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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与《赤地之恋》是张爱玲的小说代表作，但由于被中国大陆指认为“反共小说“，一般出版社出版张爱玲的作品皆不收这两部小说。
文学评论家郜元宝也对大陆文学界漠视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表示了异议。他认为：“写《秧歌》 《赤地之恋》时，张的文学兴趣更偏向中国传统小说，追求疏淡轻松，不那么密致急促了。但仍有大量西方文学的手法，如意象，象征，隐喻，心理幻觉等。不断“破坏“的背景下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这种张爱玲式的叙述模式由“赤地之恋“四字上升为经典的象征。“秧歌“则暗指群众被迫的笑脸，假装的幸福，这个意象揭示了政治高压下农民扭曲了的灵魂。《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西方文学手法没有早期中短篇那么密集，但较自然地融于中国传统的叙述风格，有笼罩全篇之势。张爱玲或许真的不熟悉农民，但她不把农民写成空洞的符号，而是倾注了全部的同情，把他们的灵魂当自己的灵魂来解剖，所以她写活了熟悉的市民和知识女性，也写活了并不熟悉的农民的灵魂。”
《赤地之恋》小说的前半部分是写农村土改。时间也就过去了50多年，那段历史却不再被提起，被有意地遗忘掉了。按照张爱玲的说法，书中写的都确有其事。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地主，土改扩大化，中农也变成了地主，统统枪毙了事。干部得到了最多的实惠，而不久以前，这些共产党的干部还只是村里的小混混。
后半部分是三反。如今没有多少人说得上来三反五反，反的都是些什么。而在那个时候，每一次运动都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一起扛过枪的战[1] 友，变成了互相检举揭发的仇人。而主人公刘荃，一个只求安稳的小职员也被卷入了运动的漩涡，锒铛入狱。他最终被放了出来，代价是他的女友和上头的领导同居了。（现在没有人会做出这种傻事了，一是没有了政治运动，二是做也要为了实惠。也许时代真的进步了。）万念俱灰的刘荃来到了朝鲜，成了我们的最可爱的人，一名志愿军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