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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父母容易犯的错，大师胡适也犯过
2016-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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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处理朋友关系的高手，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有学识、气质、脾气、价值观等方面的切合，同时也能满足他好名之所需。但家庭关系，却日积月累，时常摩擦。
“大师的亲情与伤痛：胡适家庭教育研究”系列之上篇，请读者点击查看《母亲逼婚、无后主义与胡适的反孝道价值观》
三
胡适早年缺失父爱，母爱虽多，但仍少不了大家庭的压抑乃至受母爱的捆绑，这对他性格与为人处世，自有正面影响。但从负面角度来看，他受了母亲的捆绑、干涉与压力——婚姻遭受干涉，在美求学时还频频收到母亲与二哥来信催寄钱——使得他多数时候看上去在“放养”自己的孩子，其实在骨子里面他与江冬秀都有对孩子的控制欲望。这种欲望在小的地方才能体察出来，因为真正大的地方，在抽象理念上，胡适对自由的理解并不缺乏。换言之，在自由的理解与公共践行上，在党同伐异、仇恨遍地的二十世纪中国，很少有人能赶得上胡适，但在对孩子教育这方面做得就并不是最好的了。
由于中国的家庭权力构成、分配模式，多不把夫妻关系放在第一位，夫妻关系附属于丈夫与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子女乃至自己的家族之下，加以谋生所需之社会分工，而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从而形成了在家庭教育中，父亲基本缺席，母亲很强势的格局。这在变化缓慢、注重经验、推崇权威的农业社会，加之没有其它社会治理样态相比较，还看不到太多的问题。但十九世纪以降，全球化越来越剧烈，大规模学校教育成为常态，特别是今天互联网普及的情境下，家庭教育的滞后性，愈加彰显。胡适所在的时代，也是急剧变化的时代，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民主自由理念越来越深入民心，也使得那个时代的家庭教育在新旧适应上出现枘凿扞格的局面。这一点在胡适江冬秀夫妇身上，也有不少体现。
胡适/金城出版社/2013年胡适/金城出版社/2013年
根据目前市面上所出三种《胡适家书》（一为杜春和编，河北人民1996年版，二为陆春发编，安徽人民1996年版，三为未署编著之名的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统计出胡适写给胡祖望的两通、写给胡思杜的五通。这数据肯定是不全的，且未收江冬秀谕儿信，给对他们家庭教育做出比较完整的判别增加了难度。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有限的信件，加以胡适日记及其他信件中所透露的信息，来对胡祖望与胡思杜成长的家庭影响，做一定的思考，以便引起更多关注家庭教育者的注意。
胡适1929年8月26日写给10岁到苏州上学的胡祖望的信，被很多人赞赏，因为他强调了孩子的独立、合群、要用功这三点。特别是很多人赞赏胡适夫妇为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送10岁孩子到远离自己的苏州上学一事。因为胡适像许多中国人一样，认为孩子如果不早点送出去的话，就不利于独立精神的培养。胡适也许是感于自己12岁多就到上海求学而有所成，故希望儿子们接续自己的精神品格，但问题在于这实在是因人而异。其实只要留心胡适早期日记的人都知道他在上海过得比较纠结，陷入不爱学习与染上恶习的泥淖，靠他人的帮助与自制，特别是他二哥的监管，才得以终于确定目标，出洋留学。这种艰辛，在胡适后来功成名就后，或许他已经淡忘了。
除了资质、性格诸方面因素的差异外，胡适似乎忘记了他那时到上海近乎背水一战——破败的家庭，寡母的艰难与殷望，不自立便已无出路——而他儿子却是生活在盛名冠天下的父亲之荫庇之下，其动力与压力均大有不同。事实上，胡祖望到苏州读书不是出于父母周全的计划，而是胡适到苏州演讲的临时起意。那是因为在苏州胡祖望碰到了喜欢的玩伴。
“祖望很好，这回游苏州，我吃了苦，他却很高兴。廿五日他跟我丁大哥去上了一天课。他很喜欢那学堂，先生们也喜欢他。下学年似可把他送到苏州去学，你看如何？” （1928年2月29日）
胡祖望在这件事关他的重要事情上的权重，大约由于年纪小被忽略了，而身处故乡为胡适祖父母、父母打墓碑的江冬秀，本不擅于管理孩子，自然也乐观其成了。
胡适在美读书七年之久，观察美国的大选及日常生活不可谓不仔细，加以他作为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的弟子，对教育也有超出常人的理解——事实上他在留学前于《竞业旬报》上所发关于教育的系列言论，已迥出同侪也——但他对美国家庭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品格及能力，似乎没有措意过。我不知道彼时美国是否已经重视孩子 12岁前不能一个人独自留在家中，但至少在小学阶段让孩子住校绝对是非常稀少的，且可以得知胡适对教育心理学似乎没有特别研究。与同样师出杜威的陈鹤琴（彼时陈已著有《家庭教育》等）和陶行知在对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上的理解与实践，还是有相当距离的。譬如陶行知提出的 “六大解放”——头脑解放、双手解放、眼睛解放、嘴解放、空间解放和时间解放，若是做得好，在家里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当然，前提你要肯花时间，但这方面胡适夫妇做得似乎不够。
事实上要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并不一定要让孩子尽早离开父母，这一点陈鹤琴在胡适有小孩子后不久就出版的《家庭教育》一书里，对培养独立能力与人格，均有比较清晰的理论与实例。比如陈鹤琴认为培养孩子独立能力的做法有三原则：常带孩子上街观察、凡小孩子能做的事不替他做、让小孩子做难易均衡的事。当然如果加上让小孩子参与家庭事务的会议，为家庭决策提供建议的话，那就能保证孩子能在逐步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独立能力，正如我的朋友高天参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正在推广的“家庭如何开会”，就能达致如此目的。但这一切无不决定于你得花心思与精力在孩子身上，陪伴他共同成长，无疑胡适江冬秀夫妇在这方面，像我们寻常人一样欠缺较多，只是我们寻常人的失误没被记录下来罢了。
1960年3月9日，胡适与长子胡祖望、长媳曾淑昭、长孙胡复在南港寓所前。1960年3月9日，胡适与长子胡祖望、长媳曾淑昭、长孙胡复在南港寓所前。
胡适在1929年写给胡祖望的这封信，其中当然蕴含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对具体生活的指导。但其中对于学业的过分强调，却不无可商之处。“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好孩子”。胡适自己的功课算不错，但算不上最优等，留美考试他也只列第五十五名。
胡适的品行成人后不错，但未成年时还是毛病不少，至于要做最上等人，这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现代版，也和“成王败寇”的丛林社会法则暗通款曲。没有人皆是受造物的思想，自然很难有真正平等的理念，胡适也不例外。对“上等人”的观念之提倡，若不是自我崇拜的优越感在作怪，那就是自我称义的道德至上，“以期成圣”的父训在胡适心中积淀甚久的结果。事实上，不在良好的制度建设上努力，看不到人靠自我修练无法达至所谓的圣人之境，就会用圣人之教来压制人应当有的权利。
对功课要考最优的苛刻要求，马上就收到了胡祖望让他失望的“回报”，使胡适爆发了少有的失态。胡适是一个在公众乃至私人生活中都很注重自己形象的人，谨记他母亲叫他不要跌其父的股。黄炎培第一次遇着胡适，就说胡传（黄炎培之父与胡传于清末同在著名疆吏吴大瀓手下共过事，黄父给黄炎培讲起过胡传的出色）应该有这这样出色的后人，他忍不住将此喜悦写与家人同赏。因此胡适有名父必有名子这样的心结，也不让人感到意外。但他1930年6月29日写给胡祖望这封措辞十分严厉的信，在80年后我这个外人看来，都替11岁的胡祖望感到受伤。儿子得到八个“4” 的成绩，被学校要求补习，自然被父亲剥夺了他参加暑期旅行团的资格，还得到了如下比较狠的警告：“你这样不用功，这样不肯听话，不必到外国去丢我的脸了。”
写胡适的传记，研究胡适的文章车载斗量，但很少看到真正研究他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文章，难道是研究者认为这件事不重要么？或许在不少中国父母看来，像如上这样的话，是他们也经常说的，并不感到奇怪且觉得有研讨的必要。后来胡适在教育儿子上频频受挫，他对孩子的成绩才没有一开初就有的这种热望。其实放低期望是件好事，后来胡祖望相对“听话”（从今存的13封禀胡适的信亦可看出），到了胡适母校康奈尔大学读书，中规中矩地毕业并过了一生。但父亲这样的话，对他的伤害，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真切地体会。作为名人之子本来就很有压力，胡适对脸面的看重又甚于常人，作为11岁的孩子就受到这样“不必到国外去丢我的脸”的教训，恐怕是终身难忘的。
胡适书札胡适书札
胡祖望对胡适江冬秀夫妇的考验还不算大，真正考验他们的是小儿子胡思杜。说考验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以胡适家书及日记的记载，再加以胡思杜自身的言行来看，说是“折磨”也不为过。现存《胡适家书》里胡适有五封短简写给胡思杜，前两封分别写于胡思杜七岁时，因彼时江冬秀带着胡思杜在胡适故乡办事，两封信总共四句话，皆是亲切的问候性话语。1938年至1940年三年各一封，前两封分别由正题与娱乐（习好）相配。练书法（为他积攒邮票寄给他）、劝其用功学英文（告知彼时天文学家们正观测十五年中离地球最近一次的火星）。最后一封全谈学习，即主张他独自到昆明上学，学会独立生活（因为胡思杜十八岁多了还没离开过父母），暂时反对他到美上学，因为手中无钱。
现存胡思杜写给胡适的信只有三封，均出自他十八岁的1939年。显然胡思杜喜欢研读文史，希望读人文社会科学——不像胡祖望喜欢理工科，故只好与胡适谈生活琐事——与胡适有更多的交流话题，所以三封信基本上都与广泛地读书有关，如他觉得曾国藩比姚惜抱眼界要高，在我看来是比较有观察力与判断力的。因为胡适不同意他也跟着其兄胡祖望立即到美国去，因为负担太大。“关于我去美国一层，我想假如使你负担太大，我想可以不必使你经济紧缩，因为我觉得我如学政治，并非如工业、理科一样，非去外国不可，无妨等一半年，美金价缩的时候去。”（1939年8月22日）
胡思杜是体谅父母的，但他想学政治就引起了他妈妈的不满。江冬秀非常反对胡适进政界，哪怕是战时被政府征调任驻美国大使，她也常常写信让胡适赶紧辞职，因为她认为官场不是个干净的地方。不特此也，胡适之母在他刚从美国回来，即反对他进政界，认为到北大教书进教育界才是很好的选择。一听说胡思杜要学政治，江冬秀马上写信给胡适说小三是如何的没有出息，居然要学政治，去做那狗官。学政治就要做官，可见那时对政治学存在多大的误解（思想有点左倾的胡思杜也许和他妈想的一样，但或许不会是做官）。不过，胡适知道跟江冬秀解释不清楚，于是他来个借驴就坡的解释：“小三要学政治，也不要紧。小孩子学什么说不定后来都改变了。我初学农，后来改了多少次，你不用着急！”（1939年7月31日）
平时陪孩子没时间，舍不得花时间花精力，一旦孩子找到个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想读的专业，只要不符合父母的理想与要求，就去反对。你以为这只是我们普通父母的专长么？不是的，像胡适夫妇也难免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也没有边界地侵蚀到孩子许多领域，如胡适曾谓：“上次我在施太尔先生他们几个照的你们几个人的电影片里看见小三走路有点摇头摆耳的神气。我盼望你时时注意，叫他自己留心，不要养成这种不好看的样子。”（1941年1月20日）走路的姿势及样子都要管，你说这孩子还有什么活力可言？这是谁在世上活呢？不特此也，胡祖望寄了一张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的照片给他妈，江冬秀嫌女朋友比他大几岁，不好看（1939年 5月11日）。培养感情的时候舍不得花时间，一旦侵蚀别人自我选择的时候，就非常来劲，中国有几个父母不是这样的呢？
胡适常在给江冬秀的信中抱怨说孩子们不多写信，其实他这方面虽然做得比孩子们好，但胡祖望也给他写信说：“我已有半年没接着你的信了，希望你能在百忙之中写几个字给我。” （1939年2月13日）这说明互相的沟通虽然有，但的确远不像梁启超与他的孩子们那样顺畅无碍。“我和你两个人都对不住两个儿子。现在回想，真想补报，只怕来不及了。以后我和你都得改变态度，都应该把儿子看作朋友（这两句话有着重号——引者）。他们都大了，不是骂得好的了。你想想看，我这话对不对？”“高梦旦先生待他的儿女真像朋友一样。我现在想起来，真觉得惭愧。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对他们工课不好，习气不好。” （1939年9月21日）胡适总算是有自省精神的人，不会像许多中国父母做错了，还一味无愧不认错到底。
“应家父母真都是有神经病的，儿女都受够了罪，此时不怨恨，就算好的了”，“我看这种父母是不必敷衍的了。”（1940年5月1日）这是胡适书信与日记里，对为人父母最狠的话了，我不知道这对父母做了什么，让素来温和克制的胡适说了如此发狠的话，但我想父母要避免这样的责备，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
四
胡思杜到美留学后，多门功课不及格，学业很差，读历史而最终没有拿到毕业证。但他1947年毕业回国后，鉴于他是胡适之子，仍有学校如山东大学历史系邀请他去任教。胡适深知此子不是当大学老师的料，不让他去“毁人不倦”，爱惜羽毛的胡适极力阻止。这样做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我的朋友、研究胡适的青年学者林建刚在2015年3月6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胡适之子缘何未去台湾》一文，甚至拿这事，与胡适阻止罗尔纲去清华接替蒋廷黻教书一事相类比。
这类比对不对呢？很难用简单的对错来说。我觉得于公来说，让不合格的教员不要到教学机构去“毁人不倦”，诚然是对的。胡适对胡思杜一直以来的否定性评价，以及对他各方面的干涉，其实与胡适在朋友及公共领域方面的宽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们都知道，国人越是对至亲如子女，越是恨铁不成钢，所以频繁干涉子女的诸多选择，就成了一种众人完全习焉不察的行为与心理习惯。胡思杜没有公然用胡适之子的名义去谋职位，或者说让胡适替他去说项，我觉得胡适就应该宽容了。因为胡思杜走过的弯路或者说在读书上的一些不良习惯，与他们夫妇俩此前在陪伴上的缺失是有关的。我觉得胡适应该与胡思杜及山东大学商量，让他先当某一个史学教授的助手，而不是马上上课。或者说上课，先上入门课试试。没有拿到毕业证，上课就一定不行么？这里面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顺延。如此细致的商量，一定比峻拒胡思杜自谋的选择，让他感受到更多的尊重。
胡祖望到美后慢慢走上了正轨，而胡思杜却依然像在国内一样难以进入学习状态。因此1944年7月1日胡适在写给好友赵元任的信中，就给胡思杜设计了学好楷书，替他抄书，然后到图书馆工作的道路。我读胡适的日记与书信，没看到他与胡思杜探讨过他是否喜欢做图书馆的工作，1948年8月30日胡适当天日记只有一句话：“思杜今天到北平图书馆去做工。”这句话是不是有一种“终于搞定了”的如释重负之感呢？我想只有胡先生自己知道了。你说他到山东大学教书是沾了胡适的光，那这进北平图书馆还是胡适主动托毛子水帮助的呢，这里面到底哪种行为才更值得赞赏呢？如果我说胡适爱惜自己的羽毛，以及他骨子里面有种难以撼动的固执，胜过了对孩子择业的尊重，希望读者从胡思杜的角度来想一想，是不是如此？
诚如林建刚在文中所披露的一封胡适致杭立武的信，谓胡思杜有骗取国家的回国费用之嫌，让胡适对胡思杜彻底丧失了耐心。胡适的信写得还算平静，但你细味其言词，用震怒来形容他的心境都不为过，也许他这时候不停想起自己妈妈教训他不要跌父亲的股的话，不禁有悲从中来之感。胡适为人处事圆通细腻，宽容尊重他人，但却在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上，做得不够好，这是令人遗憾的。即便再为此事震怒，也不能不尊重儿子自谋职业的选择吧，虽然这其中可能有沾老子之光的嫌疑。但你胡适之光在彼时可谓普照，作为他儿子要想摆脱又是那么容易的么？当然隐姓埋名的话，自然是可以做到的。在我看来，胡思杜不找你胡适先生求难以根除的阴影面积，就应该感谢上苍了。
到了北平战事非常紧急的1948年12月，胡适夫妇乘国民党抢运著名知识人的飞机抵达南京，胡思杜并没有同行。江冬秀伤心地替他准备一箱金银细软，以备将来生活与结婚之用。胡适的内心一定也非常不好受，但他的情感要内蕴不外露得多。林建刚的文章将胡适震怒于胡思杜骗国家回国费用的事，作为胡思杜不同行的一个重要依据，我认为这是小看了胡适胡思杜父子长期以来的矛盾累积之所致。胡思杜成长的时候，左倾思潮激荡固烈，诚然可以说明左倾及唱高调切合年轻人的荷尔蒙冲动与乌托邦理想，但其父也是天下影从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家，其价值观却无法影响自己孩子的选择，没有亲密的父子关系以及比较和美的家庭沟通，绝对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组织启发下所写的《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说其中有些言词对胡适来说堪称侮辱是不为过的，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震动。胡思杜这文章对胡适的震动是否高过五个月之前，他的好友陈垣所写的《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我想很难做量化比较。但儿子的文章，一定比好友的文章让他更为痛苦，所以他没有像对陈垣文章一样写篇跋文来反驳，除了一句“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的附批外，几乎只是不露心迹地将胡思杜的文章剪贴在9月27号的日记上。
为什么胡适不在胡思杜的文章后面写个跋文呢？除了要反驳的内容在陈垣那封信的跋文里已经表达外，如果要批驳儿子的说法，需不需反省自己对儿子教育的失误乃至某种意义上的失败呢？这看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度不小，且不免尴尬。因为这与其说是对胡思杜失望，不如说是对自己处理家庭及子女关系能力的失望。9月29日胡适的学生、好朋友傅斯年致信《中央日报》认为胡思杜这文章是共产党官方组织捉刀，强迫同意发表所为，说胡思杜虽然不好学，成绩差，但天性醇厚。此并非替胡思杜推过，更主要是在为老师缓颊——这相当于说胡思杜的品德没有问题，与胡适的家教没有直接的关系——多年后给唐德刚《胡适杂忆》写序的夏志清还将胡思杜发表此文，斥之为“不成器”！
朋友们有这么多关切与议论，但胡适从未公开对胡思杜一文及留在大陆发表过看法。一来是怕给留在大陆的胡思杜带来更多的麻烦，二来是实在伤心到无话可说。但你真认为他就心如止水到完全不提不想胡思杜了么？肯定不是。胡适看了一众老友对自己的批判，知道彼时大陆连沉默的自由都没有了，他当然深知并理解自己小儿子处境的艰难与危险。我推想胡适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只要胡思杜能拿批判他来过关，少受整，也算减少一点他作为父亲的愧疚。这种愧疚是双重的：一是作为共产党钦定的“战犯”父亲，对儿子带来的天然压力；二是愧疚于自己没能教育好儿子，跟着他离开大陆。
研究胡适的人多是政治学、社会学、史学方面的学者，很少有研究家庭教育与教育心理学的学者，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胡适晚年生活为什么看上去那么落寞，不无灰颓，史学家唐德刚用近乎有些油滑的笔调记述他的“寓公生涯”。大多数人只说得出他在大陆两岸都不受待见的命运（大陆有批胡运动的整肃，台湾也有《胡适与国运》等围剿），类似于彼时《四郎探母》在两岸都不受官方欢迎一样。但很少有人真正思索到胡思杜留在大陆对他的致命打击。可以这样说，不理解“胡思杜事件”对胡适晚年生活无所不在的影响，我们就很难读懂存留于他个人回忆与谈话录中，看上去不好解释的片言只语。
史学家何炳棣心细若发、洞烛机微，真配得上他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名字。何柄棣最后一次与胡适海阔天空闲聊时，胡突然问何一句，你相信胡适的儿子会在大陆骂他老子吗？何当时的简要回答是“不会”。胡适去世后，他再度回忆反思起这句突兀的话，“才感觉到当时胡先生的一种相当神秘的迫切感——要把多年想说而不肯说的话说出，平常不会提出的问题提出。最后问我有关思杜（胡先生留在大陆的次子）的问题，内中似乎有隐痛”（P322）。这伤痛埋伏得如此深沉——胡适惜羽毛爱名誉，且又是导师型的人物，你可以想像那封攻击侮辱的信若是出于儿子胡思杜的真切想法，胡适会是何等崩溃。这对主张能靠自我修行成圣的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因为“养不教，父之过”啊——像唐德刚这样以了解胡适著称的人，可能都忽略过去了。当然，大约是胡先生不谈，唐德刚也不好提，因为怕触及他的隐痛。但果真如此，我要是唐德刚的话，撰写《胡适杂忆》一书，整体不妨以幽默出之，但拿一章作为附录，沉郁细腻地分析出胡思杜事件对晚年胡适的影响。
胡颂平记录的《胡适晚年谈话录》里有两次提及胡思杜，你若不对胡适一生及其家庭教育有整体贯穿性的了解，你很难理解这两次片断性的言语。“思杜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之后就没有信来过，恐怕是不免了”（1961年4月30日），胡适的政治洞察力与敏锐度，是同时代中人少有的，他实在不愿去想儿子已经出了大问题乃至不在人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任何人都是难以逾越的难关。这语气很淡，淡到好像自言自语，其实这比那些他说朋友如沈从文、朱光潜等之遭难“听说过得非常的苦”，更加的沉痛。有说1958年5月4日胡适做关于五四运动的广播时已从泛亚社获知他已不在人世的消息，若此说属实，那么就是他不相信，因为彼时谣言很多。他自然愿意往好处想，存一点念想，这样反过来更好证明“不免了”之让其如何伤心。倘若想起四十年前的1919年，胡适在主张他“无后主义”时曾解释，“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祸根”，他会否有一种悚然而惊的谶语之感？
另一处是胡适回忆说，父亲节胡适主动联系胡思杜，思杜旷课、欠债、典当文具，“后来他回来了，我也没有责备他”（1961年5月14日）。这次谈话在“不免了”之后，更有一种希望哪怕是往日的“问题胡思杜”重现眼前的迫切感。正可以回应何炳棣所说的胡先生有 “一种相当神秘的迫切感”，既怕他“不免了”，又希望他还在人间的纠结与椎心之痛。其实我们没必要为贤者讳，胡适与胡思杜的沟通不畅尤胜于与他与胡祖望之间，只举1940年下半年就可以概其余：“小三决定进学校了么？叫他写信给我”（7月29日）；“小三为何不写信？”（9月29日）；“小三现在何学校？学的什么？望他常常写信给我”（11月16日）；“小三现在进了什么学堂？望你叫他写信给我”（12月10日）。终于在12月23日“收到了儿子小三的信，我很高兴”。可是查这半年好像胡适也没有主动单独给胡思杜写信，却只叫别人写，这可否算是一种强权与情感勒索的单向度要求呢？
不妨直说，胡适惜羽毛好名誉，好到了他更喜欢花时间接交外人，而较疏于与家人沟通的地步。1950年9月 11日，就在那篇著名的《对我的批判——胡适的批判》发出前的十一天，已迁居纽约的胡江夫妇收到了胡思杜的信，信中特别醒父亲“少见客，多注重身体”。知父莫若子啊，这里面当然有对父亲的敬爱，要其爱惜身体，但对比胡适一生过于爱热闹，把时间贡献给人来人往，此句“少见客”就不无深意藏焉——当然格于当时的政治高压，胡思杜也是怕胡适见客多了，说话多了难免可能出格，言多必失，会危及他自身——除爱热闹外，胡适之爱书有目共睹，聪明的胡思杜当然不会忘了说一句“书都还存在北大，安好无恙”。但九年后，嗜书如命的父亲却对书籍有痛彻肺腑的灰槁之感：“我的书将来还不是图书馆的书吗？我的子孙是不会看这些书了”（1960年5月13日）。这些对理解胡适晚年心态最值得注意之处，往往容易被人忽略过去。或许决定一个人读书的品质，不完全是道理上的理解与否，而是有没有同理心所致。
父亲早逝，寡母在大家庭中受不尽的气，巴望胡适早点出人头地，也就尽早失却了儿童的天真。胡适是母亲唯一的希望，因此干涉他的婚姻，在物质与情感上十分依赖他，给他带来了不少困扰，这种困扰在胡适自己的家庭生活里体现得相当明显。很少有人看到胡适十二岁多就离家到上海求学对他一生的负面影响，他不擅于处理亲密关系，与妻子和儿子的关系显然不是外界看到的那般美好。他是处理朋友关系的高手，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有学识、气质、脾气、价值观等方面的切合，同时也能满足他好名之所需。但家庭关系，却日积月累，时常摩擦，在这个缺少心理界线的国度，实成为互相伤害的温床，使我所说 “生活的一部分叫伤害”，成为家庭人际关系的日常状态。胡适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所谓的“完人”，其处理家庭尚有如此的局限，何况我们普通人呢？
（2016年3月28日至4月1日，竟五天之力写就。4月1日修订于成都。）
【注】本文原标题为《大师的亲情与伤痛：胡适家庭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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