出来了。
03
1989年，就在崔健发行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时候，大连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王副主任下了海，到一家快要倒闭的住宅开发公司担任总经理。
二十多年后，这家公司的资产已达到6340亿元，王副主任也得了个第一，成为中国的首富。在2016年1月举办的年会上，他上台表演，唱了一首崔健的《假行僧》：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但不知道我是谁
……
第二天，他唱歌的事就成了搜索热词，托互联网的福，差不多一半的中国人都看到了这段视频。后来还被传到了海外，据统计，全球的点击量突破了27.6亿。
《假行僧》就出自《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或许是王副主任选择这首歌的原因，那是他事业的起点时间。
想着2016年的表现不错，到了2017年的年会上，王副主任——王健林，又唱了一首《一无所有》。他闭着眼睛，晃动着身体，无比投入地吼着：“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仿佛一个征兆。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公司出现资金问题，不断变卖资产，风雨满楼。有一段时间，一度传说万达要“一无所有”了。
爱唱《一无所有》的，还有另一个同学，姓孙。
他是半路下海杀入房地产业，一路顺风顺水，靠着快速的现金流周转，快速超越对手。到了2006年，眼看要超越老大哥万科了，结果国家搞宏观调控，他的现金流枯竭，不得不壮士断臂，把公司卖了。
在这之前，他买一块地都要9个亿，而这回把公司整个儿卖出去，才12个亿。
孙同学——孙宏斌，有些憋屈。这一年的岁末，他正跟朋友吃着饭，突然说想唱歌。一伙人到了KTV，他声嘶力竭地吼了一遍《一无所有》。不够，又吼了一遍。
此时，离这首歌发表，刚好二十年。
孙宏斌唱完这首歌，擦干眼泪，回到战场上去了。重新爬起来的他，又做得顺风顺水。他用一百六十多亿驰援贾老板，接过了生态化反的梦想，一时风头无双。
结果，买乐视很快被证明是猪油蒙心，一百六十多亿全赔进去了。在记者会上，他几次潸然泪下，说：这已经不算壮士断臂了,这是把脑袋都砍了。
我想提醒他：崔健还有一首歌，叫《从头再来》：
我不愿离开 我不愿存在
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
我想要离开 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04
受崔健影响的，不只是内地人，也不只是男人。
1987年，台湾人张小姐第一次来北京，看到天安门，觉得好大，大得不得了，就像活在历史里。而她来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看崔健的演出。
当崔健在台上把一块红布蒙在脸上，开始唱“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她说：她跟周围的大陆人一起，疯了。
这块红布跟大卫鲍伊脸上的雷电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时候一张崔健演唱会的票是50块钱，而大家普遍一个月的工资才40块钱。就这样排队还要排俩小时，最后票都没了。到了现场，本来能坐2000人的场地，硬是挤了3000人。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大学生没钱买票，就做假票，画得一模一样。
用张小姐——张艾嘉的话说：“那时候我觉得崔健走出来都是有风的。”
正因为这种记忆，去年她拍电影《相爱相亲》时，用了崔健的《花房姑娘》做背景音乐。放在片尾，由田壮壮扮演的父亲哼出来，很多人听到都泪奔了。
成长在大陆的年轻人们，受崔健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大。他们跟崔健一样，需要靠奋斗改变命运。
1990年，崔健到西安开演唱会，在陕西财经学院工业读会计的一个女生跑去听，喊得嗓子哑了一个星期。
受崔健的感召，她爱上了艺术，想考北京电影学院。借了同桌的衣服和鞋子去参加考试，过了三关，但是最后因为文化课没过失败了。
她差点就做了会计，但还是因为崔健的歌，那种叛逆的倔强的味道，让她坚持下来。两年后，她终于如愿以偿，去兰州军区话剧团当了一名文艺兵。之后又被送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学表演，终于走上了演戏道路。一部《武林外传》，全国人民都认识了她——闫妮。
唱之前崔健说：“……有一个朋友，昨天也来看我的音乐会。他在背后说，我们在台上的人都是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耻辱，我们就会感到光荣，我们就是这种流氓！”
另一个姑娘，在北京宣武区一家小医院做护士，连温饱都解决不了。为了改变命运，她自己凭着一台收音机，用一年半时间啃完了三年的许国璋英语，获得了一个去外企面试的机会。
那家外企的面试官问她：你会打字吗？她连打字机都没有摸过，但实在不想失去机会。环视了一圈，发现屋里并没有打字机，说：会。
面试结束，她朝亲友们借了170元，买了一台打字机，用一星期时间练出了专业打字员的水平。
她用了几个月才还清这笔债务。结果，第二次面试却没有考打字。
多年后，她——吴士宏，成为了微软（中国）公司的总经理。
她在自传里说，她这一生，只眼巴巴地等过两个人的出现：崔健和比尔.盖茨。
05
无可否认的是，崔健的歌迷，很多都具有一种纯纯的直男气质，总是以一种反抗的姿态对着这个世界。
1992年，一个旅行社的小导游经常带着游客出入酒店。有一天，他忽然看到大堂里走过一个身影，那不就是崔健嘛。于是，他走过去，问：您能不能给签个名？崔健说，可以。
但是，当时他身上没带任何纸。于是，他就让崔健签在了他的衬衫领子上。
后来，小导游进了央视，成了中国足球解说员的头牌。或许就是受崔健的影响，他在解说中放肆地宣泄了一把情感，也因此离开了央视。他出了一本自传，就叫《像男人一样去战斗》。
这么多年，他也认识不少歌星，很多人把签好名的专辑送给他。但是，他自己主动要签名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崔健。
正好20年后的2012年，他——黄健翔，在一档自己主持的节目中请来了崔健做嘉宾。回忆起往事，他脱掉外衣，露出里面的白衬衫，单膝跪地，绷紧浑身肌肉，让崔健在后背上又签了一个名。
崔健似乎也被触动，想了想，又写上几个字：20年后。
这架势，怎么有点像岳母刺字呢
另一个歌迷——王朔，写了一段话描述崔健：
怎么说呢，他打破了一种错觉，揭露了一些真相，最重要的是他让我听到了一个人的心灵。原来人是有心灵的。这个常识那之后我才知道。
我宁愿崔健和他的音乐代表我存在，代表我斗争，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责任都交给他了。
我要指出，崔健的音乐有很大的麻醉作用，他会使我这样不肯承当（担）的人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放弃，理想还在，勇气还在，希望还在，只要这种音乐还响着，我们这些人就不是毫无价值。
——然后是再一次地破灭和极大地失落和空虚。
06
世界已经不再年轻。那个时代，到底是远去了。
2010年，崔健在北京办了一场演唱会，名叫“超越那一天”，请近百人的北京交响乐团合作。这个事被一个叫白强的商人听说了，就想把它做成一部3D电影。
白强是崔健的铁粉，八十年代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他买的第一盘磁带就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后来去了美国，做了商人，赚了些钱，总想着为偶像做点事。再说，那时候3D正流行。
摇滚和交响的碰撞，足以用气势磅礴形容
这部电影邀请了美国和韩国的团队来制作，花了700多万元。但是完成后一年多过去了，影片一直没有上映。因为没人愿意发行。大家都觉得，进影院看电影的观众在22岁左右，谁会喜欢50多岁的崔健呢？
最后，白强只好选择了“点映”的方式，也就是观众提前订票，一个影厅的票卖出足够比例后，才放一场。
很多崔健当年的粉丝，现在成了拥有千万粉丝的大V，比如任志强、黄健翔、薛蛮子等，都在微博转发了消息。
结果，好多天过去，只有北京的3家影院凑够了4场放映，另外16个城市一场放映也没凑出来。南京惟一参与“点映”的一个电影院，售票量是7张。
面对惨败，白强对记者说：
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不是怕赔钱，是怕这部电影最后没人看，老崔没面子。
别人没干成，那就自己干吧。2013年，崔健开始转型，导了一部电影《蓝色骨头》。
腿夹吉他这个片段，实在让人血脉贲张
影片的投资人名叫张宝全，1988年他从部队转业，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背着几箱书和衣服来到北京，下了火车发现满大街都是崔健的歌，那是他对首都的第一印象。
毕业后，他写的剧本没找到投资，一气之下就下海了，搞起了房地产，如今是今典集团的董事长。能够作为投资人，投资崔健拍的电影，他觉得非常荣幸。
结果，《蓝色骨头》票房惨败，只卖了420万，赔了近两千万。张宝全想给崔健打个电话，安慰下，却始终没拿起电话。他不敢打，也不好意思打。此后，俩人再也没见过面。原因是，都怕彼此尴尬。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后都会回到原点。这两场失败的电影，只是崔健与这个时代发生的碰撞之一。他对这个时代的不适应，早在上一个互联网时代就开始了。
在这个充斥抖音快手背景音乐的年代，摇滚乐变得更加边缘
他没有开过博客，没有开过微博，也没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微信公号。更不要说头条、快手、抖音这些移动互联网的新贵了。因为坚持自我，他参加的综艺节目引发了很大争议。他再也不上了。
一篇文章评价他：
他的表情，像一个不会玩智能手机的长辈一样迷茫。
他的新歌出得越来越慢。且不说，在这个时代，音乐本身能引发的效应越来越小。尽管在很多选秀节目中，年轻的90后们时常会翻唱他的那些经典老歌。
崔健影响的那个世界，那些曾经热泪盈眶的年轻人，那些苦逼和屌丝，也已经不再年轻了。
名声和财富，成了他们奋斗成功的标志，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他们的面具。
只有在崔健越来越少的演唱会上，他们才能时而忘情地呐喊、时而沉默地流泪，挥舞着手里的红布，缅怀自己刻骨铭心的青春，也缅怀那个能靠奋斗改变个人命运的时代。
尽管，它们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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