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或者其它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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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睿
一九二九，或者其它年份
2018-03-27我要分享 0
导读
一九二九当然并不是唯一的年份，在其它那些，依然有各种各样的人类，坐上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在未知的道路上马不停蹄。
《巴比伦柏林》选择了1929年，一个时间终结又时间开始的年份。魏玛宪法进入第十年，魏玛共和国自由、繁荣、野心勃勃、充满生机，如同盖茨比的纽约，柏林纸醉金迷，像一个靡靡幻影。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对这个城市忧心忡忡，因为“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穿着紧身胸罩、涂脂抹粉的青年人沿着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游来逛去……纵然修多尼奥斯的罗马也没有见过像柏林那种跳舞会上穿着异性服装的疯狂放荡场面。成百名男人穿着女人的服装，成百名女人穿着男人的服装，在警察的赞许目光下跳着舞……在一切价值观念跌落的情况下，正是那些迄今为止生活秩序没有受到波动的市民阶层遭到一种疯狂情绪的侵袭”。这种盛况大概也是片名的由来，《圣经》中的巴比伦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全地喝醉”，这个城市既意味着狂欢和淫乱，也意味着即将到来的全然破碎。
《巴比伦柏林》剧照
《巴比伦柏林》剧照
但茨威格好像丝毫没有意识到，他所担忧的混乱与放荡，正是彼时柏林的灵魂，而这一切就像他的昨日世界，将会迅速逝去。茨威格自己也写过《异端的权利》，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一切井然有序，没有污染、腐化、动乱和罪恶，因为加尔文期望把日内瓦改造为尘世间第一个上帝王国，当局由此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猎杀“任何淫荡下流的行为”，这种行为包括一杯酒、一次牌局和一个拥抱，总而言之，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要求整齐划一的生活，快乐定义了异端，而异端不能、不许、不应该快乐。
这显然不是1929年的柏林，第一集一开篇，是男主角——一个科隆临时借调过来的风纪警察——去色情电影的拍摄现场抓捕，被抓的人面无惧色，说：“魏玛宪法第118条，艺术是自由的。”那时候身处柏林的人很难想象，他们很快将会失去这些：萧条将取代繁荣，魏玛宪法则即将被架空，一个瓦格纳的狂热粉丝、据说从《尼伯龙根的指环》中获得启发的男人将创立国家社会主义，继而通过合法民主程序上台，从而终结柏林和整个共和国的黄金时代。
但所有开往歧路的列车都有那一个注定拐弯的起点，包裹在《巴比伦柏林》纷繁线索之下的，正是对这一起点的追寻，没有人知道奥斯维辛怎样从虚空中铺设第一块砖，从这部连续剧来看，它也许就铺设于1929年。柏林的夜晚既有哀叹“尘归尘土归土”和“浮生若梦”的歌声（片中主题曲），也有黑暗中环伺等待的危险：
流亡在外的苏联共产党托派分子，想把一车厢黄金运往托洛茨基所在的伊斯坦布尔，以此为革命资本，推翻斯大林的统治；同一列火车上，其它车厢号称装有剧毒农药，但实质上是预谋发动政变、推翻社会民主党的“黑色国防军”进口的致命毒气，这些毒气数量之巨，足以杀死柏林的每一个人。
这列火车就像是关于奥斯维辛的隐喻，“黑色国防军”显然是在暗示“德国国防军”，即1935年至1945年间德国的军事力量，纳粹自有的党卫军在编制上也有一部分从属为国防军。火车上没有施放给柏林的毒气，在几年之后，将会一百万一百万地杀死犹太人，而在1929年，犹太人还高高兴兴住在柏林，经营商业，成为议员，爱因斯坦是柏林威廉皇帝物理学研究所所长，在这个城市他写成一生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1929年2月还发表了《统一场论》。
爱因斯坦是最早意识到柏林上空笼罩着阴影的人之一，早在1927年他就在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名，更多犹太人却懵懵懂懂，沉浸在宪法赋予他们的自由与平等之中（魏玛宪法的前言为“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一德一心共期改造邦家，永存于自由正义之境，维持国内国外之和平，促进社会之进化，爰制兹宪法”），浑然不知站在前头等待的，是何等残酷的命运。
回到《巴比伦柏林》，托派首领和支持黑色国防军的商人（片中名为Alfred Nyssen，这应该是隐射德国企业家Fritz Thyssen,他是希特勒二十年代最重要的金主之一）共享同一个情妇（主题曲就是借她之口唱出），她却私下里向苏联大使馆告密，让自己的革命同志惨死于机关枪之下（她的托派情人躲在粪坑里逃过一命），她执意想让这些黄金被运往巴黎，至第一季结束，还没有明示她到底有什么目的，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她不是服务于这一派，就是那一派，而不管哪一派，都将积沙成塔，毁掉柏林。
左翼的红色阵线早就常常与警察和纳粹冲锋队在街头火拼，1929年五一劳动节这天，他们有三十多人被警察射杀（《巴比伦柏林》中夸张为两百人，警方为了逃避责任谎称这是自卫，这显然将成为第二季的重要线索之一）。激进将推动激进，就像杀人会带来杀人，左和右是两个工工整整的对称弧形，将在各自的尽头处相遇。
《巴比伦柏林》剧照
《巴比伦柏林》剧照
在第六集中，几个年轻人在柏林湖畔游玩，在这部充斥着死亡、毒品和阴谋的剧集中，这是少有的明亮美丽场景，两个年轻男孩穿着泳裤在沙滩上闲聊，一个人突然没头没尾说了一句：“大规模处决是一种合法的革命手段。”朋友问他：“谁说的？希特勒？”答案是：“列宁。”这也是第一季中唯一一次出现希特勒的名字，抹掉署名，这句话的确可以属于他。
列宁死了多年，但希特勒就在柏林，他在1929年任命戈培尔为纳粹党宣传部部长，还正式建立了忠于他个人的党卫军。在那一年年底，纳粹党有17.8万党员，但到1930年德国大选，纳粹党得获得640万张选票，在国会拿到107个席位，成为德国第二大党。作为旁观者，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这一列载满毒气的失控列车将会开向哪里，但车上的人却无从得知，男主角Gereon Rath听从父亲的指示来到柏林，以为自己只是帮即将参加竞选的科隆市长（应当就是纳粹党突飞猛进的这次选举）拿回淫乱录像，最后他才知道，录像带的主角就是自己的父亲。
第一季结束于此，Gereon Rath烧掉这些录像带，告诉父亲和爱人，自己将留在柏林，对于命运他也许有隐约预感，却不可能真正看得清明。他是一战的幸存者，在战后有心理创伤，靠吗啡和与哥哥的爱人偷情活了下来，他不大可能想象，人类将会第二次掉入地狱，且比上一次掉得更深更彻底，茨威格就是始终想不通这件事，明明逃亡成功还了绝望地自杀于巴西，Gereon Rath又如何能知道，当他奔走于柏林大街小巷，四处寻找一卷黄色影片的时候，历史走向了那个无可挽回的拐点。
一九二九年发生了种种意味深长的大事，当中有一件似乎不大重要，托马斯·曼在那一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并不是很为此高兴，因为评委们的授奖理由主要集中在《布登勃洛克家族》，而不是他更为看重的《魔山》。《魔山》出版于1924年，书中说：“我们时代的神秘性和准则，不是自我的解放和发展。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它所要求的，它将为自己创造的，是——恐怖。”
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预言了彼得堡五十年后的命运，《魔山》发生在瑞士，却写出了十年后的柏林。在这恐怖的一切到来之前，托马斯·曼有过他最后的努力，纳粹党在1930年大选中获得640万选票之后，托马斯·曼曾在柏林贝多芬大厅做了一个演讲，名为《致德国——向理性呼吁》，他期望德国人能抵御民族主义狂热，但从效果而言，这一切只是徒劳，柏林已没有给理性留有余地，而托马斯·曼自己随后流亡，只能自我安慰：“我在哪里，德语就在哪里。”
一九二九当然并不是唯一的年份，在其它那些，依然有各种各样的人类，坐上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在未知的道路上马不停蹄。在看《巴比伦柏林》的间隙，我正好读完《沈从文的前半生》，里面有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坐在小船上给妻子张兆和写信：“……写《龙朱》时因为要爱一个人，却无机会来爱，那作品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写《月下小景》时，你却在我身边了。前一篇男子聪明点，后一篇女子聪明点。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而且是习作，时间还多呐。”
真是让人着急。真想钻进这些文字，摇醒这个沉浸在爱与美之中的乡下人，告诉他“不，不是这样的，赶紧写呀，你就快没有时间了，你就快什么都要失去”……但我当然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小船晃晃悠悠，不疾不徐，往我们都知道的未来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