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 为什么，以及如何刺杀希特勒？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d=0#wechat_redirect
王怡 | 为什么，以及如何刺杀希特勒？
原创 2016-07-19 王怡 王怡的麦克风
点击▲“王怡的麦克风”，即可订阅
摘录
有时我也极其渴望，找到更多刺杀希特勒的，神学上的理由。但多番思索，仍徒然而返。因为每次，上帝都不厌其烦地，把十字架上、那曾被杀的羔羊，指给我看。
这个春天来得慢。身边罹患癌症的人，也比往年更多。亲友家里有两位老人，一个93岁，一个71岁，相继离世。但在死亡面前，长寿并不能安慰人。死亡太显赫了，要么它将93年的意义连根拔起，要么它连一个婴孩的永恒都抢夺不走。孙隆基先生说，华人的传统是“从世俗中获得拯救，这使中国成为一个最形而下的民族”。但一生为人，总有几个时刻是形而上的，譬如亲人离去的刹那。
不久前，讲到在患难中盼望，在美善的事上信靠上帝的主权。也正好举到希特勒的例子。我设问，倘若阿道夫倒下你家门口，快饿死了。救或不救呢。我的回答是，第一，救他后的结局如何，我不知道，上帝知道。所以救他导致的历史结局由上帝负责，不由我负责；第二，审判的权柄在有司，也不在我；第三，救人性命永远是美善的事。因为生命有无价值，并不由人的作为来决定。
所以我会给他饮食，给他衣穿。补充一点，然后报警。
其实这和施陶芬贝格上校刺杀希特勒，出于一样的信念。在某个时刻，我只看他是一个垂危的人类，“希特勒”这个字所代表的人格内涵，不由我负责。而施陶芬贝格上校也只看他是一个种族灭绝的疯子，“元首”这个词所代表的政治内涵，也不由他负责。
回想20年前，读到刘先生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内心激荡，如旗在风中。就像第一次听说德国军人在二战中，曾策划过15次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一样。世俗生活，总是在罪孽中沉浸，难以归正。所以先知型的人物，许多时候看起来都像一个叛国者。第二种忠诚，就是对更高价值的效忠。我们只有假设世俗的目标和事物，也符合这一更高价值时，才持守对低一级事物的忠诚。如忠实于宪法，一定是因为那部宪法符合更高的法则。换言之，吾爱吾师，吾爱吾妻，吾爱吾国。但这些爱都不是绝对的。吾更爱真理，因为永不止息的爱，是从真理中来。不然，吾所爱的，都是自爱。凡吾所爱，都是爱自己，爱到了一个爱屋及乌的地步而已。
这是为什么，影片开头，德国军人的效忠誓言听起来那么令人恐惧与战栗。他们说，“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将无条件地效忠元首”。
无条件的更高价值，成为对有条件的效忠的背书。这就是偶像崇拜的意思。也是尼采所言“上帝死了”的企图。不是上帝不存在，而是上帝的主权被褫夺了，成为对人的作为的担保。但“上帝死了”，并不意味着欧洲的成年，而意味着那些低一级的事物，如国家、民族、宪法、政党、领袖，或者市场、民主、法治和现代化，汇聚成为各种新兴的世俗宗教。
施陶芬贝格上校的内心如何，已不可知。但好莱坞版本和2004年的德国版相比，在他与妻子的关系上，有迥异的处理。克鲁斯饰演施陶芬贝格，躺在非洲战场的血泊中，说，我若这样死了，留给我孩子的，除了耻辱还有什么呢。刺杀希特勒，可以救回更多的人，救回德国，甚至挽救欧洲的崩溃。这些美善的动机，都在紧张叙事的推动中被圣化了。影片中，他妻子也认同和顺服丈夫的决定。但在德国版中，妻子却是质疑的。上校说，我是为德国；妻子说，“不，你是为自己的名誉，而决意放弃我们”。
或许后者更真实。尽管导演在营造叙事悬念之外，用了一些细节，如大教堂的穹顶，透射下来几线阳光，来影射施陶芬贝格的内心起伏。甚至用了旧约中上帝答应亚伯拉罕，若所多玛城内有10个义人，就不毁灭这城的故事，来褒扬刺客的义举。又如上校临刑前的呼喊，德国版说，“神圣的德意志万岁”。言下之意，是希特勒背叛了德国。所以刺杀他是爱国行为，是对国家的第二种忠诚。好莱坞版却说，“上帝保佑德意志”。言下之意，是希特勒的德国背叛了永恒而普遍的价值。所以刺杀他是对国家的第N种忠诚。
第N种忠诚，就是被超越死亡、国家和所有低一级事物之上的价值，所校正了的忠诚。
美国电影的价值观，永远简单而清楚，不怕你说它幼稚。这是我稍微喜欢它们的原因。不过电影也对整个密谋者集团的复杂动机与野心，有适可而止的临摹。一切超验的正义感与世俗利益的混杂，推动着刺杀背后的“瓦尔基里”计划。所以邱吉尔在回忆录中，轻蔑地将这一幕发生在“狼穴”总部的刺杀与政变，称之为“狗咬狗”。
参与密谋的，其实还有一位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当时已被关押的朋霍费尔牧师。我再读了他在1944年7月20日（刺杀当天）前后的书信。
之前，朋霍费尔似乎已知道7月20日的计划。作为牧师，他介入密谋的动机和军人和政治家们又有不同。他说，耶稣以痛苦作为他与人类的接触点。耶稣拯救我们，不是靠他的全能，是单单在软弱和受难中与我们同在。这位上帝，以自己的软弱“征服了这个世界的强力和空间”。因此，朋霍费尔以上帝的苦弱，而非以上帝的主权，作为面对信仰与死亡的起点，也是他起身刺杀元首的动机。
7月21日，朋霍费尔得知刺杀失败的消息，写了一封信，提到自己读到的几句“尤其好”的经文：
《罗马书》的8章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
《诗篇》第20篇的第8节，“他们都屈身仆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
以及《诗篇》第23篇的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他的立场重在基督的受难，而非复活。重在基督的苦弱，而非大能，这是当时神学界的气氛。对战后灵性荒凉的欧洲学界，尤其是存在主义的流行，亦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存在主义式的，俯身向世的刺杀，高出好莱坞电影几个级别。但就基督教的正统信仰而言，仍嫌理由不充足。
因为这暗示着，人的决策，无须在每一秒钟都仰望上帝已成就的恩典与主权。天助自助者，这一人类古老的信条，激励着这一向着更高价值效忠的行为。
尽管如此，朋霍费尔的这封狱中直白，仍可谓最好的、对刺杀事件和这部电影的诠释：
“直到此刻，我继续地发现，只有通过完全彻底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才能学会信仰。我所说的世俗性，是指以自己的步伐去接受生活，连同一切责任与难题，成功与失败，种种经验与孤立无援，正是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我们才完全投入上帝的怀抱，参与了他在此世的受难，并在客西马尼园与基督一起警醒守望。这就是信仰，这就是归正。如果我们通过此世而参与了上帝的受难，成功怎么能使我们狂妄自大，失败又怎么能使我们迷失道路呢。……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自由，在磨练中，在行动中，在受难中。现在，我们死了，便看到了你，在上帝的脸上看到了你”。
至于我，有时我也极其渴望，找到更多刺杀希特勒的，神学上的理由。但多番思索，仍徒然而返。因为每次，上帝都不厌其烦地，把十字架上、那曾被杀的羔羊，指给我看。而C.S.路易斯，说过一句更惊人的话。有人从德国回来，见过阿道夫，朋友问，他长什么样？这人想想，回答：就像你我一样。路易斯推导说，这意味着，上帝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在天使眼里，他的相貌，也像希特勒一样。
所以，到底是谁在谁的脸上看见谁呢？生活中何时顺从，何时反抗，或许永远都是一个难题。但要紧的是，你我的忠诚，是第N种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