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第一人

诺贝尔和平奖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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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和平奖第一人
2015-10-10 言究者 言究所


在中国，如果有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获奖者引起广泛关注大概不可避免。

但是，如果有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似乎就不便提及了。至少迄今好像如此。

然而，无论如何，至少有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所作所为却的确影响了当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虽然他不是中国人。

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第一人。他创建的组织曾经三次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是诺贝尔奖迄今历史上最多的。

这个组织跟一个标志有关。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你去医院，那里大多会有红十字或带红边的白十字。好像这些医院都是一个全球医疗集团的连锁店。

还不仅如此，每逢疾病或地震这样的灾难来临，到来的救护车上也少不了红十字的标志。它们仿佛都是一家组织派来的。

如果把红十字看作一个品牌，很少别的品牌能够跟它的知名度相提并论。它已经如此司空见惯，以致人们对它习以为常，它的存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了。看到红十字，会自然想到救死扶伤。





直接推动红十字成为世界现象的是一个叫亨利·杜南（Henri Dunant）的瑞士人。1828年5月8号，杜南生于日内瓦。父亲是商人，当选过议员。他父母亲最为当地人所知的是，他们帮助过很多孤儿、病人以及从监狱释放的人，父亲还是一家孤儿院的负责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杜南从小就有帮助人的习惯。18岁时，他加入日内瓦救济会。19岁，他跟朋友们建立了一个小组，每周四聚会读《圣经》，讨论帮助穷人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杜南的学习成绩不好。21岁那年，他不得不从著名的加尔文学院（由16世纪的日内瓦教会牧师约翰·加尔文创办）退学。接下来，他去了一家银行做学徒。

他帮助别人的习惯没有因为退学和工作就放弃了。他参与了基督教青年会在欧洲大陆的拓展。基督教青年会于1844年成立于伦敦。

那时，工业革命正在欧洲蔓延。像今天的中国，很多年轻人在城市寻找发展的机会。他们在工作之余前往的地方常常是酒馆、妓院、赌场。杜南和他的朋友们希望自己的同龄人能过上身心都健康的生活。

同时，杜南也继续着在商业上的工作。他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创办过贸易公司。由于那里的土地和水的所有权划分不清晰，他打算去见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呼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

这个看来不相关的举动却促使杜南创办了红十字会。拿破仑三世正在率领法国军队跟奥地利作战，总部设在意大利北部的索尔费里诺（Solferino）。1859年6月24日，法奥双方展开了巨大的攻势。仅仅这一天的战斗，就有超过3万人伤亡。

也就在那天晚上，杜南抵达索尔费里诺。在附近的教堂，他开始搭建战地医院。他向作战双方游说，要求释放被俘的医生。跟他一起救人的当地人开始流传这一句话：Tutti fratelli（大家都是弟兄）。

战事结束之后，杜南回到日内瓦，写了一本名叫《回忆索尔费里诺》的小书。到1862年，杜南自费印制了1600本，他开始送给欧洲各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他的目的是，呼吁建立一个中立而且常设的国际救援组织，无论战争的哪一方都必须尊重这个组织的独立。

杜南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支持。1864年，在瑞士议会的组织下，12个国家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最初的文本。红十字成为这个独立组织的标志。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被国际红十字会认可的国家协会中，152个使用红十字标志。其他33个使用红新月，是后来加入的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另外一个是以色列，标志是红水晶。

当初之所以选定红十字，直接的原因是杜南和其他几位创办人都来自瑞士，而瑞士的国旗是红底白色的十字。为了跟瑞士国旗区别开来，这个组织的标志采用了相反的颜色，成了白底红色的十字。

如果十字仅仅是一个国家旗帜的标志，仍然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事实上，十字不仅是瑞士国旗采纳的图案，欧洲的很多国旗上都有十字，比如英国和北欧各国。

这跟欧洲的信仰背景紧密相关。在过去一千多年，以十字架为标志的基督教会塑造了欧洲和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各地的基督教会创办了医院、孤儿院、救济会、和各种学校。

杜南和他的同伴们选定红十字，实际是在选定一种能够代表救死扶伤精神的象征。在杜南从小长大的环境中，这种精神就伴随着他。

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帮助孤儿和穷人的持续动力来自他们所信仰的上帝的呼召，让他们以基督的舍己精神为榜样。红十字就象征了基督为拯救世人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和之后的复活。

杜南年轻时组织周四《圣经》小组，他在加尔文学院上学，后来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一直到在索尔费里诺附近的教堂建立战时医院，都无不跟这个信仰相关。

可能很多精力都花在红十字会上的缘故，杜南的公司经营出现了问题。一家银行的破产又牵连到他，他自己的公司不得不宣布破产。更多的磨难也接踵而来。

跟他一起创办红十字会的朋友将他驱逐出去。然后，他的母亲去世。接着，他又被赶出基督教青年会。1867年3月，不到39岁的杜南被迫离开家乡日内瓦。直到离世，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杜南在欧洲各国过着漂泊的生活。他做的生意都不成功。但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却没有停止。在1870－1871年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期间，他帮助建立了类似红十字会的救助组织。他呼吁各国裁军，组建国际法庭调停国际争端。

59岁的时候，杜南才得以回到瑞士。到82岁去世，他都住在一个叫海顿（Heiden）的乡村，终生未婚。要不是后来有记者发现了他，杜南几乎销声匿迹了。

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颁布。获奖者是杜南和他的法国朋友弗雷德里克·帕西（Frédéric Passy，1822-1912），一位经济学家，各国议会联盟的创立者。对于丰厚的奖金，杜南一分未用。他建立的国际红十字会后来三次获奖，是迄今取得诺贝尔奖最多的组织。

105年前的这个月，他离开这个世界。去世前，杜南请求不要为他举办任何形式的葬礼。他对自己的总结是：“我是基督的门徒，像一世纪时的那样，仅此而已。”


后记：

杜南说的这句话出自一本传记，《杜南：红十字的故事》（Dunant: The Story of the Red Cross,），详见“阅读原文”。

这篇文章最初写于2010年，发表于一本新闻杂志，那年世界红十字日——也是杜南生日——前夕。

后来，2013年春天，我在医院陪父亲，再次想起杜南和红十字的故事。那时，父亲刚接受手术。那是他工作多年的医院，做手术的是他学生。不仅父亲，至少祖父和曾祖父也是医生，我从小也是在医院的家属院长大。

然而，直到近些年，特别是那次在医院陪父亲，才开始进一步体会救死扶伤的医院原本跟救死扶伤的教会是这么亲近。如果没有在十字架上为拯救人而流血的那位创造者，红十字也就仅仅是这个暂时世界的一个标志。

今年6月初，陪家人去一家医院看亲戚，意外在医院门口外墙上看到两块石刻（见下图），上面的字，“坤维医院”、“基督医院”，很醒目。

这里是父亲曾经就读其中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根据历史记载，这家医院可以上溯至1897年。那时，美国传教士葛璧玺［Henrietta (Nettie) Grier］在这个城市建立了当地最早的西医院。最初叫福音诊所，后来是博济医院、坤维医院、基督医院。




今天，我意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档案中发现这位传教士的照片（见下图左一）。那是1938年，拍摄者是福尔曼（Harrison Forman，1904-1978），曾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东方哲学，二战期间在中国为《纽约时报》、《国家地理》撰稿。我前些时候意外看到的母校教堂照片也是他在那年拍摄。

基督之后，类似杜南、葛璧玺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只是没曾想到，他们这些跟基督和他的红十字关联的人会离我和家人如此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