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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多少惨剧相加，才能成为一出悲剧？
原创 2015-10-09 云也退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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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拉娜的书，问题便在于太多削减，太少加增，太多悲伤，太少爱。惨剧过剩而悲剧感不足。但我不能说，这是她的责任。
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年有篇写马岛战争的文章，读得心惊肉跳。阿根廷士兵缺吃少穿，手持装着劣质弹药的劣质武器，被驱遣如苦役犯一般，后死者背着先死者的尸体，倏忽之间，自己也在泥泞之中倒下。克劳德·西蒙写过二战，法国骑兵冲向德军坦克，肉体瞬间溃散。他们眼里的战争都是现代的，去英雄叙事的，就连悲剧都算不上，处于劣势的一方都受执掌权力的人所欺骗，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承担怎样的生命风险；也许，优势方也好不到哪儿去。
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最痛恨的，就是被当政者当枪使。她有一句名言，说苏俄人都是“监狱和幼稚园的混合”，意思是头脑尚未发育完全，人就被监禁起来。没有比这个更Hard的投胎模式了。可想而知，这些人的成年过程，同牲畜的被蓄养一般无二。
斯维拉娜踏足书写战争（及切尔诺贝利之类灾难）受害者的领域，或说得更宽泛一点，书写被战争改变了的社会、大自然和人的心灵。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看，在威权政府隐瞒真相的背景下，这种个体撰写口述史的努力焕发出英雄主义的光彩。斯维拉娜做了她该做的事：去到一个个村庄，记录母亲们的哭泣，在哭泣背后是政权对人的恣意宰割与蹂躏。泪水浸泡着她书里的一个个故事，手巾完全不够用，《锌皮娃娃兵》里，说到一位母亲收到了来自阿富汗的棺材，里面装着她儿子的遗体，当棺材被移进她狭小的房间时，母亲迸出一阵嚎啕：“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他是个木匠，有半年时间都在为将军们修别墅！从没有人教给他怎么开抢，怎么扔手榴弹！他上战场后一个月就死了！”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但有必要怀疑，是否一出出惨剧相加，就等于悲剧。《切尔诺贝利之声》，斯维拉娜流传最广的一本书，再喜欢它的读者，也得承认其中有太多的重复，有结构上不甚理想的松散。惨剧和惨剧终究太相似了，一种死和另一种死，一个人的死和另一个人的死，形诸于文本后，除了在空间顺序上不得不一先一后讲述之外，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呢？组织一台时装秀，都得精心策划如何一路给观众以新的刺激，如何让观众在散场之后，脑子里不止留下对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出场的模特的印象。写书更是如此。
斯维拉娜是否知道，人们有多么需要知道她的故事？她能否在连篇累牍的惨剧之中或之外，描绘出一幅超越于惨剧总和的动人的悲剧图景？我曾在一篇专栏中写过一对美国老夫妇的故事：老太太死于“9·11事件”，而她那位耳聋神浊的丈夫每天早晨起来，一如以往地咆哮，喷吐一串串老人式的牢骚。他总是抱怨大楼挡了屋里的光线，而楼塌人亡之后，他的视线感觉到了阳光，有一天，他发现连之前一直守身如玉的盆栽都开花了。于是他大笑起来，叫唤妻子的名字，要她一起来看。
这是悲剧了。悲剧不只是一个人绘声绘色地告诉你他失去了这个，失去了那个，也不仅仅是没有尽头的等待，无望的回追，或声泪俱下的控诉。当失去并未削减而是加增了一个人，在他或她之后的生活里持续地、以常常无法预知的方式释放能量时，惨剧才可能成为悲剧，而且，在这样的故事里，绝不能缺少某种形式的爱，或喜悦，或满足，或一种救赎的感觉。当然，戏剧元素或许是天然存在的，叙事者的技巧，和转述者的笔力。斯维拉娜为一本书访问一百来人，都未必能遇到这样一个盆栽开花的故事。
斯维拉娜的书，问题便在于太多削减，太少加增，太多悲伤，太少爱。惨剧过剩而悲剧感不足。但我不能说，这是她的责任。她曾说，苏联时代过来的人，普遍地都无法对自己负责，这些未脱幼稚园气息的人，对于痛苦的失去和不公正的剥夺，内心甚至都缺少做恒定判断的能力。这使她痛心，《战争那张非女性的脸》，《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这样的书名已经暗示，作者很可能写不出战争复杂的图景，只是收集了一大堆——且让我这么说——忆苦的素材。以色列有位作家，大卫·格罗斯曼，无数次访问巴勒斯坦人，做他们的访谈并出书，但据我所知，巴勒斯坦人对他不屑一顾，因为他只是一次次拿走他们的故事，却不能还给他们包括国际关注在内的任何东西；现实中的寂寂平民，到了书里仍是“受苦者”的一分子。我想，斯维拉娜也未必能避免此种口实。
她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她很想要用自己的书，去打动本国和本民族以外的人，把阿富汗战争变成世界性的耻辱，把切尔诺贝利变成一个关于苦厄的文化命题，犹如当初的一批文化人成功地把奥斯维辛变成全人类的创伤一样。她以为，只要披露切尔诺贝利的真相，它必将成为又一个奥斯维辛，被杀死和被永久致残的人们，将为世界培养出一批头脑强健、目光鉴定的哲学家。
可她太天真了。奥斯维辛是全人类的事，切尔诺贝利？他人的瓦上霜，一群昏头昏脑的俄国佬把自己的事搞砸了而已。她去了日本，见识到日本人以惊人的效率和水准管理着自己的国家，如此文明，如此严谨，并用如此冷漠的口气回应她的打扰：“那种事只会发生在你们俄国人身上，我们的所有麻烦都来自地震，但大自然是不可预测的，谁知道地震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后来福岛核泄漏了。斯维拉娜发现，日俄这对宿敌走上了相似的道路：一如苏联政府对切尔诺贝利的处置，福岛之后，日本政府也雇佣“神风特攻队清理工”来善后，只有一点不同，日本人用丰厚的酬金买取工人的健康。在处理内部的事上，两国的人道程度到底还是有差别的——苏联把二三十岁就丧失了健康的年轻人一脚踢上大街，任其流落，日本则雇用老人，以缩短他们的余生为代价，让他们的家人手头宽裕一些。
我感觉，斯维拉娜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类现实。她有点不知所措。每说到这些，她就顿足捶胸，愤激溢于言表，因为她心里从无困惑，她眼中的是非太过分明：政府和执政党永远是粉饰太平、逃避责任的专家，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其无能。没有什么复杂的图景，把被隐瞒的披露出来，剩下的就该行动，行动，行动。
这就是她的文字缺少悲剧质素的根源所在。悲剧的生成，总是需要书写者以其困惑来介入的。看斯维拉娜叙述在日本的经历，我就想到另一位访谈大家，美国人斯塔兹·特克尔写过的一件事。他说，他在小石城的一所学院里，跟学生说起艾滋病患者，他们哄起来，一口一个“他们活该，他们自作孽”。他们的老师说，这是一种阿米吉多顿思想，即世界末日心态在作怪，孩子们生而不怀希望，因而也不会慷慨地表达同情。然而，斯塔兹旋即给学生放映了一部关于艾滋病患者的纪录片，片子结束后，教室里满座泣下。
“他们为什么哭泣呢？”斯塔兹说，“在我过去三年的所有经历中，唯有这件事最使我困扰惶惑——这些年轻人，先是谴责，后是哭泣，也许向我们提出了某种挑战，而我们至今还未能认识这种挑战。”
“挑战”二字，在斯维拉娜的问题意识中并不存在——她要的是解决，是走出过去，她不愿在现实的泥淖里耽搁太久，让未完成的继续未完成。斯塔兹也没有写出悲剧，他只是顺水推舟地完成了一批对普通美国人的访谈，至于目的，只是不让过去随便磨灭。本质上，他有一种美国式的荒漠心境，预先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而斯维拉娜却相反，她太在乎“有为”了，始终在寻求复原、匡正、弥补、清算的可能，因此，别人的冷淡、消极、不争，更不用说倒打一耙（一些被她访问过的苦难女性，后来指控她的写作对她们造成了二次伤害），足以杀伤她敏感的自尊，就差龙应台式的暴跳如雷：你们为什么不愤怒？你们对得起我吗？
她访问过的另一个女人，和她丈夫都是“人民之敌”，系狱期间她产下了孩子，母子都受到一名女狱警的虐待，险些精神崩溃。母亲暗暗发誓，如果她能活着出去，她将竭尽一切可能找到仇人：她只想和她对视一眼。后来，苏联终于进入“新思维”时期，那位妇女获得了自由，还真找到了当年的狱警，后者已经九十多岁了，躺在病床上。她设法进入病房，来到床头，看着那老太太的眼睛。
老太太叨咕着说：“我不记得你了，你们都一个样。我们奉命行事罢了。”接着开始抱怨：“我儿子是个酒鬼，我丈夫去世了，我拿着一点点退休金，我整天胃疼。”
每个人最终都是不幸福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亦然，似乎并没有人，能从施害中得到可以享用一生的快感。但斯维拉娜说，她坚信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惩罚，这种不屈令人感动。“纳粹猎手”为什么要飞过大半个地球，去缉拿一个面瘫眼盲、口角流涎的老人，只因他在年轻时一度担任过集中营看守？你能用任何有关宽容的说辞来要求他们住手吗？
“得有一个审判庭，”她书生气十足地说，“由一些能做实事的实干者组成，否则我们将永远走不出这些往事。受害者和社会的精英应该行动起来。”是的，要唤醒受害者，但是否唤得醒他们？更关键的是，唤醒之后又能做什么？他们满身满脸都是疲惫，他们羸弱的心灵甚至不足以抵御酒精的诱惑，更不用说当权者，哪怕只是当权者手下一名小小马弁的笼络。至于精英，斯维拉娜比谁都清楚，他们，包括她自己在内，都无法同政权比拼谁活得长。
我很清楚，我为何至今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那篇战争纪实文。没错，第一次了解到一场我陌生的战争的诸多细节，看到英阿双方之间，期望和现实之间强烈至于可笑的反差，是有种深刻的满足的；但是，真正击中我的是另一发子弹。阿根廷军人缩影了每个人都逃不脱的处境：懵懵懂懂地，似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推到了命运凶恶的獠牙之前，甚至还来不及掷下泪水。我也总是想起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的一句诗：“总得有人打扫战场，因为死尸不会自己收拾自己”，这写的也不是战争，而是宿命。
装阵亡士兵的锌皮棺材，被核辐射扭曲的草木人畜，泪流成河。读过这些，阖上书页，除了叹气：“这些女人太惨了！她们太可怜了！她们怎么会这样……”我还能做点什么？所有书写大苦难的非虚构作者，都要在惨剧和悲剧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调配好各种情感的比重。他们必须是惴惴不安的，因为当他们质问：“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怎么还能继续安心地活下去？”时，听众可能回以诧异：“怎么活下去？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我很不喜欢赫塔·米勒的书，那种自说自话、阴阳怪气的乏味的文字。不过她有个自辩：在齐奥塞斯库时期，我只能这么写。我觉得，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字可以比米勒留存得更久一些，它们更直接，更惊心动魄，在官方隐瞒的东西尚未被披露之前，它们是一份凌厉的见证，也代表了一个心怀家国的人令人叹惋的执念。她没有写出悲剧，因为她本人就是悲剧。2011年，结束流亡首返回故土，她发现能移民的人全都移民了，于是陷入了抚今追昔：在“新思维”时期，民间踊跃地推进了记录集体记忆的运动，那时的氛围……啊，不说了，后苏联时代的祖国成了一个空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