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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恩典与生命

恩典与生命

恩典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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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与生命
2017-01-24 王志勇 藉我赐恩福


王志勇
牧师
恩典与生命

“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弗二 8 )


第一
蒙昧迷茫的成长

我生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山东省的一个小乡村。虽然生长在无神论红旗下,但小时候,母亲和邻舍就讲很多与老乡蒲松龄在《聊斋治异》中一样的鬼 神故事给我听。他们讲得绘声绘影,使我相信确有鬼神存在。另外,逢年过节,母亲都要祭拜天地鬼神祖宗,还为我拜了乡村碾场用的碌碡作“干妈”。不知不觉中 我接受了泛神论信仰,从小就怕鬼。后来才晓得,鬼不可怕,可怕的是装神弄鬼的人。

自一九七三年上小学起,我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教育。说是“无神论”,其实并非没有“神”,毛泽东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神”。当时语文课本上的第一句话就是:“毛 主席万岁!万万岁!”所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毛泽东去世时,我们几乎都不敢相信。他还会死吗?毛泽东虽然死了,但无神论教育仍然持续到我的高中阶段。

虽然一直接受唯物主义教育的灌输,但少年的 梦呓和青春的向往,总把爱情和理想置于超越物质的层次。那时最喜欢的名诗,就是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 皆可抛。”我自己也常常在深邃的星空下,油然而起千古疑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谁创造了这一切呢?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式呢?这井然有序的一切难道真是出于偶然的进化吗?多年无神论灌输,但它始终没有给我确信。可是,把一切都归于物质本源的唯物辩证法又始终是我身上的壳子,随着自我独立意识的觉 醒,这层壳子越来越令人厌恶反感,无法满足我心灵的需要,却又“斩不断,理还乱”,摆脱不了。

第二
困惑与追寻

一 九八五年,我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律。这时候,人生意义的问题空前地摆在我的面前,文革的梦魇和有关的反思,改革开放的政策又使我看到,所谓的欧美国家并不是腐朽败坏、日渐灭亡的怪物。相反,在高举“赛先生”和“德先生”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盲目崇拜个人、大规模践踏人权的丑陋现象,却仍然大规模地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怎能不使一向以具有先知性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份子 深深思索呢?

对过去所服膺的主义彻底失望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人生的意义何在?到底真理的标準是什么?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样书籍,参加各种讲座,研习宗教典籍。那时最时兴的就是“气功热”,形形色色的大师粉墨登场,声称自己得了超自然的能力等等。

在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到中国传播印度教的宣教士。我对东方神秘主义向往已久,因此很快就投入印度吠檀多神秘宗教的研究和修行,成为在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第一 批修习印度教的奉献者,并和別人一起把印度教经典译为中文。吠檀多宗教的哲理精神,和通过“瑜珈”修行与至高存在达到神秘契合的修习,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

若是没有对上帝的信仰和敬畏,不以上帝的启示为标準,“自由”不过是人人都可利用的旗帜,最终占上风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暴力!我一边修习印度教,一边反思中国问题,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四年又在北京大学攻读法哲学三年,接触各路高手,彼此切磋。

第三
突来的恩典

其实,信耶稣之前,我已经读过圣经,钻研基督教神学,又在北京大学旁听过一些神学课程,也和一些基督徒朋友谈论,甚至到教堂听道,和牧师辩论,但这不过是自 己的兴趣,还谈不上信仰的层面。十年修习印度教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意识到,罪的问题无法靠修行克服。那些所谓的“大师”,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罪人而已,他 们刻意为自己编织某种神圣的光环,让人顶礼膜拜,其实是自欺欺人。但我仍然沈溺於罪中之乐,靠自己的一点小聪明不时寻找、制造、利用机会,使自己能够在烦 恼的人生中间得到补偿。不作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人生,成为安慰自己的口号。但罪中之乐并不是真正的快乐。欲望得到满足,剩下的就是空虚的无聊;欲望得 不到满足,剩下的就是烦恼的等待。以欲望为中心的生活,始终充满了无聊和烦恼。

一 九九六年,我和朋友在北京开办律师事务所。有一次,客户都是基督徒,在谈完生意后,大家一起喝茶聊天,他们征求我的同意,向我分享他们信主的见证,然后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当时,我一口就答应下来,闭上眼睛,跟著作了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祷告,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基督徒”!

虽然我不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知道是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动了工。当时我不仅认识到自身的罪,自己在罪中的无能和绝望,并且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能使我得到彻底的释放。我无法靠自己,或靠自己的行为,只能信靠耶稣基督,惟独在祂里面才有完全的安息。

一开始,很多人怀疑我是否真的信主。像这样一位名牌院校毕业、年轻有为的律师,既不缺乏工作机会,也没有需要医治的疾病,还会需要耶稣吗?上帝是信实的,祂 绝不会放弃祂的工作。祂使我越来越恨恶罪,靠著上帝的恩典不断对付罪,追求圣洁的生活。信主后,我经历了奇妙的生命改变,太太见到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也 悔改归向了主,和我一同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受洗。但是,因我自身的软弱和败坏,还是常常被罪胜过,内心经历巨大的挣扎。这使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基督徒得 救完全靠上帝的恩典,得蒙保守也是上帝的恩典。不久,教会就让我带查经班,第二年且呼召我出来全职事奉,从此我就走向了事奉上帝的路。

第四
文化全方位的更新

七年多的教牧事奉中,有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一是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基督教几乎是和佛教同步进入中国,也都在唐朝时开始大规模传播,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然而基督教却没有完全摆脱“洋教”的色彩,仍然是一种边缘性文化。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但我相信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教会长期忽视上帝所吩咐的文化使命,简单地把天国与世界对立起来,使基督徒封闭在错误神学所构建的隔都中,无法对周围的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更有甚者,一味排斥中国文化,机械地贴上异教的标簽,没有认识到其中也有上帝普遍启示的成分。中国基督徒有责任用上帝所启示的天国文化,全方位地更新中国文化。

二是基督教内部的问题: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似乎比不信主的人更险恶,更怠惰。这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信主后绝不是万事大吉,或者只要传福音就可以一好遮百 丑。基督徒的新“生命”绝不是抽象的或神秘的感觉,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作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品格和善行上不断长进。因此,真正文化使命的落实,不仅包括宏 观的文化更新、民族重建,更是以微观的个人悔改和人格重建为根基。

我一方面投入大量时间学习、翻译、写作、讲课,也祈求上帝开门,使我能够在神学上有更好的装备。二00四年五月,主带领我来美国学习神学。来美之后,我既为当初上帝借着清教徒为美国所奠定的宗教、道德和政治根基而惊叹,也为著当今一些美国人数典忘祖,否定基督教而忧心。周末或假期,我有机会到华盛顿、洛杉 矶、芝加哥各地参观、事奉,最突出的感受就是美国宗教上的保守、经济上的富足、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上的自治。上帝祝福这片土地,使人禁不住感叹: “耶和华啊,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 (诗九十四12 )同时,美国的一草一木,也常常使我生发忧国怀乡之情。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到底走向何方?我们无法晓得上帝隐秘的旨意,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天命” —— “天命靡常”(《诗 · 大雅》;但是, “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 (《尚书 · 蔡仲之命》),只要我们悔改归向上帝,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必然得蒙上帝的祝福。我常常追想上古的光景: “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 (《小戴礼 · 表记篇》),唯愿上帝怜悯,使中国重回祂的怀抱,并使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能够成为民族灵命变革、文化更新、道德重建的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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