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听教堂回声——教会与中国现代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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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静听教堂回声——教会与中国现代文人
原创 2017-12-22 李辉 六根
静听教堂回声——教会与中国现代文人
文 | 李辉
前记：
有教堂的地方，新年钟声该是新旧替换之际最为美妙动听的声音。
圣诞节临近，新年也即将来临，如有教堂的地方，新年钟声该是新旧替换之际最为美妙动听的声音。一段时间里，西方传教士走进中国的历史行程，曾被“妖魔化”，其实，客观地讲，许多传教士以及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对中国的现代教育、现代医学、现代出版等领域的形成和推动，功不可没。
且看看现代文人，许地山、林语堂、老舍、冰心、郁达夫、萧乾……多少人都与教会学校有着密切关联。那么，在圣诞、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际，再读读他们的故事，回望中西文化相交融过程中呈现的另一番景象。
一
生平只参加过一次弥撒，是在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
弥撒为歌唱家张权而举办。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在晚年最后一些平稳的日子里，尽管知道身患癌症，她还是把许多时间花在教唱诗班学生身上。她有一个愿望：用弥撒的形式，用教堂的歌声为她的灵魂送行。
她女儿告诉我，妈妈去世的时候，天正好下起了雨。很巧，弥撒那天，早上又下起蒙蒙细雨。雨在外面飘着，人们在教堂里肃穆地听着牧师们的吟诵。弥撒过程对于我是陌生的，现在我已记不清楚许多细节，但印象永远不会淡漠的是唱诗班的歌声。
大概因为当时的气氛和心境所致，我觉得那是我听到过的最美妙最动人的合唱。宏伟而空旷的教堂里，管风琴声听来尤为纯净、悠扬。它步履轻盈来回穿行，抚摸着人们，消解人们因死者而产生的伤感。
在我听来，管风琴似乎并不是伴奏乐器，而是那些合唱的向导，是那一时刻每个人情感的向导。在它的引导下，合唱才显得更为舒缓、沉静，富有层次感，从而也使歌声如室外的细雨，无声无息地潜入听者的心。
我不信上帝，但在那样一个场合，却觉得唱诗班的歌声，确乎有一种神圣感。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合唱也只有在这样氛围中，当听者的心境处在与死者相亲相近的时候，才能把宗教音乐的深邃揭示出来。
后来，我有过好几盘类似的CD唱盘，虽然也觉得它们非常优美，但从音响中欣赏它们，其感觉远不如弥撒时直接倾听显得真切。
弥撒那天音乐带来的宁静与美妙，让我似乎更为接近了作为教徒的张权，从而也更理解了她。一个音乐家，她能从这样的音乐中，找到与自己心灵沟通的东西，生活中的种种磨臾，加深着她的体验。音乐，生命，信念等等，在这个女性身上，达到和谐境界，宗教的慰藉对于她，既非强求，也不必摈弃。
于是，她便以极为平静的态度走到人生的终点，甚至为了在人们心中保留一个完美的记忆，在逝世前的最后日子，她拒绝人们去医院探望她。
她便这样在弥撒歌声中远去。我想，她的灵魂由此得到了永久安宁。
我不信教，但对基督教并不陌生，只不过以往那些有限了解，都是来自书本。读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常看到在作家笔下，理想中的乐园得到诗意般的描述，或者充满献身精神的圣徒们，闪耀着伟大的光环。记述中世纪的史书，则让人走进历史的黑暗深处，看到阴森教堂里由教会导演的一幕幕悲剧。
歌唱家张权的唱片《山歌向着青天唱》。
张权是我所接触的第一个真正的教徒。
这是一个善良、和蔼、亲切的老人。实际上，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她身上有一种活力，这活力当然不是来自健康，因为她早已患上了癌症，而是来自对生命意义的透彻体会。
她经历那么多苦难，但谈到过去，从来就是用十分平静从容的口吻，仿佛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谈到一些待她不公正的人，她也以十分谅解的态度淡化。
她并不是没有是非，在—些历史与现实的事件面前，她常常表现出坦率与明快。我很喜欢去看她，我以敬重的心情凝望她。
有时她也谈到教会学校的生活，谈到她的宗教信仰，但她从不向我讲诸如教义之类的内容。她只是从个人的角度，谈她对生命的看法。她从来不要求我赞同她，不过，从言谈之中，我明白她希望我能理解她。
我不能说真正理解了她，但是，是她让我渐渐感到，其实生活中有着不少认识空白需要填充。当我带着这样的想法回望二十世纪时，我才发觉对并不久远的这段历史，我们的认识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空白。
基督教及其教会学校与现代文人……它们决不是历史描述中可有可无的一撇一捺，也不是一眼即可尽收眼底的景致风物。因现实的种种内因外因，它们既具体又丰富，具体、丰富得可以涉及社会的每个角落、历史的每段时光。又因历史的盘根错节风卷云涌，它们更显得复杂而棘手，令人欲说便休，却又欲罢不能。
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二
由萧乾介绍认识张权，本身便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具备了可解说的内容。
和张权一样，萧乾也是接受教会学校教育长大的，而且他的一位表嫂，恰恰是一美国教徒。从小学到大学，他的很多知识、修养，他对世界的了解，可以说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形成的。然而，对待基督教及其教会、传教士，他的态度有着明显差别，读萧乾早年的小说，便能够看到他对教会的讽刺与批判。
感情上他从来就抵触教会，但正是这样一个被外国汉学家界定为“反基督教”的中国文人，在晚年却充满着对一个天主教徒的同情、敬意与友谊。
为什么会这样？基督教在他心中究竟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935年，萧乾燕京大学毕业照。
我没有就这一问题询问过萧乾。我相信，对于他这样年龄他这样经历的中国文人，其生命体验，其文化修养，决定他面对基督教，不会只是一种简单的否定或者肯定。
不仅仅萧乾一个人。我发现现代文人中，和萧乾一样在教会学校上过学的人为数不少，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数以千计的小学、中学暂且不论，如果仅仅统计一下在这样几所教会大学接受过教育的现代文人，就足以说明它们有可能对现代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冰心、老舍、许地山、林语堂、郁达夫、林徽因、杨刚……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人物，在文学史上也各自占据着自己的位置。他们在教会学校的时间或长或短，对待基督教和教会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拒绝，有的则甚至受过洗礼，正式成为过教徒。
那些即使没有走进教会学校大门的人，同样也或多或少接受到基督教及其教会的影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实情是，反对也好，赞同也好，吸收也好，摈弃也好，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化现象，在许多未曾具有萧乾那种生活经历的文人身上，我们同样能够发现他们同基督教的关系。
这会是很有意思的回望。透过层层历史烟云，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意味无穷的景象：不同文化的冲撞；教义与教会及传教士的矛盾存在；爱国主义的决定作用；民族性格的特殊性……
有时候我问自己，理解一个人和理解一种历史现象，究竟谁最难？或者说，描述一个人难呢，还是描述一种历史现象难呢？也许都难。但后者似乎更难。不过，这一次我不愿意欲说便休，而是乐意看看现代文人与基督教的关系，在历史场景里来一次漫步，静听遥远的教堂回声。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色彩描绘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画面呢？
踌躇满志雄心勃勃的传教士们，仿佛感到上帝的召唤，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要到遥远东方一个辽阔国度传播所谓上帝的福音——更具体的目的，也许可以说是扩展各自所属教会的势力范围。
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中有的人怀着对上帝的真诚，有一种历来某些传教士所具备的献身精神；也不能否认有的人知识渊博，受到过启蒙时代人文精神的影响，对世界有一种全新的看法。
许多，我们尚无法了解，当然也无法否定。然而，一旦他们踏上中国大地的脚步声，是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炮声相伴随时，一切便发生了质的变化。
他们顿时陷入了历史的尴尬。
他们宣讲着博爱、仁慈的教义，但教会赖以保护的却不能不是他们同胞的枪炮；他们之中有的人当然不乏善良友好的举动，但对于中国人，深恶痛绝的是另外某些人表现出来的强暴、侮辱与丑陋。何况，他们中的一些人，肩负着双重使命，早已超出了单纯传教的范畴，成为列强大军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
于是，所有与传教士有关的一切，都可能因受到侵略而燃起的民族义愤烧为灰烬，列强意图瓜分中国的硝烟，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将基督教及其教会、教会学校，笼罩上了浓浓的、永远也无法驱散的历史阴影。
一个世纪前，西方传教士们会聚上海，召开过一次主要关于教会学校的会议。那是1890年5月。在这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传教士们拥有自信与抱负，对在中国发展教会学校充满着乐观。他们认定自己所做的一切，将改变中国的未来，将培养出具有基督教精神的年轻一代。
一位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华教育会会长”的传教士便这样强调过：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单纯地教授宗教，而在于给学生以智慧的和道德的训练，使其能成为社会上及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枝燃着的烛，别的人跟着他的光走。
此时的他们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的状况自豪。据《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记载，到1876年，全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已达到：男日校177所，学生2991人；男寄宿学校31所，学生647人；女日校82所，学生1307人；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794人；传道学校21所，学生236人。学校总数350所，学生5975人。对于刚刚打开大门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
“中华教育会”后来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更加明确了传教士的使命。上世纪和本世纪之交发生的义和团运动，虽然一时打破过他们的梦想，但义和团的失败，很快又使他们获得了更大的机会与权力。1913年，上海召开过另外一次外籍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这些传教士们以这样的语言再次表述自己的使命：“我们最伟大的责任，是训练将成为信仰基督教的中国领袖的中国男女。”
旧日的抱负难以忘怀，他们当然不可能想象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将几乎变为零。
于是，历史的一角，就这样展开在一块古老的土地上。
对于近现代中国人，面对的同样是一种历史的尴尬。
惊醒、反省、奋起、抗争，几乎每一阶段的步履，都显得格外沉重，甚至伴随着自己的屈辱、痛苦。睁开眼睛，打开大门，往往不得不接受、容纳陌生的东西，摆脱封建的封闭与折磨，有时又只能以放弃传统为代价。一切，一切，都以后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发生，都以复杂的、难以简单概括的情形发展。
我所关注的那些中国文人，在本世纪初陆续走进基督教教会学校，或者以各种途径开始陆续接触基督教，他们的精神、性格、知识、修养等等，就只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完成。这个世纪的实际状况，决定着他们不会与他们的前辈相同，也不会与他们的后代相同，在与基督教的关系上，他们是特殊的一代。
同时，他们不同的家庭环境，不同的生活状况，不同的性格，又使他们彼此之间各有差异，历史与文化的丰富与复杂，就在这样一些差异中表现出来。一切因宗教而发生，却又远远超出了宗教本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得以碰撞，一代文人（从年龄上说也许分属两代人）也得以形成，他们的存在，有时让历史现象显得扑朔迷离，有时却又让历史变得更有意味。
于是，在悠悠历史的长链上，我们观望的是前所未有的一环，也是不可能重现的一环。既然往事都已发生，既然历史是以这样的形态出现，后人也只能面对。
三
在诸多文人之中，基督徒许地山的身影最为突出。他的行止，他的宗教造诣，使他既不容易为人忘记，又使他让人感到他显得多少有些寂寞和孤独，仿佛只有他一个人真正在拥抱耶稣基督。
1941年许地山在香港逝世，一位与他相熟的牧师撰文纪念他。这位牧师当然是将他视为一个基督教而予以颂扬，这证明了许地山与基督教的特殊关系。
牧师说：“他斌性和蔼，对物、对事、对人，不轻易下批评，惟对于基督教，则多所创例，他似乎不满于现代教会固执的教义，和传统的仪文。他要自由，他是纯粹民主性。他以为基督教育由希腊哲学借来的‘原质观念’的神学思想，是走不通的。……固许先生眼中的历史基督，不必由‘童生’奇事‘复活’‘预言应验’等说，而发生信仰，乃在其高超的品格和一切道德的能力所表现的神格，更使人兴起无限的景仰崇拜，信服皈依。譬如耶稣说‘你罪赦了’，马上便使受者良心快慰，如释重负，这种奇事和能力，固较‘水变为酒’‘履海不沉’‘化少为多’的能力更大，更奇迹了。”
对于这位牧师的概括是否准确，我无从了解。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许地山在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常常去这位牧师的教堂听布道，和牧师探讨基督教。牧师的话，可以看作对一个基督教徒的由衷敬仰。
在我看来，和别的曾经受过基督教的影响的文人相比，大概只有这个人最有资格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不在于他早在十来岁时，就在家乡福建受到洗礼成了教徒，也不在于他在燕京大学神学院系统地接受和研究过基督教，而在于他和别人不同，他常常感到一种责任（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使命感），这就是修正、丰富和传播他所信奉的宗教。
许地山与家人的合影。
现代文人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一次次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对基督教的理解，并借人物形象的塑造，探索生命的形式。一篇短短的《落花生》，似乎是在用简洁的文字，描述童年生活片段，借父亲之口颂扬一种踏实质朴的生活态度，然而，我更愿意将它看作一种牧师布道式的寓言。读它，语气、言简意赅的风格，让人想到《圣经》。
“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知道。”他难道仅仅是在说明一个生活道理？显然不是。正是在皈依基督教、迷恋宗教比较研究的时候，他写出了这些文字。是否在告诉人们他所经历的故事？是否期待着人们如他一样，去接近那棵“落花生”？虽然他也写过一些贯穿着佛教思想的作品，但那是他对宗教研究的一个补充方式，而基督教对于他无疑是最为主要最为持久的。
这便是与众不同的许地山，他选择了“落花生”这样一个笔名。成为作家，写小说等等，肯定不是他的目的，和文学相比，他显然更偏爱宗教。他愿意自己就是一棵“落花生”，他希望人们通过他的笔，了解生活之外、生活之上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也许存在于现实之中，也许完全出自精神的描述。
因此，读他的作品，我常常感到的并非是现实的刺激，而是显而易见的说教意味，并随时可以触摸到一种浪漫情调。他的人物，徘徊于现实背景和理念之间，有时你仿佛感受到他们的体温、气息，但忽然又虚无缥缈，闪动在一个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存在的世界里面。
这里，我想到了老舍。1921年，老舍和许地山一同在北京参加一位牧师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第二年在缸瓦市基督教堂，老舍正式接受洗礼。不能忽略许地山对老舍的影响，因为早在这之前，许地山就受过了洗礼，并在燕京大学任教，可以说是一个颇有造诣的教徒。
而他们相识时，老舍还没有密切接触过基督教，二十三岁的老舍，在基督教堂夜校里学习英语之后，才开始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一个成熟的青年选择自己的信仰，显然是受到不同方面的综合影响才能如此。这里，教义、牧师、教友等的作用，都不可忽视，而许地山就在其中。这时，他们有机会一同吟诵《圣经》，一同以青年的热情聆听那教堂的歌声。
这段经历对于老舍来说并不算短，其间他也做过许多与教会有关的重要事情，譬如担任缸瓦市基督教会主日学主任，起草该教会的《现行规约》，翻译牧师的作品，宣讲《圣经》。
但是，老舍从来没有离开他所生活的空间，从来没有像许地山那样敢于教义的思索，更没有那种浓烈的宗教情怀。他最感兴趣的，依然还是胡同里每日变化着的人与事，他的脚，并不是踏着圣歌前行，更多的时候，也许是徘徊于市井的叫卖声，或者庙会上的喧闹、胡同里的琐碎之间。
这可能是决定性的区别。于是，同是教徒的老舍和许地山，在某一时期有着相似之处，但当生活一日日过去，小说家的老舍和小说家的许地山，自然而然显出了不同。
老舍开始文学创作仍然与许地山有关。1924年他们差不多同时抵达英国，还一起住过一段时间。正是受到已经成为作家的许地山的鼓励，老舍开始了小说创作，并经许地山介绍向国内投稿，还参加“文学研究会”。
但老舍从一开始，就走着和许地山完全不一样的路。他的小说，没有教义的说教，没有理念的影子，他热衷的是生活的故事，是食人间烟火的人，即使《猫城记》这类作品，仍然是想像力生活观察力的另外一种形式的结合，而非其他。读他的作品，看他的举止，我们看不到多少与许地山相似的影子。
于是，友谊继续着，但教堂的歌声在各自心中的回响已然不同。
长老会牧师的儿子林语堂也聆听着教堂的歌声。
他比谁都有资格、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一降生，就生活在宗教的摇篮里，他的啼哭，伴随着教堂唱诗班的歌声。他回忆，他的家就安在教堂里，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住在楼上。
父亲是一个热心、善良的基督徒，从小就留给他深刻的、美好的印象，而传教士们在他的眼里，也与一些人的看法不同，并非凶煞魔鬼，却是可亲可敬的“洋人”。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童年时他便入了教，随后，他进了教会学校，在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完成学业。这是一个标准的教徒成长过程。
他也的确一时间热衷于父亲献身的事业，并愿意将自己献身基督。他觉得自己有很深的宗教体验。他不能设想有一个无神的世界，甚至觉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个人类、整个宇宙就将毁灭。
林语堂。
然而，林语堂最终也没有成为另外一个许地山。可以说，即使有着如此便利的环境与条件，他也从来没有沉溺于所谓的教义、神学之中。相反，正是那些神奇传说、繁琐条文，乃至礼仪，让他感到困惑，感到厌倦。在神学院里，愈是研究神学，他的神学信念愈是减少。林语堂记述过这样一件往事。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自动负责一个星期日圣经班，但种种圣诞故事、神学条文愈来愈让他感到荒诞而不可信，多年来形成的宗教信念令他苦恼。
这时，他和一个同事有了这样一次交谈：
“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行，行见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呀？”
“为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咧。”
林语堂说，当年就是这样一句答语，“骤然便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后的一线关系剪断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表述，因为许多年后，晚年的他在五十年代又宣布最终皈依基督教，认为经过一生的追寻，他才发现基督教符合自己的理想。
他说这样做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不过，我宁愿将这看作一个老人疲乏的心灵找到一处歇息地，而非真正的宗教意识与追求。
四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神学、礼仪、传教士、教会等等，则不仅仅限于一种烦恼。各自生活环境家庭背景的不同，各自性格的不同，导致他们一开始就由厌烦而产生反感、拒绝，乃至贬斥。
萧乾不止一次回忆过他在教会学校的生活。他从小就从那位传教士堂嫂那里学习英语，当然也包括基督教，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教徒，相反，后来倒成为一个“反基督教”的作家。
我告诉他我准备写这篇文章，他又谈到了他与基督教的最初接触。他说，教徒们繁琐的仪式让他厌倦。他的堂嫂属于基督教中最迷信的一个派别，大约是原教旨主义。每日吃饭前睡觉前，都必须跪在地上不厌其烦地向上帝祈祷，甚至出门前也得祈祷。对于幼小的他，这是难以忍受的。和所有孩子一样，他需要的是自由，是活泼，而不是约束。
不过，最让他反感的却是教会学校。一个孤儿，缺少家庭温暖，使童年的他尤为渴望安慰与关怀。但是半工半读的学校生活，传教士们表现出来的歧视、冷漠和虚伪，使他无法在吟诵《圣经》时，以心去接近上帝。当被迫跪在地上祈祷时，他心底却是抱怨，思绪则飞到窗外，想到他饲养的小羊，想到伙伴们的快乐。
后来一年又一年，在中学、大学，他一直在教会学校里进进出出，但少年的经历决定他无法选择基督教。一旦提起笔，那些生活体验却变为他创作的源泉，他所看到的、他所认为的教会的荒唐、虚伪等，便成为他讽刺的对象。
一九七九年，郁风画的叔父郁达夫。
郁达夫有着相似的体验。这是一个敏感而忧郁的性格。十七岁、十八岁时，他在杭州两度进出长老会办的之江大学预科、浸礼会办的蕙兰中学，每一次他都无法忍受其间的压抑气氛，总是匆匆离去，在他那里，传教士从没有留下什么可爱可亲的印象。
他的笔和萧乾的笔一样，对传教士没有丝毫客气与宽容，甚至更加犀利、尖刻。在日本创作的小说《南迁》中，一个西方传教士，完全是一个丑角式的人物，在生活场景中，显出他的可笑、虚伪。
在这方面，许地山再次表现出牧师所称赞的“神学本质”。他虽然没有萧乾、郁达夫那样的体验，但他也遇到过林语堂所感到的那种烦恼。不过他并没有由此而回避。如那位香港牧师所说，许地山根据自己对不同宗教的比较研究，根据他对基督教义的理解，不断地在理论上矫正着、补充着他从传教士那里接受到的东西。
正如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一样，打量上帝的目光，接近教会的姿态，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有些事情，常常以出乎人们本来愿望的方式发生。对于曾经活跃在现代中国的那些教会和传教士来讲，尤其如此。他们明白自己肩上的使命，也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他们要在芸芸众生与基督之间架设—座桥梁。可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最终也没有明白，恰恰是他们自己本身，成了两者之间的障碍。
纵然有一些善良的传教士存在，他们却无法改变历史的框架。相反，一些传教士和教会的恶行，与种种历史因素相结合，将他们自己、将教会，定位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
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历史现实，更使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教会，常常成为燃烧着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文人笔下抨击的对象。在这样的时候，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热情，会取代宗教清绪。
“反基督教”的萧乾、郁达夫自然如此，即使老舍这种受过洗礼的教徒，一旦涉笔爱国主义内容，传教士和教会同样成为他鞭挞的对象。
本来相互依赖不可分隔的教会与基督教精神，对于大多数中国文人来说，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作为一种现实存在被抨击、被排斥，后者，作为一种精神财富来接受。
五四时代的陈独秀并不反对基督教本身。在1920年写的《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他用赞美的笔调描述基督教。他把基督教精神概括为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
在他看来，基督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格，他甚至说：“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抗中救起。”
但是，在1922年的《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中，他明确地将教会钉在耻辱柱上：“博爱，牺牲自然是基督教义中至可宝贵的成分；但是现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我们应该为什么人牺牲，应该爱什么人，都要有点限制才对，盲目的博爱牺牲反而要造罪孽。……综观基督教教会底历史过去的横暴和现在的堕落，都足以令人悲愤而且战栗，实在没有什么庄严神圣之可信。”
于是，政治意义上的教会，如同梦魇一般被我们的文人们抛弃。
五
美妙诱人的精神依然美妙诱人。不过，舍去礼仪和教会的基督教精神，在中国文人这里，必然渐渐淡化了它的宗教功能，而成为自我理想和自我人格完善的载体。与基督教精神密切相连的那些宗教艺术、文学、绘画、音乐，更是以永恒的魅力，一日日走进人们的生活。
冰心该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她在贝满女中、燕京大学读书，并在大学时受洗。可是，对于她，教会或者所谓仪式从来就不重要，甚至洗礼本身也无所谓庄重、神圣。她受洗，是因为老师说同学都看着她，如果她不受洗，别人也不受洗。
这种仪式的无所谓态度，并不意味者她对基督教的轻视，相反她觉得自己从心灵上，更亲近基督教。她承认，自己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母爱，就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地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他们身后的司徒雷登是主婚人。
巴金则属于另外一种人。他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从来就没有赞同过基督教。但他对充满基督教色彩的托尔斯泰，却满怀崇敬之情。
他曾被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深深感动，圣徒遭受迫害勇敢地上十字架的情节，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他有过基督教徒的朋友，信仰的不同，从不影响他们的友谊。他愿意理解他们，更愿意彼此之间，得到心灵的沟通。四十年代，当他创作《火》第三部时，主人公田惠世这样一个基督徒和家庭，便得到了一种诗意的描写。
对于这些文人来说，对基督教精神的接受，实际变为一种文化选择。他们没有成为教徒，却友善地将这一份人类文化遗产接纳。
许许多多文人的性格，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这样的方式形成。不管他们对待基督教是什么态度，也不管如何评价他们的选择，当他们主动或被动地走向基督教走进教会学校时，就注定要迈出了不同于前辈的步履。
一个并非漫长的过程，却有着巨大的历史跨度，因为，一种新的特殊文化形态出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外语，为从教会学校出来的那些现代文人打开了望世界的窗户，基督教更将他们直接置于不同文化的冲撞之中。冲撞中困惑、痛苦，冲撞中思索、选择。从此，不同文化的交融，才变为可能。他们不再是禁闭心灵的封建遗老遗少式的八股文人，也不再只以单一的苍白的目光看待世界。
在新世纪走来时，他们在基督教里打了个滚，没有成为传教士所期望的教徒，却在文化创造上展现出不同风采，历史地成为古老土地上崭新的一代。
当牧师的儿子林语堂在清华大学宣布放弃基督教信仰时，实际上就是在做出一个最具中国化的文化选择。
他所接受的教会教育，让他强烈感受到一种尴尬：英文比中文好，对西文历史和文化的了解，远远超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他无法掩饰自己的这种难堪。于是，他愿意开始一个新的历程：“带着羞愧，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
于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看到的林语堂，并非他父亲所期望的、他自己早年所设想的模样。虽然他的学识，他的建树，与西方文化紧密相连，但作为一个性格，作为一种文化代表，他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模式。有的人赞赏他的我行我素，如野鹤闲云般的潇洒；有的人推崇他发掘中国文化中的真性情。能够这样，他自己似乎也十分陶醉：“行为尊孔孟，思想服老庄，这是我个人自励的准绳。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也是我律己的明言。”
基督教的影子哪里去了？宗教意识哪里去了？
2014年10月，李辉摄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教堂。
这里，传统文化、民族性格再次表现出能够包容一切、消解一切的恢宏，表现出难以抵卸的魔力。令林语堂一度惭愧的不仅仅是一种母语，或者美丽的传说、深奥的哲学。他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悠久的文化存在。它们早已存在于他脚下的大地，它们决定着中国文人的生存方式，决定着文人的对待宗教的态度。任何人，意识到也好，，意识不到也好，谁也无法让自己完全摆脱它的制约，而只能在一个巨大影子笼罩下生存与发展。
这是一片浩渺的大海，这是无边无际的时间与空间，一切都将汇入其中，一切都将被卷入其中无声无息的消解。
我想到最近看到的李泽厚先生的一席话。他比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不同，他说西方哲学关注的是“本真状态”（to being)，中国思想家关注的是“如何、应该（how to do)。他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纯哲学，顶多是半哲学、半宗教，是教育人“应该”做什么的过程，不反映大的存在状态。在我看来，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
出现于悠长历史中的中国文人，也许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感。生命本体的思考，死亡本质的忧虑，很难取代他们对现实的介入，对生活的拥抱。即使历史上有过许多信佛道的文人，二十世纪也有过李叔同、苏曼殊这样的遁入空门的文人，但他们与世间的联系，却常常不是宗教的，而是艺术的、文学的，并以这样的方式入世，人们也同样如此仰望他们，目光里不会有太多宗教成分，而是对才华与学识的钦佩，对某种性格的描绘。
入世，这才是几乎所有中国文人最为根本的需求。他们以文学，以艺术，以不同手段，一点点表现着自己，一点点发展着自己，并由此获得一种内心的充实，或者人生价值的体现。即便宗教，常常也会超出它的本来意义，成为如同文学一样的工具，把他们入世的强烈愿望和某种生活态度，以一种更为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获得另外一种效果。
我们视野里的那些现代文人，即便信教者，都自觉不自觉被传统的惯性推动着前行，他们不可能脱离这样的轨道。他们很少有人会完全回避中国的现实，脱离个人生活的状况去信教，如同传教士所希望的那样，无条件地接受上帝，在生命为何存在的问题上苦思冥想。文化传统使他们不会这样，生存空间也使他们不会这样。他们永远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徒，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将不同宗教的精神交融于自己的文化性格之中，在弥漫着浓郁世俗气息的文化创造中，完成自己的生命塑造。
我想，这绝对是本世纪初那些踌躇满志的传教士们无法预料也难以接受的现实。看到他们的学生，一个个以这样的姿态走出教会学校，他们该发怎样的感叹？
几年前，一个受过洗礼的瑞典朋友，曾送我一本他所喜欢的瑞典诗人拉各维斯特（Par Lagerkvist）的诗集。诗人曾在五十年代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本《黄昏土地》(Evening Land）是英、瑞文对照本，而英译者则是美国著名诗人奥登（W.H.Auden）。朋友在扉页上为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些诗已经陪伴我许多年，因为它们表达出我自己所感受到的情感和思想。也许它们更内在地反映了我们两种文化所共同拥有的东西。”
我喜欢《黄昏土地》中的诗，闲暇时，还心血来潮，将整部诗集都翻译成中文。我并没有指望出版它，我只是希望周围的朋友也能欣赏到这些有着优美意象和深邃宗教感的作品。
拉各维斯特是一个典型的宗教意识强烈的诗人，他在五十岁之后感受到生命的黄昏。在黄昏中，他回望身后的路，希望寻找精神的所在。于是，整个诗集便产生强烈的宗教情绪，因为他把自己，当然也包括他所生活的人类，置放在广袤宇宙之间，仰望着设想的上帝，从那里寻找出生存的价值，寻找生命的意义。
读这样的诗歌，我有时想，生命黄昏季节，执著于一种形而上的思索，可能正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文人与中国文人的不同。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文人，哪怕接受过基督的影响的人，也很少能像拉各维斯特那样，在总结一生时把自己的存在与精神上的上帝联系在一起。
不过，我们的文人也有他们的可爱可敬之处。比较来说，他们以另外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方式，在生命的黄昏季节执著于人格的完善，执著于在个人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实际联系。也就是说，他们更入世，更显出生活的暖意。
他们在亲切地对着我们的微笑。他们也很少有拉各维斯特诗中显露的那种人生疲倦和困惑，即使在晚年，也有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年轻人一道行走着。他们的笔锋却永远带着的青春的活力，他们表现出来的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关注，他们表现出来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其敏感和深刻，在许多方面并不逊色于年轻人。
谈到死亡，他们几乎都是坦然一笑。那种西方老人常常产生的困惑、恐惧，在他们身上可以说很少见到。从这个意义上，他们注重的不是个人生存的意义，而是周围的生活，也包括他们走过的历史。
其实，每当想到他们时，我也会产生一种奇妙感觉，仿佛他们身上，也有类似于宗教追寻一样的东西。那就是他们始终用自己的，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方式，寻找着生命的真理与意义。
精神永远是一个无法一致的世界，每个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感受着生命。那些杰出的文人，无论东方或者西方，无论有无宗教信仰，都在完成着自身的塑造，都在倾听自己心中的歌，在上帝面前，他们都可以自豪地微笑——如果有上帝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