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婚姻，江冬秀真向胡适挥舞过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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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婚姻，江冬秀真向胡适挥舞过菜刀？
原创 2016-08-18 闫红 闫红和陈思呈
昨天在“腾讯大家”上看到颜纯钩先生的新作，《不能随便给一段婚外情下结论》，提到了胡适先生的婚外情，说：“很多史家都写过这件事。他与曹诚英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曹为他怀孕并堕胎的地步了。胡适老婆厉害，据说以杀死儿子为威胁，而胡适又大概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因此婚没有离成，而婚外情后来也不了了之。”
曹诚英与胡适
的确如他所言，胡适的这段婚外情非常著名，然而曹诚英为胡适怀孕并堕胎，并无确定的信息源，只是沈卫威在《无地自由——胡适传》里说，胡适大哥的外孙程法德写信告诉他，他父亲曾说：“1923年春，胡适去杭州烟霞洞养病（肺病），曹诚英随侍在侧，发生关系。胡适当时想同冬秀离异后同她结婚，因冬秀以母子同亡威胁而作罢。结果诚英堕胎后由胡适保送到美国留学，一场风波平息。（堕胎一事胡适仅告诉家父一人）。 ”
这段话错谬颇多，首先胡适入住烟霞洞是夏天而非春天，其次，养的也不是肺病。按照信中说法，胡适这厢离婚不成，那厢曹诚英就堕了胎去美国，但曹诚英赴美，是在11年后，而且学费全部由曹诚英的哥哥承担。
第二个错误是“胡适老婆以杀死儿子为威胁”，这个梗流传极广，学者提到胡适婚姻时多会提及，鸡汤派也来凑热闹，得出保卫婚姻有时也要动用一些暴力结论，但是，这个事例也很可疑。
几年前，我写一本关于胡适情事的书，写到此事，照例要查一下出处，却发现，所有的胡适传记皆阙如，只有江勇振的《太阳·星星·月亮》一书后面注明：出自石原皋《闲话胡适》，39页。
我在石原皋的《闲话胡适》中逐字查找，书中只是说，江冬秀经常为曹诚英跟胡适大吵，有一次，她拿起裁纸刀朝胡适脸上掷去，幸未掷中，石原皋把他们拉开。
江冬秀与胡适
石原皋是亲眼所见，应该很可信，只不过，裁纸刀这玩意，刀锋大多不十分锋利，有金属的没错，更多的是塑料的，杀伤力跟菜刀没法比。两口子生气，情急之下，拿裁纸刀去扔对方，也是多见之事，《围城》里，孙柔嘉搞毛了就拿梳子掷过方鸿渐的头。
一路追究，终于发现，菜刀这话，其实是徽州诗人汪静之说的，他在《六美缘》里写道：“他们（胡适与曹诚英）在烟霞洞里住了二三月，又在杭州上海二地往返住了二三月。适之师回北京向冬秀提出离婚。冬秀到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来说：‘两个儿子是我生的，杀了儿子再和你离婚！’结果离婚不成。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每年适之师南下在杭州或上海或南京与佩声相会二次。”
汪静之描述的比石原皋生动很多，可他是从哪儿听说的？他可没像石原皋那样，说明是自己亲眼所见。
胡适在情感之事上城府极深，写个情诗也是前跋后注的，想要掩人耳目，瞒天过海，跟好友徐志摩都不把话说敞亮，不大可能跟这个神神叨叨的小同乡说这个；江冬秀一直住在北京，跟主要活动在南方的汪静之没什么交集。要么就是曹诚英？或者其他老乡？这个倒有可能，但他既没有说得确定，就只能存疑，万一他就是根据石原皋的说法，以讹传讹呢？汪静之这个人，是有满嘴跑火车的先例的。
郁达夫与王映霞
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和戴笠之间的那段绯闻，就是他抛售的，他说，王映霞为戴笠堕过胎。这个秘密只有他知道。
汪静之是这样发现王映霞的秘密的。
那时，台儿庄战役刚结束，郁达夫参加了慰问团，上前线去了。某日，王映霞来找汪静之，说她怀孕了，医生要她丈夫一起来，才能给她打胎，她没有办法，只好请汪静之冒充一下，汪静之陪她去了，这事儿算是结束了。
过了一阵子，汪静之去王映霞家，发现王映霞没回来，第二天他又去，王映霞很兴奋地跟他说，昨天去戴笠家了，戴笠家多么豪华漂亮。她眼睛里流露出艳羡的光彩。
就这么两个细节，汪静之就认为他洞察了王映霞堕胎的秘密。几十年后，他写了篇文章，说：为了不愿我的老朋友、"五四"文坛的一位杰出作家郁达夫所遭受的莫大的耻辱悲惨的命运，永远沉冤不白，今天我下决心，一气写完这个秘密。
哎，您这是不愿意人家遭受“耻辱悲惨”的命运呢？还是生怕人家没有“耻辱悲惨的命运”呢，要是郁达夫活着，您还能陪人家捉个奸啊什么的，这所有的当事人都已作古，你抖落这些事儿，除了让人脸上没光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另外，那俩细节也没法认定王映霞打掉的那个孩子就是戴笠的啊？汪静之既没有捉奸在床，也没有看到DNA报告，王映霞的说法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这种事儿，有时连当事人都说不清楚，他汪静之倒弄得门清？
戴笠
当然，就算汪静之曾经信口开河，也不能证明汪静之每一次都信口开河，我之所以不认为胡适会向江冬秀提出离婚，还是因为，看胡适江冬秀和曹诚英的这段三人行，胡适并没有打算除旧迎新的迹象。
1923年4月，处于各种风波中的胡适，带着侄子南下，来到杭州，与他同游的，除了好友陈衡哲、任叔永等，还有在此地读书的一些亲戚与乡亲，比如曹诚英夫妇、汪静之等等。
曹诚英名义上算是胡适的表妹，胡适同父异母的二哥娶了她同父异母的二姐，同父异母的三哥娶了她同父异母的三姐，这种亲密的非血缘关系无以名之，姑且互称为表兄妹，胡适结婚时，就是请的这位小表妹做伴娘。
都说胡适在自己的婚礼上爱上了曹诚英，有位郭宛先生这样描述：“结婚这一天，在胡适眼中，光彩照人的不是年已二十八岁的大龄姑娘江冬秀，而是这位风姿绰约的小伴娘。当时，曹佩声正像一朵刚刚冲出苞蕾的鲜花，带着几分娇羞，更有几分妖媚，他多么想这位伴娘和江冬秀的位置互换一下啊。”
郭先生，您又不是胡适肚子里的蛔虫转世，咋就知道这一堆花花肠子呢？胡适当时的信件和日记里都没有提曹诚英一个字，他写给好友韦莲司的信里，全是新婚燕尔之时的兴奋。说他和江冬秀处得相当快乐，并准备在1924年，胡适可以休假的那一年，一道去美国游玩。这是1917年，开始憧憬起六七年后的事，是因为，眼下的时光已经快乐得让他们不知所以，赶紧连未来的时光一块儿算计上。这比许以来生稍稍现实些，是“愿意生生世世为夫妻”的另一种表达。
但曹诚英无疑给胡适留下了印象。几年后，胡适和曹诚英已经在恋爱了，他写了一首咏梅的《怨歌》，汪静之一眼就看出这首诗，是为曹诚英而写，因为曹诚英娘家有个梅竹亭，曹诚英少年时自命梅竹亭主。这首诗的前四句是这样的：
那一年我回到山中
无意中寻着了一株梅树
可惜我不能久住山中
匆匆见了，便匆匆地走
“寻着了”三个字，足见曹诚英给胡适留下了印象，这印象未必是在婚礼上，胡适婚后又在家中住了一段时间，跟亲戚间必有来往，曹诚英给他留下印象也是必然的事。
之后曹诚英经常给胡适写信，她去的信多，胡适回复得少，那几年，胡适风头正健，实在也没有功夫敷衍这位小表妹，直到七年之后，胡适带着疲惫的身躯来到杭州时，曹诚英才再一次郑重地进入他的视野。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当着曹诚英的丈夫胡冠英等人的面，胡适与曹诚英情愫暗生，身边的人却丝毫没有看出来，不久胡冠英去天津求学，就是住在胡适的家中，江冬秀招待了这个小乡亲。
不能怪胡冠英迟钝，江冬秀对胡适和曹诚英的来往，最初也是极力赞成的。7月份，在杭州和上海之间几番往来之后，胡适决定在杭州烟霞洞过夏，江冬秀听说曹诚英将搬去与他们同住时非常高兴，写信给胡适说：“佩声（曹诚英字佩声）照应你们，我很放心，不过她的身体不很好，常到炉子边去做菜，怕她身体受不了，我听了很不安，请你们另外请一个出自吧，免得大家劳苦”，可见，在最初，大家都设定曹诚英是去照顾胡适的，在中国乡村社会，亲戚间天然有互助的义务，曹诚英去给胡适帮个忙，简直是天经地义。
但也很难说胡适与曹诚英当时就是存心欺骗自己的伴侣，起码胡适这方面未必，他处理感情，向来有一种美国式的潇洒，情动归情动，未必要怎么样，对于韦莲司和陈衡哲都是这样，最初，他大概也以为，和这个仰慕他的小表妹，玩一玩暧昧的游戏就可以收手。
然而，世间事，有天时地利人和之说，胡适与曹诚英，样样都赶上，当时，胡适人到准中年，奋斗了那么多年，也想给自己绷得太紧的弦放个假；烟霞洞风光甚好，在这里，不谈个恋爱都说不过去，最重要的还是人和，大叔与萝莉，文坛领袖与爱慕他的女文青，在那种封闭式的相守里，怎么可能不从风花雪月谈到诗词歌赋？何况，胡适原本就不是个禁欲系老干部，他非常享受那段时光。
查胡适那段日子的日记，常见曹诚英的身影：
九月十四日：同佩声到山上#亭内闲坐。我讲莫泊三小说《遗产》给她听。上午下午都在此。
九月十九日：夜间月色不好，我和佩声下棋；
九月二十一日：早晨与娟（曹诚英乳名）同看《续侠隐记》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遇丽人”一段故事，我说这个故事也可以演为一首记事诗。后来娟遂催促我把这诗写成。我也觉得可从散文译成诗，是一种有用的练习，遂写成《米桑》一篇，凡九节，每节四行，有韵……
只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烟霞洞三个月，终于到了别离的时候，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我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这神仙生活，最快活的日子，自然因曹诚英而起，他舍不得她。但要说他打定主意要和曹诚英在一起，怎会有这般凄凉语气？按照他的性格，按照一般规律，他应该对那个在北京的女人又害怕又愧疚才对，而不是提前怀念——我们知道，难舍，往往是已经准备舍去，怀念，往往是已经准备放弃。从各种迹象看，和曹诚英在烟霞洞的这段日子，都被他当成生命中的一段，而不是一个故事的序曲。
如果他想和她在一起，并不难做到。来杭州之前，胡适认真地考虑未来打算，说有朋友为他筹划三策：一是移家南方，专事著作，为上策。 中策则是北回后，住北京郊区的西山，专事著作。还有下策：回北大，加入漩涡。
他选择的是中策。
这中策，不但是他的选择，也是江冬秀的选择，烟霞洞三月，他其实也和江冬秀通信频繁，江冬秀极力赞成他去西山过夏，还列了一堆规划，叫谁去做饭，叫谁去干杂活。胡适还在南方，江冬秀就叫人去帮他收拾屋子。这是她的义务，也是她的权利，她是他的妻子，唯有她，才能影响他的人生规划，参与到他的生命里去。
胡适是十一月三十号从上海回北京的，回去不久就搬到了西山。在西山上，他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情诗：“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但更多的时候，他在译书、写序，每天都在工作，看不出一点儿在打离婚大战的痕迹。十二月三十号的日记里，更是特地记道：今天为我和冬秀结婚的第六个周年。
能记得结婚纪念日的男人，搁现在都不是很多了。一周之后，胡适去天津，不过五天的行程，他还给江冬秀写了一封信，我没查到那封信，但我相信，那肯定是一封表达夫妻间善意的信。
值得一提的是，那趟天津之行，他还去看望了胡冠英，在这之前之后，他们都频繁通信。寒假期间，胡冠英到胡适家中来过，甚至有可能小住，假如胡适这时已经跟江冬秀提出离婚，还闹得不可开交，我不相信，他有勇气让胡冠英到他家来。
各种迹象显示，和曹诚英的这段恋情，在胡适的人生里，更像一道深藏地下的暗流，而不是天崩地裂的雷暴。它更多地体现为几句语焉不详的诗，或是突然暗淡下来的心情，他说过，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它只是人生里的一件事。
但是得知实情的江冬秀却很受伤。
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看到江冬秀是如何得知这件事的，有人说是徐志摩说的，也有人说是家乡人去告诉她的，皆查无实据。我只知道一向相处和睦的胡适和江冬秀在那一年频频起争执，他们能一下子喝下二十多碗酒（！）。还豪赌，江冬秀说自己是不得已的应酬，一口气能输三十多块，那会儿一位中学老师的月薪才六块钱，胡适他们家租的有二十多个房间的“豪宅”月租也不过七八十块。
但以治病为由跑到上海的胡适据说赌得更大，江冬秀给他的信里，一边没完没了地叫穷，一边说，听说他在那里，动辄就输一两千，有人拿大把的钱给他花，江冬秀要求他寄钱回家。
在这一年胡适是一个奇怪的男人，不像一个博学优雅的学者，更像是张爱玲小说里，满脸油汗，既瞧不起自己也瞧不起别人的市井之人。江冬秀对他不拿钱回家的指控也许是空穴来风，但是，的确，他滞留上海期间，不但醉生梦死，还与曹诚英鸳梦重温。
他还向北大提出辞职，想在南方定居，但这并不能作为他选择曹诚英的证据，就在他提出辞职之后，还曾写信邀江冬秀去上海，江冬秀拒绝了。
如果江冬秀是那个挥舞菜刀的女人，她应该是不会拒绝的，她得去看着他们啊。在同一封信里，她说，“这个他（当时男女皆写作他）在一起，这贼东西专门害人，为弄几个钱花花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做得出来。你，一名誉要紧，二老母儿子要养啊。”
不知道“老母儿子要养”什么意思，当时胡母已经去世，也许她指的是胡适儿子的老母也就是她自己。假如她是那个挥舞菜刀的女人，这会儿更应该追杀过去才对啊。
当然，她说曹诚英的那些话实在难听，而且前一天，她应该写了一封怨气更大的信，因为在此信开头，她说：“昨晚写一封信与你，我记不清说的什么了。望你不要生气，昨晚酒吃太多，今天害酒病了。”这封信如今无存，不看也罢。
草木皆兵的江冬秀，除了为曹诚英与胡适争吵，也为其他女人争吵。
翻胡适书信，1918年，也就是胡适新婚后回到北京不久，他给江冬秀的信中里大方地告诉她，他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看一位沈女士，谈了一个小时。但经曹诚英一事之后，江冬秀起了警惕之心，对于和胡适过从甚密的女性，无不设防。
陆小曼给胡适的信，都是用英文写的，且字故意写得很大，冒充男人的手笔。有时她想来看望胡适，也会事先问他江冬秀有没有意见。两人的保密工作算是做得不错的了，可是不知道是女性天性敏感呢，还是江冬秀单纯地反感徐志摩停妻再娶（其实徐志摩并不是为陆小曼离的婚，陆小曼倒是为徐志摩离的婚），她对胡适掺和他们的事儿极其反对。
也是，老胡确实太操心了，又是帮徐志摩转信，又帮他们到徐父面前求情，那么上赶着，作为他的伴侣，很难不狐疑他是借着别人的事儿，过自己的瘾，他可是有“前科”的！最要命的是，徐父和陆小曼家人勉强同意之后，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必须由梁启超证婚，第二，必须由胡适做媒。
所谓做媒，不是真的跑去做媒，而是旧式婚礼上必须有的一个角色，证明是“媒妁之言”，而非“私定终身”，通常由有身份的人担当。陆徐二人的婚礼在这年七夕举行，而胡适在这之前要经莫斯科赴英参加中英庚款会议，完全不可能参加，他临走时，江冬秀又拿这事儿做文章，与其说是为了阻止他“做媒”，不如说是表达历来的积怨。
她先是对叶公超等人开起了火：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宛然是贾府里焦大的口气。
这时，胡适从楼梯上下来，对江冬秀说：“你又在乱说了。”江冬秀回敬他：“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这话太过了，但胡适面不改色，用别的话岔开了。
胡适7月17号离开北京，7月26日，他走了一半的路，还有三天就要到莫斯科，在亚欧之间的旷野上穿行，胸怀变得浩荡，往事出离现实的迷雾，历历可数，条理分明。胡适在火车上给江冬秀写了一封信，他说，今早睡不着觉，想到我们临分别那几天的情形，我忍了十天，不曾对你说；现在想想，放在心中倒不好，还是爽快说了，就忘记了。
这个态度多好啊，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自己倒是在沉默中爆发了，让朱安在沉默中灭亡了。鲁迅跟朱安几乎一字也无，他母亲都纳闷，说这俩人也不吵也不打，怎么就好不起来呢？鲁迅对朱安的不满，都说给别人听，导致的后果是，他很有些亲戚朋友，说到朱安，能爆两句料。
胡适则选择沟通，对自己，对江冬秀，这都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就像长了个疮疖，他愿意挖去，而不是任由它长成一个毒瘤。
接着，他说，你自己也许不知道我临走那时候的难过，为了我替志摩、小曼做媒的事，你已经吵了几回了，你为什么到了我临走的下半天还要教训我，还要当了慰慈、孟禄的面给我不好过？你当了他们面前说，我要做这个煤，我到结婚的台上，你拖都要把我拖下来……我是知道你脾气的，我是打定主意这回在家决不同你吵的。但我这回出远门，要走几万里，当天就要走了，你不能忍一忍吗？为什么一定叫我临出国还要带着这样不好过的影象走呢？
这一段话确实是责备，可是，有过吵架经验的女人都知道，最怕的老公不吵，他不吵，说明他不在乎了，他厌烦你到顶了，他跟你吵，说出他的委屈，越委屈，越说明你的态度，能对他产生影响，你在他心头是有分量的，这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的。
把心里话说出来之后，胡适话锋一转，说，我不愿把这件事长记在心里，所以现在对你说开了，就算完了。你不怪我说这话吗？你知道我个人最难过的是把不高兴的事放在心里。现在说了，就没有事了。
估计江冬秀看到这里，也该气顺了，但实质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在信写到这里，已经可以推心置腹，胡适又循循善诱地说，志摩他们的事，你不要过问，随他们怎么办，与我家里有什么相干？有些事，你很明白；有些事，你决不会明白。许多旁人的话都不是真相。少年男女的事，你无论怎样都不会完全谅解。这些事，你最好不管。你赞成我的话吗？
江冬秀哪里是要管徐志摩的事，她是怕这事儿影响了胡适的婚姻态度，既然他说“与我家里有什么相干”，她等于得到了一个承诺。像她这样的聪明人，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在信末，胡适再次重申：我不是怪你。我只要你明白我那天心里的情形，就够了。我若放在心里不说，总不免有点怪你的意思。所以我想想，还是对你说了吧。
火车铿锵向前，胡适思绪漫漫，第二天，也是27日，他又给江冬秀写了信，三天后，他们抵达莫斯科，他不但给江冬秀写信，还寄了花。江冬秀回信中说：“谢谢你的花，这花有点像做酒曲的，花颜色狠好”。唉，胡夫人啊，你那意思我明白，形容那花的颜色酽浓，但是，咱能不能换个好看点的词儿呢？
胡适可能还在信里问江冬秀要什么，江冬秀说：“我自己想要一只手表，一个皮包，但也不一定要买，因为你的钱也不宽裕”。嗯，跟现在女人稀罕的舶来品也差不多。
这年12月31日，胡适在信里提到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江冬秀收到信后感触多多，回信说：“我看了你的信，你知道我今晚心里怎么样？你不说起，我倒把30日的纪念全忘记了。我知道你30日那天一定想着新婚别离的滋味，但是离十年的结婚纪念日不远了，我想今年你在京，我们好好的请点朋友来吃酒饭，热闹热闹。我们亲蜜一下，回复十年前的兴味，你可赞成吗？一笑”
为方便阅读，江冬秀信中太过明显的错别字，本书引用时都随手改过，但“亲蜜”这个词，我原是随手改过了，又刻意改回来了，这一年江冬秀36岁，胡适35岁，在那个时代，也算一大把年纪了，难得江冬秀还有这份兴致，而这份兴致，是胡适给她的。说胡适与江冬秀只有亲情而无爱情，那得指鹿为马到什么程度啊。
胡适一路书信不断，江冬秀回复的，多半是家中账目往来，谁来取钱了，谁来送钱了，谁来借钱了，真像小红报给王熙凤的那一大篇账目。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沙里淘金般寻出一些多情词句，比如，当胡适坐长途火车而不便发信时，江冬秀说：“我这一次不愿意火车。”（按，要是改成“我恨火车”就更抒情了）；又比如：2月28号的信上，江冬秀说：“望你多多保重身体，就是顶爱我的一件事了”“杜儿见你的信，他叫祖望读把他听，他又哭了，我也哭了，一笑”……
小别胜新婚，久别则有两种情况，根基不牢的，是在距离中淡忘，根基深厚的，滤去不快乐的记忆，重新焕发出生机，胡适与江冬秀的感情，当属后者。那么，江冬秀和胡适的婚姻，是怎样扎下这根基的呢？同样是村妇配文豪，江冬秀为何没有成为一个弃妇，反而始终被夫君看重呢？下一篇，就讲“江冬秀的正室范儿是怎样炼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