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的宗教观点
2016-11-27 张金霞 香柏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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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金霞
■ 文章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总第196期）
■ 本文仅代表作者的观点，不代表香柏立场。
赵晓荐语
卡斯特罗在活着的时候，已然成为符号，代表着革命、斗争、冷战、不屈、专制等许多政治、文化与历史的丰富含义。如今，他与世长辞，如《圣经》所说生于尘土，终归于尘土，还原了“有死、有限、有罪”之人的本质。随他而去的，还有中国人印象深刻的那“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的年代。
是非功过，后人评说。在中国人眼里，卡斯特罗是一个革命家，但在某些领域和某种程度上他也是象邓小平一样的改革家。例如，在卡斯特罗执政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古巴共产党和古巴政府与宗教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磨合、互动到合作的过程。卡斯特罗在后期不仅推动了古巴的宗教开放，更提出：基督教义的精神实质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有一致之处，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在伦理道德规范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应清醒认识宗教政治作用的双面性，努力发挥其正面功能，重新审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这对于传统意识形态来说，堪称突破、创新的言论。
在此，我们谨对作为一个老者的卡斯特罗的逝去表示追悼，并以此文来对他推动宗教开放与进步的努力予以纪念。真正为人民做过一些事情的，必为人民所纪念！
Text
正文
古巴是一个有信教传统的国家。正确有效的宗教政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宗教的看法有一个发展过程，古巴政教关系也随之调整和演进。卡斯特罗探索了正确处理古巴宗教问题的政策措施，有效协调了政府与宗教的关系，并改善了古巴的国际形象。卡斯特罗的宗教观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古巴的宗教状况及拉美宗教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思想内容和实践效应也为其他国家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借鉴。
古巴宗教状况简介
古巴的宗教在古巴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对古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曾产生了巨大影响。古巴的教派比较复杂，主要有天主教、基督新教派、非洲教派、唯灵论、犹太教和民众信教等。天主教对古巴的影响最大，曾是古巴最有势力的宗教。革命前的天主教与古巴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他教派的信奉者主要来源于穷苦人民，也是古巴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古巴信教基本状况如下:
1
古巴大多数居民信奉天主教。
1494 年天主教多明戈会传入古巴， 1517 年古巴第一个天主教教区在圣地亚哥成立。16 世纪后半期，多明戈会在哈瓦那创立修道院和一些学校。天主教随西班牙殖民者来到古巴，在古巴居统治地位。1728 年天主教创立“哈瓦那圣赫罗尼莫皇家与教皇大学”( 今哈瓦那大学的前身) 。目前古巴有600 多座天主教教堂，两所神学院，其中最著名的有哈瓦那大教堂。
2
基督福音教，即新教。
古巴的基督福音教来自美国。1898 年美西战争中，美军攻占古巴，基督福音教紧随美军进入古巴。1906年新教向古巴派驻了第一位主教。由于天主教的强大实力和广泛影响，美国基督福音教在古巴统治阶层影响不大，其主要占据特权较少的社会阶层。目前古巴有77 座基督福音教教堂，8 所神学院。
3
非洲教。
它是起源于非洲的教派，分为非洲宗教和古巴非洲教。非洲宗教是伴随着黑人奴隶来到古巴的非洲原始宗教。古巴的非洲教派分为四个，即拜物教( 即奥利萨斯教) 、刚果教、阿拉拉教、阿巴库亚教，现在有60 个小组织。在哈瓦那、马坦萨斯、卡尔德纳斯和西部港口地区信奉非洲教的人最多。古巴非洲教是非洲、西班牙和古巴文化融为一体的宗教产物。它是非洲奴隶引进古巴后与天主教融合而成，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古巴非洲教对古巴民族文化尤其是行为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4
唯灵论。
19 世纪下半叶，唯灵论从欧洲和美国传入古巴，主要流行于关塔纳摩、圣地亚哥、格拉玛等地。
5
犹太教。
犹太教有6 个社团，其中哈瓦那有3 个，圣地亚哥、卡马圭和比亚克拉拉省各一个，有信徒1 000 多人［1］。
6
民众信教。
民众信教不属于任何正规教派，都是本地化的拉卡里达特、雷格拉等。“目前古巴居民中，15% 的居民信奉某一种有组织的宗教，15%的居民不信任何宗教，有20% 的居民介乎于上述两者之间，有20%的居民信奉自发的、神话—巫术性质的、低水平的教派，另有30%的居民信奉以某些非正统神灵为特征的自发性教派。”［2］尽管教派很多，但古巴并不是宗教国家，大多数信教者也很少去参加弥撒。古巴革命胜利后，革命政府采取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959 年2 月颁布的根本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同教派对待革命的态度复杂起来。卡斯特罗宗教思想就是在古巴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实施正确宗教政策的过程中形成的。
卡斯特罗政府与天主教的磨合与调整
卡斯特罗出生于一个宗教家庭，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曾在耶稣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宗教道德深化了卡斯特罗对穷人同情和构建社会正义的观念。卡斯特罗的父母曾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位罗马天主教徒，但没有成功。卡斯特罗曾说: “我从来就不是一位宗教信徒”［3］。1949 年，罗马教皇颁布反对共产主义的法令，禁止天主教徒支持共产主义政府，并在1962年开除了卡斯特罗的教籍。实际上，卡斯特罗本人是一位无神论者。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宗教政策受到国内宗教状况、政府与天主教关系及古巴宗教外交作用等多方面的影响。卡斯特罗的宗教思想贯穿于古巴宗教政策之中，是在理性处理政府与宗教的关系及发挥古巴宗教外交效能的基础上产生的。
、
1古巴革命胜利初，二者关系紧张
由于历史上天主教曾与政府一起反对人民，卡斯特罗希望革命后古巴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反对宗教干预政权。他希望从制度上打破古巴宗教与新建立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联系，同时采取政府不干预宗教内部事务的政策，并在宪法中确认古巴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是，在国内反动力量的怂恿和美国的支持下，一些天主教教士参与反革命的暴乱，反对新政权的民主变革，但很快被政府镇压。1959 年11 月，全国天主教主教大会召开，抗议古巴革命的激进化，但新教、非洲教和其他古巴教派与革命政府的关系都比较和谐。1960 年6 月2 日，卡斯特罗宣布，凡反共者就是反革命。8 月，天主教主教公开指责政府。12 月，政府下令禁止教会使用一切传媒。1961 年9 月，古巴政府驱逐了133 名教士和一名主教。到60 年代末，绝大多数教士和修女离开古巴。卡斯特罗不畏压力，宣布古巴将遵守无神论。他极力反对宗教对人民的思想煽动和精神压制［4］。为打压天主教的反革命势力，1962 年卡斯特罗政府强力关闭了400 多所天主教学校，认为这些学校散布了一些威胁古巴安全的教义［5］。
220世纪70年代，二者良性互动
20 世纪60 年代末，拉美宗教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拉美天主教神学界人士发动“解放神学”运动，冲击了保守的天主教会传统观念。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和拉美军人独裁政府的高压统治，弘扬原始基督教义优先穷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古巴天主教会也开始改变对政府的态度，关注穷人和社会正义问题。他们表示拥护政府，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及其造成的国家困境。卡斯特罗开始放宽对宗教活动的限制。1971 年卡斯特罗表示: “无神论者与宗教信徒团结起来，亦即马克思主义者和宗教信徒联合起来，共同推动革命。”［6］并在古巴举行了自1961 年以来的第一次圣职授任活动。政府与宗教的关系开始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古巴1976 年宪法确定: “公民有权信仰任何宗教，有权在尊重法律的情况下开展宗教信仰活动。宗教团体的活动由法律规定。以信仰或宗教信仰反对革命、反对教育、反对履行劳动、反对武力保卫祖国、反对尊重国家标志和宪法规定的其他义务是非法的，应受到惩处”［7］。20世纪80 年代，古巴的宗教与政府关系良好。1980 年古巴大主教奥韦斯发表演讲，赞扬古巴革命在教育和医疗上的贡献; 认为古巴建立不追求利润的经济模式和没有对抗的社会建设成就与基督信仰相一致; 古巴教会愿意负责任地参加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事业。1985 年卡斯特罗会见巴西天主教多明戈会教士费雷·贝托，畅谈了自己的宗教观点。1986 年，贝托将会谈进行整理，出版了《卡斯特罗和宗教: 卡斯特罗访谈》一书，阐述了许多卡斯特罗在宗教政策上的积极思想。
卡斯特罗在书中说: “解放神学意味着基督教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根源，重新翻到了它自己最动人的、最富有魅力和英雄气概的、最光荣的一页历史……这一重要性迫使拉丁美洲所有的左派意识到，解放神学是我们时代所发生的最根本的伟大事件之一。”在该书里，卡斯特罗还说: “我相信，在昨天的纪念为宗教信仰而献身的烈士祭坛上，可以安放今日为人民牺牲的革命者。我认为归根结底，宗教烈士和革命英雄都是大公无私的人。没有这种品质，既不会有宗教英雄也不会有政治英雄。”［8］卡斯特罗开始把某些宗教思想与共产主义品质有机融合起来，发掘宗教里的人道主义内容，构建独立、公正、平等、有尊严的社会主义。
320世纪90年代，允许信教者加入共产党
苏东剧变和美国压力使古巴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和生存危机。古共“四大”前夕，卡斯特罗发出全国加强团结、迎接挑战的号召，宗教界人士纷纷响应，表达了真诚的革命精神和对古巴的爱国热情。卡斯特罗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同各教派的革命人士加强团结的必要性，重申古巴共产党坚决消除社会上歧视宗教的残余思想。1985 年，为促进政府与宗教之间的良好关系，古巴党的中央委员会成立宗教事务办公室。90 年代初，宗教信徒中的优秀分子能否入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经全党多次讨论和研究，认为不能教条式地对待宗教和教徒，基督徒也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与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一起改造世界。卡斯特罗认为要求入党的基督徒应该首先是真诚的革命者，决心为根除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而斗争。基督教主张平等、博爱、人的尊严，这与共产党人的先进觉悟是一致的。“我们有一个党，惟一的一个党，惟一的一个干革命的党，必须使所有爱国者、革命者、所有希望人民进步的人和所有捍卫我们革命的正义思想的人入党。”［9］
当然，入党的信教者还应接受党的纲领、党的原则和社会主义观念。卡斯特罗为团结各阶层社会力量，扩大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决定修改党的宗教政策。90 年代古巴共产党撤除了宗教禁令，不再反对宗教信仰，但坚持政府为非宗教性机关，同时也规定了教堂不准自行出版书本、不准开学校等限制。1991 年10 月古共“四大”修改了党章，取消了党章中关于“有宗教信仰的革命者不能入党”的规定，首次允许符合条件的宗教人士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这些人入党后可以继续参加宗教活动，但不得影响党的工作，如果二者发生矛盾，必须首先考虑党的需要。允许信教者加入共产党，团结和调动了积极支持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爱国人士和革命者。卡斯特罗宣布宗教人士可以入党的政策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党的长期国策。1992 年起，卡斯特罗开始用“世俗的”而不是“无神论的”词语形容古巴国家。1992 年7 月，古巴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修改了1976 年宪法，新宪法规定: “国家承认、尊重和保障信仰和宗教的自由，同时也承认、尊重和保障每个公民有改变宗教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有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信仰自己所喜欢的宗教的自由。”［10］卡斯特罗根据古巴实际，适时修改宪法和党的宗教政策，允许宗教人士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不仅有助于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政府与宗教界的关系。卡斯特罗对宗教界真诚友善的态度和积极有效的宗教政策，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古巴与美抗争赢得了更多的国际声援和支持。
4这20世纪90年代，宗教外交扩展国家外交空间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之后，古巴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卡斯特罗通过宗教外交，加强了与国际宗教界的友好交流，树立了开明合作的国际形象，加深了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传统友谊。1998 年1 月，卡斯特罗盛情邀请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古巴，并精心安排了隆重的接待仪式，亲自与教皇公开会谈并恭敬地款待他。其目的是古巴希望改变与罗马教廷长久的隔阂关系，打破美国的封锁，改善古巴保守的国际形象。教皇也希望扩大天主教在古巴的影响，乘机宣扬人权，促使古巴向“自由和民主化”方向过渡。教皇的到访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对美国形成巨大的压力。哥伦比亚《时代报》评论说: “教皇的到访无疑是古巴外交的最大胜利，因为它大大改变了世界对古巴政府的看法”［11］。卡斯特罗借此进一步放宽古巴宗教政策，同意从国外引进50 多名外籍神甫，政府放宽传教进入媒体、举行露天弥撒和印发宗教材料等方面的限制。
1998 年12 月，古巴官方正式恢复了1969 年被废止的圣诞节，并允许节假日公开举行宗教活动。教皇发来电报感谢卡斯特罗恢复圣诞节为公休日。2005 年4 月，教皇去世。卡斯特罗向梵蒂冈发去唁电，并参加了哈瓦拉大教堂为教皇去世举行的弥撒。为加强与俄罗斯的传统友谊和合作关系，卡斯特罗决定在哈瓦拉建立俄罗斯东正教堂。2004 年，俄罗斯大主教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访问古巴时，建议在哈瓦拉兴建一座东正教教堂作为古巴与俄罗斯友谊的象征，并纪念几十年来在古巴逝世的苏联士兵。2008 年10 月19日，一座庄严华丽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在古巴首都哈瓦拉落成。卡斯特罗解释了在古巴兴建东正教教堂的原因: “东正教是一种精神力量。在俄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东正教起过重要作用。在德国纳粹发动背信弃义的进攻，卫国战争爆发时，斯大林曾求助东正教支持工人和农民，十月革命使工人和农民成为工厂和土地的主人”［12］。卡斯特罗赞扬这位俄罗斯大主教有很高的道德原则。卡斯特罗积极友善的宗教外交战略使古巴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总之，古巴政府与宗教教派都能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出发，共建因应时势、真诚合作的友好关系。卡斯特罗对宗教的理解也愈加深刻，其宗教思想逐渐成熟起来。
卡斯特罗的主要宗教观点
卡斯特罗的宗教观是在理性看待宗教问题和灵活有效地调整宗教政策的过程中形成的。他说，“在人类历史上，在世界各地首先看到的是普遍的信教”［13］。卡斯特罗站在民族国家、宗教现实、科学认识的高度处理古巴宗教问题，妥善解决了古巴政府与宗教的关系、古巴共产党与宗教的关系、古巴与国际宗教界的关系，充分发挥了宗教的正面作用，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卡斯特罗的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古巴化的重大成果，对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广泛的世界意义。其思想内容主要有:
基督教义的精神实质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有一致之处
卡斯特罗认为，耶稣基督教义的精神和实质同社会主义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奋斗。卡斯特罗在1985 年接待巴西多明戈会教士弗雷·贝托时说: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信任一个虚假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不会信任一个虚假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这样说，如果‘切’( ‘切’指代‘切·格瓦拉’——引者注)是一个天主教徒的话，如果他属于教会的话，他具备了一个圣徒的全部美德。”［14］卡斯特罗认为基督教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有人道主义的关怀。耶稣基督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献身于穷人和地位低下的人的解放和自由; 他嫉恶如仇，反对不公正，反对人类的压迫; 他严厉谴责富人、商人和伪善者，他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与社会主义者有许多相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不公正的剥削制度的批判，其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基督教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也含有乌托邦因素。基督教是奴隶的宗教，被压迫者和穷人的宗教。”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共同点多更多。“背叛了穷人，就背叛了基督。”［15］卡斯特罗说，资本主义早已失去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基督徒要认清资本主义的真面目，永刚地站在革命的一面。”与基督教历史上最好的事物相称的一种宗教理论或宗教立场会同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绝对的矛盾，这是理所当然的。［16］
卡斯特罗常提到古巴反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英雄人物哈士依( Hatuey) 。“菲德尔说，哈士依告诉他的古巴同胞，西班牙侵略者信奉基督神灵，‘如果天主教徒进入天堂，我不想去天堂。为了不和那些残暴邪恶的天主教徒在一起，我想去地狱，因为他们屠杀和奴役印第安人。’卡斯特罗遵从哈士依的教导，认为如果接受资本主义精神就能去天堂，他也不愿意这么做。”［17］事实上，卡斯特罗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基督教人道主义伦理相一致。在古巴，基督教精神和共产主义同时存在，但卡斯特罗志向在共产主义而不是宗教。卡斯特罗曾说: “从政治观上，我认为一个人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基督信徒，并且可以和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一起为改变世界而努力。两者最重要的都是真诚的革命者，都愿意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和为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而斗争。”［18］卡斯特罗找到了政治和宗教思想的完美结合，成为卡斯特罗宗教伦理的最高境界。
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在伦理道德规范上有许多相同之处
卡斯特罗在幼年接受宗教教育时，对宗教最感兴趣的方面就是它的哲学和伦理问题，并在后来逐渐形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和道德观。他认为，基督教提倡宽容、博爱、无私、奉献、谦虚、节制的精神，这与共产主义在人性和伦理道德上的态度是相同的，它们都反对腐败、贪婪、偷窃、淫乱和欺骗等邪恶行为。卡斯特罗曾对弗雷·贝托说: “如同教会提倡牺牲精神、节俭精神，我们恰恰也同样提倡革命者的义务是准备牺牲、生活节俭和谦虚。”［19］卡斯特罗认为上帝和马克思的使命都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只是上帝眼里没有阶层的差别。卡斯特罗说，当共产主义到来时将重申早期基督教的最人性和最道德的方面，基督和共产主义都追求节俭、谦卑、牺牲精神和爱周围的人。而卡斯特罗本人在道德规范上就很严谨。他敬仰耶稣，把他看做一位为人类的不公正和灾难而战斗的革命者。
当有人问切萨雷( 1962 ～ 1976 年出任古巴的天主教大使) 是否认为卡斯特罗是天主教徒时，切萨雷回答: “在思想意识上，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可能是一位基督徒，但从伦理上，他是! 卡斯特罗有时也将革命团结与基督之爱相提并论，都意味着博爱。他把自己对待工作、革命斗争和尊严的热爱比作宗教伦理”［20］。1988 年，纽约大主教奥康纳访问哈瓦拉时，与卡斯特罗会谈3 小时。他认为卡斯特罗如教徒一样有坚定的信仰: “除了卡斯特罗主席，我认为我从没遇到如此坚定相信自己所作的事情和相信自己的人。”［21］从伦理道德上找寻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相融之处，有利于团结民众共同为古巴革命奋斗，张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严，并有利于和谐党群关系，扩大党的社会基础。
清醒认识宗教政治作用的双面性，努力发挥其正面功能
卡斯特罗坚持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来分析古巴宗教的历史作用，认为宗教具有历史性和两面性，是随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演进的，共产党人应调动宗教信徒的革命积极性，发挥其正面作用。其观点具体如下:
1
宗教具有反动的一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批判宗教与封建特权相结合去欺压人民，“由于有了宗教裁判所，教会已成为专制政体的最牢固的工具”［22］。而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变成“笃信宗教的人”，利用宗教加强自己的地位。恩格斯在1892 年指出: “资产阶级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23］卡斯特罗相信宗教具有反动性，“从历史上看，基督教从未谴责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奴役，也没有揭露对土著人的灭绝暴行。他宣称，毫无疑问，革命本来就有反宗教的精神———一种在法国革命里、让·雅克·卢梭的哲学中、法国百科全书派里、或者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发现的解放的精神”［24］。
2
应重视宗教的正面政治作用
从19 世纪末始，宗教逐渐退出政治生活的中心而成为文化的一支。随着世界科技进步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理性化的社会不断推进宗教的世俗化。人们现在更多地用客观、中立、理性的态度看待宗教，宗教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已引起关注。宗教与科学、神学与理性同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古巴，卡斯特罗曾把天主教看做富人的宗教，非洲教和新教与穷人有更多的联系。他反对宗教为了某个阶层的利益，也拒绝宗教为己之私利，但他相信宗教服务于人民是正确的。“卡斯特罗在执政之初，他断定宗教将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神圣部分。像秘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Jose Carlos Mariategui) 一样，他相信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斗争将促进宗教的变化，因此没有必要对宗教组织发动一场反圣战。”［25］因此，革命胜利初，卡斯特罗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3
共产党应团结宗教信徒为古巴和拉美的进步作贡献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在拉美“解放神学”运动推动下，卡斯特罗开始对宗教采取团结友好的姿态。“他更愿意劝说天主教徒们团结起来共同为公正而斗争。特别在今天的拉美，信仰不再只作为统治和压迫的工具”［26］。卡斯特罗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都是为了公正和人的自由而斗争，并欢迎宗教徒加入共产党。卡斯特罗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是教条主义者，不能固守传统的共产党的理论。古巴革命政权同宗教团体之间应建立战略性联盟，两者应在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为社会改革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卡斯特罗指出当马克思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时，基督徒也参加进去。他们也参加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无论如何，马克思和列宁都不排斥基督徒在推进社会革命上的历史使命。“菲德尔说，一个人能够是信教者，也是革命者。”［27］卡斯特罗认为，宗教信徒能够团结起来加入革命斗争或建设之中，随着社会物质经济条件的变化，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发展将日渐式微。
重新审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
传统的拉美天主教一直是为富人和权贵势力服务的工具。宗教的确有愚昧和麻醉人民的方面，但宗教也有唤醒人民抗争的积极作用。1843 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8］但拉美的古巴革命、庇隆主义等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促进了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融合。两者都追求解放，反对奴役和压迫; 崇尚博爱和普世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贪婪和自私; 都寄希望于有一个公正、友爱、和平、自由的理想王国，等等。
20 世纪70 年代在拉美天主教徒中出现了基督原始教义的复归，他们开始倾向于为穷人服务，抨击资本主义和社会不公等。20 世纪70 年代后，随着宗教在拉美的积极作用日渐明显，宗教是否“人民的鸦片”的问题凸显。卡斯特罗组织古巴民众讨论和重新认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1985 年5 月，卡斯特罗在回答贝托就这一论断的提问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的意见是，从政治观点来说，宗教既不是鸦片，也不是灵丹妙药。它可以成为鸦片，也可以成为灵丹妙药，这要看在怎样的程度上用它来保卫压迫者和剥削者，还是保卫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 取决于对影响人类的政治、社会和物质问题采取何种处理办法”［29］。卡斯特罗对宗教问题的独特见解得益于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实践，也是卡斯特罗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与古巴实际和拉美现实相结合的成果。从大体上看， 20 世纪70 年代后的拉美，宗教不但没有成为麻痹人民的鸦片，反而成为追求理想王国的人们团结战斗的旗帜，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当前，基督教会对拉美社会主义运动非常支持，与拉美左翼联合紧密，双方相处非常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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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11 年第10 期( 总第196 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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