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个现代意义上的“失败儿子”

鲁迅是个现代意义上的“失败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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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鲁迅是个现代意义上的“失败儿子”
原创 2017-02-22 杨早 大家


文 | 杨早

鲁迅与母亲系列第一篇，请点击查看《孝子鲁迅为母借债买房》

当然1906年的逼婚是母子之间一条大裂痕。据说鲁迅是被“母病”的借口骗回绍兴的，“一回家即见挂红结采，朋友探问何事，鲁迅答以‘母亲娶媳妇’”。曾长期在鲁迅家做帮工的王鹤照，在口述整理的《回忆鲁迅先生》里有过一句：

“听说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先生的脸也染青了，他很不高兴。”

意思是鲁迅在新婚之夜极不快意，以致痛哭。虽然也是“据说”，倒是令人很有想象空间的细节。

后来鲁迅对许寿裳的说法是“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瑞给长子找定媳妇，从传统社会角度来看，并无不妥，但是她不会想到鲁迅当时没有过分违拗自己，只是用“革命时代，以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的借口压抑着自己。日后儿子在生活中隐而至于显的反抗，如地火的阴燃，不强烈却持久——现在人称为“冷暴力”，颇有人为朱安不平，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

鲁迅如能像胡适那般配合旧道德，他就不是鲁迅了。但鲁迅没有决然反抗，对母亲的孝顺与爱一定是主要因素，自然也有考虑到朱安倘若被休回娘家的惨境。怎么看都是一局死棋。

有母亲做主，鲁迅是无法自行决定是否跟朱安离婚的，又完全没法接受无爱的平等婚姻（旧伦理中这种情况一般以纳妾或嫖妓为家庭补充），除了选择“供养”，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自后视今，拿现在的两性关系来想象，鲁迅与朱安相较，鲁迅当然处于强势，但于一个“旧伦理体系中的新人”来说，母亲与妻子背靠着强大的宗族伦理习惯，长子鲁迅肯定是处于弱势。

据说鲁迅离开八道湾前曾问朱安：是跟着自己还是跟着母亲？潜意识里自然仍是当朱安是母亲的“陪伴”。如果鲁迅是离京做官或经商，这种要求在旧道德里是合理的，前例无数。而朱安明确地回答要跟着丈夫，并说鲁迅总归要找人做饭洗衣服的，鲁迅于是“携妇离家”。但母亲不久也跟随而来，于是仍然朱安陪伴鲁瑞，婚姻有名无实的格局。


▲ 朱安与鲁迅

鲁迅与朱安有无性生活，也是很隐私但极引人注目的话题。据鲁迅学生荆有麟《鲁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记述，朱安曾向荆妻金仲芸诉苦：“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周家老妈子则讲夫妻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先生这才答“关”或“不关”。

当然就有各种传闻，比如说鲁迅冬天不肯穿棉裤，朱安给他做了棉裤也被扔出去，是要藉寒冷抵挡性欲之类。不过也是据荆有麟回忆，鲁迅曾跟他说过：“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张梦阳新书《鲁迅全传》采此说法，并将之归咎于朱安的小脚与裹脚布让鲁迅感到恶心。

以上叙述，如果掩上“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只论行迹，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现代意义上“失败的儿子”：形婚，包办，四十多岁跟母亲住在一起，几乎无原则地满足母亲的要求。传统伦理笃定认为这是“事母甚孝”，现代女权观可能直斥为“巨婴”“妈宝男”（现实中的确有人斥鲁迅为“渣男”），即在鲁迅的朋友学生中，就多有不理解鲁迅行为的声音。

我想鲁迅的痛苦，在于身为转型时期的（他自称为）“中间物”。母亲的爱，代为娶妇，随长子而居，以传统伦理视之，一点问题都没有。而在现代社会，这些都是难以容忍对个人生活的干预，亲如母子亦无法承受。鲁迅之苦，在于两端都通晓，却无能为力，明明身心拒斥的，却碍于“纯孝”的情感（还不是外在名声，是真的母子感情好）无法割舍。大家都知道他在《热风·四十》中借题感慨过自己的婚姻：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了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这段话既指与朱安的婚姻，也不妨用来形容与鲁瑞的母子关系——母亲代表的“旧习惯”，为子者也只好“陪着”，虽然明知“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


▲ 鲁迅、许广平一家

鲁迅与许广平怎样恋爱的，传记或文章很多，不赘述。但无论如何，他们没有在北京真正表露心迹，母亲与朱安的存在，都是巨大的阴影。放在当下，也就是止于暧昧吧。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女师大风潮的激荡，如果没有奉系入京的政治威胁，如果没有林语堂为中介的厦门大学聘书，鲁迅留在北京当部员兼讲师，会有后来的新婚与新生活吗？“太师母”眼皮底下，我想很难。

在阜成门住了三年多，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同车离开，就此告别居住了十四年的北京。关于鲁迅离京，自然主因是政治，但从家庭角度来看，也不妨说鲁迅从此摆脱了这些现在喜欢给人贴的标签。他找到了喜欢的人，寻觅他乐于居住的城市，包括让他更痛快的生活方式——不教书，在家写作，开无数的小号（笔名），成为一名文化游击战的神射手，民国最知名的公知。

1927年10月3日，鲁迅到达他人生中最后一站：上海。五天后，从共和旅店移入租好的景云里寓，同日即算作他与许广平的结婚日。连日饮宴，座中许广平与周建人同在。就算鲁迅不写信给母亲，周建人应也会代告。在北京的相关人士闻听后，朱安有著名的“蜗牛说”，鲁瑞作何感想，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47岁的鲁迅，在外建立了自己的核心家庭，不论法律，从心理上说，鲁迅再去北京，就不是回家，而仅是探母。成年成家后的子女，与父母之间，相处模式不一样了。


▲ 鲁迅故居一景，东方IC供图

【注】本文原标题为《巨婴鲁迅的断舍离》题图为鲁迅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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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孝子鲁迅为母借债买房
原创 2017-02-17 杨早 大家


文 | 杨早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肯定是排得上号的孝子，纵然在整个民国名人谱上，我记得的，也只有傅斯年能超过他——毕竟鲁迅似乎没有在母亲面前长跪过。


▲ 鲁迅父母

1919年底鲁迅将母亲从绍兴接到了北京，与二弟三弟两家都住在一起。此前的九月与十月，他一直在为八道湾合家聚居的房子奔走，购买、装修，时间精力金钱，都投入甚多。九间房，总价1750大洋，定金是400元，尾款给了1350元，还有10%的中介费175元。而且装修所费亦不赀：

前后给木工325元，玻璃费40元；

引入自来水管道费80.1元；

水管经过邻居陈家，托人说合，付“假道费”30元，中间人又要了5元；

房屋契税180元。

这笔钱算是三兄弟合资，但主要出资者肯定是已入京八年的鲁迅。多年积蓄为之一空，鲁迅还托同事齐寿山居间，向别人借了500元，三个月期，利息13%，算是高利贷了。后来卖了绍兴祖宅，售价还去部分债务，但从此负累亦重。

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事件起因至今成谜，不过鲁迅没有跟弟弟算房账，就是自己出去租了砖塔胡同61号的房子，8月2日带着朱安搬了出去。但是鲁迅马上开始四处看屋，从后文看来，肯定不会是鲁迅自己急着买房，而是为了母亲。

搬出八道湾之后，鲁瑞老太太到租的房子“来视”频繁。老太太8月5日、13日、19日来砖塔胡同。虽然已与二弟一家失和，“三太太”即羽太芳子仍于13日、15日两度来信，13日的信是托鲁瑞带来的，向鲁迅借钱10元，其中5元“从母亲转借”——周建人1921年离京，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对北京这场冲突恐怕是鞭长莫及，自己太太虽然是二嫂羽太信子的亲妹妹，生活还是需要大哥借济。然而鲁迅自己居然拿不出10元钱，尚须向母亲转借其半，窘迫可见一斑。


▲  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

8月22日，鲁迅又收到了三弟来信，附有15元钱，这钱是转给三太太的，三太太又从这钱里拿出5元还给鲁迅，鲁迅又拿这5元还了母亲——这个细节可见鲁迅在金钱方面对母亲是无私的。

从8月16日起，鲁迅就开始了恼人的看房之旅。买过房的人都知道，如果短期内买房是刚需，那么看房是一件很痛苦纠结的事。

8月16日，与李茂如、崔月川（都是同事）往菠萝仓一带看屋，事后鲁迅请李、崔到西四牌楼喝冷咖啡；

8月20日，与李姓者（应该是中介）在砖塔胡同四近看屋；

8月22日，与秦姓者（应该是中介）往西城看屋两处；

8月25日，约王仲猷（鲁迅在教育部的回族同事）一起往贵人关看屋；

8月28日，与杨仲和（也是同事）往西单南一带看屋；

8月31日，又与杨仲和看屋三处，“皆不当意”；

……

简单说吧，从8月16日到10月30日，鲁迅几乎动用了在北京的所有人脉，连续看屋23次，比上次要选定全家聚居的八道湾的7个月看房13次，急迫多了。

而且，九月当中，鲁老太太病了一场。12日、18日，鲁迅送母亲到山本医院就诊，14日、16日，为母亲往医院取药。到了十月，鲁迅也“大发热”，一日腹泻四次，连续往山本医院就诊，一直病了39天，到11月8日才“废粥进饭”。病成这样，也没中断看房之旅。

据许广平后来的说法，“因为砖塔胡同房子是租赁的，老母亲初时只来看望鲁迅，后来病倒在八道湾，（周作人）也不给医治，跑回砖塔胡同来找鲁迅同去看医生，病好才回去。周作人家有厨子，大批工人，但母亲的饭要自己烧。母亲于是哭回鲁迅住处，鲁迅为着老人家要有自己的房子好安排生活，在非常不安之下，于是又在病中到处看屋。”（《鲁迅回忆录》）

我们不必以许广平之言为全部真相，但鲁迅买房主要为了母亲，殆无疑义。许广平还说，鲁迅曾对她讲：“西三条的房子，是买来安慰母亲的，绍兴老房子卖去了，买了八道湾的房子，她一向是住惯自己的屋子，如果忽然租房子住，她要很不舒服。”（《欣慰的纪念》）

到了10月30日，终于看定了阜成门内三条胡同廿一号旧屋六间（就是现在的鲁迅博物馆），议价800元。鲁迅此时自然无钱，就向同事齐寿山和老友许寿裳各借400元。


▲ 鲁迅博物馆

这一段日子可能是鲁迅一生中经济最困顿的时期。1924年4月25日，鲁迅居然花11元买了一张“上海竞马采票”，同一天他又向齐寿山借了100元。这张竞马券次日寄给了上海的三弟建人。“买彩票”在鲁迅日记中仅此一见，颇引人思量，是否经济压力大到动了发横财的心思？有也不出奇吧。

鲁迅对母亲如此孝顺是有道理的。大家还记得《呐喊·自序》吗？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

鲁迅作为破落官绅家庭的长子，父亡弟幼，不循绍兴祖传的“正路”：经商或做幕，而是要跑去南京学洋务。当母亲的，能够“由我的自便”，实在是难得的开明。鲁迅去南京读了七个月书，还会被本家叔辈拉着去参加了一回会稽县试，足见离经叛道阻力之大，也可见如果母亲坚持反对，鲁迅也很难真的离家外出，更不要说后来考取公费留日了。

鲁迅那会工资蛮高的呢

鲁迅应该也是归共产国际管的，只是当时没暴露身份而已，领的也是卢布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