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需要沉默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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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需要沉默的证人
原创 2017-06-04 陆晓娅 财新文化

（格但斯克圣母玛利亚大教堂一角的耶稣雕像，为了纪念“二战”期间在此殉难的2779名神职人员）
历史需要沉默的证人
图、文 | 陆晓娅
（心理学家、作家）
名字的力量

格但斯克是波兰北部的港口城市，我们将它作为行走波兰的第一站。
小旅舍在摩特拉瓦运河边上，公共客厅墙上有一块铜牌。凑近看，密密麻麻的似乎是一个个人名。我看不懂波兰语，却看明白了阿拉伯数字：1939-1945。心头一震。问旅舍的小老板是什么，他说，那是纳粹占领期间在这里被杀害的人。我没敢问“这里”是指这座楼房还是这条街道，数了数，大约有五十个名字。

（格但斯克小旅舍中的死难者铭牌）
波兰在第一时刻给我的冲击，后来竟然变成了一条长长的线索，让我看到了一个不愿抹去历史上黑暗一页的国度。
格但斯克圣母玛利亚大教堂，据说是全球最大的红砖教堂，最多可容纳25000人。我注意到教堂右侧有一座耶稣雕像。耶稣头戴荆棘坐在一块石头上，用手撑住自己的额头，仿佛人间的苦难让他沉重得无法直视。雕像前面地上有一些文字，“1939-1945”又赫然在目，后来知道这是为了纪念在此期间殉难的2779个神职人员。
点燃一支蜡烛，我将自己的脚步放得更轻，心里的感觉却沉重起来。
从此，每走进一座教堂，我都会去留意教堂的角落，看看那里有没有特殊的纪念物。我发现，不仅仅是格但斯克，在克拉科夫，在华沙，许多教堂里都能找到与那个年代相关的角落。它们大都并不起眼，一两个小型的纪念雕塑，上面的牌子上刻着死难者的名字，有时是几个人，有时是几十上百个人，就那么在一座座教堂中无声地存在着。
在华沙战场教堂的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三面墙，从上到下铺满了铭牌，每个牌子上都刻着一个名字。他们是卡廷惨案的死难者。我独自站在那里，被这些名字包围着，忽然感觉到名字好像有了重量：和那些无名烈士纪念碑的象征意义不同，当每一个死难者拥有了名字时，他们就恢复为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每个名字都是一个沉默的证人，为惨无人道的杀戮作证。正是这一个个名字，翻转了群体毁灭中的无名状态，抵御着抽象词汇对鲜活生命的风干，重拾起集体指代忽略的个体价值。

（卡廷惨案死难者铭牌）
永远记住受难者

恐怕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才拥有对历史的记忆。人类从记忆中提取宝贵的信息，用以延续生活经验并形成文化积淀，开始文明的进程。为了保存记忆、强化记忆，人类不仅发明了文字、印刷术，还创造了许多特殊的文化记忆方式，从古代的墓碑到现代的纪念碑、博物馆等等，无一不承载着这样或那样的记忆。
然而记忆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仅于此，还因为它和尊严、道义等价值联系在一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1世纪以来，波兰出现了许多新的博物馆和纪念碑。战后的历史记忆有太多的缺失和扭曲，需要重新填补空白，修正记忆。去波兰旅行，参观这些新的博物馆，是一种特殊的心灵体验，它们带给我的主要不是“知识”，而是情感与思想上的触动。

（卡廷惨案纪念碑）
无论是两年前刚刚开馆的格但斯克华沙犹太人历史博物馆，还是在辛德勒工厂旧址上的“纳粹占领时期的克拉科夫”博物馆和华沙起义博物馆，全都规模庞大，内容丰富，极具震撼力。它们体现了一种新的博物馆教育学理念，“即历史应该作为一种体验来感受。感官上的具体性以及情感上的色彩，应该把对历史知识的纯粹认知方面的了解加强为一种个人的兴趣和关怀”。（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在宁静的华沙郊外居民社区，我们还看到了一座新的纪念碑，在高大底座上跃马扬刀的，是“二战”中从美国回来参加抵抗的波兰侨民。战后近半个世纪，他们仿佛变成了不存在。今天，他们的后代终于可以在自己的母国，看到人民对爱国者的敬意。

（盖世太保监狱外的死难者纪念碑）
“创伤性地点”之所以重要

但是，对于历史记忆而言，任何博物馆与纪念碑都不能代替现场。阿莱德•阿斯曼在《回忆空间》中说：“地点的记忆保证了死者的在场，而纪念碑却把对于地点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这个替代性的象征物身上。”
对于波兰人来说，地点的记忆莫过于大屠杀的现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集中营遗址上的奥斯维辛-比克瑙纪念馆，一个极为另类的世界文化遗产。

（比克瑙灭绝营）
大屠杀的幸存者西蒙•维森塔尔曾经记述了党卫军的一段话：“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
因此，作为“创伤性地点”，作为工业化的杀人现场，奥斯维辛被保存和博物馆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持久地将罪恶固着在历史记忆中，用阿斯曼的话说，就是把因“个人的心理压力或者团体的社会禁忌阻滞”的故事形象直观地讲述出来，“并证实其真实性”。

（奥斯维辛集中营）
或许令人欣慰的是，一年四季，奥斯维辛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我们去的时候已是初冬，天气阴沉寒冷，但我们在那里不仅看到了一群群远道而来的人们，更看到了一队队的年轻人。志愿导游们带着他们，详尽地讲解那里曾经发生的一切：死亡之墙前一场场枪杀，灭绝人性的人体医学实验室，一天“生产”6000具尸体的毒气室和焚尸炉⋯⋯奥斯维辛催化人们思考：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又是怎么开始的⋯⋯
奥斯维辛，是波兰对大屠杀地点记忆的核心，但波兰并非仅有奥斯维辛，波兰人在许多苦难与牺牲的现场，都留下了标记。
战争留给华沙的是一片废墟，德国人为了报复华沙起义，将华沙85%的建筑炸掉了。现在的华沙是战后重建的，在某些地段，可以看到战争中残存的中世纪巴洛克建筑、社会主义时期的苏式建筑和现代的摩天大楼彼此共存。当我们从苏式的文化科学宫走向华沙最大的商厦“金色梯田”时，发现脚下的道路上有一条特殊的金属标记，原来，那里曾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围墙。电影《钢琴家》的导演波兰斯基曾经回忆，有一天他在家里看到窗外工人在砌墙，六岁的他意识到自己和家人将要被隔离在里面，“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沉重，眼泪一涌而出”。

（华沙有天然隔离区墙的标志）
在华沙大学古老的校园内，短短半个小时里我们就看到了三处纪念铭牌，下面都摆放着鲜花。在历史系外墙上的纪念铭牌上，我们看到了在华沙起义中牺牲的大学教授的名字。

（华沙大学中的华沙起义烈士纪念碑）
在古城克拉科夫，在曾经的犹太隔离区广场上，艺术家Piotr Lewicki制作了33把大椅子和37把小椅子置于广场之上。纳粹曾经在这里将犹太人驱赶上车，转运到灭绝营，还有一些犹太人在这里被枪决。艺术家用这些空荡荡的椅子，象征着犹太人的“消失”。
现在，这些“地点记忆”，似乎已经与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一双双皮鞋匆忙迈过隔离墙的标记，一个个青年骑车绕过广场上的空椅，这种历史与当下的联结，形成了一种心理张力：罪恶愈黑暗，自由愈可贵。

（克拉科夫广场上的椅子）
一位外交官和两位医生

波兰人说“历史不能被忘记，也不能被原谅”，但这不意味着波兰人只记住苦难与罪恶，他们同样铭记黑暗时代的英雄。游走波兰，你会发现人们给予这些在危难中挺身而出的人极高的敬意。
“二战”之前，古城克拉科夫有近7万犹太人，主要住在卡齐米日区。现在的卡齐米日已经成为当地的798，但鲜有犹太人了，因为他们几乎都死于大屠杀。我拿着地图，找到了克拉科夫现存最早的犹太会堂莱穆会堂，朴素的会堂和后面的犹太墓地，仿佛还是16世纪的模样。在会堂门口的满地秋叶上，有个男人坐在长椅上沉思。那是一座青铜的雕像，墙上铭牌告诉我，他叫扬•卡尔斯基（Jan Karski）。

（扬·卡尔斯基）
卡尔斯基并非犹太人，战前他是一个颇有前途的年轻外交官员。1940年，他从被送往卡廷森林的途中逃跑，躲过了那场屠杀。之后他回到波兰，曾两次勇敢地混进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亲眼看到纳粹士兵追捕犹太儿童，目睹犹太人被赶进火车送往死亡营。是他最早向波兰流亡政府、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报告，纳粹德国正在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呼吁同盟国采取行动予以制止。战后，他移民美国，在美国乔治顿大学担任教授达40年之久。
越过维斯瓦河，我到了德国占领时期的犹太人隔离区。在今天被称之为“英雄广场”的地方，我注意到角落里的一所房屋上有克拉科夫历史博物馆的标识，于是走了进去。原来，里面是一个小药房。药房的主人叫做潘奇维奇（Tadeusz Pankiewicz）。当德国人把犹太人从卡齐米日区赶到这里建立隔离区时，非犹太人的潘奇维奇拒绝搬离药房。他自愿留了下来，小药房成了隔离区中居住惟一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他和医护人员不仅常常为犹太人免费提供药品和食品，还偷运粮食，传递信息，庇护逃亡者。广场一角的展示牌上，正是这些医护人员的故事。最让我震撼的，是那个美丽的女外科医生布劳（Rozalia Blau）。1943年3月13日，她正在照顾一个逃跑时摔伤的同事，党卫军来了，要她离开伤者，她愤怒地说：“开枪吧，我不害怕死亡！”枪声响了，布劳倒在血泊之中。这成为她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死在纳粹枪口下的女医生布劳）
在华沙，还有这样一座纪念碑：碑身是一棵大树，树下，一位老人搂着几个孩子。他们是谁？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我看到纪念碑上写着：雅努什•科扎克，医生、作家、教师。他教人们如何爱、理解和尊重孩子。
上网搜索，我发现他是被人称为“老医生”的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他不仅是位医生，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他创办的孤儿院里，有“议会”“法院”“报社”“公证处”等机构；他还写了许多教育学著作和儿童文学作品，创办了青少年报刊《儿童评论》。以今天的眼光看，科扎克极具现代教育思想。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称赞他：“科扎克是一位伟大的人，他有足够的勇气相信儿童和青少年，把事关重大责任的艰巨任务放在他们手里。”

（科扎克纪念碑）
“二战”中，科扎克和孤儿院的孩子们都被关进了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友人曾帮助他伪造证件，让他逃跑，但科扎克拒绝了，他说他要和孩子们在一起。1942年8月上旬的一天，纳粹要将科扎克和孩子们“转移”到东方。孩子们排成队在纳粹的押解下出发了，大孩子轮流举着一面绿色的旗子，那是马特国王一世的旗，马特国王一世正是科扎克小说中的英雄。
据目击者说，在孩子们即将被赶上火车时，一个德国军官穿过人群，把一张纸递给了科扎克。传说纸条是犹太福利机构一个高官向盖世太保求来的特赦令。凭这张纸条科扎克可以留下，让孩子们离开。但科扎克摇摇头，挥挥手让德国人走了。科扎克领着孩子们走向火车，所有犹太警察自发地分开一条道路，站在两旁向他立正敬礼。他昂着头，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带着最后的尊严上了火车。第二天，雅努什•科扎克和这群孩子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惨遭杀害⋯⋯

（克拉科夫英雄广场-医护人员的故事）
波兰半个月自由行，大城小镇、大街小巷，处处看到“二战”之痕。它们不同于对丰功伟绩的炫耀，不同于对民族文化的歌颂，反而更像是一种警醒、一种告诫。波兰的记忆如此复杂、如此强烈，这个历史上多次被瓜分的国家，甚至从欧洲地图上消失过的国家，似乎要顽强地记住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对于波兰这个民族来说，捍卫记忆，首先就是捍卫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存在。
然而，记忆作为人类重要的精神资源，不仅关乎过去，也关乎未来。因为记忆与价值紧密相关，“记忆的遗失不仅是过去的缺损，而且是未来的坍塌”。（徐川《记忆即生命》）波兰人顽强地捍卫记忆，何尝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珍视人的价值、珍视自由与尊严的国家，让悲剧不再重新上演？
刊于《财新周刊》2017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