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中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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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中的知识分子
原创 2017-10-24 王英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王英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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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之旅
刘玉芬是1950年被招募进入革命大学，然后参加土改运动的一个典型。共产党接管北平不久，各个部门人员大量欠缺，决定从社会上吸收有一定知识和文化的人，为新管理部门培育人才，同时办了很多革命大学、培训班和军政学校，教育其成为“革命新人”。刘玉芬的母亲从私立学校辞了工作，带着女儿一起去参加了当时在西苑的革大。她们母女在革大学习了六个月，每星期主要靠吃白菜汤和玉米面馒头，住在大通铺的集体宿舍。党免去了她们食宿费用，每月还有一定生活补贴，这对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整日提心吊胆的她们，生活已是天翻地覆。她们精神振奋，积极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塑造无产阶级价值观和人生观，决定做一个对新社会有用的人：
那时候，我们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精神却前所未有的兴奋鼓舞，我们母女一起学习读书。在学校里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唯物主义论》，还有其他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很多学生一起上课，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老师有些还是著名学者呢，范文澜就曾经是为我们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老师。
革大是刘玉芬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开始。但是，真正把书本知识融具体实践，用革命理论指导实践，却是她离开革大，参加土地改革的“解放之旅”。1950年，刘玉芬从革大毕业后，分配到了一野十八兵团的文工团，日常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不久她们文工团组织了一个队，在党组织的安排之下，南下到川北新解放区参加土改。去往川北的旅途虽然艰辛，但是刘玉芬回忆起来却非常骄傲：
我们去川北主要是靠步行，背着一个包袱，简单拿几件衣服就走了，那时候没有好鞋子，一双军用鞋，走得脚底下都磨了泡。我们的食物简单，行军劳累，但是大家普遍情绪和精神都很高昂。我因为在文工团学会了戏剧表演和演唱，一路上都给大家唱《绣金匾》，或者演出《白毛女》。尤其是演出《白毛女》，后来也在川北宣传土改的时候，也不断地给当地的百姓演出，向人们传达地主怎么残酷的欺凌和侮辱劳动人民的讯息，很多人看了都很感动，有些妇女看了《白毛女》都哭了。
川北是国民党的老巢，还有很多的残余武装力量需要肃清。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地方恶霸土匪结合在一起，成为不可小视的敌对势力。所以清匪反霸是首要任务。如费正清指出，最初向农村的渗透以解放军部队的形式出现，它们从城市向农村集镇，然后向村庄展开。这些部队的工作除了剿匪外，一般限于收缴当地民众的武器，执行治安任务和组织村的民兵。这些年轻的，有一定文化和技能，刚刚接受过思想教育和培训的知识分子，首先要协助部队剿匪。刘玉芬恰恰懂得四川话，就做了当时一位党员书记的翻译，跟在他的身边，了解情况，和地方人士沟，也向当地人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在她记忆里，有一次非常勇敢的冒险经历，至今回忆起来都略显得骄傲，一个19岁的女孩，操着不甚熟练的川北方言，去劝说一个当地的土匪头子，劝他不要和人民为敌，改过自新。清匪反霸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枪毙土匪，这是刘玉芬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不能忘怀的景象：
行刑和枪毙那一天，天气似乎非常的阴沉，我们是由川北党委书记和川北政治部主任带队，行刑场外有很多围观的群众。当时镇压恶霸土匪是由部队战士专门组成的行刑队，但是临时行刑队的人手不够，和我们同来的一个年轻的文工团宣传员，自告奋勇的充当射击手。那天我非常紧张，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到枪毙的场景，一直都冒冷汗。和我一起来的那个朋友，就是去做射击手的那个年轻的宣传员，手发抖的厉害，那是他第一次开枪，怎么都拿不稳，连发了好几枪，全都放空了。我还记得那一天，那个他瞄准枪毙的土匪回头看了他一眼，眼里充满了恐惧和祈求，他就怎么也无法打那一枪。后来，旁边的行刑队队员接替了他的位置，开了两枪，一枪正中心脏，另一枪正中后脑。
清匪反霸完成后，她转向了另外一个村子参加土地改革。她们文工团的一个团长，一个参加过解放四川的老共产党员带队。进入村子的第一件事情是调查当地各家的经济状况，她从当年的地下党组织那里得到了很多村子基本情况的记录报告，造成小册子，每一家都大体有个了解。首先去做的事情是访贫问苦，也第一次看到乡村里的穷人生活的那样艰苦，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差得多，她回忆自己当时的感受说：
那时候我走访了村子里最穷的一家，家里没有床，没有被褥，只有一个老头，一个人住在一个摇谷子的笸箩里，盖着破旧的棉花套子，破旧的棉花用线网住，都变成一条一条的。我被这种情形彻底的震动了，你知道我是出身于城市贫民，家里在解放前也是揭不开锅的穷困，但是在我出生成长在北京，从来没有到过农民的穷困到如此程度。于是我一直启发和动员这个老人去诉苦。我一点点耐心的启发，对他说，你看，你给地主干了一辈子，你爹也给地主干了一辈子，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你看你现在生活那么穷，不是因为你不努力，是地主的剥削，这种剥削是不公正的。你应该站出来，把地主欺负你的罪行都说出来。你看他们家什么都有，你到现在还是一个人，连老婆都娶不起，不是地主欺压的结果吗。
刘玉芬用她自己在革大培训班或者文工团学习的话来启发这个全村最穷困的老头，最终这个老头被她说服，参加了诉苦大会。她还说服了其他一些人，好几个月的时间，一点点地问，一点点地做他们的工作，因为要动员群众起来，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很难动员，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发言，有人怕地主会报复，有人觉得地主挺好的，不愿意批斗他们。我好几个月的时间，全都用来不断的说服教育、一点点地找人聊天，后来才渐渐的动员了一些人发言。
诉苦之后开公审大会。下一个阶段里，工作队就做一些很常规的事情，丈量土地，计算土地，造册子。刘玉芬也懂得数学，计算谁应该得到多少土地，地该是怎么分法。分了地以后，紧跟着分浮财，房子、粮食、农具、衣服，还有钱，这些财产都要上报，工作队仔细审查计算后，再一一分给贫雇农。看到穷苦的人有衣服、粮食、房子，也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刘玉芬觉得这么久的辛苦没有白费。对她来说，清除那些压迫穷苦人民的地主恶霸，是一件正当而道义的事情，后来的枪毙和行刑，也就没有刚开始接触时那么害怕了：
最后是枪毙地主，但是十个地主里面，只枪毙里面罪大恶极的。我记得我在的那个村子枪毙了四五个。其他的人陪绑，一大批人跪在那里陪绑。 我已经没有清匪反霸的时候那么紧张，新的时代到来，新的政权建设，旧的压迫者应该是这样被惩罚的。离开川北的时候，我是期待着农民将过上新的生活，期待着自己所做的一切能为他们带来全面的解放，为农民和乡村的发展带来希望。我一直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
如果说刚开始面对直观而赤裸的暴力，她还有些害怕惊慌，随着深入土改，帮助穷人翻身的道德正义感，逐渐压倒了原有的恐慌。在刘玉芬的回忆中，有两种情绪一直激荡其中，一种是对于直接暴力的惊骇，多年来她甚至在梦中都还见到那些场景，念念不忘枪毙行刑场景；另一种是完全的道德正义感，帮助穷人的自豪，情绪上的亢奋和激动，对自己所作的一切是“正确”的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信。具有吊诡色彩的是，暴力直接的展演反而强化了她对国家和党合法性和正义性的认识，国家镇压了“坏人”反证了其存在的无可置疑的合法性。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人的行为都是带着特有意义符号的象征行为，不要把社会看成一部结构复杂的机器，而应把它看作一场解说人生和世界的戏剧。刘玉芬在土改仪式中扮演一个独特角色，从进入革命大学学习理论知识，到具体介入土改宣传政策，再到面对赤裸的暴力，完成具体动员农民诉苦和分配土地的工作，她的心路历程，是很多读书人的一个缩影。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历史河流中的一部分，却也不得不对人生中经历的一切做出解说，剥削-解放的逻辑正是这一戏剧的解释模式，也是她理解和阐述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图标，通过这一意义解说，个体人生和宏观历史潮流缠绕编织在一起，时代精神成为个体生命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戏剧的解说即是历史，也是人生。对许多像她这样的读书人来说，土改运动中的暴力，只是宏大解放故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单纯权力的震慑，更重要的是一种仪式、一种展演、一种象征，在惊恐中夹杂着集体正义的想象，并带有强烈的道德主义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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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人生
1949之前谭其骧基本上过着一个平静的学者生活。“其骧十五以前浑浑噩噩，十六十七献身革命，十八而志于学，从今以后，矢志不移。”他多年一直信守自己的承诺，在书斋中兢兢业业，较少过问政治。和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同情左派学生和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镇压。面对日益腐败的国民党，谭其骧和大部分的知识人一样，相信不管什么党来掌权，都比国民党要好得多。1949年谭其骧只有38岁。他和历史系教员认真地参加了一年的政治学习，学习苏联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著作，还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那时候阅读研究，还能比较自由的讨论和辩驳，这是他对马列主义著作阅读最透彻的时期。
谭其骧
真正第一场政治考验是谭其骧到复旦之后才开始的。1951年的深秋，他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一起参加了安徽的土地改革。安徽省五河县和灵璧县是淮北的偏僻贫瘠之地，复旦师生出发是在10月27日，谭其骧刚到五河县乔集村不久，就去开工作队大会，进行土改的动员和准备工作，向村民宣传土地改革的政策和国家的方针路线。他在10月3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村北学校后殿（原为玉皇阁）开全乡村组干部会，陶推余作报告，说明来意，表明态度，解释土改之正义性，必需性，总路线，总政策，并与治淮、贷粮、种麦菜结合。晚上村民大会（街上），黑暗中做土地改革政策宣传，亦与治淮等问题结合，打通群众思想，解除顾虑。
此后，谭其骧在土改场景完成了具体程序：接见贫雇农、听诉苦会，选举农会，分配土地等。我们通读谭其骧日记，会发现这位昔日燕京大学的高才生，对于土改是一场政治考验心知肚明。他的同事陈守实也在思想改造报告中讲到，土改只是一个业务,自己可以不去,去了不守纪律就回来。同在复旦工作的潘硌基讲到,参加土改的动机是想看看没有到过的地方,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对这些生活平稳的学者来说，这场旅程只不过人生中一个片断，必须要应对的一个考验，不需要太过认真；而政治不过是生活中一项额外的任务，完成之后还要回到平静的书斋，回到自己专业研究中。
但是，组成土改工作队的复旦大学的青年学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态，我所访问的古小娟，1951年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也报名参加土改，她回忆道：
我们当时刚读大学不久，都很年轻和单纯，对走出去工作充满好奇，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好好锻炼一下，大家都想为新社会斗争出一份力气。很多同学都很积极，大家也把这次土改看作大展身手的一个机会。
古小娟是复旦高才生，她和同学们怀着青年人的热诚想“大展身手”，积极表现自己。许多年轻学生都明白这一点，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表现良好，会成为未来履历上的“光荣一笔”，为来日的晋升和光明前途打下良好基础。顾颉刚在他的日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类土改中专事积极“带头作用”的年轻学子，那些带头的那些学生干部，签名参加土改之后，即又退出，又为其他工作带头，如火车头，将列车拉到一地，车头随即退归。
古小娟和她的朋友们，这些天子骄子的名校高才生，对新时代有很强的参与感，更想有一番积极作为，对在新社会赢得荣誉、地位更为敏感，另外一些出身较为低微的读书人，他们跟随着时代的步伐，更多是为了谋取生存。陕西的蔡恩胜，父亲赌博把财产输光，他于是参加军政大学，找个谋生的好出路：
我想参加军政大学可以分配个好工作，我也不懂什么主义，虽然整天学习开会，也搞不懂那些道理，什么理想，混日子呗，很多人跟我差不多，大家都是谋个差事。后来我们被编成队伍参加土地改革，我也就跟着去了，也没想什么，反正跟着混日子呗。
还有另外一类年轻的读书人，带有沉重的出身原罪，参加土改正是洗刷自己原罪的一个机会，也是在新社会重新做人的一个途径，我所访问的世家中医尤恩便是这一经历，其背后蕴藏着更沉重的绵绵不断的世态炎凉和人间恩仇：
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西安解放的时候，他负责长安这一片的防务，是这里最高的地方军事长官。他是主动投降的，但1950年以后，他就再也不从政了，他懂得医术，就在老家开了个中药诊所行医。因为有那一段经历，我们家一点都不敢张扬，总被人看不起，总怕有人找麻烦。我去参加土改，想争一口气，也想让我父亲不受人欺负。
野夫在他的回忆录《乡关何处》中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只不过更显得悲凉：
武汉次年（1949年——作者注）易帜，革命大学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背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她父亲送命的路途。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遭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又必然的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野夫并没有在父母亲土改的故事上作太多停留，也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其间的世事乱离，家仇国恨则扑面而来。将门孤女和土司遗孑险恶的路途，必将不同于刘玉芬那充满正义想象的旅程，也不会如复旦大学中那些年轻雀跃学子的人生，他们的声音，隐没在伟大时代旋律背后，后人也只能分辨出丝丝细微的音符。
如果土改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剧场，每一个人都难以置身事外，读书人和其他社会群体，都是这个舞台中的演员，政治转变为一种日常生活的行为艺术，每个人介入的背景和心态可能差异巨大，但却做了几乎同样的事情，政治活动因循同样的脚本和台词展开。
3
赞美与忏悔
土改是对知识分子的一场考验，无论是学院中的学者，或是青年学子，也无论身份地位的高低，必须学习参与实践，并且论证土改的正义性，这是一种表达的政治，充满德性教化的象征色彩。如果说土改是一场权力和道德正义的展示仪式，那读书人书写的文本则是这个仪式重要组成部分。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 在讨论仪式和符号的作用中指出，国家须从想象性能量和符号潜能中汲取力量，公开发表的文本正是重要的符号和象征，就像一首乐曲的华彩，一场弥撒的忏悔一样，不可或缺。
1950年1月27日，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冯友兰在发表了自我批评《一年学习的总结》五天之后，第一个报名参加了京郊土改。他和夫人任载坤，先到丰台西北的张仪村，后转到卢沟桥镇，参加了一个半月的土改。后来在清华学生主办的大字报上，冯曾专文谈及了自己参加土改的动机。他认为参加土改有三大原因，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不摧毁它，便不能使中国社会变质，参加这使社会变质的工作是难得的机会；二，取得一点革命经验，以充实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三，参加土改，在客观方面与地主斗争，在主观方面也就是与自己潜在的地主阶级感情斗争，如是可以加速自己的进步。冯友兰指出，“我们去没收地主财产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武装同志戴着武器在前面开路，工作组人员和农民群众跟在后面，成为一支很雄壮的队伍，这是武装革命的象征。没收地主的财产，把他们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给农民，这是中国历史中历代农民起义的最高理想，可是向来没有实现过。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工农联盟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武装起义，才能实现这个理想。当时我们的队伍，就是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象征”。
冯友兰和任载坤
知识分子必须做到像冯友兰一样，心悦诚服认同土地改革的象征意义和理想，或者至少表现的认同土地改革的合理性，从而强化社会对土改的认同。他们应用阶级分析的话语系统时比中共干部还要娴熟，施文淇面在《新观察》中迅速表态：大多数地主是不甘心自己阶级的灭亡，绝不甘心将它剥削来的果实双手交还给农民。尽管今天土地改革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是比过去宽大的多，但地主阶级中仍有许多人在反抗政府法令和土地改革的进行。就以苏南这次土地改革来说，就是一系列的激烈的、包括理论的、政治的、经济的对地主阶级进行反封建的阶级斗争过程。它一方面表面在农民迫切需要翻身和土地，要起来摧毁几千年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却用尽种种方法，或明或暗的进行破坏土地改革，试图维护他们的利益，和有利于他们的封建剥削制度。吴景超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检查：在解放以后，我们也学过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但两年的学习，其所得似不如一个月的实践为深刻……土改的第一步，就是要组织广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与地主阶级斗争，在此时，乡村中的每一个农民的立场不能模糊，在两个阵营里，你是站在哪一边？你是拥护谁，反对谁？这些问题，每个人都要作出一个决定性的答案……在学校的环境中，没有尖锐的阶级斗争，没有热烈的群众运动，想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阶级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热烈的群众运动，尖锐地阶级斗争，成为教育知识分子的最好场景。实际斗争中情感和思想的变化，比学习理论要有效的多，也来的实在的多。现场的、可感可观的斗争经验给人强烈直接冲击，带来一种集体情感的认同，朱光潜的土改总结记载说：斗争大会的场面是一种情感教育。在这种场面，任何人都要感觉到心像浪一样，要经过几起几伏的情感的激动。我分析我每次当场的情感，可以毫不惭愧的说，我是站在贫苦农民方面，把地主阶级当作对面的敌人来仇恨。我听到农民对地主诉苦说李，说到声泪俱下时，自己好像变成了那个诉苦的农民，真恨不得上前打那地主一下。宋云彬也赞叹土地改革的教育意义是个奇迹，而这个奇迹通过群众游行的方式表现出来：农民只要经过深入的教育，他们是完全可以接受并且自觉按照人民政府的法令办事的……土改期间，全国不同阶层、年龄和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写下了难以计数的土改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诉说自己的感触和从中得到教育、感悟和启发。1950年到1952年之间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观察》、《新建设》等报纸和期刊都陆续的刊登了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所写的见闻、报告和思想总结。而且，当时全国官方的广播电台等媒体也大量播报了知识分子赞扬土改的报道。
如果说官方文献展示众口一词的赞歌是表演秀，私人回忆中则拼贴出一副荒诞图画，人们在具体场景中展示着冲突、矛盾、误解，事件峰回路转，带来一种啼笑皆非的戏剧性，比如吴中杰就记载了复旦师生参加土改过程中发生的一件荒唐事：华东土改工作团的干部们以老革命自居，对知识分子缺乏尊重，双方矛盾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由工作团一名干部自杀事件引起的。这位干部追求复旦新闻系一位女生，纠缠不休，该女生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向小组长汇报，小组长葛迟胤严肃批评了这位干部，教他别纠缠了，不料这个干部恼怒之下，竟开枪自杀了。于是工作团要追究葛迟胤的责任强迫他作出检讨。葛迟胤是根硬骨头，他说自己没错，坚决不做检讨。工作团就上岗上线，说他逼死工农干部，——这在当时可是很严重的罪名。葛迟胤经过调查，指出该干部是小商人出身，而且搬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证据，证明小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不是一个档次。毛泽东著作在当时是革命运动的指南，谁也不敢非议，此事只好不了了之。调戏纠缠女子本来是道德污点，因是“革命老干部”可以免责，逼死工农干部本来是个“大罪”，但是因其“阶级出身”的“不够档次”，转眼就改变了罪状的性质，一场桃花事件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而后因为理论上的破绽终归不了了之。人们生动而巧妙的运用革命理论，在各种空档中左右突击，制造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土地改革的阶级分析话语，不单是政治斗争的武器，也是政治剧场的台词，人们对这些台词地阐释和利用，改变了严肃阶级斗争的走向，把残酷的政治转化成了一场巧妙的展示和婉转的表演。
这种戏剧性有时为现实蒙上了一层魔幻色彩，张爱玲在《秧歌》里就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上海边上的村落，里面发生了饥馑、暴动、抢粮食、烧粮仓，被派到这个农村参加土改、体验生活，为社会主义土改作宣传的作家顾冈，看到这里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锅稀薄的米汤，里面浮着切成一寸来长的一段段草，报纸上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的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馑。他就像是跳出了时间与空间，生活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他非常清楚上级派他来是要歌颂土地改革，要写乡村伟大历史变革，人民欢欣鼓舞和积极热情。他就在这样的荒诞和幻觉中，臆造一个不存在的水坝故事，写村民们如何热火朝天兴修水坝。张爱玲以现实为蓝本，敏锐捕捉到时代的政治特点，她的小说更像是富有隐喻色彩的政治寓言，现实政治事件、顾冈的存在、顾冈制造出来的水坝故事，共同塑造了当代政治的特殊品格，那就是一种特有的戏剧精神和公共迷狂。
（作者授权刊发，刊发时有删节，注释略去。原文题为《无奈的表演: 土地改革中的知识分子》，刊于《二十一世纪》2014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