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国成为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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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国成为偶像
原创 2017-05-28 鉴真 基督徒学生联会
前几天，杨舒平在马里兰大学的演讲引爆了海内外的舆论，持不同立场者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一个加拿大的姊妹在朋友圈留言说：“心塞！刚才和一个朋友就这个事情argue了半天，后来真心觉得，想做朋友就不要谈论政治。”
日光之下并不新事，80年前的北美留学生圈发生过相似的一幕。1936年北美的密西根大学，一位学生的演讲引起全场中国留学生哗然。原因是演讲者在讲话中采用了“满洲国”（Manchukou）这个词，中国学生认为演讲者用这个词默认了“满洲国”作为一个既定事实的合法性，是日本企图抹杀侵略中国东北的伎俩。演讲者却坚持他所采用的是美国报章的字眼，并质疑中国学生为何不主动纠正美国报章的错误。由于双方态度僵硬，结果与会的中国学生离场以示抗议。
那个演讲者就是日本著名基督徒贺川丰彦，而中国学生的领袖叫陈仁炳，中国教会领袖陈崇桂之子。日后，他们留学学成后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虽然基督徒同有一位天父、同有一位救主，视彼此为弟兄姊妹，但是当遇到政治话题时，也难免因不同意见产生裂痕。爱国，有时候甚至使人落在魔鬼的权势中。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所鼓吹的纳粹主义提倡德意志民族对国家和同胞的至爱。然而这一种爱国主义却变得像魔鬼一般地具有毁灭性——三百万犹太人遭到屠杀，欧洲各国遭受战场的摧残，德国并没有因此得到荣誉，反而是无止境的羞辱。
无独有偶，贺川丰彦的祖国日本正是以天皇作为其国民爱国和效忠的对象。爱国具体表现为日本国民对天皇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参与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侵略。作为一个日本人，参与战争，投身于亚洲共荣圈的建立，这正是他们爱国情感的表达，也是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拯救。然而作为中国人，这却是我们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这里所谓的“爱国主义”其实就是偶像崇拜！当我们把对自己同胞的爱绝对化，轻看忽视其他群体，就变成种族主义；当我们把共产平等视为绝对的主义，就变成对富裕阶层的仇恨、暴力和杀戮；当我们把国家视为神圣至高不可侵犯，就变成对对其一切主张不加分辨的无条件支持和服从。
偶像，是上帝的山寨，是人找到的真神替代品。一个民族以自己的国家民族为傲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爱国最朴素的情感。然而古往今来，“爱国”很容易变成一种偶像，我们可以把国家领袖当成“救世主”，把意识形态当做拯救世界的途径，以至于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用“爱不爱国”来进行一番检视。因为偶像让我们产生一种依赖性，如果它在哪方面让我们感到受威胁，我们就会惊慌失措，拼命维护，全然罔顾事实或理性思考，我们会将反对者视为错误的，更把对方视为邪恶的，甚至以最恶毒的动机来揣测对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打着爱国名义的“网络暴民”，其实和一百年前的义和团没有什么两样。
圣经向我们揭示了人性，因为罪的侵蚀，我们所有人都在依赖感和无力感中挣扎。伊甸园中最初的试探就是人不满上帝给人的限制，他们想要和神一样，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屈服于此试探，因此现在它就成了我们天性的一部分。我们不愿意接受自己是有限的，需要上帝的事实，却竭力想自己掌管生命，但这只是一个幻想而已。这种不安全感会制造出一种想要掌权的意志，这主导着我们社会和政治上的各种关系。
一个民族以自己的国家民族为傲是很自然的事情，作为有着悠久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又在近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的经济文化成就，我想作为中国人是值得自豪和感恩的。但是当“爱国”视国家的权力和荣耀为不可妥协的绝对目标，因而否定所有其他的考量时，就会发生不受约束的暴力和不义。
“崇高神圣”的目标会把任何的手段都合理化。例如，当一个国家以GDP发展为目标，就可以把破坏生态的事情合理化，这个GDP就变成了偶像；当一个国家以安全稳定为目标，就可以把取消言论自由和非法逮捕有争议人士合理化，那么这个安全稳定就变成了偶像。
整个国家会有一个集体性的“自我”，正如个人一般，不同国家的文化有其优越感和自卑感，其爱国的情感正建基于此。中国的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基于过去一百年丧权辱国的屈辱感，以及对我们现在取得的经济成就的荣耀感之上。这样的历史叙述往往是选择性的，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从完整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反右、文革、八九等历史被删除淡化，自然也难以从前辈爱国者的惨痛中汲取教训。
没有对“爱国”形式多样化的认识和反思，“爱国”就单纯的简化为维护某一类的政治意识形态。持有某种意识形态的人，会认为他们的观点对于社会的问题拥有真实而完整的答案，而其他不同的观点都是错的。
一个曾经将共产主义的社会理念作为自己的信仰，却遭受破碎之后，他可能将另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他追求的偶像。比如在一些人看来，西方的民主自由就是绝对的好，似乎采取了美国的制度办法就能解决我们国家社会中的一切问题，而今天西方暴露出来的经济危机、过度自由、道德沦丧等，恰恰说明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带来完全的救赎。
我们经常会高举某件有限的价值或事物，并将它当作最终极的答案，这样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认为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都是笨蛋和坏蛋。但是正如所有的偶像崇拜一样，我们会盲目，现实并不是如此单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坚持哪一种意识形态，都必须承认任何政治理论都有其不足和副作用，那些反对者也可能有正确可取的想法。
耶稣的榜样和恩典抑制了我们决心掌权的意志。当我们感到软弱无力时，正常的反应是否认这种感觉，转而去找可以被我们操纵的事情，好让我们可以继续否认；但是耶稣向我们指出另一条路：他借着放弃权力及付出服事，而成为古往今来最有影响力的人。耶稣不只是榜样而已，他更是救主，只有借着承认自己的罪、需要和软弱，并将自己投身在他的怜悯中，我们才能在他的爱中得到最终的安全感，而且得着能力而不去压迫别人。不安全感已经过去，对权力的欲望也将连根拔起。
文章开头提到的爱国青年陈仁炳学成后回到了中国，并且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1958年，陈仁炳因“爱国”言论被划为右派，1980年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他是5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他的经历和遭遇也成为许多后来“爱国者”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