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成为“福音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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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什么成为“福音硬土”？
原创 2017-08-17 梁丰 ij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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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 【日本观察】
文| 梁丰
今天随便在哪个中国城市打开电视，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电视台在播“抗日神剧”，尤其是在“8·15”前后。多数中国人都对日本持有复杂矛盾的心情。日本连续12年每年有3万人自杀。一位旅日的宣教士告诉我，教会连续17年布道无一人信主。你想过吗，分享神的爱给日本人？
对我而言，日本是一个谜。
小的时候，我就对这个国家有着许多复杂的情感和矛盾的认识。和许多80后一样，一方面，从小被灌输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得我对日本有许多负面的印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日本文化和商品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对日本是那样的“熟悉”，尽管许多中国人可能终其一生也从未面对面接触过一个日本人。
我真正开始思考日本，是从成为基督徒开始的。我发现我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要放下头脑中过去的种种“偏见”。从福音的角度来说，一个一直让我困惑的问题是：福音传入日本至今已有460多年，为什么今天作为一个宗教信仰完全自由，受欧美文化影响至深，同时又曾有大量宣教士和宣教资源投入的国家，大多数的国民依然对基督信仰抱着拒绝的态度？这与同样身处东亚的中国和韩国有很大差异。是否感慨一句，“日本真的是一块福音硬土啊”，就算把问题解释清楚了？
直到认识了纱织小姐一家，我的困惑才变得越来越具体。
我的第一个日本朋友
纱织小姐是我真正认识并且在生活中相处交往的第一个日本人。三年前，我受公司外派前往欧洲工作。非常巧的是，在我和妻子租住的那栋楼里，我们认识了邻居纱织小姐一家。
纱织小姐也是随驻外工作的丈夫一起来欧洲，相似的经历让我们两家人很快走近。纱织小姐一家住在一楼，我们住在四楼。她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3岁，精力都格外旺盛。
纱织小姐的丈夫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到深夜才回家。而一个人在异国带两个孩子经常让她感到疲惫不堪，当时正好闲赋在家的妻子成了纱织小姐的好朋友，她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纱织小姐也很喜欢妻子做的中国菜。
纱织小姐出生于日本东京，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因病过世，父亲另娶。对她而言，家庭是一个遥远而又不太美好的回忆。在大学期间她认识了来校交流的犹太裔的澳大利亚学生Joe，后来两人结婚，婚后随着丈夫工作调动来到了欧洲生活。
我原来以为日本家庭主妇应该都是会做寿司的，就像韩国家庭主妇都会做泡菜。然而纱织小姐这样在日本大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就像中国的年轻人一样，许多人根本不会做饭。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们也有机会谈及信仰。最让我吃惊的是，普通日本人对于基督信仰的认识原来如此之少，许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纱织小姐告诉我们，在日本基督徒并不多，而基督徒给她的印象是一群非常古怪的人。
有一天晚上，刚和丈夫吵完架无处可去的纱织小姐来到我们家。刚巧我也在家，聊着聊着，很自然地聊到了我和妻子的信仰上面。于是我们有机会第一次对纱织小姐完整地讲述了福音。
纱织小姐很认真地在听，当我试图向她解释如果说我和妻子能够彼此相爱，不是因为对方有多好，而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有彼此相爱的能力的时候，我看得出来纱织小姐的脸上写满了困惑。
“人世间怎么会有这样一种爱？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纱织小姐似乎难以理解上帝的作为。她告诉我，作为一个自小受“不要麻烦别人”文化影响的日本人，无法理解耶稣舍命为罪人死的行为，在她看来，这是一份“接受不起”也“没有必要”的礼物。
基督信仰所说的人的“罪”，纱织小姐也表示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是一个罪人呢？”那一晚，我们聊到很晚，很高兴终于有了第一次机会，让她开始了解福音。
此后，因为在当地找不到日本人的教会，我和妻子几次邀请纱织小姐去我们参加的当地华人教会，她的丈夫不愿意来。因为觉得太麻烦做翻译的弟兄姐妹，纱织小姐去了几次后便没有再来。
尽管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但是纱织小姐始终没有迈出接受基督信仰的一步。两年后，我的外派工作到期回国，纱织小姐则随丈夫工作调动搬至伦敦。在最近的一次通信中，她告诉我们，她在伦敦被邀请去了一个黑人创办的国际教会，感觉很新鲜，我心里由衷地为她高兴，希望她能够早日找到那位爱她的天父。
1%以下，基督徒总是少数派

电影《沉默》剧照
自福音在1549年藉西班牙籍耶稣会宣教士沙勿略 (Francise Xavier)传到日本，几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的基督徒比例几乎从未超过1%。对于许多宣教机构来说，日本是一片让人望之兴叹的“未得之地”。
基督信仰在日本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1549年宣教士沙勿略将福音传入日本，直到1639年德川幕府开始禁教锁国前。福音曾一度在日本各地兴旺，30年中信主人数增到万人之多。
第二个阶段，由于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德川家族为要统一国民思想与信仰，开始实施锁国政策，拒绝与外界接触达200年之久。历代政府对基督徒实施残酷迫害，电影《沉默》的背景就是这段历史时期。
第三个阶段，自1854 年美国海军用武力打开浦和港，强迫日本宣布解除锁国政策，基督信仰曾一度恢复自由，之后基督徒在天皇统治时期又遭大规模逼迫，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之前。这期间日本社会经历了巨变，从明治维新到走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直至战败。基督徒在动荡的世代里几起几落，尽管人数一直不多，但信仰的火种一直燃烧未熄。
第四个阶段，从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直到现在。在战后托管国美国的强制要求下，宗教信仰完全获得自由。战后几十年里，众多海外宣教机构涌入日本，在战后百废待兴、人们生活艰难的境况下，似乎是信仰复苏的最好时机。然而，日本并未像邻国韩国一样，经历基督信仰的快速成长，基督徒的比例依然保持在极少数的水平，直到今天，这一趋势基本没有改变过。目前，在日本1.27亿人口当中，基督徒只占100万左右，不到1% 。
布道17年，无一人信主

日本一间教会独特的屋顶设计
为什么日本人难信耶稣？这是一个可以写好几本专著但是仍难以回答好的问题。通过查阅资料和对在日本生活过的宣教士及文化人士的访谈，笔者尝试着略做梳理。
首先，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自德川幕府时期大规模逼迫基督徒开始，在此后的几百年里，日本政府屡次反复逼迫基督徒，包括在100年前的天皇统治时期，使得日本老百姓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信耶稣的人总没有好下场的观念，也使得基督徒逐渐被边缘化。而在日本这个崇尚集体和从众的社会里，人人都不愿意成为少数分子，不想遭遇家人和朋友的排斥。
其次，是根深蒂固的家族和集体观念的禁锢。一位曾在日本长期生活的传道人告诉我，日本人极为重视家族观念。许多日本人不愿意信耶稣的原因就在于家人的反对。日本人去世后骨灰都安置在神社里，而家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担心子女信了耶稣，他们死后就无人供奉，这在日本是大忌。所以，在日本一些教会想要吸引人来信主，甚至必须要有自己的坟地和安置骨灰的地方。
再者，是以神道教、佛教为主的偶像崇拜文化深入骨髓。日本人多信奉泛神论，在日本90%以上的国民号称信奉神道教和佛教（包括两者都信）。在日本神社的数量可能比7-11超市还多，其影响遍及日常生活，婚丧嫁娶无处不在。一位常年生活在日本的媒体工作者告诉我，与神道教相关的敬拜太阳和日照大神，以及天皇崇拜，这一系列的偶像崇拜交织在一起，对于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捆绑。
在二战后，天皇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令许多人的信仰破产。然而随着宗教自由，日本又兴起了大量的各种新兴宗教组织，比较大的像创新学会等，使得日本人对于宗教的认识更加趋于功利化和极端化。对于日本人来说，同时信几个神是非常普遍的，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多信几个又何妨。
最后，却也是相当重要的，作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世俗化的价值观使日本人对一切宗教信仰都不再感兴趣，唯一感兴趣的，是自己的未来和利益。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日本第一”，我们不需要什么“救世主”。人们只满足于安逸的物质生活，对一切宗教信仰都漠不关心，对“罪”麻木，只关心个人现实利益的得失。
一位在日本教会服事的华人宣教士告诉我，他们的教会曾经连续17年在当地的车站布道传福音，然而17年来，没有一个人因此而信主。是的，连一个人都没有！
这些障碍，放在更广大的世界背景下来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那些影响阻碍人们信主的因素不无共同之处。在欧美传统基督教国家，世俗化价值观已然是让人们远离信仰的最大原因；在穆斯林国家、东南亚佛教国家，传统的宗教信仰始终是人们信主最大的障碍；而在中国、韩国等儒教文明波及的地区，历史上也曾一度面临过基督信仰和祭祖的矛盾。但是在日本，所有这些因素同时活跃交织在一起，互相咬合，形成了一道道“牢不可破”的高墙，将日本人阻拦在福音的门外。
日本人真的不需要福音吗？尽管生活在一个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其实日本人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心灵非常空虚。那位在日本服事的宣教士告诉我，“压抑和孤独是日本人最大的特点”，但是他们都已习惯把一切藏在心里。活在重担之下，必须一丝不苟地运转，有太多的规矩要守，人的内心是那样的孤单可怜。
很多日本人因为害怕被集体排斥而患上忧郁症。有报道指出，日本多年来自杀的人数居高不下。连续12年之久，每年有3万人自杀，总人数甚至比日本3.11海啸地震死亡人数更多！这些人不理解爱，渴望爱，缺乏爱。
如果我们去给日本人传福音

日本基督徒作家三蒲绫子
回国后，我在教会遇到一位日本传道人。他在新西兰留学时信主，之后娶了一位中国妻子，两人同心要回日本开拓教会。路过上海时他在我们当中分享，其中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得。他说：日本人的心很硬，日本人自己传的福音，他们不会听，但是如果是中国人去传福音，他们或许会愿意听。
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至今仍是两国人心中难以解开的一个结。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们，今天随便在哪个城市打开电视，相信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电视台在播放“抗日神剧”。多数中国人，都对日本持有一个复杂矛盾的心情。我曾经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对于日本部分政治人士至今仍不能勇敢而坦率地承认在那场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难以接受。对于“不认罪”的愤怒，可能是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国人对日本人难以有好感的主要原因。然而正是在此，基督信仰显露出成为解开人们心中“死结”钥匙的可能。
《境界》曾在《日本教师三浦绫子的“认罪”——“8.15”，远未得胜的战争》一文中将日本基督徒作家三蒲绫子介绍给中国读者，三蒲绫子在收到访华邀请时说：“日本人曾在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没有资格访问中国。如果真的要去，我应该跪地叩首去谢罪才是。”作为一个心灵觉醒的基督徒知识份子，三蒲绫子不愿再轻易接受国家意识形态与错谬史观的摆布，向日本人发出忏悔的呼吁。
1987年，代表日本福音信仰教会的“日本福音同盟”向亚洲众教会致函道歉：“在过去的岁月中，作为亚洲的一员，我国在其他亚洲国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垢。我们身为日本教会的会友意识到我们所需要承担的责任，我们特别抱憾的是，在面对我国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破坏时，日本的教会是那样的软弱无力，我们为此只能恳求你们的宽恕。”
遗憾的是，多年以来，来自日本基督徒的忏悔和认罪的声音，从未在主流媒体上被传达到中国民众当中。
饶恕得罪你的人，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之一。人与人之间可以彼此饶恕，哪怕是最深的伤害，是因为上帝先无条件地主动地饶恕了我们。因着神饶恕的爱，我们可以去饶恕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而这种爱最高峰和极致的体现，就是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耶稣。
如果我真的明白上帝的爱，耶稣的舍己，我便有能力不再对日本人有着以前那样“咬牙切齿”的痛恨，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无需向曾经被伤害过的中国民众道歉。福音让我们可以超越彼此的狭隘，看到我们同是需要在上帝的恩典与怜悯中被饶恕的罪人。
作为一名基督徒，如果福音不能消除我们心中的偏见，不再以这个世界的眼光去看待他人，那么我们就不必惊讶人们会因为政治、民族、国家或者其他因素蒙蔽了自己的眼睛。
此刻，我想起那位日本传道人的话，“如果是中国人去传福音，他们或许会愿意听”。一个家庭若不和睦，若我们不能与自己和解，怎能告诉邻居要彼此相爱？求神拣选我们，那必定是极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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