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为什么突然成了“全民公敌”，人人要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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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为什么突然成了“全民公敌”，人人要踩？
2016-12-22 雷歌 颠倒的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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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的新片《长城》还没上线，网上的批判就开始了。《长城》上映后，更是恶评如潮，感觉是差不多人人都要踩上一脚，在影视圈引发了一起“长城踩踏惨案”。但是，《长城》的票房并不像咒骂者期待的那样惨淡，一周不到就5个亿，还算过得去吧。
我原本对张艺谋的印象总体不错，这么多人骂，也引起了我的好奇：他到底拍了一部怎样的烂片，会激起如此狂烈的众怒？为此，多年没进影院的我，专门去看了一场。
坦率地讲，尽管我个人更喜欢充满社会批判力度的《我不是潘金莲》和《驴得水》这类题材，对《长城》这种内容空洞毫无内涵还神神鬼鬼的片子我是毫无兴趣，但作为一部注重制作特效和视觉冲击的所谓好莱坞商业大片，凭心而论，从单纯娱乐的效果看，《长城》拍得并不差。
看完之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场对张艺谋的大批判，可能不是对《长城》的就事论事，更多的恐怕是对张艺谋作为“国师”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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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的艺术生涯，至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以前的张艺谋，是人文的张艺谋；2000 -2007年的张艺谋，是商业的张艺谋；2008年至今的张艺谋，是浸淫于政商权力场的张艺谋。
我至今仍对那个人文的张艺谋充满怀念。
张艺谋早期的影片，从1987年的《红高粱》，到1990年的《菊豆》、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以及1994年那部最终被封杀未能公映的《活着》，我们看到的，是狂野激越的生命本能，是捍卫尊严的奔放血性，是对封建桎梏的拼死抗争，是对个人权利的不屈呐喊，以及对无情现实中生命意义的沉重追问。那个时期的张艺谋，除了他独特的电影语言，更加震撼人心的，是他对生命的解读、对人性的演绎，以及对现实的无情批判。
看看那个时代与他合作的原创作家——早期的莫言、刘恒、苏童、余华等等，只要你读过他们的作品，你就不难想像这些电影会构作怎样的思想空间和情感世界。
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是散文诗一样唯美的作品，以爱情为主题，即使淡化了严酷的现实背景，依然有一种力量穿透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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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起，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折，告别了人文启蒙的思想激情，进入了一个拜金重利的商业时代。
张艺谋的电影也与时俱进，合着这个时代的节拍。2002年，他以《英雄》发端，开创了中国商业电影的新时代。
随后2004年的《十面埋伏》以及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都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其后的《三枪拍案惊奇》（2009）、《金陵十三钗》（2011），以及今年的《长城》都属于这个系列。
这个时期的张艺谋电影，更加追求电影语言的极致，色彩的渲染，视觉的冲击，最新制作技术的运用，但故事、人物开始扁平化，似乎不再是经营的重点，给人的印象是形式大于内容。
另外，从2004年的大型山水实景表演《印象·刘三姐》开始，不到10年，张艺谋打造了《印象·丽江》、《印象·西湖》、《印象·海南岛》、《印象·大红袍》、《印象·普陀》、《印象·武隆》等《印象》家族系列，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仅《印象·刘三姐》，每年的收入数以亿计。这种成功甚至让冯小刚、陈凯歌都坐不住了，纷纷趟进来一试身手。
即使进入商业时代，张艺谋的文艺片依然会灵光乍现。《千里走单骑》（2005）、《山楂树之恋》（2010）和《归来》（2014），是后人文时代淹没在商业制作中的文艺出品。穿越帝国浓重的雾霾，人们仿佛听到那个人文的张艺谋，还在细雨中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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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强大的政商势力渗进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张艺谋也迎来了他的“御用国师”时代。
出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是张艺谋执导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从北京奥运开始，张艺谋似乎成了“御用”导演，成了帝国“国师”：2014年北京APEC晚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申办宣传片、2016杭州G20峰会，次次离不开张艺谋。从此，“含赵量”越来越高，“国师”雅号不胫而走。
这被看成是张艺谋艺术生涯与权力的结盟。人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才情迸发、挥洒自如的张艺谋，而是整天为命题作文抓耳挠腮殚精竭虑的张艺谋。“御用国师”，成了张艺谋的新标签。
舆论对《长城》的踩踏，其实源于话题女王景甜，张艺谋只是殃及池鱼受了连累。
《长城》女主角景甜出道已久，被人力捧多年，却始终不温不火，红不起来。但捧她的人并不气馁。这不，《长城》就是一部专门为景甜量身定做的国际大片。
你看《长城》一些早期的宣传海报，好莱坞大腕马特·达蒙、刘德华、张涵予等一众巨星加上鹿晗、彭于晏、林更新一众新秀都成了景甜的陪衬，亮瞎了大众眼，搞得“全民惊诧”。
大家都说，景甜再不红，天理不容啊！
在《长城》上线前半个月，拆姐推出了《拆解景甜：捧不红的女人，拆不穿的背景》这篇扒文，抖露景甜背后神秘的政商势力。王健林的万达力捧景甜，是台面上大家都能看到的。为什么王健林要违背商业原则，力捧向来是票房毒药的景甜？拆姐的回答是：
“只有一种解释。景甜的背后，有王健林在乎的东西。在中国，只有一种东西首富还会在乎：权力资源。”
景甜是陕西人，力捧景甜的政商势力的源头也在陕西。再往下说就有风险了，拆姐就此打住，点到为止。
张艺谋也是陕西人，而且是“国师”。但据说《长城》是第一部女主角不由导演确定的张艺谋影片。是不是连张艺谋做导演都的“指定”的呢？我不知道。但看起来，《长城》似乎只是张艺谋的又一次“命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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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样本，必须放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中才能恰当地解读。
浸淫于政商权力世界，张艺谋有多少难言之隐？
对张艺谋的批判，其实从他转向商业制作的新世纪初就开始了。那时的批判，更多的只是文化批评，是批评者对人文精神的呼唤。
成为“御用国师”后，对张艺谋的批判随即转变为全方位的否定，从艺术品位到做人品位。
最近甚至有人做出长文，论证张艺谋的电影美学是“法西斯美学”，他惯用的整齐划一、刚劲有力的“团体操表演”，不过是希特勒御用导演瑞芬斯丹的“隔代遗传”。
批评到了这个份上，人们不难从中品出憎恶的味道，不只是对张艺谋本人的憎恶，更强烈的是对“御用”体制的憎恶，对官商结合把一切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憎恶。
所以，现在对张艺谋的批判，已经不是一般性的文艺批评，而是一种社会批判。
张艺谋可能会有很多委屈。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一方面是自己选择，但另一方面历史也常常选择人。
有个叫严家其的，三十年前本来只是个社科院的学者，一介书生而已，写了本《文革十年史》，遇到八十年代末的风口浪尖，被时代风潮推到了前台，最后竟成了全国通缉的要犯。
张艺谋在中国导演中首屈一指，在“大国崛起”的时代，遇到了北京奥运的风口，成为“御用国师”，谁知道他是心甘情愿还是身不由己呢？反正历史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沿这条路往下走，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光鲜与唾骂、辉煌与痛苦、荣誉与耻辱。
从吐槽景甜，到贬损《长城》，再到踩踏张艺谋，在这场舆论群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背后奔涌的那种激烈的公众情绪。
张艺谋既然身为“国师”，就承受这一切吧。毕竟，“国师”只是个由头，大家骂的其实不只是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