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日货，或者一个国家衰败的隐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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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或者一个国家衰败的隐秘逻辑
原创 2016-06-02 苏小和 苏小和商业评论
1919 年5月，中国民间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但日本国内的反应是轻蔑的，媒体上更是用一种讥讽的口气说：中国人已经离不开日本商品，所谓的抵制，不过是稻草上的火星，燃烧的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日本人大概认为，这次即将爆发的抵制运动和1905年大同小异，闹一闹就过去了，生意依然照旧。他们没有想到，1919年真是一个灾难之年，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不仅狂躁，而且持久。
五四运动时期抵制日货的传单和纪念章
11月，天津港曝出了“船津辰一郎事件”，几乎使得局面失控。卞荫昌这个人，在天津极尽煽动反日之能事，他以天津商会会长之名，组织各种形式的反日游行，让日本人大伤脑筋。显然，日本人意识到了卞荫昌的能量，日本驻天津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开始斡旋中国外交官、直隶省长、政府农商部长，试图通过政府施压，阻止卞荫昌当选天津商会会长，眼见着效果已经成型。在外交层面，船津辰一郎的行为越过了外交官的行事边界，直隶省议会出面反击，天津商会自然采取紧急措施，通电全国，言称日本人已经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这当然是最有煽动性的，也是看上去非常正确的口号。首先是北京政府出面干预，接着是在政府的鼓动下，民众被激怒，在短短几天时间，整个华北就掀起了反日高潮。北京的学生们走上街头，举着火把和石头，一路高呼、一路烧抢，他们直接杀不到日本人，就对使用日货的民众动手，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在这个时候变成了杀戮和破坏，而且这种破坏得到了政府和舆论的支持。
船津辰一郎
一种虚浮的抵制战火开始越过华北，朝着外省蔓延。学生们走在抵制运动的前沿，在写给日本福州领事馆领事的公开信中，学生们如此陈述：
“你们必须懂得，我们非常强大，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有大部分福州工商界人士参加了斗争，我们有足够的资金，确保我们的抵制能够进行下去。今天我们将侮辱你们天皇的肖像和国旗，我们憎恨你们，你们这些死皮赖脸、肮脏的日本狗。”
仔细辨析这些愤怒的文字，史学家能够发现当时的抵制大势。不仅仅是学生群情激奋，企业家也已经公开支持。虽然在生意层面，企业家采取了某种温和策略，毕竟生意第一，和气生财，但在针对学生抵制的问题上，企业家是毫不含糊、坚决支持的。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福州一批企业家也走上街头，散发了一批明显带有企业家思维的抵制传单。这是一种特别制作的传单，上面注明了中国已经被日本占领的土地，然后写上醒目的标语：“谁能目睹此景而不心碎欲裂？惟倾吾辈之全力，抵制日货，才能挽救吾民族之危亡。”
除了北京、福州，上海、长沙、武汉等城市也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1920年整整一年及 1921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都被一种巨大的民族抵制运动笼罩，1922年局势相对缓和了一些，但到1923年，大面积的抵制日货运动又燃烧起来了。这个时候，整个抵制运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或者市场问题，而是领土问题引发出来的政治问题、外交问题。日本人似乎并不愿意就此止步，他们在旅顺港口和大连港口进一步提出过分的要求，导致中日问题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主权问题。局势就是如此，日本人被抵制，中国政府被谩骂，年轻人无法平抑内心的怒火，上街寻找日本人或者日本人的代理人报仇。1923年5月，在湖北沙市，很多人在与日本人的对抗中身受重伤；6月，在湖南长沙，三个华人被日本人杀害，整个国家被抗日情绪极度烧灼，火焰在膨胀，烈火在熊熊燃烧。
企业家们很快意识到，无法改变抵制日货运动的态势，因此只有利用这种民族主义的亢奋局面，在乱中找到商机。之间的逻辑很清晰：日货遭遇抵制，国货就有市场，而且国货在这个时候拥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救国”性质。可以说，黄金时代一场大规模的发展和提高民族商品的运动也随机展开，这就是“爱国货”运动。企业家们很聪明也很狡黠地利用了民众积聚起来的仇日情绪，借机推广自己的产品。就连著名的张謇也加入了这种潮流之中。比如他就宣称：“吾辈之主务，乃为开创国人使用国货之风气，以此促进吾国工商业之发展。现阶段之情形，无疑于此十分有理，因国人爱国情绪十分高涨。”
到这个时候，关于抵制日货运动与经济发展、企业经营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相关的历史分析无疑是重要的，这里既有反思历史之效用，也具有当下的思想梳理价值。我们说过，直到今天为止，抵制日货运动或者说是抵制国外商品运动，一旦遇到某种外交事件，就会在中国大面积兴起。政府会暗中操作、推动，民众会狂躁卷入。所以，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和抵制日货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企业策略和商业模式，抵制运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进而，这种从抵制运动开始的新的经济格局和企业格局，对一个时代的民众观念到底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
第一个重大的影响发生在企业家层面。这就是大量的企业家把抵制日货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看成了一种投资手段和营销手段。所谓投资手段，是指企业家把是否爱国、是否抵制外国商品当成了是否投资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这么做显然是为了确保投资的安全性。所谓营销手段，是企业家迎合消费者非国货不买的集体心理，大肆在自己的产品中加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属性。最显著的现象是，在商品的营销广告中，爱国这个词语是必需的关键词，大街小巷都充斥着这样的爱国主义广告牌，大众在这样的营销手段中得到一种莫名的满足，商家则暂时挣到了该挣到的钱。比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本来是一家境外企业，生产技术完全来自外国，但在其营销广告中，却非常强调产品具有一种国产的优势。在浙江湖州，当地的企业家组织了很多场专门推销国货的商品博览会，特意把所有与外国人有关的商品全部拒之门外，事实上，后来人们发现，很多商品其实仍然来自外国，那些号称国货的东西，不过是企业家勉强弄了一个国货的包装而已。至于那些贴在城市街头的标语，那些在人群里散发的小册子，基本上就是企业在发给消费者的爱国手册里，顺势加上了自己的产品介绍。
第二个重大的影响，是抵制运动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开放与发展。
短期来看，抵制运动的确有一定的市场利好，它一方面排斥了外国先进的经济技术与企业行为，但另一方面也复活了中国传统的手工业技术，并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现代工业水平的提升。比如杭州鼎新纱厂的发展，就得益于杭州的抵制运动。天津的抵制运动闹到后来，外国的纺织业尤其是日本的纱厂渐渐退出，一批政府官员合股的北洋纱厂得以创办。广东这边的情形也是大抵如此，本土针织工业快速发展，有取代外国纺织业的趋势。
但这样所谓的“经济奇迹”却不能可持续发展，到 1923 年，国内工业便开始大面积垮塌。一方面是大量的本土企业由于得不到外国企业的技术支持和国际贸易支持，几乎无以为继；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情绪激动的消费者，虽然嘴巴上高喊国货，但实际上的消费心态，却是迷恋“洋货”。这使得本土企业普遍陷入了生产和销售的困境之中。
这个时候，企业家出现了几种批评之声。一种批评直指中国人在经济和企业方面失去理智，是愚蠢之举。《上海总商会月报》刊载文章：“当我们受到外交挫折，人们立即说要加快国货的生产，抵制日货，他们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但是当事情一过，所有这一切都搁置脑后。因此，整个国家弥漫着一种狂热的气氛，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理智。工业生产资料和生产半成品也和消费品一样，被不加区别地列为禁区，以至于人们以为抵制运动才是发展我国民族企业的极好时机。实际上，抵制运动却导致了私营工业企业的大量倒闭。人们对此视而不见，对抵制运动的组织者加以歌颂，他们的意图或许是好的，然而，他们的愚蠢，却是不可思议的。”
另外一种批评更加激烈，将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抵制运动看成是中国人的“自我谋杀的政策和行为”。这种批评立足于国际贸易的技术问题，指出中国人面对外国商品，应该向外国人学习，在政策层面限制进口贸易额度，但不能针对任何具体的对手。这显然是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一种理性反应，即在政策层面应对国际贸易问题，而不是在生产层面简单粗暴地抵制。企业家们之所以这么思考问题，原因在于，黄金时代的工业化和企业化，已经将中国的企业生产与国际市场连成一体，而抵制运动把工业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和半成品统统列入抵制清单，这无疑破坏了国内的生产供应链，既不能真正起到抵制外国人的作用，也不能保证本土生产的可持续性。因此，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自杀行为，其最大的效用是，阻挠了刚刚兴起的中国工业化运动，延缓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
第三个重大影响是，这种狭隘的、短视的抵制运动与民族主义为一批专制独裁的野心家提供了社会基础。这导向了两种途径。其一是经济上的闭关锁国，一种以独立自主为名义的反市场、反开放。黄金时代之后，中国经济整体走向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和大政府主义，无论是民国政府后来兴起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还是1949年之后的自力更生口号，都是抵制运动的延续和发展。诸多图谋在混乱年代谋取政治利益的野心家们，正是那些站在抵制运动的潮头呼风唤雨的人，是他们利用人民在市场经济层面的无知，将国家拖进深渊。其二则是政治上的专制独裁，一种以救亡为名义的现代暴政。国家的发展从共和的构建状态快速倒退，退回到比晚清皇朝体制更加野蛮的现代性独裁体制，不仅毁灭了一个时代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也毁灭了黄金时代市场经济的大好态势，这种局面，从国民党时代就已经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癫狂的顶峰。
节选自苏小和新著《百年经济史笔记：倒退的民国》
东方出版社2016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