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胡因梦、林青霞老了不去跳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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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晓宇丨为什么胡因梦、林青霞老了不去跳广场舞？
原创 2018-04-03 雷晓宇 骚客文艺
本 文 约 51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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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去世消息传出的那天，我在朋友圈里见到了胡因梦。
那两天，正好是周末。一连两天，她都在北京的一个私人工作坊上课。她的样子变了，早已不是年轻时候巧笑倩兮的样子。随着年纪的增长，她的脸颊消瘦了，颧骨以下凹陷下去，显得脸蛋不再流畅丰润如鹅蛋光洁。她的眼睛不再瞧着镜头，如烟似蹙。那点忧伤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眼角下垂之后自然而然会产生的慈祥之气。它们藏在高耸的眉骨下面，又有眼窝和镜框打下来的阴影，有时候有端庄的笑意，有时候又有凛然之气，叫人不敢造次调笑。
她还是爱打扮的。她坐在大厅的最前面讲课，把身体盘进一张深深的沙发里。有一天，她穿蓝色的长衬衫，搭配一条烟灰色的亚麻围巾，围巾的颜色和她浅灰色的超短发是相配的。还有一天，她换了一件酒红色的宽松套头衫，搭配枣红色的披肩。她还是讲究颜色、质地和款式，但决不再强调身体的曲线。
这位被学生称作“胡老师”或者“胡小仙”的女士，她不再是个尤物了。
但在这样的日子，包括她临时的学生们，所有人都不禁回忆起了她的过去。有人暗暗崇拜她，有人上去搂着她的肩膀合影，但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大家都忍不住要放几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因为实在太美，叫人目不转睛——当然，也忍不住会提到那个同样被打动过的著名的男人。
年轻的胡因梦和现在的胡因梦
有一位是这么写的：“今天李敖去世，我想她肯定知道了，但是下午上课，丝毫没看到她动声色，更加佩服尊敬。一位风华绝代奇女子，年龄大了之后成为智者。容貌已经褪去，却更显吸引力。”
这一位，他恰好在胡李二人缔结婚约那一年出生。如果那段短命的婚姻能够持续，生下来的孩子不知道会不会和他一样，在创业弄潮，又自困自救。
那个下午，在走进这间大厅之前，胡因梦一定非常清楚，迎接自己的会是什么。有人会看她，有人会端详她，有人会聆听她，有人会揣度她，但她早在非常久远的年头之前，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以那一段痛苦的关系作为自己第二次生命的开端。
在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疗愈之后，这点功力还是有的。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至少，她懂得怎么给别人这种感受。那一双做过演员的眼睛，虽然老了，但还是活的，它们若无其事，既不躲闪，也不寻求。
若问眼前这个女人到底经历了什么，那几乎是一个人尽皆知的、通俗的、恐怖的爱情故事。其中的标配是：缺席的父亲、控制狂的母亲、压抑的童年、苛刻的青春期……总的来说，来自爱的荒漠的女人，激发了命中注定的男人的贪婪，二人珠联璧合，歇斯底里，共谋杀死一段青春。
那个胡因梦到底是怎么死的，今天的胡因梦就是怎么生的。这个过程想必缓慢又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但好在女主角后来从事的超心理学研究，让她会在对感情观的泛泛而论中，流露自己过去爱的代价。
好多年前，我曾经看到她的一段话。那时候没有微信，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在MSN的对话框里，发送给一个刚刚失恋的女朋友。
这段话是这样的——
“一个女人幼年怎么和父母相处，她在最初的情感里就会那样和男人相处。如果经验不是很好，那么怀疑、取悦、委曲求全、担惊受怕都有可能出现。当你在不断重复这些痛苦的时候，你总有一天会怀疑，另一个人的价值有那么高吗？让你掺和那么多的自我怀疑和否定，这一切值得吗？从感觉不堪开始，你会学会懂得疼惜自己，意识到自己多么不知道善待自己，不知道自己多么有价值。”
“我在年轻的时候一直追寻最有权势的男人，我希望在他的荫蔽下得到保护。可是后来发现，寄望于另一个人有多不现实，于是我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我去学画画……最后我内心的恐惧和欲望终于释放出来，慢慢我发现自己完全不再有倚赖男人的需要。我的内心就此发生巨大变化。从此，伴侣变成辅佐我的人，配合我的人。我开始占到了阳性的位置，而他占到了阴性的位置。”
“我年轻时候曾经对于爱情非常疯狂，但是现在这个年纪我发现，很多爱情里面其实是没有爱的。爱情是一种能量的渴望和转化，它会在大脑活动最少的时候出现，大脑一活动多了，这种能量就会消失不见。说得简单一些，只要一方提出条件和要求，纯然的爱马上就变成了政治和能量斗争。爱情是发生在一无所求的状态下的，等你们彼此熟悉，开始有论断、成见、批评、期待、失望之后，爱情那个脆弱的能量场就不存在了。”
“女人最大的魅力是顺从自己的内心，全然跟自己同在，可又不是任性，当你沉浸在这样一种纯然状态，奇怪，男人会更愿意留在你身边，因为你处于平衡愉悦的状态，而他也正在寻求这种状态。”
“可是女人对于爱的渴求比男人大太多了。心理学上讲，是因为女人感情上自给自足的能力比男人差，更加渴望和男人联结以壮大自己。你把自己交出去，和对方完全在身心灵上融合，这是浪漫的，但是，最终极的浪漫其实是觉悟，是停止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找爱，找弥补，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悠游，并且自给自足。”
在李敖之后，胡因梦好像又经历了很多，当然也包括很多男人。不知道她在两性关系中，有没有抵达她自己希望的那个状态——“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悠游，并且自给自足”。或者说，这个状态一旦抵达，是否能够做到恒久、持续和稳定。
不过，一个人一旦对于自我的匮乏产生了深刻的觉察，就是自我改变的第一步。从认知，到行为，到稳定的行为，再到以这个稳定的系统去传道、利他，这是一个自洽的逻辑。一个人的生命一旦是自洽的，哪怕其中再有矫情、自私和虚妄之处，也都意味着一种巨大的真诚。
也许是巧合，大家在回味胡因梦的往昔岁月的时候，总是会掺杂几张她和林青霞的合影。那时候，她们美得不分伯仲，但又跟同时期香港邵氏的女明星不同。何莉莉买衫买到要破产，在30摄氏度的港岛仍然要收藏皮草大衣，这宝岛双姝的打扮却因为不过分趋时而更加经典，衬衫领连身裤，民族风大毛衣、平底鞋、素色的裙子……这些衣服跟香港女明星比起来，算是相当朴素了，又是禁得起走动的，穿在大美人身上，自然而然就有一种言情女主角的悲剧气息。用亦舒的话说，就是美而不自知。如果换了何莉莉那种明知故犯的美，那就是70岁还要打扮停当去老公的ICU病房挡住其他女人，为的是体面、周全和不甘心。
胡因梦与林青霞共游欧洲
台湾女人向来与众不同。那一代台湾女人则更加特别。
非要放在一起比较的话，香港女人是相当极端的。
要么早早嫁人生子。潮州女人向来如此，她们要的是稳定的经济和稳定的生活，只要每月记得拿钱回来，不要玩到把人带回来，日子就是可以平安过下去的。
另外一种，在香港待得略久一点就不鲜见。她们是一些很有些年纪但仍然被人称为“周小姐”的女性，打扮精致，出入写字楼，一年四季到处飞，始终在搏命。她们也许结过婚，更可能从来都是单身，但又毫无疑问是有魅力的。对她们的感情生活多的是好奇，但过于资深也有好处，身居高位，就无人敢当面提及叫人不愉快的话题。
不过再一想，这两种女人其实都是香港二律背反的统一。1949年之后，底层军人和军事贵族去了台湾，商人和银行家则去了香港。主妇和港女看似南辕北辙，很可能还互相看不上，但她们的生存逻辑的本质，其实都是商业的逻辑，有对历史的继承在里面——讲得失计算，看眉眼高低，学会未雨绸缪，知道讲求实际，懂得求仁得仁。
至于那一代的大陆女人，她们简直就是50后爆款。通常来说，她们是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里长大的，经历过反右、文革、严打，恐惧、焦虑和不安全感可能已经深刻植入她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在她们的成长记忆里，一个人如果和别人不一样，那不是值得欣赏的个性，而是意味着某种危险。她们希望和别人保持一致，她们不得不和别人保持一致，她们享受和别人保持一致，如果和别人不能保持一致，这会让她们感到无所适从。
香港女人在大楼里生长，不管是写字楼还是唐楼。大陆女人则在广场上生长，不论是1960年代的忠字舞广场，还是21世纪的小区广场。人到晚年，她们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男人退休，他们的话语权随着他们社会生活的终止而大幅度衰减了；子女成年了，不用再过分操心，甚至还有不少金钱上的补贴；女子能顶半边天，她们向来掌握家庭财务大权，不遑多让……不过，一个荒诞的现实就是，从集体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格，一旦得到了“自由”这样东西，她们是不知道要拿“自由”怎么办的。你会看到，她们三三两两，和青春时期一样，又向各种敲锣打鼓的广场走去。在整齐划一的舞动和热火朝天的话语权褫夺中，她们对自己感到满意。
香港街景
为数极少的50后大陆女人，她们会有懵懂的想要活出自我的意识。不过，因为她们实在是少数派，一方面承受的外部压力实在超过正常标准，另一方面，矫枉往往必须过正，她们自己也把握不好分寸，独立和招摇，自我意识启蒙和个人主义极端也往往一线之隔。最重要的是，女性自我发育单靠本能和勇气，而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智慧，有时候会显得有些蠢。
刘晓庆为此付出了代价。
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她称得上是个英雄人物。当她的同龄人已经在广场舞中进行自己的青春模仿秀的时候，她戴着翡翠，还有自己的一方舞台。别人穿妈妈装，她穿黑色的皮衣皮裤，还要搭配系带的及膝皮靴。别人为婆媳关系纠缠不休，她在苦恼怎么解决第三任丈夫过于粘人的问题。她当然整过容，也比没有做过这些事情的同龄女星看起来要精神得多，而且，时至今日，沧海桑田，可她从不流露悲苦的神色。
就跟前面说过的那样，她太渴望与众不同，于是也经常授人以笑柄。税务风波，牢狱之灾，固然轻信自负，倒不再提。只说当年她去香港，穿红着绿，戴一条印着自己名字的金项链，衬托得身旁穿T恤牛仔的林青霞像个苦读的女学生。亦舒不太看得上她，比较欣赏知识分子气质的潘虹，但却也不得不佩服她，说，在社会主义底下伊人还敢于如此作风，真是了不起。
她的胆识里带着轻浮，她的果敢里又带着自夸，她口若悬河，没完没了，有一种饱经压抑之后的旺盛，只要开到荼蘼花事了。这样的一个人，能活到今天还有一席之地，不是港岛主妇可比，内地同龄女性也只有对她揶揄里透着羡慕，就连“周小姐”那样的人，也难小觑她，毕竟这样的生命力是罕见的。
至于她这生命力何来，她的一个朋友给过我一个答案。他说，这一代中国女人，成长在“斗”的年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确其乐无穷，她们不服输，也不懂得温柔，而且混不吝，这大概率都是因为一个人在13岁之前没有大规模读过文学名著。
“你看，文革时候跳楼的，扛不住的，都是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他说，“你也可以说，她无知的部分其实救了她，让她没有那么敏感脆弱，一次又一次地，都能扛过来。”
最后，说回台湾女人。胡因梦、林青霞、张艾嘉、罗曼菲、丁乃竺、邓丽君……她们几乎都出生在逃亡的军事贵族家庭，故土北望，孤岛生存，她们的成长记忆里有与生俱来的痛和忧伤。不过，和内地同龄女星不同的是，她们的青春期又是和台湾的经济腾飞、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当一个人的成长，和外部大环境的成长能够同步，这个过程带来的自信和自洽，很大程度上可以中和大历史带来的伤痛，痊愈自救的机会也更多。
胡因梦与林青霞
亦舒当年提到张艾嘉，曾经非常刻薄，说，女明星最要不得的是两个，一个误以为青春永驻，一个爱假装知识分子。亦舒也是那一代的香港女人，她的刻薄和硬净一样，都是压倒性的。那时候的张艾嘉刚刚去香港拍《红楼梦》，还很年轻，是不是爱假装知识分子我不知道。不过，几十年之后，她倒实实在在是一位拥有创造力和现实掌控能力的导演。
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啊。林青霞还没有嫁人，和最英俊的男明星谈恋爱，要死要活。张艾嘉在才子当中周旋，结婚又离婚，劈过腿，又被人劈腿。罗曼菲像个吉普赛女郎一样，活得热情，一个台大外文系女生，非要去美国学舞蹈。丁乃竺早早就在民歌餐厅认识了赖声川，做了他的大地母亲。至于胡因梦，那更不用说了。
对于一个黄金时代而言，怎样的结局算得上是完美的呢？
去年，张艾嘉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自己24岁时候的角色林黛玉。她说，当年自己太年轻了，对黛玉的理解太肤浅，这个女人的柔弱下面，是极其倔强坚决的。
随着年龄增长，她看到角色不一样的东西，也看到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是随时间而来的智慧、自爱、自省、自洽。
我最近养了一条小狗，叫“大有”。春天来了，我带“大有”去踏青。“大有”还小，第一次追鸟，鸟儿拍拍翅膀，一下子就飞走了。“大有”很沮丧，失去得不明不白，耷拉着耳朵就回来了。谁知道，一拐弯，就是好大一片泥巴地，“大有”看到这片泥巴地，马上又开心了，玩得乐不思蜀。
世界有时候就像鸟、狗和泥巴地。鸟永远要飞，这是它的使命。偶尔停一下，但还是要飞，又自由，又危险。狗生来就爱追逐不断移动的东西，也就是说，注定要追逐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它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凭本能，碰上什么是什么。泥巴地，它永远在那里，它是不会移动，不会变化的。它不迎接，也不驱赶，来者不拒，去者不迎，独自吐故纳新。
鸟以使命活，像香港女人。狗以本能活，像大陆女人。泥巴地是历经沧桑之后的不动摇，像台湾女人。
这么武断机械地讲话，当然挺可笑的。但你想一想，你是鸟，是狗，还是泥巴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