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这一代优秀华人的缺陷——如何才能更好地引导我们的下一代？

这一代优秀华人的缺陷——如何才能更好地引导我们的下一代？
2016-08-07 王健博士


此文为王健博士专著的后序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很多人依然还有小时候挨过饿的记忆。我从小家里条件一般，在70年代初，生活基本的物质还很匮乏，小时候偶尔挨饿，现在还能依稀记得饥饿的感觉。80年代之后，条件越来越好，上大学，出国留学，直到在美国发展。可以说，我们这些60后、70后很多都经历了一个反差和变化巨大的时代。

      我生于四川，三岁到天津塘沽，在塘沽生活到17岁。1986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物理系，1990年本科毕业。因为1989年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无法出国留学，所以又在复旦读了研究生。1993年，经过层层选拔和德国教授的最终面试，我幸运地以全国第二的名次获得了德国大众基金会在中国设立的一个物理学奖学金，并于1994年5月离开上海，到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读实验物理学博士。只花了三年不到的时间，1997年，我拿到了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的物理博士学位。1997年秋我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我本科是物理和光学专业，研究生是激光和非线性光学，博士生阶段在德国是从事半导体物理和器件的研究，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是从事纳米技术和纳米光学。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大概归纳为，前面25年在中国，中间三年在德国，最近20年在美国。

      1980到1983年，我正值读初中的年纪，那时候，我们对北大、清华、复旦的概念都是很淡泊的。后来，我从普通中学到了重点中学，又在重点中学里成绩越来越好，于是开始考虑考最好的大学，直到有幸考进复旦。 我们那个年代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物理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专业。我所在的1986级的复旦物理系是真正的“群星荟萃”。我的同学里有全国物理竞赛的第一名，以及前30名里的几位，有上海市计算机竞赛的第一名，有当年的上海市理科高考状元，以及好几个其他省市和地区的高考理科状元。在国内一流的大学里，又是非常强的物理系，说实话，跟这些全中国最优秀的同学比，当年的我真是不值一提。记得进校后第一次数学考试，我的成绩非常糟糕，自信心很受打击，经历了整整两年才慢慢重新建立起自信。大学四年间，我的很多同学，不少是全国物理竞赛的优胜者，却在一两年以后就开始不再喜欢物理，甚至转系的也不在少数。在那个年代，乃至今日，中国的选拔方式非常单一，就是通过高考以及理科竞赛，其他的都无足轻重。到了复旦，我才真正地感觉自己是站在山脚下，也才知道这个世界原来还有这么多高山。

      我自己的本科成绩一般，到了研究生阶段，我做科研的能力开始突显出来。我在复旦读研究生时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世界物理学界最有名的杂志上，在1992年之前，还没有国内的科研工作能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曾有复旦的教师到国外进修，并和国外的合作者一起发表过，但是当时复旦还没有完全靠国内的科研结果发表的。当时我作为一个硕士研究生并且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这篇文章，在复旦非常轰动，校长还颁给我特别奖励，甚至当时在国内物理学界也有所轰动。做科研和读书考试有很多的不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研究没有一个诸如120分钟的时间限制，一个问题你用了120分钟没有解决没关系，因为可以用一个星期去想，用一个月去做。但是，考试是在120分钟内比出谁能做得最好。另外，做研究很多时候涉及到的不仅是思考和动手能力，还会涉及到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以及怎样和大家探讨合作去解决问题的能力。跟导师或合作者打交道的能力很多时候和平时考试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从复旦到德国，又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经历。留德的中国学生，除了少部分的公派，大部分都是自费去德国留学，特别是去大学读本科的。德国没有美国的硕士（master）学位，只有diploma，也就是六年的大学毕业证书。如果继续深造，接下来就是做博士研究生，拿到博士学位。在德国，我碰到了一大批在那边辛苦挣扎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大部分留学生在国内原先学的是英文，到德国读本科却必须通过德语入学考试，用德语上课和考试，而德语比英语要难学。有人说，如果英语十年可以学得好，德语需要学三十年。所以在德国，我看到了很多同龄的留学生在挣扎。德国的本科教育不需要付学费，但是虽然没有学费上的压力，他们仍要通过暑期或者平时打工来挣生活费。因此很多学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在学业上很难读出成绩。当年中国最顶尖的学生都去美国了，相比，德国留学生并不是那么拔尖。在德国我听到了太多这样辛酸的故事：混了五六年，实际上却只是打工，没有真正得学到太多的东西，也没有办法用在德国学到的技能去找工作。德国本身又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到1997年我要离开德国的时候，大批的德国留学生都只能选择移民加拿大。

     到了美国普林斯顿，我在电子电机工程系(EE)做博士后，又碰到了一批从清华、北大、复旦、科大来的年轻人。每个年代的人所经历的东西和得到的感受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最近这二十年里，中国的收入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小的时候，父母的收入可能只有国外收入的几十分之一。记得94年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往国内打电话一分钟是3.5马克（当时1.5马克是一美元）。当年我父亲是高级工程师，他那时的收入一个月也就是几百人民币的水平。而当时，我在德国一个月已大概能够拿到近两千马克的奖学金。九十年代到美国作为助教（RA、TA）读研究生的留学生，一个月也有近两千美金的奖学金。最近这十年就又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过去十年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房地产和家庭资产的提高，新一代出来读书的孩子不少是买新车，上私立高中或大学，一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都要至少六、七万美金。

      我们华人的家庭非常注重教育，每天讨论的都是孩子的教育、成长。从小学开始，到初中，申请高中，读高中，申请大学，进入大学以后担心孩子将来的工作，进入工作岗位之后又关心他们接下去的职业发展……

      我们这一代人对成功是怎么理解的呢？首当其冲是金钱上的成功：我们想让孩子上名校，找一份好工作，能够出人头地。实际上最根本的想法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过上比我们更好的日子，是在用金钱来定义成功。一年前，有一个家长联系我，说他的女儿非常优秀，正在一个公立的图书馆里办个人的画展，希望我去看看。这个孩子的画的确画得非常好，特别是人物绘画。她那时马上要申请大学，她家长希望我跟她好好谈一谈，所以我又开车去了她家。女孩子是我们口中的abc，中文说得不好，所以我们用英文交谈。她问我怎么来选择将来申请的专业，我问她喜欢学什么，要申请什么学校。她说她自己也不清楚，但是她妈妈希望她读医。我有点吃惊，她画得这么好，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艺术上，我问她是不是真的喜欢绘画，喜欢艺术。她回答说，她可以在画室里画上一天都不觉得枯燥。于是，我跟她讨论了学习成绩和课外活动等各个方面，我告诉她能够考得上RISD，RISD是罗德岛设计学院，相当于美国艺术界的哈佛。她说她也清楚自己应该能够考上RISD，但是父母强烈反对她考RISD，因为他们认为去了RISD将来挣不到钱，觉得学艺术很难找到一份收入很高的工作。她说她妈妈希望她去学医，但是她并不是很清楚自己是不是喜欢学医，也不知道拿着手术刀能否在医院里待上一天，因为她说自己并不喜欢在实验室里做生物实验。后来我告诉她，学艺术也可以找一份高薪工作，比如平面设计或产品设计，RISD就有很多学生没有毕业就拿到了Apple、Google这种高技术公司的offer，所以学艺术她即可以做她喜欢的事情，同时也可以挣到100K以上的年薪。她当时听了，眼睛都亮了起来。

      1930年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各种人为和自然灾害，各种动荡年代，直到1976年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所以我们父辈乃至我们这一代人的基因里是有深层次的、有深入到基因层次上的对贫穷、对动乱、对动荡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今天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理念，我们对成功的理解，包括对我们自己甚至对下一代的理解，我认为和存在于基因里的那种对贫困、对不安全的恐惧是直接相关的。相比较，我们的美国同事，跟我们年龄相仿的40岁到60岁的人，虽然他们的父辈经历了二战、韩战，他们也许经历了越战和海湾伊拉克战争，但是这些战争并不发生在美国本土上。所以，美国人在两三代之前就已经摆脱了对贫困、饥饿、动荡的恐惧。这种不安全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对生活的理解，对成功的理解和对教育的理解。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我们这代人对教育的理解是什么呢？我们很在意考试成绩，因为我们有高考和科举的“后遗症”，我们认为只有进了名校才算是教育的成功，同时认为考进了好大学后教育就完成了。我们认为，直接跟高收入挂钩的专业才是实用的。所以，数理化、计算机、工科、金融、医生，都是我们最爱的专业。我们非常关注知识、关注名次、关注考试、关注奖项、关注竞争，而我们忽略的是什么呢？我们忽略的是表达和交流，忽略了深层次的思辨，忽略了很多人文的东西。

      因为工作原因，我接触到不少很优秀的孩子，我暑假也会带他们去做义工，去做演讲交流。我发现，虽然每个孩子的特点都不一样，但是统计上有一个趋势和倾向，华人孩子包括特别优秀的孩子，他们GPA非常高，几百人里是第一第二名，SAT是满分，拿到各种比赛的奖项，AP课10门以上，但是，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基本并且很共同的问题，就是当我第一次走进他们的家里，或者第一次走进图书馆、走进星巴克和他们见面的时候，这些优秀的孩子大部分都不能用眼睛直视我来跟我交流，很多都在回避我的眼神。这让我感觉到，虽然是在美国，但我们的中式教育还是欠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家长更关注的是一些我认为叫做硬件的因素。大部分家长跟我讨论孩子的大学申请时，都无意识地在说孩子的GPA是多少，SAT是多少，这是受高考制度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更注重的是考试分数高不高，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忽视了人文方面的教育，忽视了表达、交流、思辨，忽视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实际上，教育最重要是vision，是视野。我觉得美国的教育在这点上做得非常好，他们关注的是怎样培养一个人，关注的是怎样让孩子有更高更广阔的视野。

      其次，教育关注的是怎样思考、思辨，思考的方法的教育是美式教育的核心。他们对思辨的培养，并不是数理化的逻辑思考，而是通过学习人文，通过通读历史，通过写论文（essay），通过辩论，来教孩子怎样去读书，怎样去看待历史，来培养孩子思考的方法、看问题的角度、看世界的视野。再次，才是注重知识（knowledge）。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我有时会去给国内来美国高中读书的孩子开家长会。第一年到美国来上学的孩子学得最不好的课程是什么呢？除英文以外，最难学好的课程就是历史。美国老师说，在教历史的时候，发现中国的孩子在书上不断地在画重点。画的是什么呢？是年代和人物。老师很不解，我只能解释说，因为我们国内就是这么考历史的。我们的历史考试的题目都是填空，在哪个年代发生了哪件事情，而美国的老师说这些大部分是不需要记忆的，因为很多东西可以谷歌搜索。但是，学生应该知道的是一个历史事件对我们今天的影响，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历史事件，它当时的社会影响是什么，各种历史事件是如何关联的。而这些问题反倒是我们国内来的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因为很多问题没有简单的对与错，比如辛亥革命如果没有发生中国到底会是怎样，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这正培养了一个孩子的分析、思辨和思考的能力和方法。所以，美式教育正是通过这些来引导孩子学会怎样思考，怎样分析以及怎样做研究。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完博士后之后，开始做高科技创业，公司从我一个员工一直发展到有几十个雇员的公司。我们公司当时雇了不少科大毕业的或者清华毕业然后到美国深造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在毕业后选择进入高科技公司里做技术工作。我们这一代人最欠缺的是什么呢？真的就是“说话”的能力。当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和麻省理工毕业的或者宾州州立毕业的工程师们一块开会，我经常发现，在争论一个技术或市场问题的时候，说不了两三句话，我们中国出身的工程师嗓门就开始高起来，逐渐吵得脸红脖子粗，会把本来一个简单的工作上的问题，转化为面红耳赤的争执。很多次，美国出身的工程师会后来问我，他们为什么这么激动？为什么不能够心平气和地就事论事？实际上，我非常能体会，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文化造成的。

      类似的问题实际上在我们这一代里体现得很多。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是当时南方一个地区的高考状元，大学毕业并且读了研究生后来到美国。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大学时围棋可以下盲棋，学什么都很快。但是到了美国后，换了很多工作都无法和老板相处好，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比老板聪明，老板怎么这么蠢，总是心里看不上他的老板，于是总和老板在处理问题上有冲突和争执，所以总是被解雇。后来就一直不顺，直到出现心理问题，结果最后想不通，就这么走了。

      我们华人的家庭教育里经常会忽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因为我们基因里面对贫困和不稳定的恐惧，造成我们过于关注安全感。我们很自然的把这种恐惧带到我们的教育情绪里，带到我们的教育文化里。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走一条安稳的路，希望他们能够挣大钱，希望出人头地，可以摆脱我们心里的这种恐惧。但是，我们经常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交流。有一次我带儿子去理发，理发师和我聊天说，一般家长带着这个年龄的十几岁的孩子来，她在一分钟内就能够知道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因为对于大部分的华人家庭，进来一分钟内，她就能够感觉到家长和孩子之间有一种紧张的情绪。teenager的孩子是有逆反的心理，我们的家庭教育里却忽视了心理健康。所以我们有很多很优秀的华裔孩子都会出现心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通过抑郁反映出来，甚至比较极端的会走绝路。

      我们的教育反映出来的另一个问题。从1979年到1989年，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帮助中国办了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培养项目叫做CUSPEA，是中美联合挑选和培养物理人才的十年计划。那十年，每年国内会通过考试方式挑选一百个最优秀的大学物理毕业生或者研究生，通过这个项目选送到美国继续深造。所以那十年送了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学物理的人到美国的顶尖学府。然而几十年过去了，这样一批当年国内最顶尖的学物理的学生，到了美国以后，真正坚持下来，还在美国做物理或物理类相关专业的教授或科学家的人屈指可数。与之类似的，中国基础数学非常强，有一大批高中时得到国际奥数奖牌的数学苗子。但是，多年之后，这些人能最终继续做数学研究或者在数学上做出成绩的人少得可怜。

       这些都深层地反映出我们的教育问题。我们孩子很多时候兴趣是逼出来的，是无奈的选择，而非真正的喜爱和热爱（Passion）。我们孩子兴趣的培养没有经过一个自然过滤的过程。前面讲到的，在我们的血液里头流着一种对饥饿、对贫穷、对不安定的恐惧，所以我们当年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导致了我们学物理的很多人当年从来没有比较过我们的选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蒙着眼睛走向了这条路。这样造成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到一定阶段，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学这么枯燥的物理或数学，在我们拥有了选择的权力和机会时，我们就会转行去经商，去做其他的工作。大部分人就很难走到最后，很难出真正的成果。相比，美国的孩子们从小有太多选择，实际上他们一直在面对阻碍，被告知不要去学物理，不要去学数学，那东西太难，太枯燥，没意思，你可以去读这个，可以去做那个。经过这个过滤过程，真正仍然喜欢数学，喜欢物理，喜欢这种逻辑性很强非常枯燥学科的人，还能不被诱惑走的人，那一定才是真正的热爱。而只有真正的热爱才能坚持，才能持久，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只有真正的passion，才能够真正的出色。我们发现，虽然美国的基础数学教育可能连心算都很差，但是他们最顶尖的人仍然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可以拿诺贝尔奖。

      如何避免把我们这一代（包括我们父母这一代）基因里对饥饿、对贫穷、对不安定的恐惧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如何在对下一代的教育里屏蔽掉这种恐惧与不自信，是我们面临的重要的教育问题和责任！只有这样，我们的下一代才敢于面对风险，才敢于take risk，才能够选择他们真正热爱的事情，才能一直坚持下去，才能做出世界一流的成绩和成功。

[ 本帖最后由 pp_dream 于 2016-8-12 01:09 编辑 ]

我们高中同学里有三位考上李教授的CUSPEA，但三人毕业后都没从事物理。
其实也不必非要从事物理，顶尖理论研究不需要很多人吧。

有没有做对冲基金的？

有，其中两人做。

数学，物理好的不少做对冲基金

冷战结束后，物理基础研究经费下了一个大台阶，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我周围当年读博出国的同学，这些年也认识了不少他们的孩子。发现一个有共性的问题是，他们虽然日常生活两种语言切换自如，但在最复杂的问题上，两代人语言不通。

呵呵，我女儿7岁离开上海，现在就吃喝拉撒之类的中文过关，跟她讲中文讲复杂了，她一脸茫然。所以只有靠我深化英文水平了

道理是懂的，可是在我们的考试制度里，不划重点，不写标准答案，不就等于自毁前程吗？

怎么办呢？

会不会是太过追求第一了？

中国人给我的印象是追求＂最＂，向我推荐人或物时会强调最好，最厉害，价值最高等。其他族群若比较习惯多元，追求个人幸福感，可能难以理解；会想：世界这么大，学校呀、老师呀、职业呀，哪能客观的打分排名？若真是这样可就糟了，各领域精英都是同一所大学出来的，太单调也太危险了。

其实，第一名有饭吃，最后一名通常也会有饭吃的。冒着被丢砖的风险讲出来，是因为作另类选择的少数人，也不容易啊！

看别人的娃和自己的娃角度不同，立场不同，别人的娃可以艺术为职业，自己的娃不行 首先当然得养活自己，总不能边啃老边画画吧

从我接触的老中包括我自己，倒没觉得大家追求最或第一，大家大都希望孩子将来能独立，能从事不错的职业并有发展，过上稳定的生活。

作者说到的对饥饿/贫穷/不安定的恐惧，这个我移民前真没有。我从小生活条件相对不错，对贫穷没概念 更不曾饿过，怎么可能饿呢？嘿嘿

我40岁移民，移民后一直有一种无法摆脱的不安定感 其实移民这些年我从事的职业（甚至连项目和同事）都没变过，但不安全感一直存在。起初是身份问题，身份一天不解决，那种不安一直存在；后来是习惯性的焦虑，尤其是对孩子未来的焦虑（孩子确实不怎么行 ）。

不知道你们能否体会我的那种不安和焦虑，但愿大家不曾有，因为很不好受，呵呵。其实我是很能吃苦的人，靠专业技术吃饭，在国内发展全靠自己没靠过任何人；但移民后，尤其是前几年身份搞不定时，那种焦虑和害怕以及心慌，确是我人生第一次。身份这种东西，不是以自身技术能力而决定的，而完全看移民局老爷的脸色啊！

[ 本帖最后由 pp_dream 于 2016-8-16 01:30 编辑 ]

那你的身份现在解决了没有？忧虑感是否减轻了一些？

看帖不仔细

其实你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父母的基因里有贫穷，饥饿，不安定的成分，我猜你的父母应该是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虽然没有贫穷，饥饿，但是上海到1986年还用粮票，豆制品票，也是物质稀缺。我记得肯德基在上海东方饭店开张，（5星级）觉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记得小时候知识分子还是被称做臭老九，还看过《春苗》，马尾辫的功能

我爸妈还好，贫穷没有过，两人家境都殷实，他们解放前在北京上的都是很不错的私立教会学校，我爸爸还是解放前的大学生，我妈是解放后上的大学。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的生活也都不错，因两人收入都高。

我爸妈最大的恐惧来自与对政治的恐惧，经历太多运动，我妈因出身不好以及太注重专业被整过，蛮惨，五七干校下放过，等等。他们的不安全感源于政治动荡，而不是贫穷。

每代人不一样，但我爸妈的经历确实对我有影响，当我换了护照后，我真的觉得放心，因为我不想回去，更不想我女儿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