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石孙是如何做北大校长的？

丁石孙是如何做北大校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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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孙是如何做北大校长的？
2018-05-06 丁石孙 学术星球

作者：丁石孙
来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我在北大当校长
文|丁石孙
　　
访：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要当北大校长的消息的？

丁：1983年10月。在这之前不久，我在哈佛数学系收到我爱人的信。她说现在北大正在酝酿校领导班子。教育部、人事部、中组部在北大搞了一次由副教授、副处长以上的人参加的民意测验，事先没有提任何候选人，让大家任意填写校长、副校长人选，不记名。然后，教育部有专人把票收走。我爱人也参加了投票。不久，有人告诉我，北大有位领导要到哈佛来访问。北大并未告诉我有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谁来。有一天，我跑到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去问这件事，想了解来的人的访问日程。办公室秘书说：“你来的太好了。”因为北大的客人来的时候是礼拜天，没人办公，他正愁没人帮助接待。于是，他让我到机场去接一下，并事先把教职员会所（facultyclub）的一把钥匙给了我，让我直接把客人送去。

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他在“WG”前任北京市委秘书长，是彭真很得力的干将。他来的那天，哈佛大学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以示重视。到教职员会所后，他就告诉我，要我回去当校长。他跟我聊到很晚，差不多聊了3个小时；说我当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并谈了很多想法。他显然雄心勃勃，想在北大干一番事业。他的年龄比我大一点，身体很好，表现得非常积极，当时就要我跟他一块回去。我说不行，因为我还有一个月的进修时间，并安排了到西部访问的计划，也已经买好去西部和回国的机票。听我这样说，他没有勉强。当时他完全没想到回国后并没有让他当北大的党委书记。

访：项子明为什么没有当成北大党委书记？

丁：据说是得罪了彭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时，彭真说项子明不能用。“WG”前，彭真搞了个写作班子，地点在畅春园。“WG”中，项子明顶不住压力，揭发说这个写作班子是反毛泽东的。这对彭真很不利。项子明就成为彭真眼中的叛徒。对我个人来说，项子明没有当党委书记是件好事。因为他党龄老，主意多，如果他担任这个职务我有很多事不好办。

访：在您之前，北大校长都是被任命的，并不是民主选举的。您当校长这次是北大第一次民主选举校长。这次民主选举，把您——一位屡遭ZZ运动冲击的学者，推上了世界著名学府——北大的校长职位。您在美国时，是否听到一些人对您要当校长这件事的反应？您知道自己回去要当校长这个消息后，对做校长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丁：1983年12月我到伯克利后见到的华裔数学家，比如项武义、伍鸿熙等，知道我回去要当校长，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并跟我说中国能启用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当北大校长，表明中国以后有希望。

当时我对回去怎么当这个校长考虑得比较少，但意识到这个校长不好当，会得罪很多人。我跟当时在美国的北大的一些教员说：“我回去要准备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我虽然不能预料回去当校长的具体困难，但知道中国的改革的难度很大。事后我感到我对困难的估计还远远不够。

访：您是什么时候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的？

丁：1984年3月。我从美国回来后，情绪比较乐观，认为前途非常美好。但一直待到春节后，组织上也没找我谈话。我搞不清楚是什么道理。事后才知道，彭真不同意项子明当北大党委书记，要重新找书记。一直到3月份，北大才开了个范围很小的会。会上，何东昌代表教育部宣布我当校长，王学珍当书记。项子明当了顾问。我的前任校长是张龙翔。

访：在何东昌宣布您当北大校长的会上，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了吗？您在会上表态说：“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是这样的吗？

丁：何东昌没有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我确实是这样表态的。记得我的发言很简短。大意是说：我对学校的工作没有经验，希望大家给我3个月学习的时间。在这3个月里，原来怎么搞的，还怎么搞。我还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大概没有三把火，一个理由是，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有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访：当校长后，您提出过办校原则吗？

丁：1986年暑假王学珍住院，有一段时间学校党委常委会是我主持。有两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办校原则，我记得提了六条或七条原则。其中一条是从严治校。因为北大一贯工作效率比较低，也比较松散。二是发扬民主。当时提出对不同的事情应该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如对学术问题不能全校讨论，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对生活问题，要在教代会上讨论，要发动全校的教职工参与。三是要坚持“双百”方针。我同意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认为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框框。考虑到当时有一种议论，反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我就提出坚持“双百”方针。四是干部不能越权管事。我自己也是一样。如有人向我抱怨他的住房条件太坏。对这样的事情，我很少当场表态，总要跟管住房的干部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再如学校的招生工作，不归我管，我绝对不给负责招生的干部写条子。我不能越权，越权的后果就是人家就不管事了。


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

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目前国内最有名的商学院之一。据厉以宁说，光华管理学院的历史要从1985年北大成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算起，而管理科学中心的成立跟您密不可分。而且，这个中心的办学方针，是您和厉以宁、陈良焜、王恩涌在您家的小会客厅内决定的。是这样的吗？

丁：对。当时我提出成立管理科学中心，是为了帮助厉以宁，让他躲开经济系，有自己的发展空间。1957年划右派时，厉以宁属于右派边缘人物，1958年跟我一起下放到门头沟劳动锻炼，“WG”开始后又跟我一起关在黑帮大院。“WG”后，他在经济系受排挤，有些人认为他是搞邪门歪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厉以宁想入党，在系里的党支部就是通不过。我当校长后，别的领导跟我说：对厉以宁要控制使用。他会画画，如果办展览，可以用他。但当时XXX很重视厉以宁，长时间让他住在ZNH。中央认为他可以入党，胡启立曾打电话过来问：“厉以宁为什么不能入党？”

访：中央过问后，厉以宁入党了吗？管理科学中心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

丁：入了。中央一过问，情况就变了。管理科学中心是学校领导的跨学科的学术性机构，跟系的地位类似。当时我有一个看法，成立系需要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如教学计划要很清楚；但中心不需要，能搞研究就可以。这个中心的研究范围比较宽泛，包括管理、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心的人员来源也很广，各种人才都要。它成立不久就有了十几个人，中心的主任由我当；副主任有两个，一个是厉以宁，另一个是陈良焜（陈良焜原为北大数学系教授，研究经济计量学。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还有王恩涌，是北大地理学教授）。

除管理科学中心外，我当校长期间还成立了四个中心，其中包括人口中心、环境科学中心。现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非常热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成立于1989年5月4日）。在我之前，张龙翔校长曾提出成立几个中心的设想。因而，在北大成立中心不是我首先提出的。我当校长后成立这些中心的大目标，是想突破北大的框框，改变系里原来的传统。

访：北大方正是您当校长后成立的一个公司，现已成为我国计算机行业中的一个知名品牌。请您回忆一下这个公司成立的经过。

丁：成立北大方正是我1986年做的一件事。之前，北大跟山东潍坊的华光公司合作，利用王选发明的汉字排版系统，生产汉字排版印刷机已有多年，1986年已经做到华光四型机。有一次我问起卖出这么一台机器，北大能得到多少钱？他们说卖出一台机器，华光公司给北大一万元钱。我记得当时一台机器至少卖十万以上，或者更多。我觉得这对北大不公平，因为潍坊的公司也不会生产机器，只是从日本买来机器，安装上王选的汉字排版系统。我就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搞？”王选的重要发明是信息压缩技术，这项技术就是把包括大量字型字号的信息进行压缩，而只有把各种字型字号的汉字储存下来，才能印报纸。

当时要把王选发明的这个系统固化，做到芯片上，国内还做不到，要到英国去做。我们和英国的公司联系，他们答应为我们做，还负责保密。这样，学校就出钱派王选到英国去，把他的系统固化，拿回来。很快北大自己办了一个公司，开始不叫方正，叫北大新技术开发公司。我考虑王选不会做生意，就跟有关同志商量，把王选的工作跟公司的工作分开，给王选成立一个研究所，负责研究开发；公司负责生产销售。

我在学校里挑选了两个人筹建公司。一个是无线电系的技术员，叫楼滨龙；另一个是数学系的总支副书记，叫黄禄平，是学计算数学的。记得我专门和楼滨龙谈过一次话，因为当时要动员教师出来开公司难度相当大。我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出来开公司的人一定要跟学校脱钩。你挣多少钱学校不管，但你不能再保留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公司的水电费也要跟学校明算账。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学游泳，就要跳到水里去。”我印象中公司开始时没有招工人，干活的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整个技术水平比较高。

访：公司成立后，北大和潍坊华光公司中断合作关系了吗？

丁：我们把潍坊华光公司抛开了。但由于华光这个品牌由我们跟这家公司共同拥有，我们不能再用华光这个名字，于是就有了方正这个品牌。它是怎么想出来的，我不知道。一开始，方正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北大附近零散地找了些小房子。我去看过，里边也没有什么机器，只是看到很多人在忙着写字，因为很多字体要靠人写出来。记得当时市场相当大，从中央级报纸到省级报纸，甚至地市级和县级报纸都要上激光排版系统；楼滨龙到处去推销。

访：北大方正崛起后，跟北大脱钩了吗？

丁：我说要它跟北大脱钩，但实际并没有。当时我就感到，像方正这种公司，所有制不清楚；但另一方面，北大也没有向方正注入资金。方正启动的时候，向北京市的一家公司借了几十万元作本钱。方正的产权归谁所有，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一点我当时就看到了。

在政协会上“闯祸”

访：1988年您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是民盟推荐的，还是北大推荐的？

丁：可能是民盟推荐的。这时我已是民盟中央常委。1957年反右运动后，我跟民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1986年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找我，让我参加一点民盟的活动。他告诉我，他看中了我和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高景德也是民盟盟员。这年年底，民盟开了一次代表会议，我跟高景德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此后我跟民盟有了比较多的联系。北大也有可能推荐我当政协委员：王学珍是党中央委员，书记和校长要有个平衡。记得高景德和我一起当选为政协委员。那一届北大在民盟组的政协委员还有中文系王瑶和化学系的邢其毅。

访：您当政协委员后参加了1988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您还记得参加这次会议的经过吗？

丁：记得一些。在这届政协会开幕前，民盟开了个会，参加会的人是全部的盟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高天主持会议，让我上去讲话。我说我毫无思想准备，记者来采访我才知道当上了政协委员，在学校里人们并不太关心谁当了政协委员。我讲话的调子比较低，说我尽量反映一点老百姓的情况和意见。那时我不大清楚政协委员能起多大作用，但知道不可能起太大的作用。所以我的调子比较低，也没把当政协委员看成很重要的政治待遇。

参加这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组委员住在国谊宾馆，教育经费不足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记者专门采访了我和高景德。我们两人都说教育经费不够。我简单地算了一笔账：教育部给多少钱，文科学生一人多少钱，理科学生一人多少钱，这些钱是远远不够学校支出的。我们两人共同的想法是：校长赚不来钱，多招一个学生，就要赔多少钱。

在这届政协会上，钱老（钱伟长）代表民盟做大会发言。1987年下半年，费老（费孝通）就让我负责准备这个发言稿，内容是谈教育问题。为此民盟组织了一个班子，成员主要是民盟的人，记得有张毓茂、有吴修平的侄子（当时的福建民盟的秘书长）和黄景钧，我从北大找了两个博士生参加。准备这个材料前后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我也抽时间参加过几次讨论。当时我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不能说共产党的官员一定不重视教育，也不一定说共产党的官员是在说谎，只是口头说重视，我们要找出教育经费总是落实不下来的原因。

访：在这届政协会上，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发言？

丁：王瑶的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就是在这次会上讲的。千家驹的大会发言引起了轰动。最初他是在小组会上讲的，大家都认为他讲得好，就让他到大会上讲。两次讲的内容一样。千家驹说他的发言是在从深圳到北京的火车上想出来的。

访：千家驹的发言主要讲了什么？

丁：他讲了腐败问题，也讲了教育。他的发言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并没有夸张。我们在小组会上听他讲时，没想到反响会如此强烈。他的口才很好，讲话有鼓动性。

访：您在这届政协会议上发言了吗？

丁：在民盟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了言。我在民盟组除了北大的人，对其他人基本都不熟悉，所以一直没发言。最后一次小组会来的人不多，大家的话也讲得差不多了，我说我讲一点。我讲的内容也很普通。我说：现在做思想工作的理论水平比建国初高得多，但为什么效果不如过去好？主要在于行为。我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主要并不是因为我在理论上对党搞得很清楚，而是因为我看到周围的GCD员真正为别人办事。我当了校长，有一点和过去不一样，就是能接触到一些上层人士，也不是地位很高的，就是学校一级的。我过去想，校领导党性都非常强，等到我当了校长，才知道这些领导对利益、名位等等考虑得很多。我最后讲了一句话，让当时的领导不高兴。我说：很多领导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思想有问题，个人考虑多；实际一些老同志、老革命也不见得觉悟就很高，没有私心。老同志应该扪心自问。

访：您的发言反响大吗？

丁：我觉得自己讲的都是些大实话，没想到会有什么轰动效应。小组秘书曲伟把我的发言记了下来，当晚寄到报社，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就登了。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时，报纸已经到了。我的发言发表后，很快在学生中传开了，引起了强烈反响。学生们认为我为他们说了话。

1988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发言，报道得比过去都充分。即使如此，我的发言跟千家驹的发言都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了两天，有人传说XXX在内部对我们两人的讲话都有很重的批评，把一个说成是哗众取宠，把另一个说成是耸人听闻。有人说我闯了祸。

访：这说明您的发言确实使一些领导不高兴。

丁：1988年暑假期间，国家教委认为学生不大稳定，在北戴河办了个学习班，让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参加。学习班时间不长，快结束时，中央领导接见我们。其中有邓小平，记不清是否还有赵紫阳。接见完要合影，这时有一点出乎我的意外，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别的校长都坐在第二排，邓小平还跟我握手。看来他们是有意这样安排的。我没什么特别的表示，邓小平跟我握手就握了握。

过了暑假，统战部突然通知我，说部长阎明复要请我吃饭。那天在统战部，吃饭的人连我一共4人，有阎明复，还有一局局长孙楠、孙公麟。在吃饭的过程中，阎明复跟我说，中央是信任我的。他说他参加了中央的一些会，发现中央对我没有什么意见。这是我第一次去统战部，我搞不清楚中央为什么要让阎明复请我吃饭。事后我把这事跟邓小平和我握手联系起来，才意识到这些是中央的表态。大概中央觉得对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批评重了，我并不是学生闹事的后台。


提出辞呈，卸任校长

访：辞职卸任是什么时候？

丁：大概在1989年8月份，教育部在北戴河开了个会。每个学校去两个人：校长和党委书记。我检讨自己政治上比较简单，做了一通自我批评。

8月下旬，何东昌找我去教育部。何东昌和滕藤两人跟我谈话。他们没说我有什么错误，只说你不是要辞职吗？现在可以辞，教育部批准。谈话很简单，我说我很高兴接受这个决定。回来后，我的情绪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跟桂琳琳说教育部终于同意我辞职了，我让她晚上做顿红烧肉，吃得好一点。

访：在此之前您提出过辞职？

丁：1988年，我给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我已经干了4年，身体也不好，请让我辞职，后来，教委副主任朱开轩亲自到我家劝我继续干。

访：何东昌到北大宣布批准您辞职的决定。何东昌对您是怎么评价的？您也讲话了吗？

丁：何东昌到北大宣布决定时，说了我一些好话，肯定我在北大做了一些好事，但讲得很抽象。在会上，我讲了一些客套话。我说：当了5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这样，我就结束了校长的工作。记得第二天报纸还登了消息。

访：辞去校长职务，是您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辞职之后，您对自己在校长任期内做的工作有何感触？

丁：我确实感到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真想把北大办成一个思想自由、学术活跃的大学。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如当时我觉得北大文科的教条主义太厉害，就想通过研究方法论等途径突破这点。但在当时整个大环境下，没有做到，我的很多措施也没有实现。如1985年我对职称评定抓得很紧，但在后来几届的职称评定中，我就坚持不住了。当了5年校长，我能够得到安慰的，就是我离开北大这么多年，北大的多数人还对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1989年9月，我就没什么事了，有时跟桂琳琳一起骑自行车到处转一转。有一次，我在紫竹院碰到北大一个教政治课的老教员，叫陈哲夫。因为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应该为陈独秀翻案，他在“WG”中受到过激烈的批判。这次他看到我，为我流了眼泪。中文系的严家炎也专门到家里看我，来安慰我。实际上，我对不当校长无所谓。

访：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季羡林说在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另一位就是您。他对您的评价很高。您当校长期间，北大哪一年发展得最好？

丁：季先生是在报上发表的这个评论。他把我抬得太高，让我受宠若惊。我觉得1988年，北大的工作表现得比较突出，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教师和学生的情绪也非常高。这一年恰好是北大建校90周年。当年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叫《北大素描》的电影，讲述北大整个的情况，后来拍出来了。里边有我两个镜头，一个是我坐在校长办公室，讲北大的历史；还有一个镜头，是让我从家里走到办公室，并且要在雪地里拍。导演的意思大概是表明北大今后的道路还有很多困难。

访：您不当校长后，北大对您是怎么安排的？

丁：回数学系教书。我找了数学系主任李忠，告诉他从下学期开始可以安排我的教学工作。我的组织关系又转到了几何代数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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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 | 丁石孙：我是个失败的北大校长

德先生  2017-02-28


在北大百年校庆上，季羡林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1988年时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曾拒绝毛新宇入读北大，一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据学生王佳回忆，那时的北大，就是他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在一次接受央视的采访时，丁石孙却说：“我是个失败的校长……”


1984年，丁石孙接待到北大访问的德国总理科尔。

晚年的丁石孙，总是坐在这间不足30平方米的起居室里。

他腿脚不便，十多年前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时，他已用上轮椅。后来，若非不得已，他很少出门。

最近这些年，他视力下降得厉害，书报已不能看，起居室的电视机很大，但他仍看不清。

他总是坐在起居室的单人沙发上，一坐就是一天。沙发旁的小圆桌上，放着一杯浓浓的绿茶。他在上海长大，一直保持着喝绿茶的习惯。

夫人还在世时，会挨着他坐着，与他聊天。夫人病重后，他便独自坐着，听电视、听音乐。他喜欢贝多芬，尤其喜欢《欢乐颂》和《英雄交响曲》。

退下来11年了，常去看望他的人不多，妹妹丁永宁是其中之一。她刚走到起居室门口，竖着耳朵听声音的丁石孙就能从脚步声中分辨出她：“你来啦。”

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耳聪目不明，五体不由己，话也越来越少。但窗外的人和事，依然声声入耳。


丁石孙任北大校长期间留影

“老丁”

妹妹丁永宁曾任新华社资深记者，离休后担任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常把国内外大事说给丁石孙听。丁石孙偶尔会发一两句议论。

民盟中央研究室主任刘圣宇曾担任丁石孙的秘书，他也常从网上搜集新闻，尤其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事，打印一摞，带去念给丁石孙听。

不过，丁石孙最喜欢听的，是有关北京大学的人和事。

刘圣宇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当年便来到丁石孙身边工作。那时，丁石孙早已卸任北大校长，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不过，刘圣宇的老师们都曾与丁石孙在那方园子里共事。他从自己导师的近况说起，丁石孙便会接过话茬，回忆北大岁月。这些年来，他一直称呼丁石孙“丁校长”，他们俩谁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北大数学系原系主任李忠每年都会和一帮朋友去看丁石孙。

二三十个人，都是昔日师友，坐在丁石孙家六十余平方米的客厅里聊天。客厅里放满了来看他的人送的花。大家海阔天空地谈着，没什么目的，学校的大事，系里的小事，想到什么说什么。刘圣宇发现，这时候的丁石孙，仍然话少，但整个人的状态都放松了下来。

李忠和其他人都保留了当年的习惯，称呼丁石孙“老丁”。有工作人员不解，认为应该称呼“丁委员长”，李忠不肯，觉得别扭。

北京大学前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常和李忠一起来。丁石孙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王义遒是教务长。看着眼前越来越沉默、笑容越来越少的丁石孙，王义遒常常想起近半个世纪前的他。

那时，丁石孙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瘦高的个子，穿着中山装，气度很好。王义遒是无线电系副系主任，常和丁石孙在学校的系主任会议上碰面。

“文革”刚刚结束，北大百废待兴，丁石孙发言时，有点慷慨激昂的样子，王义遒觉得，眼前这个刚刚年过半百的人，大约要做点什么了。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丁石孙（左）与费孝通（右）合影

“回去我要战斗”

1983年，北京大学校领导到数学系，向党总支书记黄槐成了解丁石孙。学校对文革结束后数学系如何恢复正常教学工作很感兴趣，让他作汇报。

黄槐成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文革后系里面对一大难题，教师队伍“断代”。文革前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人数不足，补充进来的工农兵学员教师，大多数业务能力不能满足教学需求，急需调整补充。

时任数学系副系主任的丁石孙很慎重，他自己在文革中挨过整，但觉得如果简单地赶人，会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他希望能给这批年轻人第二次机会。

丁石孙基本功扎实，课讲得好，在学生中名声很好。1958年，他因同情右派，受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他在反右倾时成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甄别平反后，“文革”又开始了，他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黑帮大院，下放干校，文革后才获得平反。他的名字早在学校里传开，无论从业务上还是人品上，都很受尊重。

最后系里商议决定，允许这批教师两年内不授课，并帮他们制定教学计划，重新进修。进修过程中，多数人跟不上，主动申请调走，少数人申请转为行政岗位，个别人最终考上了系里的研究生。这种豁达开明的处理方式，使数学系的工作早于全校步入正轨。

1980年，丁石孙被任命为数学系主任。1982年末，他辞去系主任一职，去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学珍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83年，北京大学校长面临换届选举，校领导们商量提拔哪个系主任进校领导班子，大家意见比较一致，都觉得丁石孙把数学系搞得好。

之后，北大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请大家填写校长人选，副处级以上的行政干部、副教授以上的教师均可以参加。丁石孙是得票数最多的人。

随后，校方将意见上报教育部。1983年10月，在美国的丁石孙得知消息，自己即将被任命为北大校长。

有老友给丁石孙泼冷水，告诫他北大校长可不好当。姚曼华夫妇就持这样的观点。

姚曼华与丁石孙相识于1947年的上海大同大学，二人均是学生会干部，均参加了学生运动，丁石孙还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后来，二人同时被大同大学开除，进入上海大学生的黑名单，不可再入学。1948年，丁石孙考上清华大学。次年，姚曼华进入燕京大学。建国后，因院系调整，二人相聚于燕园。姚曼华在北京大学教党史，她的先生和丁石孙都在数学系教书，三人成为多年挚友。

姚曼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夫妇觉得丁石孙有理想有信念也有能力，但担心他对困难估计不足，如果遭受挫折，可能会受到很大打击。丁石孙却踌躇满志。他预判到了困难，但相信自己可以做点事。回国前，他告诉友人：“回去我要战斗，不是一般地战斗，前后左右上下都要战斗。”

“他想在自己的任内把北大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发扬起来。”姚曼华说。

1984年3月，57岁的丁石孙上任北京大学校长，王学珍上任党委书记。

在就职讲话中，丁石孙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没有三把火，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1984年邓小平（左五）接见陈省身（左六）及夫人（左四）时，丁石孙作陪（左二）。左三为何东昌，左七为胡国定。

“好像春天进入了他的心里”

新班子首先提拔了一批年轻人。学校做出规定，教师年满65岁必须退休，也不能参加学术委员会。如今，这批年轻人均已成为北大各个学科的带头人。

1985年2月，无线电系副系主任王义遒在美国访学结束，回到北大，被提拔为自然科学处处长，在教务长领导下，负责全校理科的教学科研工作（另有社会科学处负责文科）。

1986年，丁石孙问王义遒，觉得北大存在什么问题，他回答，没有目标。“不少人工作都得过且过，没有奔头。这样的集体没有朝气，没有凝聚力。”

王义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市场经济刚起步，“脑体倒挂”现象严重，“读书无用论”冒头，各种海外新思潮又不断传进中国，北大内校风、学风有些混乱浮躁。

1986年下半年，丁石孙提出了六点治校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严治校；贯彻竞争原则；坚持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树立综合平衡与全局观念；分层管理，坚决放权。他还在中层干部会上作了报告，大张旗鼓推行改革措施。

时任北大数学系主任李忠对其中的一项改革措施极为赞赏，即工资包干制改革：各系根据教学任务确定应有的教师编制，学校据此确定工资总额，具体分配由系里决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有的系超编厉害，但工资总额就这么多，只能处理掉那些不上课、科研任务也完成不好的人员。

根据“分层管理、坚决放权”的规定，数学系自主制定了分配办法。分配向教学倾斜，不上课的教师只拿基本工资，不发奖金；教学中又向基础课倾斜，基础课的工作量乘以1.2~1.3的系数，奖金也更高。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立刻被调动起来。

丁石孙也以身作则。虽然当了校长，却坚持给学生上高等代数这门基础课，除非不得已，从不耽误课时。

他还推动了北大的学科建设。北大历来以基础研究为主，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80年代，基础研究面临着难以拿到国家课题和经费的困境。“学校决定，大船要转向，要增加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比重。”王义遒说。学校成立了5个交叉学科中心，陆续开设15个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加强了应用科学研究。

那些年，丁永宁常在星期天去北大看哥哥。

每一任北大校长都可以在任内搬进北大燕南园的一套独栋小楼居住，但丁石孙拒绝了，仍旧住在中关园一套不到80平方米的老旧房子里。丁永宁却在他脸上看到了难得的笑脸。

“以前，我很难看到哥哥的笑脸。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右倾，一会儿‘文革’，折腾极了。我看着他都觉得心疼。自从他当上了北大校长，我觉得他很阳光，意气风发，准备大干，好像春天进入了他的心里，属于他的时代来了。”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1987年2月，崔健在北京大学 举办了首次个人演唱会，演唱了《苦行僧》《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大批学生为他倾倒。

当校长就是要让大家自由发展

在学生们的印象里，丁校长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灰色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校园里。有人想找他说话，直接把他的自行车拦下来就是。

他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有学生觉得食堂太难吃，直接打电话到他家里臭骂他一顿，让他自己去食堂尝尝。他并不恼，真的开始食堂改革。之前，北大各院系学生吃饭的食堂是固定的，他引进竞争机制，饭票在各食堂通用。食堂有了竞争压力，质量立刻提高。

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他后来如此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

他告诉王义遒，自己年轻时参加学生运动，没有一门课是从头学到尾的，大多靠自学。他觉得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教给学生基本的学科知识和学习方法，打下基础，培养素质。

1986年起任北大教务长的王义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务处曾做调查，发现北大理科各系文革前的毕业生当时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并不多。他们由此意识到，大学不应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要拓宽学生的视野。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如果不想把时间都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学校应尊重其选择；如果想转系，学校也会同意。

丁石孙让王义遒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他自己也常常直接跟学生对话。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学生见面交流。这些学生思维活跃，关心国内国际大事，双方常就学校改革平等交换意见。

1986年入读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王佳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的北大就是他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着使命和责任，心怀热情和希望。

新生被学长们告知，要读《围城》《麦田的守望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北大“准读本”。“三角地”贴满了讲座海报。每到晚上、周末，各个教学楼里会有各式各样的讲座，从朦胧诗到存在主义，从弗洛伊德到现代派。

未名湖畔，五四文学社常常在那里讨论诗歌。学生宿舍和食堂的墙上，贴着原创或分享的作品，谁都可以“跟帖”，支持或批驳。北岛、多多、顾城三位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来电教报告厅座谈，学生们毫不客气地发表看法，其气势让三位诗人似乎都有些怯场。

1987年，崔健在北大开演唱会，唱了《苦行僧》《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在此前后，黄建新的《黑炮事件》、陈凯歌的《黄土地》《大阅兵》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北大上映，北大成为这些导演检验新片、寻找知音的一个基地。

有一阵子，男生29楼每天晚饭时有个“笑林广播电台”的自治播音，三个播音员，分别叫氨基酸、维生素和半导体。每天播音大约半个小时，庄谐杂出。他们动不动就给隔壁31楼的女生献歌，于是几座楼间一阵欢呼。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中文系教授谢冕著文《永远的校园》，收入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精神的魅力》。

“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谢冕写道。

但在数年的校长生涯中，丁石孙也常感到力不从心，推动改革十分不易。

1988年，他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已经干了4年，身体很不好，希望能同意自己辞职。“我觉得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情多得很，做不成就算了，我已经尽了力了。”他后来解释。

但辞职请求没有被接受。1989年春节后，教育部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继续主持北大工作，他同意了。他告诉王义遒，希望对方跟他一起酝酿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

但8月下旬，教育部领导再次找丁石孙谈话，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在告别讲话中，他说：“我当了五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


2013年，丁石孙访谈录出版，取名《有话可说》，但晚年的丁石孙似乎更喜欢倾听，常常处于沉默状态 。

犹抱初心何曾变

离任第二天，丁石孙回到数学系，找到时任数学系系主任的李忠。“他说，我来找你报到，请系里安排我的工作。”

丁石孙空闲了许多，他常常和夫人骑着自行车，到香山、植物园玩儿。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在校园里默默地散步。

1990年，他左眼眼底出血，左眼视力基本丧失。

1993年，在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的提议下，丁石孙调入民盟中央，由兼职副主席成为专职副主席。

调任前，丁石孙有些犹豫，他原本想在北大数学系安安心心地教书。李忠劝他：“你对我们普通知识分子很了解，你到那个地方，可以代表我们发言。”
调任后，丁石孙仍然定期到北大给数学系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

1996年，他出任民盟中央主席。1998年3月，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时逢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丁石孙到校出席纪念活动。介绍贵宾时，当他的名字被念出，全场响起了极为热烈的掌声。季羡林发表讲话时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

校庆期间，丁石孙被校友们包围了。学生们争相和他合影，纷纷请他到自己班里坐坐，为大家讲上一课。常常才出一个班，就被另一个班“架”走了。

但敏感的老友们也发现，学生运动出身、一辈子的命运与政治紧密相关的丁石孙，不再谈论政治。他们明白他的种种想法，只与他聊聊北大和往事。

丁石孙的腿脚逐渐不灵便，2001年，他和夫人到姚曼华夫妇的新家做客。他的腿已不能行走，靠两个警卫架着进门。看他身体这样差，老友们觉得，可能是在北大当校长期间累坏的。

2013年，丁石孙访谈录出版，取名《有话可说》。但在丁永宁眼里，晚年的哥哥似乎更喜欢倾听，常常处于沉默状态。

她想起少年时期，哥哥推荐自己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书是傅雷翻译的，傅雷在扉页后面，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她觉得，每个字都可以贴切地用在哥哥身上。

不再承担丁石孙秘书工作的刘圣宇，依然常常探望这位老领导。每每走进起居室，眼前的丁石孙就像一座山，沉默而坚定。

在接受央视的采访时，丁石孙说：“我是个失败的校长，因为我心目中理想的、好的学校，不是这样的，没有达到。”

记者说，后来常常有人追忆那时的北大。丁石孙笑笑：“我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

记者追问：“你的信心会因此失去吗？”丁石孙抬起手，放在领带上：“那就不是我能做的，我从历史上已经过去了。”

2016年1月底，北京大学86级学生派了几个代表，看望正在住院的丁石孙。

毕业于国际政治系的王佳已有多年没见过丁石孙。眼前这个瘦小的老者，与她记忆中风度翩翩的丁校长大不一样。

他们带了一束花、一张卡片和一首诗。卡片上说：“感谢您给了我们北大历史上最好的几年。”丁石孙看不见，他们就读给他听：

遥记当年初相见，我正少年君英年。
五湖四海风云会，一世之缘结燕园。
风度翩翩谆谆语，当日风华如昨天。
可叹流年如水转，一去经年改容颜。
千山万水追寻遍，为觅梦境过千帆。
虽经九转而未悔，犹抱初心何曾变。
长揖一拜谢师恩，弟子沾巾不复言。
心香一瓣为君祈，福寿安康复翩翩。

89岁的丁石孙已口不能言，却听得清学生说的每句话。几个女同学俯下身去，拉住他的手。

他睁着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

本文首发于2016年3月7日总第746期《中国新闻周刊》，应采访者要求，王佳为化名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杂志（china-newsw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