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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保禄二世与他所爱的波兰

若望·保禄二世与他所爱的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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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若望·保禄二世与他所爱的波兰

原创 2015-10-16 叶克飞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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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面对冷战格局,某些西方人曾寄望于宗教,希望它能成为对抗世俗化的力量。若望·保禄二世这位在当选前籍籍无名的新教宗,居然完成了这种期望。

英国记者玛丽·葛瑞格曾在冷战期间前往波兰,1978年10月中旬,她在波兰克拉科夫市见到了街头欢庆场面。这次欢庆并不同于当时东欧国家惯有的组织庆祝,而是群众自发上街。与之类似的是电台报道,和播报粮食大丰收、钢铁产量追赶资本主义时不同,主播并没有使用字正腔圆、照本宣科的腔调,也没有使用假数据,而是带着发自内心的兴奋与自豪。

后来,葛瑞格这样记录街头的欢庆:“当天晚上,没人上床睡觉。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聚集在历史悠久的中央集市广场,它那从中世纪即有的服饰馆,十分迷人,四周又有好几座富丽堂皇的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时期兴建的教堂,许多人称它是欧洲最美丽的市集。克拉科夫市民称它为‘客厅’,白天的花市吸引着客人,鸽群在广场悠游,市民三五成群坐在服饰馆的拱门下。这一天夜里,广场灯火通明,群众通宵达旦地高谈阔论……”

几乎与此同时,在三百公里外的波兰首都华沙,波共时任总书记爱德华·盖莱克惊呼了一声“我的天啊”!

在前东欧世界的领导人中,爱德华·盖莱克是一个相对开明的人物。在他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时,曾在波兰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引入外资。他于1970年上台,积极推动“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三高政策,在此期间,波兰街头出现了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引自法国的公交车,农民用上了英国产拖拉机,民众喝上了可口可乐……许多波兰老人认为,70年代是波兰最美好的一段时期。不过,到了1978年,他的地位与波兰经济一样风雨飘摇,当时,波兰工业现代化推进不如预期,外债高企,已有崩溃之势。

在这种局势下,各种风吹草动也许都会让盖莱克产生政治联想和恐慌,何况是眼下这桩大事?

民众的庆祝与爱德华·盖莱克的惊呼,都源于1978年10月16日的一个消息:克拉科夫大主教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当选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若望·保禄二世。

不过,不管是兴奋、自豪还是惊讶、恐惧,并没有多少人会预见到,这个自1522年哈德良六世后的首个非意大利籍教宗,将在未来的日子里动摇整个东欧世界的统治基石。

▲城中的若望·保禄二世痕迹

▍理想主义者的觉悟

7月的克拉科夫,阳光普照,玛丽·葛瑞格笔下的市集广场人头涌涌,遍布游客。这是克拉科夫的中心,砖红色的圣母玛利亚广场矗立在广场一角,广场中央是一栋白色的文艺复兴式建筑,这便是葛瑞格笔下的“服饰馆”,人们更习惯称其为纺织会馆。

这是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成长的地方,也是他第一次获取神职之地。他的出生之地也离克拉科夫不远,那是一个叫做瓦多维采的小城。这个天主教家庭充满各种不幸,他的母亲在他八岁那年难产而死,姐姐奥德加在婴儿时期夭折,比他大15岁的医生兄长在他11岁那年因照顾病人而染病去世。1938年,18岁的他与相依为命的父亲一起移居克拉科夫,并进入波兰最古老的大学雅盖隆大学学习。

沃伊蒂瓦的人生也遭遇了各种动荡,他进入大学后不久,也就是1939年,波兰被纳粹德国占领,大学被关闭,学业就此中断。也因为纳粹德国的规定,他与其他波兰男子一样被划为劳力,在采石场和化工厂工作。

1941年,他的父亲病故,孑然一身的他希望从事神职,并私下学习神学。1946年,他进入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任教,1963年被委任为克拉科夫主教,1967年成为枢机主教,直至1978年成为新一任教宗,成为人们口中的若望·保禄二世。

来自铁幕之后的他,有着历任教宗都从未有过的经历,他曾见证法西斯的残暴,也曾见证苏联式的阴暗,困扰人类文明的两种极权形式,都是他所反对的。

面对冷战格局,某些西方人曾寄望于宗教,希望它能成为对抗世俗化的力量。若望·保禄二世这位在当选前籍籍无名的新教宗,居然完成了这种期望。

多年前,我看许鞍华的电影《千言万语》,黄秋生在里面扮演一位高大全的神父,当他在政府门前绝食抗议时,有人问他:“这样做有用吗?”他的回答是:“有没有用明天是看不到的,有些东西,我想到我死的那天也看不到。”

许多理想主义者都会有这种觉悟,若望·保禄二世也一样。他以一生对抗极权政治,但正如他的传记作者乔治·维格所说:“被推选为教宗时,若望·保禄二世并不认为前苏联世界的败亡指日可待。”

在他当选教宗七个月后,即1979年6月,他回到波兰访问。那时,也没有人会想到,这次访问能够触发一场针对极权政府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过,在克拉科夫时期便与波兰当政者斗智斗勇的若望·保禄二世早已做好了“作战准备”——在他当选教宗后的第一次出访时,人群中有人喊道“别忘了沉默的教会”,意指苏联控制下东欧各国的天主教会,新教宗的回答堪称振聋发聩:“有我发声,今后再也没有沉默的教会。”

一个如今看来颇有趣的段子从反面说明了若望·保禄二世带来的震撼与压力。在他当选后,驻波兰的克格勃负责人立刻拍电报向莫斯科当局汇报情况,报告称这位新教宗极端反动,虽然没有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但曾批评波兰的官僚主义作风,认为波兰公民的基本人权受到限制,天主教也受到限制。克格勃头子尤里回电怒斥驻扎波兰的克格勃人员,称他们怎能允许这样的人当选教宗,对方居然毫不示弱,回电给上级,称尤里如果不爽,应该去找驻罗马的克格勃负责人发泄。

▍“我们不需要畏惧”

从克拉科夫市集广场出发,沿着繁华的Grodzka大街直行,便可抵达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地标——瓦维尔城堡。

瓦维尔城堡是波兰最古老的宫殿,从10世纪起就成为国王宅邸,见证了众多加冕仪式。最吸引人的是城堡内的主教堂,外观如积木,为不同年代的建筑组合而成。历代波兰国王的棺木都陈列于主教堂,密茨凯维奇以及因空难罹难的前总统卡钦斯基夫妇的灵柩也在此处,此外,历任克拉科夫主教的棺木也放在这里。当然,若望·保禄二世是个例外,尽管他与这个城市有数十年交集,但作为教宗,他被梵蒂冈教廷安葬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下的地下墓室中。

▲瓦维尔城堡的主教堂,历任主教和国王都安葬在这里

在瓦维尔城堡的山脚下,Grodzka大街的一个小庭院里,我发现了一处若望·保禄二世的故迹。院中有一座纪念碑,碑后是若望·保禄二世的大幅照片,这个院落应该是他的故居。

若望·保禄二世在克拉科夫居住时,已经是波兰秘密警察的监控对象。在苏联的控制下,波兰当局的统治合法性也来自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因此对宗教信仰始终持高压姿态。但波兰人对天主教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几百年来,尽管波兰历经强大帝国的瓜分,但波兰人始终坚持将国族认同与宗教信仰结合。二战后,这种对抗始终是波兰当局乃至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心腹大患。1953年,波兰教会最高领袖史蒂芬·韦辛斯基主教不愿向当局妥协而甘愿入狱。尽管当局为新生婴儿提供官方核准的命名仪式,但民众仍习惯请旧教士为婴儿施洗。当局给予参加共产党成年仪式的青少年福利,但民众仍让孩子去教堂接受坚信礼。国家推动民事婚礼,但人们仍然偏好在教堂举行婚礼。1975年,即使反教会宣传已长达数十年,但77%的被调查者仍称他们定期参加教会活动。

这种抗争在70年代后半期逐渐剧烈,这当然与盖莱克政府的执政有关。外债危机和物价上涨引发民众抗争,异议团体劳工保卫委员会(简称KOR)成立。尽管盖莱克为了保障外资流入,尽量不触犯重视人权的西方政府,因此对KOR颇多容忍,但秘密警察毕竟不是虚设。1977年5月7日,身为KOR成员的大学生史丹尼斯罗·皮杰斯在克拉科夫街巷中被杀,其同学公开示威,当时还担任克拉科夫主教的若望·保禄二世公开支持,称皮杰斯是“当局仇视学生民主运动的受害人”。

作为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显然希望这种抗争能够进入一个新阶段。他希望以新身份回波兰访问,而1979年就是最好时机。这一年是被奉为波兰圣人的史丹尼斯劳·史特潘诺斯基殉道九百周年。这位教士可算是若望·保禄二世的前任,1072年,他出任克拉科夫主教,与残暴国王和不被约束的权力对抗,被杀害。

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当然会让当局产生不好的联想。经过漫长的谈判,尽管当局同意了新教宗的访问,但时间不能是五月,也不能参加史特潘诺斯基的纪念活动。在若望·保禄二世访问前几周,波兰舆论宣传一直希望民众不要参加活动,当局还逮捕了150名异议分子。

但在华沙胜利广场前,在这个象征波兰当局统治,从不允许宗教活动的地方,若望·保禄二世还是展开了露天弥撒。他讲话后,民众们舞动着旗子,吟唱圣歌,甚至有人高呼自由与人权。一位美国记者这样记录:“突然间,恐惧消失了,东欧正在快步回到文明世界。”

在访问波兰的九天中,若望·保禄二世所到之处,都有数十万人到场。在克拉科夫,尽管警方在城市周围各处设置检查哨,想方设法堵截参与者,但仍然挡不住狂热民众。在访问的最后一天,克拉科夫竟涌入了300万人,当时波兰人口仅3500万。面对民众,若望·保禄二世说:“我们有上帝圣灵护持时,我们对人的信心也最强,因此不需要畏惧。”

心怀畏惧的也许是反对他的人,波兰电视台在当局授意下,尽管报道了新教宗的露天弥撒,但却不让他的身影出现在镜头里。这样做只是自欺欺人,但他们一直习惯如此。

▍尾声

当我离开克拉科夫时,车上响起了BEYOND乐队的《光辉岁月》。在异国他乡,这首二十多年前的歌让我心潮起伏。BEYOND以这首歌向曼德拉致敬,而一生反对战争的若望·保禄二世,尽管也曾因保守立场而遭遇一些质疑,但终究无愧于“风雨中抱紧自由”这句话。

1979年的访问,无疑为波兰乃至整个东欧世界的未来埋下了一颗种子,并在不久的将来迅速发芽。

后来的若望·保禄二世,成为了历史上出访次数最多的教宗,甚至比所有前任加起来还要多。有人统计,他那总计245次,涉及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访问,总里程可绕地球28圈。

他创下无数第一次,他是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之后,第一个拜访东正教国家的教宗,近千年来首位到访希腊的教宗,历史上第一个访问英国的教宗,首位探访清真寺的教宗。千禧年时,他以教会的致歉声明震撼了世界,在声明中,他祈求天主宽赦历代天主教会犯下的罪行,包括歧视犹太人、十字军东征烧杀掳掠、宗教裁判所镇压异端、向第三世界传教时侵害当地原住民、贬抑女性地位与尊严等。

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在他年轻时便已具备,因为爱。就像他曾说的:“我们会用爱胜出,而不是枪。纳粹会消失,因为恶魔会将它自己吞噬。但如果爱没有胜出,纳粹会以其他名义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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