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志愿军撤离北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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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志愿军撤离北朝鲜
原创 2016-12-27 沈志华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沈志华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作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旗手之一，中共当然需要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追随、服从和支持。作为亚洲的第一大国，中国也需要与周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保障周边地区的稳定。为了保证周边国家采取对自己的友好政策，乃至对周边地区有所控制，传统的做法一是在那里寻找、扶植、培养亲近自己的势力，甚至是代理人，二是在那里保持一定数量的驻军，以便随时控制局势。斯大林在战后采取的就是这种方针。但毛泽东对朝鲜不是这样做的，他虽然在涉及战略方针和政治立场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己意见，甚至迫使朝鲜服从，却没有试图让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取代金日成掌握政权（尽管当时中国有能力这样做）；志愿军在战后留在朝鲜，完全是国际上对敌斗争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控制朝鲜。后来，出于对朝鲜形势的严峻性判断，毛泽东确曾动过扳倒金日成的念头，但随着情况明了很快就放弃了。然而，金日成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志愿军犹如悬在金日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战后中朝关系表面融合，实际上在内部一直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存在大批延安派干部，他们不仅有着深厚的中国背景，且掌握了很大权力，再加上几十万中国军队日夜镇守在平壤四周，金日成焉能放心得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到1956年，亲华派势力已经基本清除，剩下的威胁就是仍然驻守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了。这一点，金日成心里非常明白，毛泽东自然也能想到。所以，要想让金日成彻底放心，从根本上改善中朝关系，最有力的措施就是中国主动从朝鲜撤出全部志愿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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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面向金日成承认错误
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与苏共联手召集的这次共产党会议，主要的目的就是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对峙中的地位。按照中共的说法，就是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为此，毛泽东确实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而使这次会议成为中苏两党政治上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这种政治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苏两党相互妥协，共同起草了大家一致接受的《莫斯科宣言》；毛泽东四处游说，坚持提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口号；毛泽东对南斯拉夫代表团格外热情和宽容，极力把南共留在社会主义阵营。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向金日成表现出一个大国领袖和社会主义阵营领导者的风范和气度。
11月9日下午4时至7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了金日成、南日、金昌满。 关于这次重要的谈话记录，中方和朝方的档案均未解密，目前研究者可以看到的是俄国及中国档案中转述的有关内容。由于谈话人的身份、意图和角度不同，研究者必须把这些文件对照起来看，才不至于发生误解或片面理解。
根据11月9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说法，会谈涉及了两个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撤出朝鲜和在中国的朝鲜政治侨民的情况。毛泽东请金日成相信，志愿军撤出朝鲜是非常必要的举措，并建议撤军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平均为2个军。在谈到这样做的理由时，毛指出，中国要保障这些军队在朝鲜的后勤供给，国家预算负担很重。他还强调，中国军队撤出朝鲜有可能促使美国的两个师也撤离朝鲜，并有助于李承晚军队数量的削减。毛泽东认为，中国志愿军撤离朝鲜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朝鲜已拥有了相当稳固的边境和30万军队”。如果美国和李承晚方面胆敢挑衅，志愿军“还会一如既往地援助朝鲜人民”。毛说，以前金日成一直是反对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在这次会面期间，他答应将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关于中国境内的朝鲜政治侨民问题，毛泽东建议金日成在途经中国前往越南时，将他们都集中到北京，并“宣布予以大赦”。毛泽东向金日成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朝鲜人去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答到，“朝鲜也不需要这些人”。最后，毛泽东讲到周恩来将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还问金日成是否欢迎他本人以后访问朝鲜，金日成表示将给与最热烈的迎接。 后来（1958年1月8日），周恩来与尤金谈话时的说法是，毛泽东在莫斯科谈到从朝鲜撤出志愿军的问题，开始“金日成担心现在撤退志愿军不好”，第二次谈话时表示同意，“认为这可以给美国出一个难题”。金日成表示回国后将在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再答复。
根据11月12日金日成对苏联驻朝大使普扎诺夫的说法，同毛泽东的“谈话非常亲热、友好和坦诚，我们对此非常满意”。毛泽东通知中国政府将派周恩来访朝，而他本人以后也打算亲自去朝鲜，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将怀着感激的心情，友善、真诚地接待中国朋友。金日成向毛泽东通报了1956年朝鲜劳动党中央八月全会以前反党集团活动的一些事实后，毛泽东说，他们进一步研究了有关小集团的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去年这个小集团的一些朝鲜人来到中国，给中共中央写信，片面地反映朝鲜劳动党的情况，只讲朝鲜领导人的缺点和错误。去年9月彭德怀去朝鲜一事，可以说是对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干涉，“我们决定不再做这样的事情”。每一个党在工作中都会有错误和缺点，应该由他们自行改正。最主要的是，我们两党之间要建立起友好关系，要相互完全理解。针对毛泽东的这番话，金日成说，我们有些同志的确认为“来朝”一事是干涉内部事务，但我们把这件事看成是两个兄弟党之间的友好研讨，保持我们兄弟共产党之间的正常的良好关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完全支持中共和苏共的政策。例如，匈牙利事件时我们立即坚定地支持苏联的政策。接着，毛泽东同志建议，让逃到中国的那些人回朝鲜去。金日成回答说：“我们不强迫他们”。最后，毛泽东向朝鲜建议，考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采取这样的措施在政治上是适宜的，世界舆论容易理解，还可以促使美国人把两个师从南朝鲜撤走。金日成回答说，将认真研究这一建议。
根据外务省司长朴吉永向苏联使馆的报告，金日成回国后，在11月28日召开了约150名干部参加的会议。金昌满在会上告诉这些干部，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毛泽东同志多次对中共去年9月无理干涉朝鲜劳动党的事务表示道歉”。金昌满说，中方要求把这次会谈安排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大会发言之前，因为“他们害怕我们会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关于干涉的问题”。金昌满还透露，在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后，彭德怀也拜见了金日成，并对“九月事件”以及中国志愿军在朝鲜的“不当行为”表示道歉。 南日则对普扎诺夫说，金日成在莫斯科与毛泽东进行了两次谈话，彭德怀也来到金日成的别墅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这些谈话“十分关注”去年9月彭德怀来朝鲜这件事。 朴义琓也对苏联大使说，金日成在12月4日的中央常委会上详细讲述了在莫斯科与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谈话内容，并“直截了当地说，毛泽东对去年干预朝鲜劳动党的内部事务表示道歉”。这时崔庸健插话说，那么米高扬呢？金日成看了他一眼说，“我和你们都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干的事”。
显然，中朝两方对这次谈话内容的表述差距较大。在中国人关于这次谈话内容的介绍中，已经完全看不到毛泽东在一年前与尤金谈话的痕迹了，中国撤军是因为经济负担过重，金日成以前不同意中国撤军，而是中国人说服了他。至于让朝鲜逃亡干部回国，其前提是对他们实行赦免。而在朝鲜人的描述中，谈话的重点和主要内容是毛泽东向金日成表示道歉，承认彭德怀去平壤是干涉朝鲜内部事务，而建议让朝鲜逃亡干部返回及志愿军撤军回国的问题，都是在此基础上谈起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有两个：第一，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与金日成谈话的主要内容，笔者倾向于认为，就是向朝鲜劳动党道歉；第二，关于毛泽东提出中国志愿军单方面撤军的真实原因，笔者倾向于认为，就是要进一步表明今后中国不再干预朝鲜内部事务的立场。这二者之间是有连带关系的。至于经济负担过重，以此迫使美军撤出南朝鲜，以及相信北朝鲜自身的防御能力等等，都只是托词而已——毛泽东不愿意在苏联人面前示弱，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笔者做出上述判断有三个根据。一是毛泽东回国后在党内高层的讲话，二是金日成与他在东北抗联时老战友冯仲云的谈话，三是毛泽东与金日成回顾往事的谈话。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从朝鲜撤军的问题“是我们建议的”，金日成感到很突然，但表示赞成。“中央考虑的结果，还是撤为好”，这样，“我们跟朝鲜的关系也可以改善”。 1958年9月，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冯仲云应邀参加水丰水电站启用仪式时，直率地问金日成，1956年中苏两党代表团到平壤时，朝鲜劳动党是不是很不高兴。金日成回答，“我们当然不高兴了，当时没有任何事先通知，两个兄弟大党的代表就擅自来到我们这里，甚至连门都不敲一下”。不过，“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与此相关的所有问题去年11月在莫斯科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已经得到解决了”。 1960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金日成时说，“1957年在莫斯科我向你们作了检讨，承认了你们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坚持国际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你们是正确的”。中苏“两国派代表团坐飞机去”平壤，“没有好处”。“你们的事应由你们自己决定，你们如果征求意见，我们可以提供参考。以后志愿军撤退和周恩来同志访朝后了解得更清楚了”。总之，“9月派代表团去是不应该的”，后来“志愿军撤回来”，就没有问题了。 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及金日成对冯仲云的回答，已经把中国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及志愿军撤军问题的实质说得非常清楚了。
关于中国主动和单方面从朝鲜撤军的原因和动机，中国政府对内对外的解释坚持说，仅仅是为了逼迫美军撤退和南朝鲜裁军，以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进一步缓和远东和国际紧张局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种解释只讲了附带的、枝节的问题，而没有说明实质。中国政府突然做出的这种举动，的确使美国人感到意外。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前，美国就对中国和朝鲜未来将采取的行动进行过详细预测，其中也分析了撤军的问题：“由于北朝鲜武装力量目前在许方多面胜过南朝鲜，中国共产党随时可能会单方面将其部队撤出朝鲜——就像苏联在1948年时那样，从而向美国以及联合国施加压力，迫使其采取做出同样的举动。” 尽管如此，当中国真的宣布要撤军时，美国人还是没有马上反应过来。据中国外交部的观察：“美国政府对我宣布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一举，事前估计不足，认为我国并无诚意撤军，曾表示撤军问题的解决须以我国首先撤军为前提条件。及至我宣布撤出全部志愿军后，感到事件来得太突然，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坚持拒绝从南朝鲜撤出美军”。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和分析办公室对中国撤军的动机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认为有4个决定性因素，即支持苏联的宣传攻势；显示和平的姿态；影响韩国的大选；改变中国是“侵略者”的形象。 美国情报机构的问题在于根本没有想到从中朝关系的角度考虑问题。
从历史研究的结果看，关于1958年志愿军撤军的动机，韩国学者讨论最多，也有各种猜测：缩减军费开支，摆脱巨大的经济负担；金日成“锲而不舍”地催促中国撤军；集中力量在国内搞“大跃进”；把对朝鲜的军事援助转变为经济援助；向苏联施加压力，迫使其从东欧撤军。 中国官方史书认为，由于朝鲜局势已趋于稳定，人民军日益壮大，“志愿军已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朝鲜”，毛泽东才在莫斯科提出了撤军的问题。 俄国则学者认为，中国从朝鲜撤军，显然是因为不愿被“共同反击美国可能发动的侵略”这些政治义务“捆住手脚”。 大概是没有看到俄国和中国的相关档案文献，这些猜测和说法基本上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还有中国学者提出，志愿军原来准备在1956年内完成撤军，波匈事件后因担心美国会在东北亚地区挑起新的争端，而暂时终止。 不知这种说法根据何在，但从一则俄国档案提供的情况看，似乎中国在1957年以前并没有一个单方面全部撤军的方案。苏联大使在1956年1月底访问志愿军总部时被告知，因在三八线驻守的部队居住条件太差，志愿军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计划在年内建造更多的永久性建筑。 总之，笔者坚持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主动向金日成承认错误，并提出志愿军单方面全部撤退回国，核心的考虑就是彻底改善中朝关系。这一点，从中共对朝鲜劳动党逃亡干部态度的突然转变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毛泽东当然知道，金日成最担心、最忌恨的就是这批逃亡到中国的“叛徒”，所以才在莫斯科特意提出要将他们送回朝鲜。尽管遭到婉拒，但中国大使馆得到消息，金日成回国后不久，便将这批逃亡干部全部开除出党，并且吊销了朝鲜国籍。 金日成已经知道毛泽东的态度，自然无所顾忌了。而中国也在这方面给予了积极配合。1957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36期）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文中写到：“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上被揭露的反革命、反国反党分子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徐辉、李弼奎、金承化、李相朝等曾阴谋把魔手伸进朝鲜文艺界”。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在摘引这一消息时，特别加了一句按语：“我国报刊过去从未发表过此项消息”。 按照中共对报刊严格的管理制度，这类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消息，如果没有最高层的批准是绝对不可能发表的。
1958年2月21日，周恩来、陈毅等访朝回国途中，特意在沈阳留住一晚，向辽宁省干部讲了如何重新看待朝鲜和中朝关系问题。周恩来说，“中朝两国是唇齿的关系，不仅有传统的友谊，而且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长期斗争中更有着用鲜血凝结成的深厚的战斗友谊”。“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朝鲜的看法是片面的，主观主义的，认为人家什么都不行，只看到人家阴暗的一面”。过去跑过来的几批人，“他们的反映也是有很大的片面性”。徐辉和李弼奎“这两个人很坏，到处乱说，不仅反对朝鲜劳动党，也反对苏共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特别谈到了对金日成的看法。他说，金日成是苏联挑选的人，“当然不是那样理想的人物，可是根据朝鲜的情况也是只好从矮子中选高子”，如果“我们不信任，对中朝友好团结不利，也会影响中苏友好团结”。现在看来，金日成在朝鲜人民群众中还是有威信的。周恩来最后要求，应主动搞好与朝鲜的关系。
3月9日《人民日报》摘要刊登了朴金喆在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点名批判了“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说他们“很久以来就从夺取领导地位的个人野心出发，在暗地里进行反党宗派活动”。 与此同时，中联部通知四川省委，中央决定让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离开北京，将他们安置到成都，并指定要单独居住。其他逃亡干部，随后也从沈阳等地迁至山西。1958年夏天，中共把这批干部集中到峨眉山开会学习，以后他们就分别在内地定居下来。按照中共的要求，这些干部承诺：不同朝鲜来华人员接触，不给国内写信，不对外谈朝鲜问题。中联部还规定，暂不解决他们的党籍和国籍问题，表现好的可以安排在企业或行政单位做一般工作，但不得在党政部门工作。允许他们结婚成家，并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照顾。 这样，一大批昔日在延安与中共并肩作战，而后又在逆境中逃亡中国的朝鲜干部，终于成为中朝关系改善的牺牲品。
在这种背景下，志愿军撤离朝鲜的行动便顺利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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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部队全部回国及其结果
从莫斯科回到平壤以后，金日成立即召开中央常委会，报告莫斯科之行。常委会对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特别是与赫鲁晓夫、毛泽东的会见结果“十分满意”。常委会决定，在明年2月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后，邀请周恩来访朝，时间在4-5月，然后金日成于10-11月访华。 11月30日，朝鲜外务省将金日成的邀请信交给了中国使馆。 12月4日召开的中央常委会决定，将在明年的党代会上讨论决定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至于处理问题的方式，金日成建议由朝鲜分别向中国和联合国提出撤军的要求。 看来，金日成的最初安排是，1958年2月前与中国商议提出和解决撤军问题的方案，然后召开党代会通过，最后在周恩来4-5月访朝期间开始实施。
1957年12月17日，金日成请中国大使转交一封给毛泽东的信，金日成对乔晓光说，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两次谈到志愿军从朝鲜撤退的问题，劳动党中央常委会经过讨论，“认为毛主席所讲的精神很好”。在这封落款为16日的信中，除了对莫斯科会谈表示满意，并认为将推进朝中两党团结友谊外，金日成还提出了关于撤军方案的具体建议：“首先，由我国最高人民会议向联合国致信，提议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由朝鲜撤退。其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上述提议，并宣布在1958年底以前撤完。其次，周总理来访我国，由朝中双方发表联合公报时应包括这一问题。” 随后，金日成接见苏联大使，告知上述情况。在谈话中金日成所说的撤军程序是，1958年1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同时向中国政府和联合国致函，要求中美分别撤军，然后于5月邀请周恩来访问朝鲜。 这两个资料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未提朝鲜向中国政府致函要求撤军，而后者未提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同意朝鲜的提议。鉴于中国文献和俄国档案提供的都不是完整的文件（信件全文和谈话记录），故很难断定金日成给中国的信函与其向苏联大使的报告在内容上是否存在差别，有什么差别。不过，照理讲金日成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制造麻烦——他完全清楚中苏之间必然要就此问题进行沟通。所以大概可以认为，这两份资料的表述均不完整，但内容一致。如果将二者整合起来，金日成提出的撤军方案应该是：首先由朝鲜同时向中国和联合国致函要求双方撤军，然后由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该提议，最后在周恩来访问期间朝中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国撤军。
12月25日，金日成再次致函毛泽东，又提出了新的想法。 根据周恩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记录，这次来信提出了两项办法征求中方的意见：“一个办法是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双方撤兵，中国政府表示响应和支持；另一个办法是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议双方撤兵，朝鲜政府声明同意和支持。” 与第一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这次朝鲜关于双方撤军的要求，不是向中国政府和联合国致函提出，而是发表声明公开呼吁。至于由朝鲜还是中国首先发表声明，其实区别不大，因为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一直是朝中方面的共同主张。
对于朝鲜的安排和计划，中国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将宣布撤军的日程提前了三个月。针对乔晓光12月17日来电，外交部12月27日通知驻朝使馆，中国代表团将于1958年2月中旬访问朝鲜，并建议12月30日广播朝鲜邀请信和中方复信。 12月30日，周恩来批改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拟定的“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根据该方案的步骤，第一，朝鲜政府发表声明，建议联合国军和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南北朝鲜进行对等协商，在外国军队撤出后，由中立国机构监督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第二，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朝鲜的主张，并正式表示准备就中国分批定期撤军问题与朝鲜协商，并要求联合国军方面采取同样步骤。第三，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朝中两国的声明，并建议召开有关国家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该方案还确定，志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出：第一批在1958年3-4月撤回，第二批在7-9月撤回；第三批在年底前撤回。12月31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方案。 可以看出，中国的方案实际是在朝鲜第一方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只是用第二方案中的“朝鲜政府发表声明”替代了第一方案中的“致函联合国和中国”。
此后的整个撤军行动完全是按照中国确定的方案顺利实施的。1958年1月8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征求苏方的意见。 1月16日苏联外交部答复，这一举动“非常英明”。 1月24日毛泽东致信金日成，详细通报并解释了中国的建议。 2月5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实现全朝鲜自由选举，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响应朝鲜的和平倡议，准备同朝鲜协商撤出志愿军，同时要求美国和其他有关各国也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军。不久，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建议。 2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15日与金日成最后确定了中国单方面撤军的具体步骤。 2月17日，周恩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作报告，讲述撤军问题。2月20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了这一决定。同日，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本国政府的决定，并敦促美国及联合国军其他各国采取同样措施。 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部队开始了撤离行动。
1953年7月朝鲜停战时，中国志愿军在朝部队共有陆军17个军又1个师及各兵种和指挥机关总计约120万人。 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在敦促美国撤军的同时，便开始主动地将志愿军部队陆续撤退回国。公开撤退的共19个师：1954年9-10月撤回7个师，1955年3-4月撤回6个师，同年10月又撤回6个师。 此外，秘密撤退回国的还有6个军、5个炮兵师、4个高炮师、1个公安师、10个铁道兵师及其他特种兵部队和部分兵团机关。到1955年底，志愿军在朝部队还有5个军及部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 此后，可能还有一些部队撤离。如1956年4月4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讨论了调4万志愿军部队回国的问题。 到1957年底，志愿军驻朝部队总计还有30万人。
志愿军部队撤离朝鲜的具体实施方案，是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提出的。从彭德怀那里得到志愿军将全部撤退回国的通报后，1958年1月28日，杨勇向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个报告，经总参修改后得到批准。 3月15日撤军开始。按照中央军委确定的“先前沿，再西海岸，后中间”的方针，先撤出第一线部队以迅速扩大志愿军撤军的影响，同时观察敌人的动态，最后撤出中间的部队以应付意外情况。第一批部队为第二十三军、第十六军6个师和部分特种兵、后勤部队，以及工程兵指挥所和第十九兵团领导机关，共8万人，于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此外，第二十兵团领导机关先于3月12日撤出朝鲜。第二批部队为第五十四军、第二十一军6个师和部分特种兵、后勤部队，以及坦克兵指挥所，共10万人，于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第三批部队为志愿军总部、第一军3个师、炮兵指挥所及后勤部队，共7万人，于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 整个撤军过程十分顺利，唯一的插曲是朝鲜曾提出请求，希望志愿军在9月9日即朝鲜建国十周年庆典前完成撤军，但因台湾海峡出现的紧张局势而未能如愿。
在撤军过程中，中共中央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1958年6月22日，在第一批撤军完成，第二批撤军即将开始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宣传工作通知，要求中央及各省市宣传部门，把志愿军撤军与朝鲜战争爆发八周年和停战五周年的日子结合起来进行宣传，“以扩大效果”。配合新华社播发的志愿军撤军公报和杨勇的讲话，《人民日报》、《大公报》和《光明日报》除转载报道外，应发表社论、评论和专文，其他各报也要组织文章。宣传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罪行，热烈赞扬朝鲜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的英勇气慨和巨大贡献”，“要求美国迅速从朝鲜撤出侵略军，为和平统一朝鲜创造有利条件”；“着重说明中朝人民血肉凝成的友谊和团结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中朝人民的共同努力对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
中国的撤军行动及宣传攻势，对西方虽有压力但效果不大。中国的一贯主张是双方共同撤军，然后在“有关各方面”共同参与下解决朝鲜问题。 中国宣布单独撤军后，美国及联合国军的对策是只裁军、不撤军，且仍然坚持要在联合国的安排和监督下进行全朝鲜的统一选举，以此作为撤军的前提条件。 美国当然知道，中国和朝鲜均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断难接受这种主张。因此，以单方撤军的方式迫使美国撤军只是制造一些舆论压力，不可能产生任何结果。不过，撤军行动及宣传对于改善志愿军在朝鲜的形象，密切中国与朝鲜人民的关系的确产生了深刻影响。
实际上，早在1956年底中共中央就已经了解到志愿军与朝鲜的关系出现了麻烦。据新华社记者的内部报道，志愿军与朝鲜当局和老百姓的关系日趋紧张。从1954年至1956年8月，共发生志愿军扣押或侮辱朝鲜政府官员、人民群众的事件355起，其中最严重的几次是扣留因打猎进入志愿军防区的朝鲜党政高级领导人，南日、方学世、朴正爱等都曾被滞留。更经常的是擅自搜查、逮捕朝鲜人员，并进行非法审讯。此外，因汽车车祸、打靶训练、枪支走火、强奸行凶等事件，造成朝鲜人伤亡417人，其中以车祸造成的伤亡为主。1954-55年，共发现强奸案68起，通奸的数字则十数倍于此。仅1956年上半年，全军即发现强奸、强奸未遂、通奸案208起。由此产生的私生子不少，部队移防后，朝鲜妇女背着孩子找到部队，影响很坏。志愿军因修建工事、营房和武装演习等军事需要，给朝鲜造成的损失也比较严重。1955-1956年，志愿军修建营房占用耕地约800多万平米。1954-55年，未经朝鲜政府许可而砍伐的树木达54000余棵。1956年一年，志愿军在军事演习中损坏庄稼达11万坪，合550多亩。在日常生活中，志愿军官兵不尊重朝鲜人民的情形也很普遍，经常出言不逊，辱骂、鄙视朝鲜和朝鲜人，甚至发生修机场、工事时挖掉朝鲜人祖坟的情况，引起当地人民反感。尽管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都受到了志愿军军法部门的制裁，但这种带有“治外法权”痕迹的处理方式，还是会令当事国的人民有一种屈辱感。鉴于上述志愿军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鲜内政的种种事件，有些朝鲜公民甚至政府领导人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因而提出志愿军继续在朝鲜驻守是不受欢迎的。 这些情况无疑大大有损中国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形象，由此产生的忧虑，大概也是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撤回驻朝军队的因素之一。
志愿军几十万人的撤离行动，的确为改善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创造了机会。还在宣布撤军前，1958年2月13日，志愿军总部就制定训令，提出了改善和密切军民关系的一系列规定，如向人民军详尽交代敌情、军务，无偿并完好地移交所有营房营具；消灭一切事故，彻底检查纪律，做好赔偿、道歉等善后工作；部队行动时要向地方政府和人民告别，如遇欢送必须热情答礼，等等。志愿军政治部于2月21日发出《关于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政治工作指示》，又于6月制定了《撤军工作十三条》，还提出了尊重朝鲜政府、爱护朝鲜人民的六条公约，要求各部队做到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号召全体官兵掀起一个为中朝友谊而劳动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在撤军期间，志愿军移交朝鲜人民军的各种物资折合人民币1.57亿元，干部战士赠送纪念品20余万件，写慰问信、感谢信3.3万多封，帮助插秧播种4.8万亩，锄草6万亩，收割1.5万亩，植树376万株，修堤坝8.4万米，修水渠27.7万米，修桥271座，修路13.5万米，修建房屋996间，修建公共场所247处。 志愿军做出如此举动和贡献，朝鲜《劳动新闻》和中国《人民日报》的如下报道应该不是虚言：“朝鲜人民个个满怀惜别激动之情”，平壤30万人“鲜花成林热情欢送”，新义州6万朝鲜群众到江边深情送别。而朝鲜劳动党平安北道委员长说，朝鲜人民“每一颗善良的心”，都充满着对中国人民和志愿军官兵的“无限热爱、感谢和尊敬”，金日成在送别国宴上说，“朝鲜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永远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应该也是心里话。 整个10月，朝鲜开展了朝中友好月的活动，在此期间还成立了朝中友好协会。 11月金日成访华时告诉毛泽东，当时有680万朝鲜人在给志愿军的感谢信上签了名。 志愿军的撤离，的确收到了推动朝鲜对华友好的功效。
不过应该看到，在中国志愿军撤离朝鲜过程中获益最大的，还是金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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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在北朝鲜实现一统天下
自从朝鲜劳动党建立以来，金日成在反对宗派分子和宗派活动名义下发动的每一次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建立和巩固他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但是，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中，没有苏联党和中国党的支持，金日成不可能取得这一系列斗争的最终胜利。1957年苏共和中共陆续站到了金日成一边，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毛泽东以此表明他对金日成的完全信赖和支持，终于为金日成彻底扫清政治对手、在朝鲜建立起个人独裁统治开启了绿灯。
金日成从莫斯科回到平壤后，于1957年12月5-6日召开了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参加者多达1500人。金日成在报告中强调，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合作，巩固朝中人民的血肉般的友谊关系，主张包括美军和中国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金日成最后指出，1956年8月被揭露和批判的宗派分子已经“走上了背叛党和革命的道路”，要继续开展反宗派斗争，把“根除宗派余毒，加强党的统一”作为“摆在党员面前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另据兰科夫教授提供的史料，金昌满在会议上做长篇发言，再次报告了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向金日成道歉的情况，并指出去年9月中苏联合代表团到平壤，就是“大国对小国的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已被软禁并接受调查的高峰起发言，揭露了八月全会反对派的阴谋计划，说他们准备推选朴一禹为新的劳动党委员长，而崔昌益、朴昌玉和金承化做他的副手。内务相方学世则指控说，反对派有一个发动武装叛乱的计划。作为原延安派的精神领袖，金枓奉也被正式指控为反对派成员，并在会上发言，承认自己有罪。就连直言不讳的中间派朴义琓也遭到指控，他不仅仅是反对派的被动支持者，而且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新任司法相许贞淑在会上提出，宗派分子必须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 镇压党内反对派的斗争由此升级。
1958年2月8日，在朝鲜人民军建军十周年之际，金日成发表了题为《朝鲜人民军是抗日武装斗争的继承者》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金日成第一次把他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作为朝鲜人民军唯一的前身，并把金枓奉领导的独立同盟和延安派的朝鲜义勇军轻蔑地称为“见了日本鬼子就逃跑”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军队”。金日成还明确指出，“这次反党宗派分子的中心人物，是原来新民党的那些人”，即“金枓奉、崔昌益之流”，他们的“企图是清除原为共产党的那些骨干，使原来新民党的人即小资产阶级成分控制我们党”。随后，金日成点名批评了军队中的宗派反党分子——崔钟学（总政治局局长）、金乙奎（陆军大学校长）、崔日钟等。 在周恩来访问期间，金枓奉没有出现在欢迎招待会上，这引起了苏联大使的注意。对此，南日通报说，近期不会再让金枓奉出席劳动党常委会会议了，也不再邀请他出席通常应该出席的招待会和会谈。
周恩来离开平壤以后，3月5日劳动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朴金喆在会议上做了长篇总结性报告，回顾了朝鲜解放以来的反对宗派主义斗争的历史，对党内反对派进行了彻底清算。朴金喆指出，在朴宪永、李承烨等间谍匪帮和朴一禹、许嘉谊等宗派分子被揪出来以后，又出现了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集团。这个集团的“唯一目的是在党和政府内夺取领导权”。他们“疯狂地捏造和散布种种虚伪的诽谤和谣言”，“毫无忌惮地采取了最卑鄙的、恬不知耻的中伤和谋害行为”，在党的会议上“制造全面攻击党的挑战行为，同时在一部分地区秘密组织反对党和政府的示威游行和暴动，以配合他们在党内的反党攻势”。这些“罪恶活动”，“激起了反对这一伙反党宗派分子的全党性、全民性的斗争”。由于“粉碎了党内外敌人的所有挑衅性攻击”，我们“党的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朴金喆最后号召，全体党员“更紧密地团结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周围”，“为完成摆在党面前的战斗任务而斗争”。 随后，内务相方学世、司法相许贞淑和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金泰根讲话，指责“宗派分子”策划反党、反政府阴谋，涉嫌发动政变，而为他们发言提供证言的是原延安派干部、前内阁总务局局长杨界。 3月6日金日成做总结报告，点名批判了一大批“反党宗派分子”：崔昌益的个人野心越来越大，金雄当了参谋长和前线司令还是怀疑党，韩斌是破坏分子，“是党所憎恨的人”，金枓奉同党“同床异梦”，从不说“真心话”，“罪行确实很严重”。吴琪燮作为中央委员10年来“没有同我们走一条路”。徐辉、金乙奎试图让职业同盟和军队摆脱党的领导。虽然还没有证据说明金枓奉、朴义琓和吴琪燮参与了反革命暴动的阴谋，但是他们公开或背地里“曾企图推翻党，赶走党的领导”。对他们“马马虎虎处理是不行的”，而必须“把他们的宗派包袱全部摊开”，“完全解除他们的武装”。 现在，金日成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消灭他的政治对手了，而要将这些人置于死地，罗织“阴谋篡党夺权”的罪名是必不可少的。对此，莫斯科和北京都不会再干预了。
《人民日报》3月9日摘要刊登朴金喆报告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对金日成的一种鼓励。于是，对反对派分子并非“马马虎虎”的处理便接连展开了。据一位朝鲜劳动党高级干部向苏联外交官透露，从全面批判宗派分子开始一年来，到1958年7月，已有3912人被开除党籍，其中大多数人被指责是崔昌益的支持者。 是年秋天，开始了针对原苏籍朝鲜干部的新的逮捕，包括副首相朴义琓在内的大约4-5位重要的来自苏联的干部被清洗，更多的人被流放到偏远地区或降低了职务。还有很多来自苏联的朝鲜干部（大约占总人数的一半）选择了返回苏联。 9月9日南日向苏联使馆通报，对崔昌益案件的调查尚未结束，他已经供认了除参与军事政变以外的一切罪行，朴昌玉继续被软禁在家中，朴义琓已被开除党籍，金枓奉则已经“退休”。 除了这些“重量级”人物，揭发、批判和清洗宗派分子的斗争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依次全面铺开了。
1958年10-12月，朝鲜文艺界进行了一场以整风形式开展的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被撤销职务的有：教育文化省副相安漠，作家同盟中央副委员长徐万一和尹斗宪，教育文化省艺术局局长金承久，朝鲜作家同盟小说分科委员长赵重坤，著名人民演员崔承喜则被贬为舞蹈学校教员。 11月10日，苏联大使馆收到了关于天道教青友党委员长金达铉和民主党委员长洪箕璜犯有颠覆罪和间谍罪的官方材料。作为劳动党的“同路人”，这两个党在政治上只是显示“民主”的一个摆设，但也没有逃脱被清洗的命运。金达铉被指控为朴宪永、李承烨的“秘密合谋者”，试图搞暗杀和骚乱，而洪箕璜则被指控与崔昌益集团勾结在一起，并与美帝国主义有接触。几个月后，随着党的领袖低头认罪，这两个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1959年7月，《劳动新闻》连续报道了一些在揭批党内宗派分子运动中滞后的地区和部门的消息：江原道召开党委员会扩大会议，由副委员长金昌满和内阁副首相郑准泽坐镇，打开了该地区拒不开展反宗派斗争的僵局，揭发了反党反革命宗派分子金元凤（中央委员）、文泰化等人与崔昌益、朴昌玉集团勾结的反党活动；农业省召开党员大会，批判了该省宗派主义、家族主义的余毒，特别是前农业相、中央委员韩典钟的反党罪行；揭露了长期盘踞平安北道人民委员会领导职务的李维民（中央委员、最高人民会议副议长）、金承燮有意对党的政策怠工，企图扶植宗派主义的做法。
不仅对于党的干部进行清洗，普通百姓也被卷入到这场斗争中。1958年10月至1959年5月，朝鲜政府开展了全民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并以群众运动形式逐渐转为经常性工作。据朝鲜内务省的统计，在这短短几个月里，就揭露出大约10万名“敌对和反动分子”，差不多相当于1945-1958年揭露的“敌人”的总和。 甚至在朝鲜的华侨也难逃此劫。据中国驻朝使馆领事部报，到1959年4月，经各级华侨联合会配合朝鲜内务部门的审查，在14000名华侨中，查出历史或现行反动活动的反革命分子428人，目前已逮捕52人，其中判处徒刑12人，判处死刑5人，其他还在审讯中。
对“军事政变”阴谋的调查大约进行了一年。到1959年10月，由内务省和军方安全机构分别主持的调查结果宣称，大约有160名党和军队的干部参与了阴谋，受到审判的军队干部，除方虎山、金雄外，还有平壤卫戍区司令员张平山、第二集团军司令员李光武、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卢哲甲、军事科学局局长崔源等。包括朴昌玉在内的大多数被告承认了自己的罪行。1960年1月进行了秘密审判，在35名被告中，20人被判处枪决，其中包括崔昌益、朴昌玉、高峰起、杨界、金雄以及前民族保卫省副相金元松等，15人被判处长期监禁。 而未在受审之列的著名人物，此时大多已不在人世了。
随着反对派人物纷纷遭到清洗，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也悄然复苏。金日成的名字和肖像在1958年又开始大量出现在报刊杂志和街头，对他的活动的报道也愈加频繁和详尽。到1958年底，“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革命活动学习室”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政府机关、工厂、合作社和学校。据报道，这种学习室仅在平安北道就有863个。 1958年12月，劳动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定，要求大力加强“光辉的革命传统”的研究。于是，关于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回忆录和书籍，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数量出现。据朝鲜官方提供的数字，这类图书仅1958-1960年三年的总发行量就达到9580万册，包括儿童在内，当时每个朝鲜人可以分到9本。
在这种氛围中，1961年9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简直就成了金日成及其游击队派在党内斗争中的胜利大阅兵。据兰科夫和李钟奭的分析，在85名中央委员中，属于原游击队派的有37人，换句话说，大约三分之一早年追随金日成的游击队员此时已成为中央委员。在其他所有派别中，只有最忠实、最可靠的人被留在了中央委员会，这里有苏联派的南日和朴正爱，延安派的金昌满、河仰天和金昌德，国内派的白南淳及其他一些与南方派没有关系的人。此外就是金日成提拔起来的年轻干部和技术专家，大约30-35人。在11名政治委员会（原常委会）成员中，6人属前游击队员，3人（南日、朴正爱、金昌满）属早已投靠金日成原苏联派和延安派，2人（郑一龙和李钟玉）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技术官僚。在50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49人是新当选的，其中8名出身游击队，37名是新培养的年轻人。 金日成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
经过数年奋斗，金日成终于登上了北朝鲜权力的顶峰，实现了大权独揽的政治愿望。这种成功，当然与朝鲜内部的政治环境以及金日成的政治智慧和斗争手段分不开，但也必须注意到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变换的政治风云给金日成带来的机会和运气。匈牙利事件，苏联反党集团事件，中国的反右派运动，以及中苏之间隐含的分歧，这些都在一定的时刻和一定的程度上导致苏联和中国转变了对朝鲜的看法和政策，使金日成得以一次又一次地转危为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处理与朝鲜关系方针的改变，即中国志愿军部队全部撤离朝鲜。几十万驻朝军队，犹如悬在金日成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客观上是对金日成的制约力量。毛泽东与斯大林不同，彻底放弃了人们惯用的控制手段，不是以力服人，而是攻心为上，给予朝鲜完全的独立和自由，试图以怀柔政策把潜在的对手变为心悦诚服的朋友。于是，北朝鲜就成为金日成的一统天下了。
然而，时代不同了，中朝之间早已不是过去的宗藩关系，金日成一时的感恩戴德并不意味着朝鲜就会由此俯首称臣。特别是在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明显裂痕之后，朝鲜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外交空间得到极大提升，而调整中朝之间关系的主动权也渐渐转到金日成手里。
（作者授权刊发，本文曾刊发于《二十一世纪》，为系列长文《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第五篇，注释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