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跨越百年的尊严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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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跨越百年的尊严与力量
原创 2017-01-12 付晓英 三联生活周刊
今天凌晨，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佩先生在京去世。
李佩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被誉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她是“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曾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初在美国部分大学的推荐信中，英文水平证明书中只要有李佩的签名，都会得到认可。她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给博士生上课。81岁时创办中关村大讲坛，13年间仅记录在案的讲座活动就有近260次。93岁时，她还在组织小规模的专家教授研讨会……她一生波澜壮阔，堪称传奇。
本文原刊发于《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15期。
李佩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工作照（2000年后）
传奇的开端
1938年初，20岁的李佩离开天津的家，与两位女同学一起坐船南下到昆明的西南联大读书。李佩此行是不辞而别，但之前已在同学家里给自己的父母留了字条。这是她人生中重要的一步，可是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李佩出身于书香门第，而她却形容自己的父母“完全是旧社会的人”。李佩的祖父是江苏镇江的小商人，祖父把希望寄托到她的父亲李保龄身上，李保龄不负所望，先考取了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后来又公费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矿冶，学成回国后在开滦煤矿做矿冶工程师，还把家搬到了北京。
1918年，李佩在北京出生，她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李保龄对儿女们很疼爱，不过，他虽然留学多年，思想却依旧封建。李佩曾回忆说：“表现在我们家里，第一，如果最后一个孩子不是男孩，家庭人口数可能还要增加，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古老传统；第二，家里的男女界限是很严格的，女孩子不能上大学，这就是为什么我小时候的反抗力就那么大的原因。”所幸母亲支持女儿念书，她虽然是没读过太多书的家庭妇女，但却认为“女孩子一定要有文化，要不然出去会受欺负”。在家庭内部的抗争与妥协之后，李佩终于如愿以偿地进了学校。
李家对子女管教很严，“因为教会学校管理严格”，他们便把女儿送进了教会学校。1936年，李佩从贝满女中毕业，经过一番抗争，父母终于同意她上大学，但要求必须上女子文理学院。李佩不为所动，她当时考上了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最后坚持选择了北京大学，进入“最时髦”的经济系。“为什么呢？北京大学虽然是男女合校，但我走读，天天回家不就没事了吗？就这样子，我的母亲还曾经专门来到北大图书馆，看我是不是真的在图书馆读书而没有回家。”进入大学后，李佩还“自作主张”地改了名字。“我大姨原本叫李佩珍，她自己觉得‘珍’字太俗气，就去掉了。”李佩的外甥女袁和说。
尽管跨入新阶段，但事情永远不会如想象般顺利，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很快被中国风雨飘摇的局势打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沦陷，大学也陆续停课。出于安全考虑，李保龄将家搬到了天津租界，李佩在天津家中住了半年，内心里还是想找个安定的地方读书，于是偷偷离家去了西南联大。因为性格活跃热情，李佩在西南联大曾当选学生会副会长，她对“左派”学生组织抱以同情，不仅经常参加“左派”社团活动，还利用周末时间组织青年女工认字、学习，帮助她们解决生活难题。
这段经历似乎为李佩的人生之路埋下了一颗小种子，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逐渐生根发芽。1941年，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去了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这是当时的进步协会，旨在“研究劳动问题，积极唤起劳动界本身觉悟，促进全国民众服务精神”，协会成员里既有中共地下党员，也有进步人士。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协会中以朱学范为代表的一派接受共产党关于全国工人联合抗日的主张，之后，朱学范又与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会晤，开启了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合作历程。
李佩到中国劳动协会工作的第二年，美国工会决定向中国、英国和苏联工会每年提供捐赠来改善抗日战争中工人的生存条件，李佩当时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会经费的管理，她后来回忆说：“我们利用这些捐款办了一些工人夜校、福利社、图书馆与托儿所，帮助当时中国最底层的工人和妇女们学习文化知识。”那段时间，重庆发生过许多大型群众性活动，其中最出名的便是“校场口事件”，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组织群众开大会，反对蒋介石政府撕毁旧政协协议，中国劳动协会也参加了这次集会，惨案发生时李佩正好在场，当时郭沫若等人都挨了打，而李佩因为当时在帮一位认识的塔斯社记者做翻译才得以幸免。集会之后，劳动协会的政治态度更加明朗，而李佩也萌发了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开始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努力。
郭永怀和李佩（1956年回国前）
在中国劳动协会，李佩卓越的工作能力很快得到认可。1945年9月，她作为朱学范的助手一同前往巴黎参加国际工联的成立大会，并设法帮助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为参会获得了护照，她还在会上见到了邓发。当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为邓发送行的时候，李佩看到他带了一幅精心包裹的油画，十分好奇，一问才知道是毕加索赠送给毛泽东的，托他带到延安。可惜的是，在飞赴延安途中，邓发因乘坐的飞机失事遇难，那幅珍贵的油画毁掉了，李佩因此成了这幅油画唯一的见证人。国际工联的会议刚结束，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又在巴黎发起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李佩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还被选为大会执行理事。由于当时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发护照，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邓颖超和蔡畅未能参加大会。于是，李佩在会议期间向主持人提议说：“因为没有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包括我在内的这个代表团不能代表全中国妇女。”回国后，她把大会发来的文件和电报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帮助大会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
在重庆的那几年，李佩几乎每天风雨无阻赶电车往返于周公馆，甚至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周总理问别人她是干什么的，人家告诉他以后，周总理就想见见她，见到以后还夸她长得漂亮……”李佩的助手李伟格笑着告诉我，“不过，李佩先生当时没具体说‘她’是谁，我们也没意识到，等她讲了三次，大家才反应过来，那个人原来就是她呀。”
黄金时代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李佩去上海待了半年时间。1947年2月，在美国工会教育项目主管的推荐下，她得到机会，远赴位于纽约州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校学习。在那里，李佩遇见了一生的爱人郭永怀。
谈起这段爱情的缘起，李佩回忆说，在西南联大时期，他们就彼此知道对方了，因为“理学院和女生宿舍是挨着的，出入那条风竹街都能看到”，但两人并不熟识。1940年，郭永怀出国留学，6年后，他加入康奈尔大学新成立的航空研究院担任教职。李佩到康奈尔大学后，经常参加一些西南联大学生组织的同学聚会，就这样，两人逐渐熟悉起来。1948年春天，他们在纽约附近的小镇绮色佳市政厅结婚，成就了一段佳话。回忆起当年，李佩说她最开心的便是结识了郭永怀的很多同窗好友，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林家翘和夫人梁守瀛等人都成了她一生的朋友，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与交流，李佩意识到科学对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影响了她的大半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和女儿郭芹，一家人1953年在美国
在李佩的职业身份里，“教师”是她最重要的标签之一，而她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同样缘于康奈尔大学的一段经历。入学后的前几年，李佩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1951年，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主任请她给美国学生上中文课，那些学生都是美国国务院挑选出来的、以后准备派到亚洲地区做外交官，需要有流利的中文表达能力。李佩答应了系主任的请求，开始教授中文，她出色的语言能力和教学水平赢得了一片赞誉，时任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院长威廉姆·西尔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李佩：“大学里有一位超凡脱俗、极富魅力的卓越女性——李佩，她在东方学系教中文。她的英文水平正如她的中文水平，近乎完美……”
虽然身在国外，但郭永怀和李佩一直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彼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巨变即将发生，很多留学人才纷纷回国，郭永怀和李佩也早就有了回国的想法，他们经常邀请朋友到家中讨论祖国的命运与未来，思考能为新中国做什么工作。当时钱学森已经被美国官方软禁，直到1955年8月，日内瓦中美大使会谈后，中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美国取消了禁止中国学生出境的禁令，钱学森于是当即坐船返回中国。郭永怀与钱学森关系亲密，回国前，钱学森写信问他是否一同归国，但郭永怀当时有一个研究项目未完结，于是承诺完成项目后回国。1956年9月，郭永怀和李佩带着5岁的女儿郭芹启程离开工作生活了近10年的绮色佳，在加州理工学院停留几天后，他们由洛杉矶港口登上了美国“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归程。海上航行三个星期之后，他们又从香港九龙乘火车取道广州，在深圳的罗湖边防站踏上国土，李佩后来描述说：“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几间灰秃秃的小屋、穿着灰色制服的边防战士，醒目并使我们大家感到兴奋又温暖的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回国后，新中国的景象激起了大家满腔的报国情怀。应钱学森邀请，郭永怀出任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为了就近照顾他，李佩便出任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西郊办公室副主任——17级的行政干部。行政工作非常繁琐，但李佩并不在意，为了更好地服务科学家，她先后推动成立了中关村第一所幼儿园和第一所小学。
当时的西郊办公室就设在中关村“福利楼”。那时候，中关村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海外归来的学者，他们中的研究员大都集中住在号称“特楼”的中关村13楼、14楼和15楼。这些归国学者在国外生活多年，早已形成了西式餐饮的习惯，但当时条件艰苦，整个北京也很难买到西式糕点。作为分管行政工作的副主任，李佩积极奔走，希望能满足科学家们的生活需求。一番周折后，北京市政府指定北京市服务事业管理局负责筹建，抽调高级技师，建立茶点部。1957年4月，设在福利楼二层的中关村茶点部正式营业，那里不仅有各式西点和冷热饮，还布置了茶座，吸引了众多顾客。如今，当年的茶点部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打上了历史的底色。
60年代初，李佩在中关村家中待客。（右起：郭永怀、李佩、女儿郭芹、汪德昭院士及夫人李惠年）
“李佩先生想的永远是做好自己本职工作，为大家服务，我非常敬佩她。”80多岁的中科院力学所退休研究员谈庆明说，他也向我讲述了当年的故事。那时候，谈庆明刚从北大毕业进入力学所工作，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里，没有多余的空间读书学习，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于是写信到中科院行政部门。李佩收到信件之后，亲自找到谈庆明，不仅细心听取了他的意见，还请谈庆明动员其他年轻人，对即将建设的一批新的集体宿舍提意见，这让谈庆明很受触动。“我直到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我们副所长的夫人，之后几十年、甚至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像李佩先生那样的行政干部。”
而对李佩一家来说，那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后，郭永怀担任中科大化学物理系首届系主任，李佩调到中国科大外语教研室教授英语，郭芹上了小学。虽然工作忙碌，但生活有条不紊，称得上是一个黄金时代。
厄运与韧性
然而“黄金时代”很快就结束了，之前祥和安宁的气氛与局面迅速改变，形势变得风声鹤唳。1967年，很多科研工作者被打倒，“特楼”的专家们也纷纷被卷入漩涡，李佩一家也不例外。当时，“特楼”里几乎每家住户都挤进了好几户人，几乎沦为大杂院。郭永怀和李佩的家当时虽然还未受到冲击，但他们敏锐地嗅到危险的信号，主动请朋友林鸿荪和夫人杨友住进家中。“他们很聪明，知道房子早晚会有人占进来，倒不如先邀请自己喜欢的朋友。”李伟格说。1968年，郭芹只有17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去了内蒙古农区插队，李佩则被诬蔑为“美国特务”，只有承担原子弹研究工作的郭永怀受到特殊保护。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迫于压力彼此揭发检举，而郭永怀和李佩身处大浪之中，不但没有随波逐流，反而一直保持着气度与操守。“他们都是能独立思考、有坚守、情深意重的人。”谈庆明回忆说，“1967年，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请我和我爱人一起到家里吃饭，我的导师林鸿荪夫妇当时已经住在郭先生家里。那天晚上，我们吃完晚饭，月色很美，李佩先生提议我们到操场散步。其实‘运动’已经开始了，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她指着一张大字报告诉我们，前两天她还去了那张大字报所批判的人家里慰问。那个时候，别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她却不避嫌，这是多么高贵的人格。”
然而厄运最终在1968年降临。当时，郭永怀去大西北研究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李佩则已经开始接受政治审查，郭永怀内心焦急，在工作告一段落后要赶回北京了解情况。12月4日晚上，他从兰州乘飞机前往北京，结果飞机在第二天降落时失事。5日晚上，力学所安排了两个人到家中陪伴李佩，郭永怀的助手顾淑林是其中之一，她在《我老师和师母》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我们来到郭所长家里，这也是我和郭夫人第一次见面，没想到竟是在这种情况下见面。郭夫人李佩先生娇小秀美，从神情看出她已经完全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她极其镇静，大家见到后几乎没说一句话，屋子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晚上我们留在他们家里过夜，我和李先生睡在同一间房间。整整一夜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我一边默默地想这个打击太突然，李先生可怎么挨过这一夜，一边准备着如果需要我为她做什么我可不能反应迟缓，一定要保证她绝对平安。就这样，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一直到早上。那一个晚上李先生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极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李佩
郭永怀的后事处理完，李佩仍然回到单位接受审查劳动，郭芹则回到插队的地方。1970年，郭芹因病回北京休养，李佩则在当年初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到了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当时的情形并不好，李佩说：“我们认为较好的学校领导都在造反派控制下，有的关监狱了，有的进“牛棚”了。我们虽然不了解上面，但觉得好些事情不对。从政策到世道人情好多事情都不对头。”到“文革”后期，虽然没有人再来审查她，但她一直没有被“解放”，只能继续留在合肥。转机出现在1977年，当时的中科院秘书长郁文带了几个科学家到合肥参观，等离子所所长邱励俭要宴请郁文，特地告诉李佩中午也到食堂一起吃饭，后来李佩回忆说：“郁文看见我很吃惊，问我为什么还在合肥，当他得知我在中科大受审查还没有结论，马上说‘这不对头，你该回北京去，我这次回北京之后就和李昌汇报一下，把你调回北京’。”1977年秋，李佩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风波之后，李佩与女儿郭芹终于在北京团聚，她们共同度过了20年时光，直到1997年，郭芹患癌症去世。李佩当时已年近80岁，周围人担心她承受不住打击，但她却在一个星期之后提着录音机走上讲台。李伟格和袁和都告诉我，李佩之后再也没有提起过郭芹去世这件事。她所承受的悲痛局外人无从体会，内心的创伤想必始终难以愈合。
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197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名研究生聚集到了研究生院。李佩被调任为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负责人，带领刚分配到研究生院的三位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筹建外语教研室。
李佩的英语水平非常优秀，她讲课生动有趣，会引导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还邀请学生到家里来，给大家放唱片，听音乐戏剧、英文歌曲，以一种全新独到的教学方式把学生们带入英语世界。但因为“文革”，中国的英语教育停滞了10年，既缺少老师，又没有教材，仅靠李佩一人根本无法支撑。于是她采取了三种办法找老师：“一是‘挖墙脚’，请大学的教师兼职，请退休教师；二是到中科院信访办公室看有无求职的人；三是办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自己培养师资。”有意思的是，在找教师的过程中，李佩发现了很多被划为“右派”的教授，他们或曾被关进监狱，或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李佩找到他们并说服他们最终加入研究生院执教，黄继忠和许孟雄便是其中两位优秀的老教授。
黄继忠是当年北大有名的英语老师，后来被发配到银川劳教，在劳改农场时被银川师范大学发现，调入学校当英文教师。李佩得知后，努力将黄继忠的户口调回北京，请他到研究生院上课。上了一年课之后，他告诉李佩：“这些学生的英文非常好了，现在应该学好中文。”于是，他又给学生们开了一门中国古典文学的课。而许孟雄原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英文教授，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英语学界扬名，当时有“北许南葛”之说，“南葛”指的是复旦大学的葛传槼，“北许”就是许孟雄。他被划成“右派”后离开大学，1978年回到北京后在海淀区教育局办的中学英文教师补习班上课。当李佩得知许孟雄每月只有40元收入时，她提出每月付他80元工资到研究生院上课，甚至提出每天上课时可以派一辆车来接他。而许孟雄的确出色。“在研究生院，他上课时外语教研室的老师们都会去旁听，课讲得非常生动，一个简单的介词搭配就可讲两个小时，妙趣横生。许孟雄后来将他在研究生院的讲义修改后作为教材出版。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出访美国的英文文件最后是请他把关的。”李佩说。
李佩
研究生院当时还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其中一位美国教员玛丽（Mary）把托福试卷带进中国，托福考试更注重听力和阅读，这给了李佩很多启发，她根据托福考试的原理，改进了研究生英语考试方法，把托福考试的出题方式首次应用到国内，此外她还添加作文一项内容。除了聘请老师，李佩还着手培养更多的英语老师，她主导开创了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从1979年就开始招生，学成之后，聘用其中优秀的骨干充实到教学一线，解决了更长远的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的英语教育逐渐复苏。1983年，全国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李佩主动请缨，在中关村创办了博士生英语培训点，自己联系租借教学用房，用有偿代培、申请专款等办法筹集经费，想尽办法给教学人员解决编制，连教材几乎都是自己动手编写。
自费留学的潮流也是自那时起开始兴起。当时的中科大北京研究生院云集了很多国外知名学者。1979年，李政道受邀到北京授课，在科学会堂讲“统计力学”和“量子动力学”时，全国各地很多教师慕名而来。为了培养物理人才，他提议举办了名为“CUSPEA”的项目，即中美联合报考赴美国物理研究生项目，这是一项培养跨世界物理学家的计划，程序和体系设计非常完善，很快就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为了免除美国大学的顾虑，李政道以个人名义给美国著名大学发信，提出由美国大学出专业试题，中国方面组织笔试。英语笔试试题由中科大研究生院外语系主任李佩组织出题和考试，之后由李政道在美国成立一个委员会，根据笔试结果确定入围名单，再由美方的物理教授来华对入围的学生进行面试，考察学生的专业能力和英语水平，最终的成绩转寄给参加CUSPEA项目的美国大学物理系作为录取依据。通过这个选拔系统录取的学生非常优秀，因此，李政道要求美方大学给予全额奖学金来保证入选学生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该项目一共实施10年，总共有900多位中国学生通过此渠道出国留学。当初郭永怀回国时说过，中国最缺少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而李佩做的这些事与他的观念非常一致。
1981年，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等单位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指示》及《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明确自费与公费一视同仁，国内也开始举办托福考试。但当中国还没有托福等外国学生进入美国研究生院必须通过的考试时，由于李佩负责了历届CUSPEA项目英语笔试的出题和评卷工作，并参与口语面试，所以当初在美国部分大学的推荐信中，英文水平证明书中只要有李佩的签名，都会得到认可。此后，中科大研究生院开启的留学浪潮终于在中国蓬勃兴起，而李佩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有尊严地生活
“我大姨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好羡慕你们啊，你们这么年轻，还能做那么多事’。她心里一直想着工作，不愿闲待着。”袁和感慨地说。而李佩也确实一直在工作。退休后，李佩与任知恕联合北京大学几位热心老年事业的教授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为所在社区的老人们组织医疗保健讲座和咨询，提供义诊等各种便利。
她还主张“活到老学到老”，不仅组织老年人学习插花、电脑、外语等技艺，还张罗举办如老年合唱团、老年手工制作等各种文艺活动。而为了让中关村地区的离退休老人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步伐，了解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81岁时，李佩开办了中关村大讲堂，亲自出面邀请专家学者来演讲，从文学到科学，唐诗赏析、地震减灾、宇宙探索、地理气候、中美关系等话题无所不包。从1998年11月13日开坛到2011年6月最后一次活动，13年里光是记录在案的讲座活动就有近260次。
2011年，她已93岁了，身体状况不佳，便听从李伟格的劝说，关掉了中关村大讲堂。在科技翻译协会和力学名词委员会的基础上组织了小规模的专家教授高端研讨会，每周三固定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举办，参与者有名家、院士，年龄层从60多岁一直跨越到90多岁，她亲力亲为，作为主持人，每周李佩都会从在家阅读的大量报刊杂志中挑出有价值的文章推荐给大家，甚至逐句逐段划出重点、介绍自己的读后感。“有一次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北大教授陈耀松首先说‘要靠民主’，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接着说‘要能争论’。当时所有在场的人员都被这厚积薄发的妙语为之一振，终生难忘。”蔡德诚说。
李佩
她的人格高贵豁达。2003年，李佩将“两弹一星”金质勋章捐赠给中国科大；2008年，李佩又请外教将她在美国的积蓄换成人民币，再加上工资存款共60万元的积蓄，分别捐赠给力学所和中科大。5年后，郭永怀104岁诞辰，李佩决定把郭永怀的计算尺、牺牲时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等遗物捐赠给力学所，以此来纪念郭永怀逝世45周年。她从不看重这些身外的钱物，但内心却始终高贵有坚守。
从去年开始，李佩的身体开始明显衰弱，但2016年寒假前的那个周三，她还来力学所参加会议。“她说：‘我不来的话，谁主持会议啊，而且他们还会觉得少了点什么。’”袁和告诉我，她基本上从不提起过去的荣耀与经历，近两年才偶尔说起一些事情。“李佩先生非常谦虚、包容和低调。当初中科大研究生院要提拔李佩先生当教授，她竟然拒绝了，理由是自己没有著作、不配当教授。院里的领导一再坚持，说院里的编辑和翻译系列，也得评高级职称，‘你自己都不当教授、研究员，怎么去评定人家呢？’她才接受。而许多人不够资格也要去争抢，像她这样的人太少见了。”谈庆明对我感慨。
年轻时的李佩非常美丽，照片里的她挽着郭永怀，笑靥如花，充满魅力。而在走过近百年的人生后，她仍保持着有尊严的生活。她身材瘦小纤细，但自始至终都是体体面面的。“李先生在一个星期内的课堂里从没穿过相同的衣服。那个年代生活很清苦，根本没有什么好衣服好料子，但她的衣服始终熨烫得整整齐齐，干净利落地穿去上课，形象永远优雅得体。”李伟格告诉我。即使到现在，她每天起床都要认真梳洗打扮，脸上涂一层薄薄的粉底，还会请人帮她画眉。她对生活充满着热爱。“她特别有尊严，不愿意别人同情她，也不愿意麻烦别人。她之前在家里洗脚从来不让人看的，后来年纪大了，皮肤知觉不太敏感，有一次倒热水把脚烫伤了，自己不肯说，也不肯让保姆帮忙，后来化脓了，保姆没办法，偷偷地告诉我，我拿了药膏去给她敷上才好了一点。”李伟格说。
如今，李佩已经走过了近百年沧桑，许多人称她为爱与智慧的传奇，而传奇仍在延续。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高山仰止大爱无疆——我们心中的郭永怀和李佩先生》《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研究文集》《李佩：98岁的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等资料，感谢李伟格女士和郁百杨先生为本文提供的帮助。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