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长达九年的犹太棋手解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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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
关于希特勒—纳粹—大屠杀如何无意中“帮”了一把犹太人，我提过不止一次了。为纪念600万死者，以色列人在犹太山上种了600万棵树，但要不是希特勒发动那样规模的迫害，赶尽杀绝，不留余地，犹太人什么时候能拥有一个国家，还真不好说。
东欧犹太人惨遭种族灭绝的真相，是在事情发生过去好几年后，才慢慢周知于众，成为世界共识的。这样的往事可以再来一次吗？如果答案是“否”，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亡羊补牢，关心世界上每一个犹太共同体的安危，不让他们感到孤立无援。在美国，犹太势力的“全球总部”密切注意着继德国和东欧之后的下一个可能蒙受反犹迫害的犹太人群体——或个体。这是一个感人的讽刺：当年，600万犹太人无声无息死去，事实究竟如何还连年争执不休，就连指代大屠杀的“Holocaust”一词，都要晚至70年代才被使用；而现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流散犹太人”落入火坑，消息就会在很短的时间里传开。
定位很快完成：下一个火坑是苏联。
苏联曾是以色列建国的大功臣，幕后的主力推手，但斯大林比所有人都更早地认识到，以色列将投入美国人的一端。苏以关系迅速冷却，战后苏联的反犹活动，像著名的“医生阴谋”之类就从未间断过。苏境内的犹太人受到怀疑，想要移民出去的犹太人则会层层受阻，但是，他们比起父辈来说又要“幸运”一些，因为有人关心和援助他们。在被援助过的人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纳坦·沙兰斯基。
纳坦·沙兰斯基纳坦·沙兰斯基
沙兰斯基1948年生，是个国际象棋天才，曾经击败过卡斯帕罗夫。他娶了个以色列姑娘艾薇塔，1973年，时年25岁的他申请移民以色列，结果被以有从事间谍行为的嫌疑为由拒绝。四年以后他被正式逮捕，这次罪名明确：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
多年后，夏兰斯基与BBC记者劳逊（Dominic Lawson）对弈多年后，夏兰斯基与BBC记者劳逊（Dominic Lawson）对弈
冷战50年，间谍战打得最热闹。美苏两强各自抓捕、关押对方的间谍，是司空见惯之事，以色列的间谍遍布中东，简直成了一种文化了。普通间谍，抓了就抓了，冤死也太正常，然而沙兰斯基是犹太人，他的案子因此被解释成为苏联反犹的一个例证。他得到了两位国际级大律师的帮助，一个是美国的德萧维茨，另一个是加拿大的考特勒——当然，都是犹太人。
德萧维茨差不多是跟伍迪·艾伦、托马斯·弗里德曼一个级别的美国籍犹太精英，哈佛教授，人权活动家，著作家，1994年“世纪大审判”里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也是以色列在国际上最大的支持者（但他持“一地两国”立场，不受极端正统派的喜欢）。考特勒也是加拿大数一数二的人权律师。德萧维茨常被誉为“美国考特勒”，考特勒也有一个“加拿大德萧维茨”的雅号。这哼哈二将，都是沙兰斯基的母亲搬来的“救兵”。此外，他妻子艾薇塔也是极其强干的女子，自从丈夫被捕，她九年间无法同丈夫说一句话，却在监狱外不懈努力，成功地把此案变成了国际事件。
沙兰斯基与妻子沙兰斯基与妻子
后援团行动起来。考特勒设法进入苏境，去访问一些被克格勃审问过的苏联人，了解沙兰斯基其人，以及克格勃的工作习惯。德萧维茨还飞去了以色列，见一些由苏联移民成功过来的人——其中必定混有克格勃的线人。德萧维茨请求以色列方面出手相助，谁想碰了一鼻子灰：自诩天下犹太人之“唯一家园”的以色列，认为沙兰斯基“没资格”得到他们的支持。
希伯来语里有两个专词：Midedinat Yisrael和Klal Yisrael。MY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以色列国”，KY指的是宗教、民族和历史意义上的“以色列民”，两个概念非但外延重合，有时甚至是分离的。在沙兰斯基一事上，以色列就认“以色列国”，不认“以色列民”，不肯施援手于一个苏联公民，尽管他是犹太人，还娶了一个以色列女子；以色列掂量了沙兰斯基的分量，认为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一般，还不值得为了他而跟苏联搞僵。
两位律师换了策略。他们去找卡特总统，让他发布一个声明，否认沙兰斯基同中情局有关。卡特照做了。苏联人紧张起来，就此不再对外声张此案。沙兰斯基受审时，律师向法庭发去了一份摘要，阐述他们的立场，这份文件的节选还刊发在了《新闻周刊》上；当沙兰斯基被判入狱13年，律师又发动了上诉请愿。总之，苏联越是要掩盖，律师就越是设法将事情公开。
苏联人赌的是时间，时间能冲淡一切，特别是人们的记忆。多少异见分子受迫害的消息，热闹了一阵就被人忘了。德萧维茨和考特勒深知这一点。九年里，沙兰斯基的名字和脸无数次出现在电视节目里，集会的标语牌上，以及一些模拟审判之中。他的画像上过《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的封面。律师们就像保温杯一样勉力保持着此人此案的热度。沙兰斯基长系缧绁，成为“古拉格之囚”，但他的动态，从监狱到劳动营，到医院，再到单独监禁，每一步都在律师的了解之下。德萧维茨和考特勒还能掌握他的健康状况，能请美国医生根据苏联那里做体检的信息，来给沙兰斯基的身体把脉。
沙兰斯基的案例，是很适合作为一个“犹太经验”来播讲的。这经验就是 “好死不如赖活着”。有一个故事如下：
某国王命令一个犹太人教他的爱犬学会说话。犹太人答应了，但向国王申请了十年的时间。别人问他，为什么犯傻？你明知道狗不可能学会说话。犹太人说：国王生性残暴，我无法拒绝，但有了十年就好办，十年可以发生很多事，国王可能病，可能死，也可能被推翻，狗可能死，我也可能死，有这十年，我就有机会。
这个故事的引用率很高。事实上，沙兰斯基真的盼到了变数。勃列日涅夫逝世，克里姆林宫短暂的震荡后，戈尔巴乔夫上台，新政启幕。苏联政府发现，那个叫沙兰斯基的犹太人热得发烫，快要拿不住了。
律师和其他援助者发起了新一轮攻势，他们的计划是，让沙兰斯基作为间谍互换的一部分获释。但这并不等于承认沙兰斯基就是间谍。美国人把他视为“持不同政见者”，一个人权活跃分子，“间谍”是克格勃的欲加之罪。这种交锋在美苏对峙史上十分正常。而按照惯例，
国家间的间谍互换也一向是庄重严肃的事。
在卡特发表声明后，沙兰斯基的被囚，事实上就成了对美国的一个侮辱（因为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德萧维茨找到了一个神秘的东德人，此人手眼通天，一通斡旋，终于让两边同意了交换方案。德萧维茨和考特勒坚持，沙兰斯基不是间谍，美国只承认他是异见分子。于是东德人设计了一个完美的方案：1986年2 月，交换仪式在柏林的格里尼克桥举行，一辆金色的奔驰车载着沙兰斯基，避免了与其他获释间谍混在一起。
（1986年2 月11日，美苏在柏林格里尼克桥交换“间谍”。美国大使护送沙兰斯基通过大桥上的边界线。）
当天，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和外长伊扎克·沙米尔来迎接沙兰斯基夫妇当天，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和外长伊扎克·沙米尔来迎接沙兰斯基夫妇
德萧维茨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他九年来没见过自己的委托人一面，此时看着电视里的画面，眼泪夺眶而出。
以色列前倨后恭。沙兰斯基获释后乘飞机抵达本-古里安机场，在那里，他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欢迎。他很茫然，他对妻子、母亲、律师如何营救自己他也所知很少。他去了哭墙——人生中头一次——在墙前他念了一句获释时念的祷文：Baruch matir asirim。进过古拉格的人，能活着出来，还有个相对健康的身体，实在很难得。在纽约，他与德萧维茨相见、拥抱，德萧维茨说他“无意识地拿起一块块黄油搁嘴里，好想要弥补狱中严重的营养不足。”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沙兰斯基就上升为一代苏联犹太人的化身。人们会把他放在一个世纪的俄国反犹背景下来看待：一个世纪以来，除了列宁时代，不论是沙俄时期还是斯大林以后，一直就没停止过反犹。德萧维茨认为，如果连苏联犹太人都能感到自由，那说明在其他领域，特别是言论、思想、集会领域，这个国家也已全面放开了。然而事实上，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最早发生的重大群众集会之一，就是莫斯科的反犹大游行，发动者是苏联的一个正统基督教组织，俗称“帕米雅特”。
集会上的沙文主义口号，同纳粹时代毫无二致：
“我们还要忍受肮脏的犹太人多久，他们无耻地玷污我们的国家，特别是在一些有特权的位置上！我们为什么要允许这些恶心的人类生活在我们美丽的国家？我们，伟大、俊美、睿智的斯拉夫人，凭什么要习惯意地人（Yid，对犹太人的蔑称，或可译作‘夷狄’？）生活在我们中间？”
古往今来，哪里有反犹，哪里就少不了沙文主义者，犹太人是他们眼里的蛀虫，耍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不过，并不因为苏联最终失败，同样的污水就只泼向它的一方。德萧维茨说，有一次他在马德里见到一个苏联法学教授，他就掏出一大堆反犹杂志、宣传册和漫画给对方看，对方一言不发，也翻公文包，拿出一些美国出版的英语小册子和漫画来：“你看看吧，哪个更厉害。”
德萧维茨看了看，确实，美国人的言语更恶毒，画面中的种族主义情绪更加尖锐。
但他旋即提醒苏联教授注意画面的一角。在苏联的反犹出版物上，右下角盖着苏联书报检查机构“格拉夫利特” 的印章；而在美国的反犹出版物上并无印章，只印了一行字：“美国纳粹党印制”。
1986年12月，沙兰斯基与美国总统里根会面1986 年12月，沙兰斯基与美国总统里根会面
沙兰斯基的获释移民，仿佛一个破堤的信号，苏联时代末年，犹太人掀起了一轮“大逃亡”。他们意识到，苏联官方默认民间的反犹（如果不是积极推动的话），从未为反犹设置过障碍；而“新政” 来临，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人民自由表达的通道，也让反犹之声在犹太人耳内变得更清晰、更洪亮、更坚决了。不过与纳粹德国四面堵死不同，苏联官方现在的态度是希望犹太人离去，且尽量为他们设置方便。戈尔巴乔夫尤其不耐烦国内一些太“叽叽喳喳的”犹太人，巴不得他们别再观望，领签证爽快走人。
1990年海湾危机升级，以色列全国处在伊拉克毒气攻击的威胁之下，而从苏联移民过来的犹太人仍然络绎不绝。他们清楚，去以色列也是“立于危墙之下”，但政府会保护他们；而在苏联，政府跟仇视犹太人的人是一丘之貉。
苏联时代留下了许多经典笑话，每个笑话背后都有苦涩的事实。有一个笑话或许并非确有其事，但它反映了苏联犹太人对自己未来处境的看法：
某日，有一火车皮的新鲜柑橘要从乌克兰运到莫斯科，消息传来，成千上万的人都跑去火车站了，生怕去晚了买不到。人们在寒夜里一直等到黎明，来了个军官宣布，没有一火车皮，只有一卡车，所有犹太人都请自己回去，没有橘子留给他们。犹太人一边骂着一边走了，想留下的也被强行赶回去了。
人们继续等。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个消息：没有一卡车，只有一汽车，非党员请回去。等候的人群又少了一半。又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个消息，橘子只有一手推车，非中央委员会成员请回去。这时，当然，只剩下寥寥数人了。
但他们也没有得到橘子——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橘子。被耍了以后，一个人愤恨地对另一个人说：“看看，犹太人总是捞最大的好处，他们最早回家！”
只要在那里待着，犹太人就是永远的替罪羊。在苏联，古拉格是国内政治迫害的象征，而纳坦·沙兰斯基的古拉格之囚，在他的援助者的努力下刨掉了政治意义，纯化为犹太人在俄苏所受压迫的象征，他们连律师都请不了，因为国内律协的在册律师只善于帮助他们认罪伏法。不管生活在哪里，哪怕在以色列，学习“除幻”都是犹太人一辈子要学的功课。对当政者不该抱有幻想，要怀疑他们的每一个许诺，但同时又要善于生存和等待，其实，这已不限于犹太人的经验了。
2005年夏兰斯基担任以色列政府部长2005 年夏兰斯基担任以色列政府部长
原标题为《你在火坑里，就要认出火坑的样子》
【责任编辑：刘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