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迦 |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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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迦 |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2017-06-19 沈迦 新星出版社
今天编发一篇讲座稿，发言人为《寻找·苏慧廉》作者沈迦。讲稿系2016年12月9日沈迦先生为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新闻系学生所做讲座的发言整理而成，略有删节。沈先生讲述了自己如何跨洋追踪，耗时数年，将一份正式记载里只有300字的人物简介还原成30万字人物传记的故事。一部“用脚写出”的优秀非虚构文本，讲座带你重返历史现场，感受非虚构写作的跨文体魅力。

1969年出生于浙江温州，杭州大学新闻系毕业，浙江大学文学硕士，现居温哥华，从事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与写作。著有《寻找·苏慧廉》、《一条开往中国的船》《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等。《寻找·苏慧廉》2013年被多家媒体评为年度好书，凤凰卫视据此拍摄同名纪录片。

《寻找·苏慧廉》 沈迦（著）
新星出版社 2013年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沈迦谈历史人物非虚构写作
今天这里这么多年轻的面孔，我不敢讲你们是我的师弟师妹。你们老师说我是你们的师兄，不敢妄称师兄啊，应该算你们的师叔吧。我也是读新闻系的。这次非常打动我来的是，我面对的都是新闻系的学生。曾英老师跟我讲这三个字的时候我马上就有一种认同感。因为25年前，我就是从新闻系毕业的。
近几年不断有高校邀请我去分享写作经验，叫我最多的是历史系，因为觉得我可能是干历史的。也有外语系叫我，因为觉得我做了很多西文的材料。竟然从来没有一家新闻系叫我，人家可能从来不觉得我像一个新闻记者。但其实我内心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新闻人的。所以听到新闻两个字，内心有很多感动。那么今天跟我们新闻系的师弟师妹们来分享这本书——《寻找·苏慧廉》的写作过程。作为一个新闻人，曾经是什么样的东西来让我去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背后，我是怎样让自己时时记得，我曾经是一个新闻人。
题目是你们老师定的，这也是一首歌的题目。我不想再花很多时间来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因为这是一本三年前的书了，而且这本书现在大家都能买得到、看得到，也有人可能看过凤凰卫视的视频。所以我不想再浪费时间重复这本书写了什么。我更想分享一点的，我为什么想写这本书，这本书是怎么写成的，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下面就开始。

这张照片是在我的老家拍的，我的老家在浙江温州。今天它的城市定位和威海一样，是个三线城市，但知名度比威海高，城市也比威海大。这是温州很著名的地标建筑，一座位于城西的教堂。威海好像没有太有名的教堂。
我源起写作这本书，和这座教堂是分不开的。我在这个城市一直生活到三十多岁才离开，我小时候跟着我的祖母去这个教堂做礼拜。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世世代代都是基督徒的家庭里边。在我幼小的眼睛里会经常感觉到教堂和这座城市不一样的地方。
这座城市为什么会有一座这么恢弘的教堂？并且在我幼小的年龄里，它总是呈现出一种很怪异的状态。我没有放这座教堂内部的照片，它里边有六根很大的黑色柱子。在中国的传统思维当中，柱子都应是红色的，但这教堂的柱子却是黑色的。并且当地的老人告诉我说这六根柱子是从英国运过来的。要知道我小时候的年代是七十年代，七十年代中国还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我们那时没见过老外，也不知道英国到底在哪里。那个时候就觉得连木头都比我们人好，木头都去过英国。所以小时候经常会有这些奇怪的幻想。并且人们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外国人建的教堂。相当那么封闭的七十年代，是什么年代的中国还曾经如此开放过？这座城市里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外国人？这就是小时候带来的一些疑问。
这些问题来不及细想，我走上了那个年代每一个孩子都走的路。读书好的继续去读书，考上外地的大学。那时我就考上了杭大的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温州日报》担任记者兼编辑。那个时代没有办法，所有的毕业生都是分配的，不可能自己出去找工作，你也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我们只能按照国家的指挥棒，国家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于是我就感觉自己大材小用，极不情愿的来到了这家地方媒体。第一年去的还是农村部，最差的部门。
后来我就一直做编辑，做得吊儿郎当。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自我觉得我的专业水准足够应付那些所谓的专业工作。但是毕竟新闻是有理想的，你对自己、对新闻专业是有要求的。你在很轻松地做好本职工作的时候，你还是能把它做得比较漂亮。我1991年来到温州日报，一转眼就十年了。
1999年的时候，就是上一个新千年的来到，那时候你们可能才刚出生。那时所有的成年人都对跨越一千年莫名地充满了期待。有人说这是世界末日，也有人说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未来。全国的所有媒体几乎都在干着同样一件事，那时候还没有自媒体，就是怎么总结过去的一千年，或者一百年，然后如何迎接新的未来。我在《温州日报》也在干这个事，回首温州一百年，于是做这样一个版面。我听说，在温州图书馆里有两本外国人留下的书。书里有外国人拍的温州老照片。

图书馆里就是这两本书（见上图）。这两本书是这个人（图中）收藏的。夏鼐是温州人，近代考古学上很著名的人。这是他在北京街头买到的，后来就捐给了温州图书馆。这是两本英文书，图书馆把这两本书当成宝贝，放在善本书库里，一般人不让看。大家都知道九十年代的媒体人还是有短板“特权”的，于是我去就把它借来了，但不是借回家去，只能在现场看。我就翻拍了其中的照片（下图），然后把它登在了上世纪最后一张报纸的版面上，来跟这座城市一起告别过去的一百年，迎接新时代。这是我当时做的一个版面策划。

当我在图书馆把这张照片调出来，让我们的摄影记者去翻拍的时候，其实也勾起了我童年的记忆。这个外国人是不是就是当年建教堂的人？我那个时候在报社做副刊编辑，对当地的地方史了解一点，那时我已知道这个传教士叫做苏慧廉。你其实很容易把这两件事勾连起来。所以这算第二次冲击我对这个外国人的记忆。那个时候我就在琢磨，这个外国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这张照片（下图）也是那本书里的。没有文字说明。但在苏慧廉太太的另一本回忆录里，讲到苏慧廉经常被人抬着到山村里去传教、布道，由此可以推测出照片里被抬着的就是苏慧廉。在我写这本书之前，这张照片被很多机构使用过，比如说苏慧廉创办的学校、教堂、医院，我写书之前这些机构都迎来了一百年。他们做一百年院庆、校庆的时候，都要找他们的创始人，但是不知道创始人长什么样子，只有这张照片，所以就用圆形的圈把这张照片抠出来，然后放大，说这就是他们的创始人。这张照片本来就很模糊，再把它放大，实际上就非常非常模糊了。模糊得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创始人到底长什么样。我后来想，其实这种模糊也是对中国近代史一种很准确的象征。我们近代史对这些人从来都是一种模模糊糊的状态。我们带着对他们的模糊，带着对他们的误解，或者带着对他们的种种猜想，把他们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在我正式写这本书之前，我对他的认识也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其实整个中文文献当中，描写苏慧廉，当然我后来发现基本还算准确的，也就是三百来个字。就是苏慧廉是从哪来的，干吗的，大概有三百个字的介绍。其他的材料基本没有。三百个字在温州能够被保存下来，从某一个层面来讲，就是这个人对温州的贡献太大了。他建造的学校、教堂、医院今天还都存在。历史再怎么改，也不能说这不是他干的。这些医院现在还在营业，学校现在也还在使用，由此我们的历史还为他保存了三百个字。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从这三百个字开始。
刚才讲说我住在温哥华。这里是一所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翻译成中文叫做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这所学校在全球排名是50名以内的。我家离这所学校不远，公交大概三站地。
大学里最好的资源是图书馆。它的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还有一个便利处，就是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威海也是英国的殖民地，不过加拿大是整个国家都被殖民了，威海是只有这么一小块地方被殖民了。加拿大现在还奉英国女王为最高元首，如果入籍加拿大，要向女王宣誓的。所以它保存了英国大量的材料和文档。我在中国很难找到一张百年前的泰晤士报上或政府公文，我在那里随便一找，几乎都有，所以这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上它是世界一流大学，西文图书只要是有价值的，它都有。准备工作就在家门口做了——我早上坐三站公交车，带几个馒头，就到图书馆去了。中午啃两个馒头，下午继续在图书馆呆着，傍晚的时候坐公交车回家。
我第一次看到苏慧廉的照片，就是在这个图书馆里一本胡适的友朋相册里（下图，最左为胡适，最右为苏慧廉）。

这是一本胡适跟他朋友的合影，下面写着胡适在1926年跟英国庚子赔款团的合影。美国把庚子赔款退回后，英国也准备逐步退回。退回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有中方三个人，英方三个人，共同处理这笔钱怎么用。中方的负责人是胡适，照片下面的注解写的是胡适与代表团的委员合影。我看到这个注解就知道这里面有苏慧廉，因为我知道苏慧廉参与了此次庚款退回活动。里面去掉三个中国人，一个女人，那么苏慧廉不是这个（中间）就是这个（最右）。这个代表团当时叫威灵顿勋爵代表团，以英国一个勋爵，就是地位高的人名字命名。那么很简单，职位最高的人应该站中间，苏慧廉是干活的，就站边上，那么这就是苏慧廉（指最右）。
我第一次和苏慧廉正面相对就在这张照片里，后来温州人也都知道原来苏慧廉长这样了。

这是画册里的另一张照片，里面多了两个人。多出来的人（后排左二）是庄士敦。庄士敦结束了给溥仪当英文老师的日子，那时候溥仪已经被日本人带到了天津，庄士敦就失业了。因为溥仪被带到天津，溥仪也没钱了，付不起庄士敦高昂的工资，同时日本人也不允许英国人当他的老师了，因为日本人要控制溥仪，最关键的是这个原因。庄士敦失业以后正好找了一份临时性的工作，就是英国的庚子赔款代表团来到中国，这个代表团需要一个中文很好的英国人帮助委员会整理工作报告。苏慧廉中文也很好，但是他级别颇高，不能让他做会议纪要，结果就找了正好失业在家的庄士敦。给他的待遇不高，但是庄士敦反正也找不到别的工作，所以就去了。工作只有一年的聘期，他这一年就是给这些人当秘书，帮他们写会议纪要和工作报告。后来工作结束就和这些人一起回到了英国。他再次回中国的时候就来到威海，做这里的最高行政长官。他跟威海的交接关系就在这个点上。庄士敦是个很有趣的人，也是个很古怪的人。
我第一个利用的是UBC的图书馆，那等于说是我家里的图书馆，一分钱都不用花，反正去就可以用。
我做了基础整理之后，就发现问题了：苏慧廉是一个传教士，每个传教士应都有他的工作档案，那么苏慧廉的档案在哪里？好在今天是一个网络年代，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派遣苏慧廉来温州的机构是英国一家循道公会。他是1883年被派遣到温州来的。1993年都很遥远了，更不要讲1883年。按照中国人的思维，1883年派遣他出来的机构，应该不可能存在了吧？今天中国不可能存在一个道光年间的机构并还在运作。但我查到这个机构，今天在英国竟然还在照常运作，你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写了邮件给他，告诉他我要干吗：我要找你们1883年派遣到温州去的这个传教士的档案。邮件竟也回复了，我突然感觉自己收到了道光皇帝发给我的邮件。他告诉我，我们的档案都在，但已经不保存在我们的教会了。我们已经把这些100多年前的档案视为公共学术资源，移交给了伦敦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库。
我又发邮件给伦敦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跟我讲，我们只拥有保管权，不拥有所有权。所有权属于教会。你要看，得他们批准，不是随便就能看的。我就又给“英国道光”写了一封信，说我是干吗的，他给我回了个“同意”，限我几月几号到英国去看这个档案。我就拿着那个“同意”，坐飞机来到了英国伦敦大学。伦敦大学有个亚非学院，就是研究亚洲和非洲的，简称SOAS。可以说我在书中运用的大量一手资料基本自于这个位于地下的书库。我在那里看到了苏慧廉大量的档案和照片。包括他写给教会的报告，因为他是传教士，每年每月都要写报告做总结的。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在那座图书馆呆了半个月。我在地下一楼干活，有时候干一天感觉很累了，就上来散散心，各层转一转。楼上都是开架的，地底下是不开架的。有一天我走到了这个柱子前面，发现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是庄士敦（下图）。他把威海交还给中国后，回到英国伦敦大学当了中文系教授。他去世后，他的未婚妻把他一部分藏书捐赠给了这所学校。所以这所学校挂了一张他的照片。

后来庄士敦和亚非学院闹得很不愉快，他就离开了学校，在英格兰很偏僻的地方买了一座小岛隐居起来了。这座小岛现在还在。后来认识了他的未婚妻，叫伊丽莎白。他们本来是想结婚的，但是庄士敦突然生病死掉了，所以就没结成婚。未婚妻成了他的财产的继承人，所以把东西都捐了。最可悲的是未婚妻在他死后，把他从中国带来的大量的资料一把火烧了。原本这都是很好的非虚构材料。（下图为庄士敦与未婚妻）

讲回苏慧廉。我为什么对庄士敦有了解？因为他俩有交集，他俩曾经有一年同事过。那座图书馆保留了苏慧廉的大量档案，除了教会的档案之外，我还读到了他在温州给母亲写的信。苏慧廉到温州的时候差不多22岁。他在给母亲的信当中说想回家。就像一个和你们差不多大的孩子，离开那么远的地方，无助的时候就只能给妈妈写信。再说那个年代没有任何沟通工具，不像现在一样还能发个微信、视频一下。今天的年轻人从某个程度上讲，是不懂得什么是思念的。你们好象理解不了什么是思念。
英国的国家档案馆里面都是一手材料。做非虚构需要一手材料。这些材料在中国都已经找不到了。我最大的感慨是，在这个档案馆里所有的资料都可以免费复制翻拍，不论什么材料，只要我们有。中国在这方面是有限制的。我就想到《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这是老子两千年前讲的话。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己的历史都不能坦坦荡荡，都不敢把真相告诉别人，其实你就知道他心虚了。
我到威海之后有这样一个感触。中国在1949年以前，本土只有两块英国的殖民地，一块香港，另一块就是我们威海。今天威海跟香港是有距离的。为什么今天的威海相对来讲还是一个三级城市？为什么它不是青岛？讲得难以接受一点，就是当年的英国人并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去经营这座城市，就这么简单。当年签订条约的时候没有规定这块殖民地可以“侵略”多少年，就是没有时间限制。香港99年，我们定的威海是“视同俄国旅顺”，就是旅顺占领多少年，我们就占领多少年。这样一来，一旦没有时间限制，政治是不投入的，商业是不投入的。因为如果英国的商人来威海造房子修铁路开矿业的话，不知道哪天会归还给中国，这样收入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就没有投资。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威海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的最根本的原因。
我建议写非虚构的同学：其实你看写非虚构像是在写一段历史，你在写一段真的历史的时候是在探究历史背后的真相，这才是非虚构真正核心的东西。不是说我见到这个一手的事，一手的人，我把它记下来，而是你在见到这些一手材料的时候，用脑子去思索真相背后的本相是什么。这才是非虚构真正的力量。这是我在这些资料里发现的，我们近代史的真相在哪里。
这本书在当时很多温州的信徒当中人手一册（下图），但是当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找遍温州，找遍浙江，找遍全中国，一本都没有。为什么都没有？中国经历了太多动乱了。

当然，我做他的研究就必须要找到它。后来我找到了，只有剑桥大学的图书馆保留了一本。我也一样写邮件发给他，约好，我飞到了剑桥，来看这本书。这是全世界的孤本。他们把它当成宝贝一样保存在剑桥的某个小房间里。那天我见到了这本书，很激动，就问能不能马上就看一看这本书，管理的老外说不可以，必须在指定的阅览室阅读。我估计阅览室里有监控。老外带着我，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来拿着吧，老外说“不可以，必须我拿”。然后走到了指定的阅览室。这个阅览室里什么都不能带，连支笔都不能带，只能在他那里用他的白纸和铅笔。铅笔还要买，不过上面有剑桥的logo，可以买一支做纪念。而且必须坐在指定的位置看书。我坐在位置上看得很激动，我相信那一天整个剑桥只有我一个人读得懂这本书。那个老外看我读完了，就拿回来，我们聊了两句，他也很高兴。他说这本书是1902年来的，我是2012年来的，这本书在我们这里放了一百多年，终于等到了一个能读懂它的人了。因为他们虽然懂英文，但不懂温州方言。版权页其实也是用温州方言写的，所以他们问我这里边是什么意思，我说我可以帮你们翻译成英文，下次有人来看的时候就可以看懂。所以说我为剑桥也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我为苏慧廉的材料可以说走遍了全世界，我走过了苏慧廉生活过的所有的城市。这是在耶鲁大学(图略)。我走进图书馆的时候有种惊艳的感觉。这是图书馆吗？这不是五星级酒店大堂嘛！做中国基督教历史的都知道全世界有两个地方保存传教士资料最多，一个是伦敦大学，一个是耶鲁大学。伦敦大学保留了从英国出发的传教士的资料，耶鲁保留了从美国出发的传教士的材料。衡量我们这个行当你做得是否合格，一个标准就是你是否去过这两个图书馆。你只要去过，那么某个角度上讲，你合格了。
耶鲁大学神学院有个专门存传教士档案的图书馆。他们有个签到表，就是每天进来需签到。那图书馆里没几个人，我在那里呆了四五天，每天和我一起的就是那么两三个人。而且都是圈子里的，一看签到表，都是这个行当里很熟悉的名字。全世界做这个行当的人，都在这两个图书馆里坐过冷板凳。这里密密麻麻堆砌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全部免费提供给全世界研究这个行当的学者。
我在这里看到一些材料，跟他们说拍照不能保持高的清晰度，能不能扫描？他们说你的问题我们老早就想过了，我们已经准备了扫描仪，你去扫吧。
所以说这里为学术提供了一流的服务。有句话说“学术是‘天下公器’”，我觉得这些西方大学的图书馆就在实践这些道理。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干吗的，我其实就是“打酱油的”，但是他们认为我是做学术的，所以他们就这样提供一流服务。
前面是我讲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如何在全世界寻找散落的一手材料。做非虚构必须用脚来走到这些地方。我读书的时候我的采访写作老师说“好文章是用脚写成的”，这句话我记住了，所以我的第一本书就是我用脚走到了能走到的所有地方（而完成的）。
但是档案是死的，而且大部分是英文的，如何把这些死的材料变成你自己的材料，让它变得鲜活起来。并且这些材料也不见得都对，你还得把它比对出来。这是我第二步要做的，就是让档案说话。如果档案不能说话，那它就是一篇学术论文。如果档案变得不可读，你的文章就不会有多少读者。我觉得从事新闻写作的人和从事学术写作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希望我们的写作是有读者的。就像你写一篇新闻报道，你说你的新闻报道是没有读者的，那你写这个是干吗的？有读者才有价值。所以怎么让档案“说人话”很重要。

这张照片是我在档案里找来的（上图），中华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宗教教育部委员会在1938年的合影。这张照片里有中国人，有老外。这里面最年轻的人（前排左一），我干活的时候是2010年，这个人很可能还健在，可能还生活在温州。上天让我在干这个活的时候，让很多人还健在，其实再晚一点，这些人都不健在了。
我2007年采访的这个老奶奶（下图），就是刚才照片里的。她叫沈棣芬。这人（下图右）不是我，是他的孙子。老奶奶说话已经不清楚了，需要她孙子来翻译。我和她已经不能直接对话了。幸亏她还健在，她找出了她家当年很多的老照片，来告诉我这些死的材料背后活着的人生故事。

我在努力寻找活着的健在的人的故事，好在那是我的家乡，我还能打听到。这张照片里的教堂是苏慧廉回忆录里的教堂。这是苏慧廉当年一手建造的。我开始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教堂已经拆毁了，因为城市在不断改建。

永嘉碧莲教堂
但我找到了这座教堂背后的故事。他（下图）年轻的时候还见过那座教堂。因为他这个职业，做牧师的，祖辈大概都有这种信仰关系。就是他的祖辈父辈可能就和这些传教士有来往，所以他会告诉我一些他听来的传教士的故事。

2008年9月6日 徐道兴牧师
这些故事我会和我从英国带回来的材料进行比对，因为传说是不准确的，他们可能会美化自己的祖先，并且很多时间地点的记忆也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些故事已经传了多少年了。故事是不准确的，但是英国人留下的那些文字材料是准确的，只是不生动。第二个，材料都是用英文写的，英文里边记录的中国人的名字也是不准确的。他记下的是当年方言的发音，但是在故事当中，他对爷爷叫什么名字，还有地名是什么，那是准确的。这两种材料正好可以相互对比，相互补充。家谱上的名字肯定是对的，坟头上的名字肯定是对的，我用温州话一读就知道哪个是对的。有时候我也很残忍地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你们家祖先没有这么伟大，没干过这么大的事，没做过这么大的官。
所以说我做工作的时候还让我赶上了这个尾巴。这是2008年采访的故事，我之前采访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他们在我出版这本书之前都去世了。我在书后面列了几十个采访名单，今天他们大部分都已经风雨飘零了。某个层面上我留下了他们最后的口述记录。
这是苏慧廉执掌的山西大学堂。他曾经在山西大学堂做过校长，这个建筑也是有幸保留下来的。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沿着苏慧廉走过的足迹，走到每一个地方去，然后尽可能找到当年历史的参与者，听他们口述当年的回忆。
这是山西大学堂里边的一块碑文（下图），对学术史来讲，这些都是最可靠的材料。这是1911年留下的碑文，里面的名字都是准确的。

我还跑到英国，找苏慧廉的后续者。苏慧廉离开温州以后，传教士还是要继续来的。苏慧廉做过温州教区的教区长，那么后续的教区长也是有人的。
苏慧廉1907年去了山西，接替他的传教士中，最后一任温州教区长叫爱乐德。我在2009年来到了爱乐德的故乡。他已经在九十年代去世了，但他的儿子（下图）还活着。老外少搬家，祖祖辈辈住在那里，所以他爸留下的材料都留在他儿子住的阁楼上。我飞到了他的家乡。这个老人的爸爸是温州最后一任教区长，他妈妈是温州教会医院的护士长。他在温州出生，和弟弟一起在温州待到十岁，然后回英国读书，英国有自己的义务教育，必须回国读书。他这个时候才回去。所以他对温州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听不懂中文，也看不懂中文，但是能讲几个字的温州话，那就是他小时候的记忆。那天我到他家阁楼上翻了翻他爸爸留下的材料。

我在这些材料里，翻到了一本苏慧廉太太的回忆录（下图）。


其实这本书（上图）就是我之前在温州图书馆见到的善本书，但是我惊讶于书上的签名。有苏慧廉的签名，有苏慧廉女儿的签名。苏慧廉的女儿是一个作家。这本书在1932年出版，他太太1931年去世，就是他女儿整理出版的。1932年，苏慧廉一起和他的女儿在书上签名，寄给那些他曾经的同事。最后一任领导撤离的时候，就把这本书带到了英国。他去世后就把书留在了阁楼里，我来了才发现。
我拿着这本书，打开翻一翻，居然还在里面发现了一封信。这是苏慧廉写的，告诉他我妻子去世了，当年是在温州传教的。她写的回忆录，我现在寄给你们这些老同事，你们也可以重温一下当年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我的感慨是这个别针都已经生锈了。这个别针在这个位置已经八十年了。读完之后我把别针按照原来的位置别好，我不知道下一次读它的人该是多少年以后。
我在他家的花园里为这些材料整理拍照，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双手背后，悄悄走到我的背后，说要给你一个惊喜。他拿出了一件丝绸衣服，整整齐齐地放在塑料袋里，上面有一张手写字，是他爸爸写的。我问这是什么，他说这是我妈妈的婚纱。

他的父母是在温州结婚的，当时请了上海最好的裁缝做了婚纱。他说当年遣送传教士的时候，我妈妈没带走多少东西。我爸爸最后离开的时候把它带回来了。当时中国已经很乱了，根本带不走多少东西。他爸爸把他们青春的记忆带回来了。并且还完整地包好，临死前还写了纸条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
我叫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把这件衣服举着，把他父母的结婚照拿出来，她妈妈当时穿的就是他手里这件婚纱。我说你举着这件婚纱和你的爸爸妈妈拍一张照片。我就拍下了这张照片。
这个老人在三年前也去世了。当时我还跟他说，这些东西最好的归宿是温州博物馆，包括你家阁楼里的东西。我愿意做牵线人，帮你把这些东西运回温州，他也同意。那天我很感慨，我们驱逐出去的“侵略者”为我们保存了最好的材料，你说他们是侵略者吗？有这么热爱自己“侵略”土地的侵略者吗？但随着这位老人三年前心脏病突发去世，这件事就被搁置了。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再去一趟，和他的太太商量，是否还有可能把这些东西运回到温州。
我还要讲一个寻找的故事。我刚才已经提到苏慧廉的女儿是一个作家，这是他们在1900年拍的一张全家福。

苏慧廉女儿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她出生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中国，后来嫁给了在中国生活的外交官。可以说她的人生有一大半都和中国有关。她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她在英国比她爸爸名气大。她爸爸是教授、学者、传教士，她是畅销书作家。她留下了四本通俗小说。其他有关基督教的学术作品我们暂且不提。她自己明确讲这些是“novel”，就是这些是虚构的，不是非虚构的。四本书内容都和中国相连。

我要写苏慧廉的传记，就必须要读他周围的这些材料。我发现其实苏慧廉是一个挺死板的人，他生活中留下的东西极少极少。虽然他也留下了回忆录，但是这本回忆录基本上可以说是“温州考察记”，并且是学术语言的考察记。不像他太太留下了很多生活化的东西。他的东西就比较不生动，没有个人的生活。一部传记，特别是我想写得好看一点的传记，必须要有生活。所以我就看她女儿的那四本novel，女儿毕竟是畅销书作家。而且我对苏慧廉很了解，我发现他女儿在书里写的很多东西其实就是苏慧廉的生活，只是她没说这是她爸爸。并且我猜测，这四本小说是她四次回中国的见闻录。她见了哪些人，记录下他们的家庭故事、家族故事，我都能猜到哪个是谁。所以她号称“novel”，其实是非虚构。材料是非虚构的，但是要以虚构的名义发表。因为她是畅销书作家，一写完出版商基本上就把书出了，她出书的年代，那些人还都活着。所以不能写下他们真实的名字，但故事都是真的。
这是我读完她的故事后的基本猜测。但是我是写非虚构的，必须得把材料证实了才有价值。所以这对我就是一个挑战，怎么用学术的方法把“novel”变成非虚构。这四本书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但国内有一家出版商说近两年要把这四本同时出版。
苏慧廉女儿在两本书中都特别提到一个家族，说这个家族是中国一个很大的文官家族。她到中国的时候就住在他们家，跟他们家的儿子，叫Li Chen，年龄相仿，关系很好。并且跟Li Chen的妹妹还结成了金兰姐妹，几次去中国都住在他家。Li Chen的爸爸是一个大官，很威严，全家人都怕他。但是Li Chen的爸爸和自己的爸爸关系很好。并且自己的中文名字“谢福芸”就是这个大官取的。并且说这个大官的姓是“Kung”。你猜猜看看姓什么？康？孔？孔家一直都很大，也有人说是康，康有为嘛。我读了四本书，做了好多笔记，也没猜出是谁。后来我读了苏慧廉太太的回忆录，灵光一闪读到了一句话。就是百日维新过后，他们刚从北戴河度假回来，经过了北京，要从北京坐火车回上海，再从上海回温州。那一天正好是慈禧宣布恢复亲政的那一天。英国领事馆都在讨论说中国完了，中国的改革迈出了一百天的步伐就结束了。领事馆里弥漫着悲哀的色彩。我们上午的火车一直到下午才开，并且没有理由。第二天到了上海的英国领事馆，才得知之前火车晚点是全城搜捕康有为。下面一句话：“我女儿的朋友，Li Chen家的uncle，看来要完了。”从这句话我就知道Kung是谁了。
Kung就是翁，翁同龢家族。翁同龢是光绪的帝师，百日维新之后翁同龢这个家族倒了。翁回到了老家，老外搞不清“uncle”的辈分。Li Chen是翁同龢孙子辈的侄孙，我基本上猜得出了，也能基本推测出Li Chen的爸爸叫什么了。Li Chen的爸爸叫翁斌孙，翁斌孙为什么会认识苏慧廉？因为1907年左右，翁斌孙是山西大同的一个官员，苏慧廉正好在山西担任山西大学堂的校长。他们这个时候认识，两家结成了很好的友谊。后来两家的孩子也结成了很好的友谊，并且我也能猜到翁家的孩子Li Chen叫什么名字，叫翁之熹。问题就在于这还是我猜的，我必须要让我的猜想变成现实。
书中有这样一张照片，旁边有小字写着“经过了Li Chen 的授权”。（下图）这就给我提供了线索。如果我能证明这张照片上是翁家的后人，那么我前面的假说就能站得住了。所以最大的关键就是指认这张照片上是不是翁家的后人。
翁同龢的家族是一个不断被研究的家族。常熟有翁同龢纪念馆，翁同龢的日记，海峡两岸出版过三四次。他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那个时候我了解了一下国内研究翁同龢最权威的人，是上海某大学的某某退休教授，国内最权威的翁同龢传记的作者就是他。我在上海打听到了这位老先生的联系方式，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把我的猜想转换成文字，并附上这张照片，最后问，作为这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您是否认可我的假说？大概两周后我收到了回信，寄到我家里。我很激动地打开，他说“你讲的推测，我听都没有听过”。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不搞学术的不要瞎推测，学术一定要严谨。我再也不敢去见他了。
我觉得信心满满的推测一下子就被一个权威按倒在地，但我总觉得我的推测还是有道理的。我决定换一个方法。常熟有一个翁同龢纪念馆。这次我不能这么冒昧地直接寄一封信。我通过一个朋友找到了翁同龢纪念馆的馆长。我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托朋友把信转交给馆长。同时我还问了他有没有翁家后人的联系方式，如果有，麻烦给我。翁家后人还有健在的，我知道一个人后来做了朱德的保健医生，九十多岁了。并且我还知道美国有一个从事艺术史的鼎鼎大名的人物叫翁万戈，是艺术史研究领域非常有名的人物。当时也是八九十岁了。这些大人物其实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联系得到。

一会儿熟人就把话给我带过来了，他回答说“你的回答我们听也没有听过”。但是他给了我一个邮箱，说这个邮箱是翁万戈先生儿子的邮箱，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用过。当时抄的时候也不知道中间是横杠还是下划线，你要不都试试吧。
好歹也算有他后人的邮箱了，反正我是打酱油的，我不死心。我记得那是2012年的除夕，我在加拿大。我第三次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开头是翁万戈的儿子翁某某先生，附件扫描进去这张照片，让他确认我的推测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邮件，横杠，发送；抄送，下划线。两封邮件同时发出。
发完我就去睡觉了，加拿大和中国有时差，我醒来是正月初一，邮件回来了。是横杠回来了，下划线无影无踪。开头是“我不是翁万戈的儿子，我是他的侄子，我不在美国，我在天津”。他说，我叫翁以钧，我不是万戈先生的儿子，我是他的侄子。第二段，收到你的邮件之后，我马上把照片和信件在我们翁家抄送了一遍。我们集体研究决定，这张照片不是我们翁家的后人。我们也不知道你在邮件里讲的故事。其实就是“你讲的我们听都没有听说过”。 应该是2012年的正月初一，我终于感觉到我没有路了，当时的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正月初二，我打开邮箱，收到了一封新邮件，她说我叫翁以思，我收到了我天津表哥群发的邮件。我在美国，我是万戈先生的女儿。我认不出你照片中的人，但是我记得听我爸爸讲过类似的故事。我爸爸住在美国的东边波士顿附近，我住在西边。我一年碰不到几次我爸爸的。但是我正月初六要去看我爸爸。我会把你的信和照片带给我爸爸看一下的，已经打印好了，我们保持联系。
正月初六，我收到了他女儿给我发来的邮件。“我爸爸说这个人就是他。”“你讲的‘谢福芸’我没有听说过，但是我记得有一个传教士的女儿跟我爸爸很好，他们家的记忆中这个人叫‘苏小姐’。我爸爸要跟你通电话。”苏慧廉的女儿当然叫苏小姐了，人家说不应该姓谢的。所以我们约了时间通电话。然后在正月初六还是初七，我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这个电话整整打了半个多小时。老爷子告诉我Li chen就是这个人，叫翁之熹（下图）

这个是他的爷爷，也就是那个Kung 大人，叫翁斌孙（下图）。

他说我的爷爷和苏慧廉在山西认识，成为好友。苏慧廉女儿被她爷爷认作干女儿，每次来都住在他家。然后跟他家另一个女儿成了金兰姐妹。谢福芸的书里还记载，他的爸爸（即Li Chen）曾经来到伦敦，还去牛津拜访了苏慧廉夫妇。其实小说里说的都是真实的。他还说，如果我们一家不认识苏慧廉的话，我们不会走新学的道路的。我们家这种出了几代状元两代帝师的家庭，只能在科举的道路上一摸黑走到底，不可能送孩子去教会学校读书。如果不送孩子去教会学校读书，那就不会英文，就不会做代表团的翻译去伦敦。他说如果我的爸爸不会英文，那我也不会读教会学校的，我今天也不会在美国啊。从某个层面来说这个传教士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走向。
翁万戈是著名的艺术史专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最主要的是他继承了翁同龢的遗产，并且把这批东西在1949年带到了美国，并保存至今，使他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收藏家。今天没有被破坏的书画古籍，传递六代，可以说仅此一家。所以说就是这个传教士改变了他们家一生的命运走向。
我在电话中问他，你爸爸的妹妹，书中叫Flower,也就是谢福芸的金兰姐妹，这个应该是你姑姑，你的姑姑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姑姑叫翁之菊。
谢福芸记载当她最后一次回中国的时候，Flower已经嫁人了。并且还到她的夫家去拜访。记载说民国时候，她家里有网球场。当年都是讲门当户对。大家小姐嫁给大家公子。我问你的姑姑当年嫁给谁了，他反问我，你知道山西的渠家吗？我说我当然知道。在座各位知道《大红灯笼高高挂》吗？电影里的家族在山西才排第三，渠家才是民国时候山西做票行（金融）的老大。他的名字叫渠本翘（下图）。

熟悉民国金融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他的姑姑就是嫁给了渠本翘的儿子。我想怪不得他家有网球场、游泳池，这不就是民国王思聪家么。他说只知道她叫苏小姐，不知道她叫谢福芸，也不知道她的爸爸叫苏慧廉，我只知道她爸爸是个传教士。而且印象中苏小姐长得高高大大，一头卷发。他后来叫他的妹妹（在台湾），找出了一张当年和苏小姐的照片（下图）。

这个小女孩（前排右）现在还活着，在台湾，92岁。左边为Flower，后面是苏小姐，高高大大卷头发。
我后来问，你们翁家是个很大的家族，你的姑父渠家也是个很大的家族，这些故事都留在口头了，你们家有没有写家族的内部回忆录？如果有的话给我参考一下，哪怕没有出版。他说我们家是不写的。后来我明白了，大家族多是不写的。像宋美龄临死都没有留下任何材料，他们见过太多的风雨了，让东西都随风而去。
但他突然讲，说我姑姑有个儿子在大陆，我印象他是个作家，可能会写。我说你姑姑家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不知道，我们没见过面。我说你的姑姑家的儿子是不是叫渠川？我直接在电话里把名字报给他了。他说好像是的，但是我不确定。
我为什么一下子就能把Flower家的这个儿子的名字报给他？其实我认识渠川。九十年代有一部电影叫《昌晋源票号》，得过飞天奖，红遍大江南北。这部电视剧就是根据渠川的小说《金魔》改编的。某个层面来讲，渠川是第一个写晋商题材的作家。那个时候我就很明白，他说的这个表弟就是渠川。
放下老爷子的电话，我抓起电话就打给了我爸爸。不仅我认识渠川，我爸爸更认识渠川。他比我爸爸年纪还大。我把大概的故事跟我爸爸讲了讲，我说你马上给渠川叔叔打电话，只要问“你妈妈是叫翁之菊吗？”就能确认我讲的这个人是不是。我爸爸也听得云里雾里，后来我碰到渠川，他说你爸爸给我打电话，上来就说“你爸爸叫什么，你妈妈叫什么”，我孩子连我妈叫什么都不知道，你爸爸是怎么知道的？民国时代的妇女叫什么名字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所以他就很纳闷。他说我的表兄就是美国的翁万戈。
其实我为什么会认识渠川，渠川是山西人，但是他娶了温州太太，他老婆是温州人。他以前在新华社工作，是部队作家，退休以后回到了老婆的家乡，八十年代回到了温州。九十年代我在温州做副刊编辑的时候，他是温州作家协会的主席。你说我怎么会跟他不认识。
2009年三月，我拉着我爸爸去看渠川。渠川是北方人，讲话声音很大，笑声朗朗。我走到门口，电铃一按，他就知道是我来了。他门一打开，哈哈大笑，说，哎呀真是没想到，你找遍了全世界，最后我们在温州相遇。所以说这是一个走遍了全世界的故事，最后居然落脚在温州。所以说有时候非虚构比虚构还精彩。
他给了我他家的照片。（前排左二为Flower，右二为渠本翘的儿子，右一为渠川）

从这张照片就能看出这个家族当时是多么的有钱。他后来也告诉我了很多故事，这让我书中的内容也生动起来。
翁以钧（就是第一次回我邮件的人）在天津。我后来去天津拜访他。他说我爸爸九十多岁去世的时候（翁家人都很长寿啊），他在整理他爸爸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他爷爷的日记。他爷爷就是那个Li Chen啊。他爸爸活着的时候不知道有这本日记，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他把日记提供给我。那个时候他爸爸是英国代表团的翻译，来到牛津，见到了苏慧廉和谢福芸。Li Chen是翻译，带着领导去牛津演讲。苏慧廉跟着做地陪，带领参观。
这日记也很久没有打开了，我翻的时候还发现了夹在其中的他们在伦敦的电影票。


历史抖落了一地灰尘。
我后来去美国看望翁万戈先生。他隐居在波士顿附近一个小山村里。因为他是在太有名了，只能躲起来。他在那里建造了一栋中国式的小房子，把他的宝贝都藏在里面。他和他太太隐居在这里边，不过我去的时候他太太已经去世了。
这个地方是艺术品或者说从事艺术史的人的圣地。从事艺术史的人都希望能够来这里看一看。他确实带走了太多太多的宝贝。我去他家里，连厨房挂的都是金农。
他跟我讲了一段又一段他们家族的故事。他说你讲的苏小姐的那本书，叫做Two gentlemen of China，里面有一张五个孩子的照片。这本书我也有啊，为什么我的书里没有照片？如果我的书里有照片，那么老早我就知道了。我说你把你的书给我看一看。他把书拿出来。我说我明白了，我的是英国的精装版，你的是美国的平装版。你不知道精装版上面是有插图的。所以说错过了一个世纪。
这是我第一次去访问他。我经常去美国，后来也常去看望这个老爷爷。那天我讲完了公事（家族，采访等），我提了一个非分的要求，我说我想看一下你们家的宝贝。他说你怎么不早说，我们家的宝贝都是放在保管箱里的，不是一下子想看就能看到的。我说我非常想看一个东西，不知道方不方便——我想看《翁同龢日记》的原稿。《翁同龢日记》是晚清四大日记之一。我知道原稿在他的手上。他当年走的时候带走了。我想我这个要求可能过分了，这可是他们家非常重要的宝贝。老爷子看着我笑了：你要看这个？书架上自己拿。书架上摆着一排盒子，盒子里就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料《翁同龢日记》的原稿。我手上拿着的这本，就是翁同龢日记的原稿（下图）。

更多细节的故事不能再展开了。这个老人今年已经98岁了，还挺健康。去年他把《翁同龢日记》47卷原稿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
所以我就是用两条方法找到了大量的材料，走过了苏慧廉生活过的所有的城市，努力找到这些还健在的和他有联系的人，让他们开口讲，让材料变得鲜活起来，搞清楚背后的故事。
我在2013年写完了这本书——《寻找·苏慧廉》。
这就是我这些年做的所谓的“非虚构的工作”。毕竟与在座的大家是同行，这里有三句话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好文章是用脚写成的。”我看资料必须是第一手的材料，我听故事一定要亲自见到当事人。
第二，“学新闻不忘旧学。”这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中学语文老师送给我的一句话。我要去大学读新闻系了，我的老师送我一本《宋词鉴赏辞典》，那个时候很流行的，他自己掏钱给我买的，然后题上这句话。旧学就是中国的国学。你如果只会学新闻，连古典文献都看不懂，那你其实做不成什么事情。这两句话我特别有感触，转送给新闻系的同行。
第三，“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相关。”这是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体会到的。不要觉得历史已经走远了，不要觉得这些人只是故事。实际上他们和当下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能从历史看到当代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和我们的今天有关联。
这就是我的三点体会。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原文刊于“非虚构与写作”
责编：解子钰
美编：韩疆平
《寻找·苏慧廉》 沈迦（著）
新星出版社 2013年
苏慧廉，英国人，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一流的汉学家。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他的故事，却少有人知。在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这三个字与许多历史大事件、历史名人关联密切。
二十岁出头的他，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他的未婚妻也追随而来。他的孩子出生在这里，并由此开始了一生与中国的缘分。
他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学习温州方言，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
由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杰出才能，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随后受聘牛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而苏慧廉之后的继任者，正是陈寅恪（因二战未成行）。苏慧廉的女儿，长大之回到中国，创办培华女校，这是林徽因的母校。他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英方代表，是让英国庚子赔款最终退还中国的有力推手。
苏慧廉经历中国最动荡的时期，而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胡适、顾颉刚、费正清，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苏慧廉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
作者沈迦，历时六年，跨越三大洲，用翔实的史料，为我们还原了苏慧廉百年前的人生轨迹，也描绘出大时代的波澜诡谲。日光之下，众生如蚁。对历史的追溯，不光是为了这些不能忘却的纪念，还有对那些逝去的岁月，保持一份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