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 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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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一）——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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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一）

——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日战争中的陈垣教友



陈垣（1880.11.12-1971.6.21），汉族，广东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出身药商家庭，天主教友。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 “国宝”。（百度百科）



一，坚守北平  驳斥日伪利诱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就占领了北平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迁，大批师生南下。当时，辅仁大学没有南迁的打算，而陈垣先生如果要南下，只能丢下辅仁大学的师生，只身离开北平。他是一位学者，离开了他的大批图书，就无法进行工作，这是他留在沦陷区北平的一个原因。但是，他对于想要离开北平的朋友、晚辈，积极支持。陈垣先生首先把在北平读书的一子二女送到南方，这样他就可以无后顾之忧，从容应对各种艰难局面。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沦陷区需要有一批人留下来主持正义，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抗战八年，时间之长，战争之惨烈，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但是，陈垣先生拥有坚定的信念，始终坚持民族气节，大义凛然，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坚信，侵略者必败，中国不会亡。他利用一切机会，援古证今，用历史的经验来证明这个道理。比如他在抗战时期的许多著作中反覆强调：“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人有信心恢复中原。”“中华民族老而不枯。”他冷静而客观地面对现实。沦陷区的人民不可能都跑到后方去，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都到后方去教书、读书、就业。我们看看抗战时期的政治地图就会明白，东北是所谓满洲国，华北直到华南都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还能控制的是西北和西南，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绝大部分在敌后，范围也不大。沦陷区肯定会有大部分人民留下来，这就需要在各个方面都有人来维持正气。陈垣先生确认自己就是在教育和学术方面维持正气的人。他还要回击汉奸的种种谬论。他们中有的人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当汉奸不假，但是你们不走，不也是吃这个地方的粮食，你们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差别。”陈垣先生义正词严地驳斥他们：“所食者吾之毛，所践者吾之土，亦何愧乎！”

　　像陈垣先生这样地位的人留在北平，日伪方面当然不会放过。先是利诱——请他参加“东洋史地学会”并担任职务。这是一个披着学术外衣的汉奸组织。他当然拒不参加。然后又要他担任当时敌伪最高文化团体“大东亚文化协议会”的副会长（会长是日本人），薪水颇高，又被他断然拒绝了。利诱不成就是威逼。1938年徐州陷落，日伪当局强迫北平全市挂伪“国旗”，并强迫游行“庆祝”。辅仁大学和附中拒绝挂旗、游行，被勒令停课三天。日本人还多次找时任校长的陈垣“质问”。陈垣先生说：“国土沦陷，我们只是悲痛，要庆祝，办不到！”还有一次，学校礼堂放电影，正片前加放的体育片中出现国旗，学生情不自禁地鼓掌。日本宪兵队来找陈垣先生，要他交出鼓掌的师生。他回答：“带头鼓掌的是我，要逮捕就把我抓走！”慑于他的威望，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

1945年7月，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的小引中，开首一句话就写：“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他当时确实忍痛变卖了几部大书，但这是在收入减少、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陈垣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为了维持《辅仁学志》，自愿不支稿费，而且写的文章比以前更多。



二，维持辅仁  保护抗日学生

　　抗战时期，陈垣先生坚守在北平。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维持辅仁。

　　辅仁大学在最初筹办时，是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主办的。本笃会除了派人，还补助经费，时间是1923至1933年。后来本笃会经费困难，辅仁大学自1933年起改由德国圣言会接办。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许多高校南迁。在沦陷区的北平，唯有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和德国教会办的辅仁大学的学历，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承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燕京大学关闭，只有辅仁大学能够继续办下去。辅仁的校务是由教会代表兼校务长主持的，但是作为大学，它需要有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这面旗帜就是陈垣先生。抗战时期，一批知名学者来到辅仁大学任教，学生最多时达到三千多人。辅仁大学里面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国民党在北平的抗日据点就在辅仁大学，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共同为抗日出力。所以，有人说辅仁大学是抗日堡垒。

1944年3月，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和三十多名教授、附中教员因宣传抗日被捕，多方营救无效。陈垣先生在1945年冬至所写的《通鉴胡注表微》一书识语中说：“此论文本为纪念被捕及被俘诸友而作。”被捕者就是上述英千里等人，被俘者指辅仁大学的美国和荷兰籍教授和神父。1945年7月，被捕诸人终于被释出狱。当时抗战还未胜利，辅仁大学公宴出狱的诸教授，以此来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对日伪当局的抗议。

陈垣先生在抗战时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利用辅仁大学这个阵地来教育青年学生和柴德赓、启功这样的中青年教师。

1942年4月，抗战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辅仁大学举行返校节，返校节照例要开运动会，陈垣校长要在运动会开始时讲话。他环顾会场，发现观众中混进了一些汉奸。他说：“今天不是开运动会吗，我给大家讲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孔子怎么会开运动会？这个题目一宣布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陈垣先生接着说：“《礼记》的《射义》篇记载，孔子曾主持射箭比赛，让子路把门，宣布有三种人不能参加今天的盛会。一种是败军之将，第二种是为敌人做事的，第三种是认敌作父的。宣布完三条，不少人都溜走了。”陈垣先生讲这个故事，是要在公开场合警告那些汉奸。当时日伪当局为了笼络人心，提倡“读经”，陈垣先生就用儒家经典的话，巧妙地打击敌人。“七七事变”以后，他选用具有“故国之思”的清初学者全祖望的文集作为“史源学实习”课的教材。其中有一篇是全祖望和杭世骏关于刘豫墓在何处的讨论。刘豫是金灭北宋以后建立的伪齐傀儡政权的头目。陈垣先生在讲这一课的时候说，刘豫墓是否在济南，肯定和否定两方的证据都不足，而且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豫的后人故意隐瞒自己的家世，说先人“事轶不传”。陈垣先生的结论是：“人至为子孙所羞称，则亦已矣！”在当时的课堂上这样讲，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冒很大风险的。



三，潜心著述  阐发微言大义

　　抗战八年期间，陈垣先生一共写了七部著作，还发表了不少文章。这是他一生学术著作最丰盛的时期。这些著作在当时起了振奋民心的作用。沈兼士先生当时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又是北平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的负责人。1940年5月，他在读了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后，赠诗一首：“吾党陈夫子，书城隐此身。不知老将至，希古意弥真。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一编庄诵罢，风雨感情亲。”这首诗准确、深刻地反映了《明季滇黔佛教考》这部著作的影响力。以书斋作战场，纸笔作刀枪，这是陈垣先生在抗战期间所做的第三件大事。

　　他的有些著作直接表明了他的政治倾向。比如，1942年底在《辅仁学志》发表的《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他是要表扬为国捐躯的英雄；有些则是把主题放在文中，比如同样发表在1942底《辅仁学志》的《书全谢山<</span>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他在文末点出，全祖望这篇文章是“慨故国之久亡，特借闰以寄其意耳”。

陈垣先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是他自己称为“宗教三书”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以及他称为自己“学识的记里碑”的《通鉴胡注表微》。

胡三省在宋亡以后，以三十年的时间，倾注全部精力，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注，到了清朝，有人认为胡三省擅长地理，有人认为他擅长考据，才偶然提到他。至于他为什么注《通鉴》，用意何在，从没有人注意。陈垣先生过去曾多次阅读胡注《通鉴》，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直到抗战爆发，他身在沦陷区的北平，在日伪统治下，与胡三省有相似的遭遇，并且有共同的爱国情怀，所以才能切身体会到胡三省对于元灭南宋、亡国之痛的深切感伤，于是发愤著《通鉴胡注表微》。所谓“表微”，就是要阐发胡三省在为《通鉴》作注时，隐藏在注文中、当时不便明言的微言大义。同时，他也通过《通鉴胡注表微》来表达自己在抗战时期隐藏在著作中的不便明言的微言大义，这也是陈垣先生对自己学术的总结。《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先生最后一部专著，也是他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1950年初，陈垣先生在给老友席启駉的信中说：“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 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这里所说的“当政”，是指那些不好好抵抗侵略、不好好整顿自己的政治当权者。

　　1944年1月，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辅仁校友周国亭冒险进入北平，看到老校长处境困厄，进言老师，愿伴送他到大后方。陈垣先生是这样回答的：“余如南归，辅仁大学数千青年，有何人能代余教育之？沦陷区正气有何人能代余支持倡导？”这位学生深为感动，后来在开封《正义报》上发表了题为《北平沦陷期间探险记》的文章，详细记录了同陈垣先生的这次会面。

　　陈垣先生抗战八年在沦陷区的北平，确实履行了一位爱国史家的崇高责任，给后人留下来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本文取自《抗日战争中的陈垣先生》作者：陈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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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二）——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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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二）

——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日战争中的郭城屏神父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城屏神父正担任山西太原教区红沟村本堂神父。



1938年春，八路军某部补充二团由盂县开到红沟村驻扎，进行敌后抗日活动。当时，部队严重缺乏枪支弹药。部队领导听人说，1937年10月间“忻口战役”结束后，晋绥军南撤时，沿途遗弃了不少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大部分被群众埋藏。部队曾派人动员群众，想收回这批军用物资，但收效甚微。该团黄营长（福建人）亲自来到教堂与郭神父协商，欲让神父协助此项动员工作。认为神父在教友当中威信最高，教友最听神父的话，若神父出面动员，教友必会带头交献，并带动教外群众。神父一口答应：“我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中国天主教的神父，能为人民军队出点力，办点事，支援抗日，打击日本侵略者，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时，神父正患眼疾，顾不得医治，立即从红沟村先做起。他挨家逐户进行动员，经过数日的辛苦说劝，卓有成效，仅红沟村就献出轻机枪两挺、冲锋枪3支、步枪20余支，接着，附近有教友的坪塘、山堰村也献出步枪20余支。神父还建议黄营长派人拿上他的名片和介绍信，到他所管辖的各堂口找会长联系。这些村的教友，因见到神父的名片，解除了顾虑，纷纷献出了枪支。有的还亲自送到红沟村让神父验收，如棋子山、北山头、西庄等村就送来不少枪支弹药。会沟教友还献出迫击炮一门。按部队规定，凡交献出武器并生活困难者，均发给10块银元，但他们为了抗日却分文不要，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



日寇疯狂践踏我国领土，对游击区和解放区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郭神父为了协助人民军队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利用神职人员的特殊身份不受敌人检查的有利条件，乘坐架窝子（驴驮架）频繁出入太原城，为部队购买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办公用品、医药、棉布、汽灯丝络泡、电话机等军用物品。另外，还动员各村教友支援了一批旧军服，并从太原城内购买了一批，分次运出城外，由红沟教友张尚礼的马车义务拉运回村，交给部队。神父还动员教友资助部分抗日经费，如棋子山的张二全，一次就献出银元200块。



为解决部队的吃粮问题，郭神父将1937年8月2日和8月15日两大传统瞻礼，各地来板寺山圣母堂朝圣教友的捐款，买了一百多石小米，全部献给抗日军队，以表达他抗日爱国的赤子之心。



1939年6月中旬，补充二团奉命调离红沟，临行前，郭神父在红沟堂院设宴欢送。团政委（广东人）和黄营长等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宴会。席间，黄营长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高度评价了郭神父和本地教内外群众，对抗日救国的热情和所做出的贡献，盛赞为补充二团装备了两个连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同时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工作，为把日寇赶出中国做出新的成绩。最后，黄营长代表部队首长特地赠给郭神父骏马一匹、马枪一支，以资谢意和鼓励。部队调离后，他还多次来信，告诉战斗胜利的消息。郭神父也一再表示，凡相托之事照办不误。



     1940年，郭神父眼疾复发，几近失明，前往河北邢台治疗。至此，离开了红沟。1989年郭城屏神父身患肺癌，医治无效，1990年1月9日逝世，葬于峰西，享年90岁。



（本文取自《信德报594期·抗日战争中的那些“基督勇士”》作者：武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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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三）——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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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三）

——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战时期的于斌枢机



中国天主教界的有识之士，在中国人民全面开始抗日，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不仅在国内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舆论上揭露日寇对我们的侵略蹂躏、狂轰滥炸、屠杀无辜的事实；在行动上，主动积极地自发组织天主教神长教友开展救助难民、医护伤员的爱德工作；同时，也创造和利用一切机会，向国际社会呼吁，支持我们国家的正义抗战斗争。



于斌枢机，生于1901年4月13日，1978年8月16日逝世。字冠五，号希岳，后改为野声，圣名保禄，黑龙江兰西人，曾任天主教南京总教区总主教、第二位华人枢机。1919年入修道院，后转读上海震旦大学。1924年赴罗马传信大学读哲学、神学，获宗教学博士，后又获圣多玛斯学院哲学博士、伯鲁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精通拉丁、英、法、德等六国语言。回国后在北平任中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后任津沽大学教授、中国公教学校视察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组织教友支持抗战。1944年与太虚法师等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任常务委员。1946年任南京区总主教。



1936年7月17日，于斌被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为当时首都所在地南京的代牧区主教，领衔Sozusa in Palaestina城主教；1936年9月20日，在北京西什库救世主堂接受了教廷驻华全权代表玛利奥·蔡宁总主教的祝圣。当时民国政府特令津浦铁路增添一辆“花车”，以欢迎他莅临南京。



1937年，抗战爆发，于斌主教随政府西迁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议员，主持难民教济工作，他发起了百辆救护车运动。抗战期间，他曾前后八次前往欧美国家，到处发表演说，争取国际上的同情与援助。于斌主教曾三次面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时中国得到的第一批美国援助，就是于斌主教的功劳。



1943年，于斌主教赴美国，在华盛顿创办中美文化协会，促进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特别重要的是，于斌主教在华盛顿积极活动，最终促成美国政府修改移民法。1944年以前，华侨在美国不能享有永久居留权，不能购置不动产，男子到美国不能带同妻子，因为怕有中国孩子生在美国而成为美国公民。于斌发动不少美国友好人士作证，批评这种歧视性做法，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等于供给日本五百架轰炸机），也深深损害了美国的声誉，必须立即修改。于斌主教争取到了一些国会议员及众议院议长的支持，1943年美国修改了移民法，每年准许105名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并取得永久居留权。自此以后，美移民法即逐渐有利于中国人。1945年9月，抗战结束，于斌主教也得以返回自己的教区——南京。



于斌主教于1937年10 月到1938年5 月，遍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英国、爱尔兰、荷兰、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口讲笔述，揭露日本侵略中国、蹂躏中国百姓的真相。当时《大公报》载文指出：“于主教到大学演讲，到无线电台广播，在报纸上发表谈话，果敢地抨击强权，他不但坚决反对日本的横蛮，且对于意德的行动，敢加以声斥。”



1939 年2 月，于斌主教再度赴美，吁请美国继续救济我国难民。他前后花了8 个月之久，走访了美国40个州、129个城市，除了与有关赈济募款机关接洽外，还访问了美国朝野“有力之领袖”，如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红十字会会长大卫氏、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拉博士等。于斌主教第二次赴美期间，也筹集捐款80 余万美元。



无可否认，在中国人民齐心一致抗战的时期，中国天主教界以爱国的形象与精神外出宣传，切实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中国的抗战，被广大持有同样秉承正义、热爱和平的国家和国际友好人士所认同与支持。



当时中国天主教的代表人世在海外大力宣传之后，“各国对我民族重新估价”，“完全改变过去错误的认识与态度”。如于斌主教在欧美走访期间，加拿大那瓦大学1938 年3 月的一份杂志载文宣称：“我们以前过于不认识别一民族，过于按我们简陋的智识去推测，难得别一民族的真正代表人，到我们中间来，使我们的错误能够纠正，我们对别一民族，得一正确的观念。”爱尔兰舆论界在于斌主教访问后也指出：“中国人已不是无思想的落后老朽，中国人的见解，已达到人类思想的高峰。”这说明，欧美人士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了相当的改观，他们“后悔以前过于低看了中国”，认为中国人“有志气有决心”。



还应当指出的是，宗教界的外出宣传对于激励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于斌主教在美期间，各侨胞团体纷纷要求他演讲。于主教对我国抗战以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财政等问题，均作了精审的分析，并以事实说明我国最后必获胜利，由此“侨胞爱国情绪日益增加”。



可见，中国天主教界的外出宣传是富有成效的，对于赢得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天主教界对抗日战争最后获取胜利的一个不能抹去的贡献。所以，于斌枢机主教在抗战时期的爱国行动，历史应当记下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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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四）——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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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四）

——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战时期全国教友虔祈祖国胜利



祈祷是天主教一种重要而日常的信仰活动，也是天主教教友们的宗教生活之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尽管烽烟四起，中国天主教界，和中国其他宗教界一起，举行了系列小型、大型的祈祷活动，或追悼中国的阵亡将士，或祈求中国的抗战胜利，或祈祷世界和平。



不可否认，天主教界把抗战胜利与世界和平的实现寄希望于天主的保佑，为没有天主教信仰的人而言，这种寄托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但需要肯定的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环境之下，祈祷对于唤起全体教会同胞，为国家主权、民族独立、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决心与勇气，起了积极作用。尤其是，作为天主教的教友，坚信圣经上主耶稣基督说过的话：“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著；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玛7:7）“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为什么事祈祷，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因为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玛18:19-20）



1937 年9 月，西安天主教友2000 余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祈祷和平大会。该会发起的目的，就在于“唤起全国三百万教友，于抗战期间，对国家须体明国民责任，发挥爱国精神，忠心报国”。天主教友们在当时国家危难存亡之际，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应该担负起真诚爱国、忠心报国的国民责任，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力涂炭时，更加团结一心，为中国的抗战斗争祈祷，为中国与世界的和平祈祷。这次盛大的祈祷，不仅使参加的所有教友深切感受到对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与希望，消息传布开来，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的天主教友们，于是，各地神长教友纷纷组织起来，举行各种形式的聚会，为中国抗战这一正义事业祈祷，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1938年1月18日，天主教为追悼抗日阵亡的将士，并为祖国的和平祈祷，在汉口举行了隆重的弥撒圣祭。当时的蔡宁总主教亲临主祭。蔡宁总主教在弥撒中，带领所有的参礼主教、神父和教友们，一起诵念为亡者祈祷的经文，并虔诚祈祷国家和平、世界和平。弥撒圣祭是天主教礼仪中的最高形式，是天主教七件圣事中最大的一件。当年中国天主教，就是以教会信仰中最高、最大的礼仪，为抗战奉献祈祷。这毫无疑问地说明了中国天主教对抗战的积极心态，同当时全国各族、各界爱国群众的心态，是完全一致的。加上每日在弥撒中为抗战取得胜利的意向而祈祷，鼓励教友们每天诵念玫瑰经、拜苦路，以及全国各地天主教界人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利用报章、杂志、舆论宣传抗战等，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们对抗战之热诚，与普通百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8 年2 月6 日开始，全国举行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宣传周的第一日为宗教日，全国天主教，偕同基督新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全体动员，共为国难祈祷。这次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祈祷活动，对于广大教徒积极投身参加抗日，其作用不可低估。



此外，宗教界人士在带领祈祷和宣讲教义时，还往往同宣传抗日结合起来。也有不少宗教界著名人士组织宣传团体，四处发表演讲，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这一股共同祈祷、宣传抗日救亡、积极投身抗日运动的洪流，逐渐在全国各地的广大天主教友们中蔓延开来，终与全国各界人士形成合力，共同携手奋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直到抗战最后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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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五）

——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战时期全国各地天主教友积极救助难民



徐家汇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天主教历史上有重要地位。上海天主教的文化出版、科学教育等事业在此创立和发展，徐家汇成为上海天主教中心。1924年，中国天主教“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曾在此举行。抗日战争初期，徐汇大堂、徐汇中学等办了难民所，收容难民数以万计。（《上海宗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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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国际红十字会成立，该会于新闸路等处设有143处收容所。在该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道主义战士、法国天主教神父饶家驹。他是华洋义赈会会长、上海国际救济会主任，兼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早在一·二八时，饶家驹神父因救济闸北难民，被日本击伤，锯掉了右臂，后人们称他为“独臂神父”。八一三事变后，他积极倡导建立南市难民区，前后收容了30万的难民。人们也称道他是“辛德勒”式的人物，是“难民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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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5日，天主教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会长陆伯鸿教友，鉴于华北发生战事（抗日战争），遂与上海各慈善团体联合会及中国红十字会筹办收容所，得到当时的法租界内大医院及大学（广慈医院和震旦大学，今上海瑞金医院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当局同意，作为将来作收容及疗养处，并拟组织救护队，派赴前方工作。当时，陆伯鸿教友大力呼吁天主教友们一起慷慨捐助，购置急救用的外科医疗器械与药品。同时，因为当时中国天主教会人世的大力宣传抗日与救助难民，此爱国义举，也得到了当时梵蒂冈教宗庇护十一世的积极响应，他特别向中国捐款，以襄助当时上海的难民救护等慈善事业，同时也向当时的北京捐资，办理慈善事业。（部分摘自《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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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后的第二天，虽然时值暑假，天主教震旦大学的师生还是闻讯赶回学校，将医学院大礼堂改为临时医院，教授们及医学生们为伤员包扎伤口、取出子弹或手术截肢，其他学生则承担担架运输、维持秩序等辅助工作，震旦大学当时共收容伤员1400人。（《新民晚报》2015年06月03“抗战时的上海宗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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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的外国友人们也积极参与中国抗战中的救助难民工作，采取各种方式对难民进行赈助。1937年8月13日下午3时，世界红十字会就联合中国红十字总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等团体成立“上海国际救济会”，以共同救济难民。国际救济会在租界设收容所救济难民，先后建立了6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20多万。由于还有很多难民滞留在战区未能逃出，并且进入租界也有很多限制，为此，国际救济会在华界也办了多处收容所。为解决收容所中难民的生活，收容所内提倡难民生产自救，设立工艺小组；当收容所人满为患时，国际救济会在各方的支援下，将一万多人转移到了安全区。1939年，该会还协助法租界当局收容街头乞丐，安排去难民所。该会在南市区设立了两个医院，其中一个是慈安产科医院，义务免费为难民中的产妇接生；1940年创办了一所天主教小学，解决了部分儿童的入学问题，学校内还开办绣花工厂和毛巾工厂，所有的产品由姆姆负责代售，帮助解决学校和学生家庭的苦难。（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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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19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徐州城池，徐州人民从此开始了7年之久的奴役生活。日本侵略者大肆杀戮、奸淫掳掠，制造了一桩桩令人发指的屠杀惨案。侵略者实施殖民统治，把古城徐州作为其伪淮海省的省会；霸占工厂矿山，掠夺资源；大搞文化侵略，实行奴化教育，给徐州人民造成了罄竹难书的灾难。徐州西关天主堂、青年路天主堂等，在国家危难、同胞受苦之际，打开堂门，让众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徐州百姓和其他地区逃难来的人们，在教堂避难。教友们和神父们为难民提供帮助，大家相互安慰鼓励，共度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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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成德主教1889年10月25日生于爱尔兰西部戈尔韦郡的巴利纳斯洛（Ballinasloe），圣名巴特利爵，1906年初入方济会，1912年末来华。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以后，龚成德主教在湖北省随州等地设立难民收容所，积极救济难民，表达他和当地的天主教会，对中国的抗战全力支持。为了帮助在抗战中受难家庭的孩子们读书学习，他又在1946年初，建立天主教光华小学，后又设立公所，带领当地教友群众，善度信仰生活，重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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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苏智良教授曾介绍并诠解承载了抗战时期的时代特色和历史意义的《慈善救助分布图》。上海可以说是二战当中难民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难民救助最出色的城市，特别是犹太难民区和南市难民区。在犹太难民区及其他地方，上海救助了3万民犹太难民，这是一段二战中的佳话。同时法国（传教士）饶家驹（神父）为首的国际救济会组成了南市难民区，救助了33万中国难民，从1937年11月9日一直延续到1940年6月30号，30多万难民得以保全生命，避免了被日军屠杀的厄运。《慈善救助分布图》上分别标注出了今天位于南京西路的夏令配克难民收容所旧址，位于豫园九曲桥东北部的得意楼的红十字会办事处旧址、难民区产妇医院旧址，以及分散在小世界、杂粮公会大楼等处的一些难民区的重要遗址遗迹（共61处）。“但是，这样一件事情，我们过去无论市民、知识人还是领导，知道的不多，我介绍饶家驹（神父）事迹时很多人不知道。”苏教授感叹道。饶家驹首创的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日内瓦条约》修订，加入了战时平民保护相关条款，其影响深远却知者寥寥，“其实，这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所以这《上海抗战历史地图之慈善救助分布图》除了两次淞沪抗战中社会各界在上海建立的收容所外，重点突出的两个区域，就是法国神父饶家驹倡议建立的南市难民区，和上海犹太难民聚居区。（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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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天主教会，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今年83岁的霍国祥老人，在这个地方已居住了三十多年。他说，以前经常听老一辈的人提起这段历史，天主教总修院挽救了不少老百姓的生命，免受日军的毒害。如今，在原来的正门位置，有一块“趴”在隐蔽角落的石碑，记录了那一段珍贵的历史。这块碑名为《天主教河南总修院捍卫兵灾记碑》，开篇即描述了当时的紧张局势：“自东海扬波，而中原势若怒沸，越大河以南，江口横斜，淮竞夺流矣。开封于戊寅五月，亦遂告失陷，端阳后三日也。当是时，伏暴藏虎乳，血食肤前人，或谓崩榛塞路或仿佛似之，屯民奔走来院者，其数何止千百，而妇孺尤多……”1938年，端午节刚刚过去不久，日军就占领了开封，百姓四散逃命。开封东郊一带的老百姓，则纷纷跑到总修院避难，而逃过浩劫。为表示感谢之情，1938年9月，周围14个村的老百姓立了这块碑。这14个村分别是小花园、扬驿铺、大花园、白塔、皮屯、前台、边村、冈郭屯、鲁屯、朱屯、文庄、樊庄、汪楼、沙岗寺等。碑文由陶钟翰撰写，他后来还纂修了《开封县志草略》。（河南历史文化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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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六）

——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战时期的蔡宁总主教



玛利奥·蔡宁（MarioZanin），1890年4月3日，生于意大利贝卢诺省的费尔特雷（Feltre）。幼年入贝卢诺教区修院，后进入巴度圭（Padous）大学主修哲学和文学，1913年7月18日晋铎。后担任贝卢诺教区大修院副院长及主教府秘书。1922年初，被委派管理贝卢诺教区慈善事业。1926年，进入教廷传信部（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负责文化出版事业；1930年，奉调担任圣伯多禄宗座事业善会总秘书。



1933年3月，宗座驻华全权代表刚恒毅（Cardinal Celso Costantini）总主教因病辞职；1933年12月4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委任蔡宁为宗座驻华全权代表，特授总主教衔；领衔Traianopolis in Rhodope（古色雷斯城市，遗址位于希腊）城主教。1934年1月7日，于罗马接受了教廷传信部部长伯多禄·富马梭里·毕翁弟枢机（Pietro Fumasoni Biondi）的祝圣。同日，教廷委任蔡宁兼任天主教哈尔滨传教区宗座署理。



1934年4月，蔡宁抵达香港，旋即巡查两广教务。1934年5月14日抵达南京，觐见中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后去上海，沿路北上；在天津会见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于斌主教；经北平访问宣化、张家口、大同。1934年10月，自北平抵汉口代牧区，顺长江巡查九江、安庆、芜湖，再赴南京。11月，由津浦铁路至徐州、蚌埠、归德、开封、卫辉、正定、保定等教区。沿路巡查各地教务，会见各教区首长、修会神职，视察天主教所属各项产业。期间，蔡宁表示其来华使命“奉教宗谕旨，秉承刚总主教之方针…教民与政府之合作，得到民族间之真正和平，使国家兴盛…”。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10月，教廷国务院总秘书处致电蔡宁，否认与日本签订秘密的协定的传闻；11月初，教宗庇护十一世委托蔡宁总主教向国民政府捐款十八万五千里拉。12月20日，蔡总主教以宗座驻华全权代表的名义发表演说，号召“各国在华之主教、神父、全国教友，应协同中华国家合作，以达到中华国家与民族幸福之目的。”同时，蔡宁要求公教人士，应“节食、捐献衣物、献金、减少生活用品、收容战争难民，”用以支援中国抗战。1938年1月18日，蔡宁在汉口圣若瑟主教座堂举行弥撒祭典，悼念阵亡将士与死难平民。旋又指示汉口、安庆、上海、开封等教区设立难民所，收容救济难民。1938年9月，蔡宁创立天主教辅仁大学司铎书院，培养国籍神职人员。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主教和传教士所在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尖锐化，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上形成了反法西斯阵营，因而不少外国主教和传教士对中国的抗战表示同情和支持。



1937 年12 月20 日，罗马教宗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在广播电台发表“圣诞节献辞”的演说。他劝告国人“应该牺牲我们自己，献身社会，以谋求中华民族的福利”，并号召“由东西各国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主教、神父、全国的教友，协同中华国家共同合作，以期达到中华民国国家和民族幸福之目的。”在演说中，蔡宁还提出了节食、捐献衣服、献金、减少生活必需品、打开家门收纳难民等八项工作，要求教徒实行。



由于蔡宁总主教的大力号召，全国各地的天主教界纷纷积极响应。



1939年3月14日，为纪念教宗庇护十二世加冕，蔡宁总主教以宗座驻华全权代表的身份发表牧函，告诫“负责神圣职务者，常以明智和忍耐，埋头于神圣事物，不偏右，不偏左”。此举引起了国内广泛的争议，国民政府外交部遂训示中国驻法公使顾维钧质询教廷国务院，为其“对于中国精神总动员的国策有所抵触，有所妨碍”；在教会内，在比利时的前中国外长陆徵祥（本笃会会士）也向教廷表示了不满。随即教廷传信部对蔡宁总主教进行质询。1939年4月，蔡宁总主教以“巡查教务”为名，途经西北抵达重庆，会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等中国政要，以挽回不良影响。此后，为了避免被日本利用，蔡宁总主教隐居于北平“宗座代表公署”，不参与任何公开活动，专注于辅仁大学和司铎书院的学务以及国籍神职的培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加强了对沦陷区学校的控制，要求辅仁大学招收日本学生，教授日语，使用日本教材，遭到了蔡宁总主教的拒绝。日本遂严格控制辅仁大学的资金来源。蔡宁总主教遂利用德国圣言会（Societas Verbi Divini）与教廷直属的便利，与日本交涉。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国民政府为表彰天主教人士在抗战中的贡献，授予蔡宁总主教勋章一枚。1958年8月4日，蔡宁总主教病逝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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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七）

——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战时期的上海土山湾儿歌



1935年，范纳英阿姨在娘胎里，随母亲逃难到上海的圣母院，并于第二年的3月23日出生在圣母院内。当年收留孤儿的上海天主教机构在徐家汇有两个，一个是收留男婴和男童的上海天主教土山湾孤儿院，另一个是主要收留女婴和女童的上海天主教圣母院。两个机构以当时的肇家浜一河相隔。肇家浜现已填成肇家浜路。



“纳英”一名，是早年拯亡会之成立，曾获亚尔斯本堂维亚纳神父的启示。嬷嬷们为这个初生的小女婴，取了维亚纳神父名字中的“纳”字，加上“英”字，而成了她的名。



范阿姨清楚地记得她在上海徐家汇圣母院中的成长经历。当年她曾在外学堂读了三年书。圣母院里办的育婴堂分别有毛头（上海方言“婴儿”的意思）间、小班、大班以及残疾孤儿孤女等。她因为双眼长得小，却很聪明，嬷嬷们很是喜爱，看见她就高兴地叫“小眼睛，小眼睛”。她还记得在庆祝惠济良主教70岁生日的演出时，她扮演天使。每当圣诞与圣母升天这两大节日，圣母院要演戏、唱歌，她一直被奥斯定嬷嬷安排第一个表演节目。每次演出时，圣母院一定会把崇德女子中学与启明女子中学的学生请来观看。崇德女中招收的是信教女子，启明女中招收的是外教人的女子。崇德女中毕业的许多学生会选择入会修道，而启明女中毕业的许多学生会选择领洗入教。



范阿姨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由圣母院内的拯亡会修女抚养长大的。因此，她常常说，没有圣母院就没有她。当年拯亡会与圣母献堂会的修女们都住在圣母院里，主要建筑至今留存的是徐家汇的“上海老站”饭店楼。拯亡会嬷嬷住左半楼，献堂会嬷嬷住右半楼。拯亡会嬷嬷到上海两年，已收养了80个女婴，以及许多女生。接受拯亡会培养与教育的有200多人。当时拯亡会开办了一所妇女救济会，收容一些望教的妇女。同时，拯亡会受上海本地教会的委托，帮助培育上海本地的献堂会修女、帮助开办孤儿院、聋哑学校、中学、缝纫工厂与诊所等。例如，在徐家汇地区有很出名的徐汇女中（现上海市第四中学）、若瑟院，都是当年拯亡会嬷嬷们的贡献。



幸亏范阿姨有一个好记性，她记得当时圣母院嬷嬷们教过土山湾孤儿们的一首《土山湾抗战儿歌》，至今能清晰地用上海本地话唱出来：



矮子(1)要想夺上海，

飞机掼炸弹；

八一三，

东洋兵，

冲进闸北来；

炸伲(2)火车站，

烧伲老百姓，

死伲老百姓。

大家一起来，

不管老，

不管小，

大家一道来。

有钿(3)出铜钿，

有力出力气，

赶特(4)矮子东洋兵



这首儿歌歌词简单明了，充分表达了当年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由衷愤慨。这种爱国情操、团结一致抵抗侵略者的思想，也深深感染了上海天主教圣母院里一心度奉献生活的嬷嬷们。她们虽然平日专心于抚养、教育孤儿的工作，但是国难当头，她们与中国受侵略、受欺压的人民一样，谴责不义的侵略者，谴责他们轰炸、烧杀的罪恶行径，所以，她们编写了这首易学易唱的儿童，教给圣母院里的女孩子们。这首抗战儿歌的词曲作者现在已经无从考查，而且它流传的范围也相当有限，但是，从这首抗战儿歌里，从一唱起这首儿歌便表情庄严的范阿姨脸上，我们分明看到当年在上海天主教孤儿院里的一群小女孩、小男孩，他们稚语童声地唱起抗日的歌曲，祈祷着抗战胜利、祖国和平的纯真模样和景象。



注：

(1)矮子：指当时的日本侵略者。

(2)伲：我们。

(3)钿：钱。

(4)赶特：赶走。



（本文参阅蒋煌纪神父采访土山湾老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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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八）

——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战时期的上海天主教会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天主教界还仅限于平信徒的口诛笔伐，那么，到了“一·二八”事变，天主教会就开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介入态度。



在淞沪之战中，上海天主教会对于中国军队和难民，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予了大量的帮助。上海各天主教教会机构有10多处被改作军事医院，收容伤兵近2000人，占全部伤兵数量的三分之一。此外，天主机会各机构、堂口还收容了大量难民，共计12000人，并为上述难民提供衣物、食品和必要的医疗救助，上海的天主教友也自发地前往各个收容所慰问援助难民。



惠济良主教（Auguste AlphonsePierre Haouisée, S.J.）特意组织救护队，救济伤患。震旦大学医科学生奔赴前线，施行救护。更为可贵的是，在战事惨烈之时，中日双方曾临时休战4个小时，以便疏散战区难民，据说，此举乃天主教传教士同中日双方努力斡旋的结果。如果此说属实，则不仅是天主教会对中国人民的巨大支持，也是超越于民族差异之上的超性爱德的具体表现。



按照基督新教的《华北先驱报》（NorthChina Herald）的说法：难民疏散努力“是中日冲突中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义举”，而且也是“上海人应该引为自豪的、一种人道主义努力”。



根据《圣教杂志32·上海特讯》，中华天主教公教会，上海教区惠济良大主教此次因沪上中日大战，炮火之下，逃难灾民，遍地尽是，无处安身，惠氏目击心伤，慈心大动，特自动捐出10万元，在法租界吕班路，震旦大学操场，设难民收容所，救济伤兵及灾民，各界极表称扬，具见公教爱人以德之至意云。



除了直接介入战争现场，提供战时人道主义援助外。国内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信徒也在信仰允许的范围内，试图从各个方面对日本侵华事件予以反抗和制造反战舆论。如前所述，17名中国代牧和监牧主教曾联名致函国联调查团，针对东北事件中日本出兵借口予以逐条反驳，该联名信被刊载于1932年6月30日的法国《十字架报》上。



除此之外，普通信徒从民族主义立场，日益频繁地参与到与抗日有关的国事活动之中，在舆论新闻方面谴责日本侵略的态度，其表现远较“九·一八”事变之时更为积极和踊跃。



国内著名天主教报纸《益世报》也聘请上海《新月》主编罗隆基为主笔，极力提倡武力抗日，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并专辟“抗日舆论”专栏，刊登民众抗日言论，影响颇为广泛。4月7-12日，国难会议于洛阳召开，上海的几位著名天主教徒也应邀参加，其中有马相伯（由弟子徐景贤代表）、陆伯鸿、魏丕治，天主教青年会主席张怀等。11月，马相伯在北平倡导组织“不忍人会”，积极援助抗日将士。



陆伯鸿教友时任天主教中华全国大进行会总会长，他在《上海新闻报》上刊登筹办救济的呼吁。他期望上海各慈善团体联合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协力筹办收容所及疗养院，以帮助伤病员和难民。同时，他积极呼吁组成救济队，奔赴前方工作。他也呼吁教会与社会各界爱国人士，慷慨捐助，以筹款购置急需的外科器械与急救药物等等。



《东南日报》刊登了中国天主教协会九八老人马相伯，及三百五十万教民，电请国联制裁日本之野蛮侵略。



另一天主教著名报纸《公教周刊》1932年第174期曾刊载了一篇《到前敌去》的文章，该文对日本入侵的判断，不无先知之见，其态度之慷慨痛切，几与马相伯相伯仲：



“消息传来，东北事件，岌岌危矣，热河得失，朝夕之虑，全国视线，最要注意者也。暴日野心，突飞突晋，岂但东北味已足哉？得寸思尺，得尺思丈，蛮力之所能，虽尽全吾中华都入贼手，亦不能餍其欲望也，吾人乎！可不猛醒！可不觉悟，急起挣扎者吗？一失手，成千古恨，再回头，已为亡国人，那么就呜呼，不可言惨了……



（参阅：《圣教杂志》，《天主教与国家整合》刘国鹏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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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九）

——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战时期的爱国老人马相伯



马相伯先生祖籍江苏丹阳，清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八日（1840年4月17日）生于丹徒（今镇江）。马相伯先生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友，所以他襁褓间就领受了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圣名若瑟。5岁入塾读书，喜欢探询天象运行奥秘。12岁来到上海，进法国耶稣会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之后加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清咸丰八年（1858年），全家从镇江转至上海定居。清同治九年（1870年），获神学博士衔，加入耶稣会，领受司铎神职。同治十三年，调任徐汇公学校长兼教务，讲授经史子集；并兼耶稣会编撰，继续研究哲学、数理及天文，译著《数理大全》等书百卷。作为社会教育家、宗教慈善家，马相伯“毁家兴学”的故事，已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马相伯先生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大学院（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其旧址），任院长，二月初三（3月1日）开学（“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由马相伯先生创办的震旦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亲编《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教材亲自授课，实行学生自治。肄业于此的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张鼎丞等名人。前此，于右任因讽刺时政，遭清廷缉拿，潜逃至吴淞，马相伯闻讯，亲自驾舟接到校中进行掩护。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在江湾筹建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在当年中秋节（9月13日）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聘李登辉任教务长。光绪三十四年，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大学拟迁址卢家湾，马相伯捐现银4万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处（当时价值10万多元），以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100亩，建造新校舍（后来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已于2005年7月18日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1905年，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成立，创办者暨第一任校长是马相伯先生。马相伯在毕业演讲中这样开导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继任校长李登辉曾在一次毕业典礼中阐述复旦精神即“团结、服务、牺牲”。



1902年，马相伯先生筹建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52年改名为上海市向明中学。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本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马相伯可谓近代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宗教家。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急剧上升的历史时期，他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诠释博爱与公义之间的关系，号召国人为捍卫人类的正义与人道，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行为。马相伯认为，民族救亡运动，一要在政治上借鉴美国的民治主义，实行民治救国，从根本上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二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群策群力、共赴国难。马相伯先生抗战时期的思想、活动及事迹，体现了一个天主教徒在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之间的特殊关系，成为20世纪中国宗教运动的一个光辉典范。



九· 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先生已届91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在他家里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他特地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联语，与与会者共勉。



马相伯先生应《益世报》之请，先后向华北同胞发表了12篇演说，在1931年10月的一篇演说——《日祸敬告国人书》中，他对于国民党的怯于抗日和勇于剿共痛加贬斥：“最令人痛心疾首者，我国今日，尚在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愤之状态耳！希望今后非国民之公意，对内绝不许枉费一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



如果仅有一所复旦，马相伯或许不会作为一种象征，赫然出现在中国最流行刊物的封面上。举国上下对他的关注，还在于他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一次又一次参与组织抗日民主集会。正如他的弟子、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



“九· 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他慷慨激昂发表抗日言论：“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4个月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他在上海土山湾的居所“绿野堂”，已成为国人抵抗意志的著名象征。“七·七”事变后，他发表《钢铁政策》广播演说，呼吁国人立即行动，誓死抗击日本侵略。



1936年，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和上海国难教育社等抗日救亡团体，联合编辑创办了《救亡情报》。《救亡情报》的报头，由97岁高龄的马相伯亲笔题写并钤印章，通常都直排，有时也横排；各个版面的内容挺丰富，主要栏目有“救亡言论”、“时事批判”、“救亡消息”、“救亡通讯”、“救亡意见箱”和“死亡线上”等。其“发刊辞”一针见血地指出：“抗敌救亡，已是中国全体民众的呼声……我们为了检讨各部分救国工作的得失；使各地各界人士，能够积极参加救国工作；从救亡斗争中检阅自己阵线里工作不够的地方，互相批判，以加强我们的力量起见，所以才共同发起这个小小的刊物。”同时，在“编后记”又申明，“我们谨向一切爱国同胞要求：一、提供一切救亡斗争的消息，暴露敌人进攻和汉奸卖国行径的新闻给本报！二、本报特设‘救亡讨论’一栏，请各爱国同胞对于你自己所属的救国会工作，加以无情的批判，对于一切救国团体和救国方针，加以最严厉的指正！三、请不断的和本报通讯！请介绍及订阅本报。”创刊号头版登载了三篇文章，它们是王造时的《认识敌人的目的》、顾执中的《最可纪念的一个月》和史良的《对准我们的敌阵前进》。



该报一面世便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无论在学校、工厂，还是在街头、茶楼，都有人争相传阅。宋庆龄、何香凝、章乃器等知名人士在该报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此外，《救亡情报》还有西安事变号外、“九· 一八”五周年血案纪念号外、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号外等。



因拒绝接受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救亡情报》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也不挂牌，主要通过集会散发及报摊小贩秘密出售。尽管如此，发行量仍达一万份左右。《救亡情报》为四开小型报纸，初为周报，后不定期出版。1936年5月6日创刊，同年12月25日停刊，历时7个多月，出刊30期。虽然仅存世七个多月，但它曾是上海乃至全国救亡运动的重要喉舌和主要宣传阵地，在复杂的历史时期详实地记录了包括日军增兵华北、东北义勇军抗战以及西安事变的细节，在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当时蒋介石曾对于右任说“你的老师闹得太凶了，请他收敛一点”。



“八·一三”日军攻陷上海，逼近南京，在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李宗仁等的安排下，马相伯先生前往广西桂林风洞山，不久，广州沦陷，桂林吃紧，乃欲借道安南（现称越南）准备移居昆明。百岁老人，一路颠簸，目睹疮痍，不禁老泪纵横，悲愤难抑，致使他一病不起，滞留在越南谅山，他对前来谅山看望他的胡愈之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把中国叫醒”，可见其心情之悲怆！



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马相伯逝世后，其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上海松江泗泾老街上的马相伯故居一代名联。



马相伯的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唯公马首是瞻。”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的簇拥下，端坐正中，尽显人瑞之相。



1939年4月，第150期《良友》杂志的封面人物，是适逢百岁大寿的教育家马相伯。这不是《良友》第一次用男性当封面人物，此前，蒋介石、冯玉祥、朱德等军政要员都上过《良友》。但在抗战进入艰难期的当时，让马相伯出现在《良友》上，不仅是向这位爱国老人致敬，更是一种象征，中华民族古老而不屈的象征。参与国际合作课题“马相伯研究”的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说，不仅仅是《良友》，那时候，马相伯的照片，一脸的“福相”，被挂在几乎每个照相馆里。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包括沦陷区）为老人举行了祝寿活动。地门生故旧纷纷来电祝寿，中共中央也发来贺电： “兹值先生百龄大庆，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谨率全体党员遥祝并致贺忱。”中共宗教政策的成熟及对宗教界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不仅有利于调动宗教界的积极性，也消除了宗教界对共产党的不少顾虑，从而促使他们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在重庆，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部长的于右任，为自己的老师写下贺寿长文《百岁青年马相伯》，并手书贺联：“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自新教育发明以来，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马相伯因逃难滞留在越南谅山，亲自撰文回复各界对他的盛情：“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救国重于祝寿，当团结御侮，愿拼老命和爱国人民一道抗日救亡。”



此后，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也许是有预感，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你自己的钱”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当时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他们筹措了一万元，以此作为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创办启明女校，没有留给孙女，故有此一问。病中，他还时时探问抗战的消息，直至11月4日逝世。当时，中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发唁电：“惊悉相伯先生于本月四日遽归道山，老人星暗，薄海同悲。遗憾尚多，倭寇未殄。后死有责，誓复同仇，在天之灵，庶几稍慰。特电驰唁，敬乞节哀。”



马相伯先生对孙女以身作则的教育，不但影响了孙女马玉章女士的一生，也深深影响了马玉章的儿女们，尤其是马百龄老师。她不仅是我在佘山修院修道时的神学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她时常以言以行教导我许多人生的道理，启发我做一名中国的神职人员，应该把爱国与爱教统一起来。我深以为感。



马相伯先生，百年间，从容游走，留下一所享誉中外的大学，一个高山仰止的背影，一位爱国老人的清晰形象，正如柳亚子诗云：“一老南天身是史。”



图为民国22年初版《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史量才题字

（参阅：百度“马相伯”，《中国青年报·马相伯：一老南天身是史》，《马相伯先生文集》，《爱国老人马相伯》王铿，《太原晚报·救亡情报：再现当年抗战烽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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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天主教徒们（十）

——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战时期的上海徐宗泽神父



徐宗泽神父（1886～1947），字润农，教名若瑟，上海青浦人，是徐光启的第12世孙。曾留学国外，得哲学博士和神学博士学位。民国12年（1923年）起主编天主教《圣教杂志》，兼任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亦称图书馆）负责人。《圣教杂志》曾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停刊，于是，徐神父专心致力于藏书楼工作，曾不惜高价征集方志，多年来搜集地方志2000余种，成为该楼藏书一大特色。当年东方图书馆在战火中遭毁后，藏书楼名列全国方志收藏之首。著作有《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明清以来耶稣会教士著译提要》等。



年轻一辈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叫苏雪林，徐宗泽神父便是苏雪林教友的神师。徐神父于1947年6月20日在上海因息伤寒症不治逝世后，远在武昌的苏雪林女士即时写了两篇追悼的文章，即《哭徐宗泽》（见南京《益世周刊》第29卷第4期，1947年8月3日出版）和《愿为天主好儿女—一我与徐宗泽神父》（见南京《益世周刊》第29卷第7期，1947年8月24出版）。两篇文章中都提到她的《棘心》，她说：“拙著《棘心》，亦系在徐神父鼓励下，写出全书，约有三分之二，均经徐神父校阅而后发刊……”。



徐宗泽神父主编的《圣教杂志》，是近代中国天主教的喉舌，也是国内外的天主教人士相互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平台，直接影响了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圣教杂志》虽是天主教会的机关报，但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问题却是贯穿该刊始终的主线。尤其在抗战时期，《圣教杂志》以笔为剑，驳斥日本侵华谬论，揭露其野心和伎俩，痛斥日军暴行，提出爱国的教理依据，号召教民英勇抗日，宣传中国抗战必胜、日本必败，引导国内外天主教教友为抗战救国服务，充分发挥了舆论功能。



“救国”问题是近代社会的主题。天主教在近代中国被称为“帝国主义先锋队”。徐宗泽神父是近代重要的中国天主教学者之一。徐神父从天主教教义层面，一方面为天主教作辩护，一方面则致力于唤醒教友的爱国意识。在徐神父的思想中，国家意识是很强烈的。他热爱自己的祖国，所以，他在天主教神学中寻找理论依据，首先由人的“现世暂福”证国家之重要性，其次以“家”喻“国”，来辩“爱国心志”，最后他提出“抗战”，乃天主“预见预许”的公义之战。



社会学界对于徐宗泽神父的思想研究很少。究其原因可能是，徐宗泽生前为人谦逊，关于他的生平资料非常之少，学界对他的了解大多仅限于天主教历史学家方豪所著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及《方康六十自定稿》中的一些记录。同时，徐宗泽神父的人生经历及其言论都很平实，没有花拳绣腿式的言论和文章，以引起人们的好奇与注意。再者，作为一名天主教司铎，徐宗泽神父在担任《圣教杂志》主编期间，该杂志多刊登教会和信仰的事务，虽然其中也有文化方面的评论文章，但总的来说事务性较强，这一点也阻碍了人们对他更进一步的研究。



徐宗泽神父对于教会的报纸、刊物、书籍和文章，有他自己的认识。他认为：第一要稳妥，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主义、新的宣传、新的运动，在未曾成熟之前，未曾认识其目的和它所用之方法之前，不当随声附和。公教报纸不尚新颖，不做先锋，要在求稳妥中成为时代的领导者。第二要负责，报纸作为一个言论宣传机构，其责任重大。公教报纸的负责人其最大的职任是关于信德道理，风化伦常，及言论的适宜问题，其次办报者要切实负责，不卑不亢，有包容心。第三要有主张，凡报纸领袖社会思想的资格的，必有他的主张，且其主张必健全，必超越，必切实际，能引起人们的信仰，足以指导时代之思潮，为真正的主张。因此公教报纸不当奴于成见，偏于感情，审事度理，要以基督的精神为精神。第四要提高思想，公教中虽有不少知识阶级，但总体来看，读书识字还没有得到普及，故教友的知识程度不甚高，公教报纸的论文所以要有充实的思想，丰富的知识来提高信徒们的文化水平。“稳妥”、“负责”、“有主张”、“要提高思想”，这四点是徐宗泽神父对于文章的具体要求，可见他作为一个办报人对于如何办报及文章的思想性等各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这些都是他从事《圣教杂志》十多年主编工作得出的经验。



徐宗泽神父在《圣教杂志》上发表的大量关于国家的产生，个人与国家之间、家庭与国家之间、公教会与个人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文章。徐宗泽谈到国家，认为是“团集家庭而成，为人民谋现世之幸福者也。幸福而日现世，缘现世后，有永世之幸福故；永世之幸福，即人得归其所，当享之永福也。”对于组织国家时所需要的权柄问题，徐宗泽神父肯定了权柄的重要性，“人组织社会，需要社会，以个人之力，不能谋人生所不可缺之利益；故结会立社以共谋之：社会所谋者，是人民公益；谋公益之责者，乃在社会之首领；首领要尽厥责，当有权柄；权柄之要素，所以为社会造福也。盖强者护弱，富者济贫，智者化愚，能者助弱，岂非为人生当然之务乎？”权力的产生，及各种权力的赋予都是为了使人类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所以国家的组成也是为实现人类的现世幸福而产生的，同时，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局面，人民都应该服从当权者。徐神父的言论均来自圣多玛斯·阿奎那的国家论和君主制思想，都充分肯定了国家在人类历史中产生的重要性，国家能保障人类权利义务，有利于人类实现幸福。（《圣教杂志》1931年第10期，徐宗泽：《有权者当知如何用权无权者当知如何服权》）。他没有像后来极端的教权主义者那样将国家完全置于教会之下，而是肯定了国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合理性，这是圣多玛斯思想的独到之处。



国家建立的是现实之国，超越现实之国的是天主建立的信仰之国。徐宗泽神父认为：“无论人民，无论元首，未尝因入教而失其国籍，失其国民之资格，失其公民之权利；未尝因入教，而能抛弃国民之义务，而能轻视已国之文物制度，而能绝去爱国之思想，而且反是，人因入教而更当保护己国之国粹，己国之国光，己国之国格。”教会的目的是为了人民谋求来世之永福，国家是为了人民谋求现世之幸福。国家与国家之间，应按照天主教义彼此之间相互尊重，各尽其义务，以保护世界的秩序。这些是徐宗泽根据其教育所提出的是一种天主教理想的国家观。



所以，徐宗泽神父的思想，虽然带有时代的痕迹与其局限性，但是，他鼓励天主教信友们积极关心社会政治，主张教育要注重适合中国国情，培养真正的中国人，支持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战争等等，这些无不是他寻求自己的爱国思想与神学理论相结合的结论。



一直被诟病至今的是，近代的天主教是借着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来到中国的，所以历史的积怨，使教会一直难以摆脱“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等帽子。进入20世纪后，天主教会积极努力使自己摆脱“洋教”的称号，其中一个重要趋向就是支持天主教的本土化运动，通过培养本地神职人员使天主教事业的管理中国化，希望以此来逐步划清天主教与殖民主义势力间的关系。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后，中国天主教会内很多爱国信徒纷纷发表抗日救国言论，《益世报》、《磐石杂志》、《圣教杂志》等教会报刊都发表有很多爱国报道，应《益世报》之邀，92岁高龄的马相伯向华北同胞发表十二篇演说，高呼“还我河山”，《磐石杂志》第2卷第5期，出版了一期《公教与爱国》专号，刊登了马相伯先生、雷鸣远神父的抗日手迹，于斌枢机在卷首语中写到：“我们公教人深切希望世界和平，极讲国际间的正义人道，尊重别人民族的正当权利，不嫉视别个国家繁荣向上；同时却也不甘心受强基的侵略。良心也不许我们对本国利益采取旁观的态度。所以我所谓的民族意识并非过激又不背正理，人人应当设法培养。”



徐宗泽神父主编的《圣教杂志》上，特别刊登了陆徽祥撰写的关于日本在中国建立伪“满洲国”的长论，该文回顾了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往事和现有事实，然后摘录比利时梅西爱枢机在他的祖国被占领时（1914-1918），用关于正义和爱德在国家受敌人不义侵占时所当引用的几种天主教信理的原则来进行分析，通过这些来证明和谴责日本的侵华事实。中国天主教信徒们爱国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源自于人类天生的爱国爱家的朴素情感，另一方面，也与20世纪开始的天主教本土化运动使中国信徒的自立意识增强有关。



徐宗泽在主编《圣教杂志》期间，也发表了自己对于战争、爱国问题的看法，如《战争与爱国》、《天主上智亭毒中之战争》、《战争论》等。按照《圣经》教义，天主教是反对暴力战争的，因为战争扰乱社会和平、破坏人类秩序，应极力避免，但奥古斯丁说过：“不应该利用和平来预备战争，只该为了求得和平才战。”所以徐宗泽神父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扰乱公义理，是侵略战争，故中国教徒应该奋起自卫。至于反抗的手段，徐宗泽神父认为应严格按照国际公法进行，任何虐待降兵、残杀无械敌军；使用素箭、毒气、散布瘟疫病微生毒菌、失信谎骗等野蛮行为都是严禁的，对于敌国人，如妇孺老幼，不得伤犯及之；对于物，不动公产如兵工场、火药局、粮厂等外军可自由处置，对于敌国人民的私产，不得占据或损毁。如正义之国战胜，可收回被敌军占据的国土，可要求敌国补偿交战中所受的损伤。除此以外，不能再有要求割地赔款等有背公义的要求。由此可见，徐宗泽神父关于战争的界定是站在国际公法的角度来定义的。



在谈到爱国时，徐宗泽神父分析了国家观念的产生，国家的构成，爱国心的组成等。他认为，国家的构成主要包括人民、领土、政府及主权，还包括血统、生活、语言、风俗习惯、宗教等，故爱国也体现为爱这个国家的这些组成部分，这种爱国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但此爱国精神“非崇拜我国，高抬我国，以为我国是天演之子，具有特别之优长，而排斥他国者也”， “爱国心是合理顺义者也；合理顺义之爱国，不侵犯他国之领土与主权，不侮辱他国葬荣，不嫉视他国之进步者也。然与他国并立于世，互相友爱，互相协助，各尊敬彼此之权利，各尽彼此之义务，以巩固世界之和平秩序为前提。由此可见，徐宗泽神父的爱国观，是建立在世界各国彼此平等互相尊重基础上的，非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与天主教所宜扬的“天主分给我们各人的一部分世界：一就是我们的国家”的思想有关。



自1931年日本的侵华战争爆发后，徐宗泽任主编的《圣教杂志》每期后面的 “教中新闻”、“时事摘要”等栏目大都会刊登信徒们的爱国义举或抗战前线最新的时事信息，徐宗泽曾这样回答一个信徒的来信：“做了一个教友，仍是一个国民，故当爱国，且教友爱国，更当超过平常人爱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宗泽神父发表文章号召信徒们进行祈祷：“前线之战士为我中华民族争生存而捐生命，居于后方之吾人，为战争之英雄”，“同心同意，为中国复兴祈求，为中国最后之胜利祈求，为中国最高之军事长宫祈求，为前线之军士祈求”。他鼓励人们不要对战争抱消极态度，从前线士兵的英勇牺牲，人民吃苦耐劳精神，社会救济队伍的友援等几个方面分析，认为国人当对战争持乐观精神。他还号召人们在国家存亡之际团结抗日，建议人们注意改良生活习惯，及生活组织，以增进民众自治之能力，同时在整顿吏治、加强社会组织方面多加努力。据方豪回忆，“在昆明时，最初我们还能常通信，信上总是告诉我：‘沪上民心不死，人人怀必胜之念’。”可见，徐宗泽神父的爱国心，是强烈而博大的，真实而感人的。



其实，徐宗泽神父这种对于战争爱国的看法和态度，在近代基督宗教信徒中是非常普遍的。抗战爆发后，基督宗教徒们（包括天主教与新教），自发组织的营救队救挤灾民，一些慈替机构、医院、学校也成为救护伤兵、安置灾民的场所，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中国天主教信徒们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历史不改淡化、甚至遗忘。像徐宗泽神父那样有思想、有理想，信仰坚固，爱心卓著的天主教人世，他们在那个艰难的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于圣死存亡之秋，我们人民深受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拳拳爱国心、教会赤子心，是我们今天所有年轻一代天主教友和天主教神职人员学习的楷模。从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历史而言，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的成果，是中国教友自立自强意识增强、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


    （本文参取《徐宗泽的生平著述及其思想研究》徐文华，《百度百科·徐宗泽》，《圣教杂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