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百岁口述：我与 妻子张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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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允和
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1921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比较先进、开明，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他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只给儿女教育。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九如巷原来在全城的中心，住房跟学校是通的。解放后，苏州政府把原来的房子拆掉，在这个地方建了高楼，成了政府办公的地方。张家住的房子归了公家，现在张允和还有一个弟弟住在那里，原来的房子还剩下从前所谓的“下房”，现在就修理修理住了。苏州城中心的一个公园，九如巷在那儿旁边，找到公园就找到九如巷。从前，很近就到公园、图书馆。苏州在我们青年时代河流很多，现在都填掉，变成了路，不好。
有趣味的是，我们家家道中落，她们家家道上升，都跟太平天国有关系。我的曾祖父原来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常州，很有钱，办纱厂、布厂、当铺，长毛来了，清朝没有一个抵抗长毛的计划，本地军队结合起来抵抗，城里不能跟外面来往了，城里的经费都是我的曾祖父给的。长毛打不进来，就走了，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国，隔了两年又来打常州，就打下来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清朝就封他一个官——世袭云骑尉。世袭云骑尉是死了以后要给子孙世袭很多钱。我的祖父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在外面，打完就回来，不用做官，每年可以领到很多钱。一直到民国，才没有了。原来的当铺、工场地皮还在，房子大部分被太平军烧掉了，剩下的几年卖一处，花几年，再卖一处，花几年。当时家的架子还很大，我的父亲是教书的，要维持这么大一个家庭当然不行。我父亲后来自己办一个国学馆，收入不是很多，维持一个小家庭可以，维持一个大家庭当然不行。这样子，就穷下来，所以到了我读大学时是最穷的时候，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
我们两家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苏州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从阊门到虎丘，近的到虎丘，远的到东山，有很多路，还有河流，可以坐船，可以骑车，可以骑驴，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又没有危险。这样子一步一步，没有冲击式的恋爱过程。
我们年轻朋友放假可以在他们学校里面玩，打球很方便，地方比较适中。他们家的风气非常开通，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朋友，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朋友，在当时是很自由开通的风气，一点没有拘束的样子。我不是一个人去，是几个人去。
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昆曲是诗词语言，写得非常好，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张允和会唱、会演昆曲。后来俞平伯搞《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我们1956年从上海来北京，俞平伯建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爱好者在一起，在旧社会讲起来是比较高尚的娱乐，增加生活的意义。起初俞平伯做社长，后来“文化大革命”不许搞了，“文革”结束后，俞平伯不肯做社长了，就推张允和做社长。昆曲研习社今天还存在，社长是张允和的学生欧阳启名，她是欧阳中石的女儿。欧阳启名很倒霉，中学毕业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许进大学，她只好去修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她由朋友介绍到日本去读了好几年书，回来后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书。我也算昆曲会的会员，我是不积极的，可是每一次开会我都到，张允和是积极参加研究工作、演出、编辑。我去陪她。
张家姐妹兄弟小时候在家里办一份家庭杂志叫做《水》，亲戚朋友自己看着玩的。个杂志后来停了，隔了许多年，到了我老伴八十多岁的时候想复刊，也是家里面玩的。复刊了，叶稚珊就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她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写，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一看觉得不得了，后来就出《浪花集》。《浪花集》是张允和和张兆和编的，还没有出版就去世了。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九十三岁去世，张兆和比她小一岁，第二年也是九十三岁去世了。我给书写了后记。
“流水式”的恋爱
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 “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她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她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一早我们就到她们家去玩了，所以她们家长一早就见过我，不是特意去拜访。她们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他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父母不管。”她的父亲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这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办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也是自由主义，请来的老师只要教书好，政治背景不管。当时也不知道，共产党在苏州第一个机构就在他们学校成立，他也不管。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在苏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说是有意写的，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很自然的。
和张允和认识之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因为我读书跟她读书不在一个学校，我工作时她还在读书。但是从前放假的时间很长，暑假都在苏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别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边读书。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杭州后来也是破坏得厉害，原来庙的规模大得很，庙在古代就是旅馆，《西厢记》中，相国夫人和家人住在庙里，庙里招待得特别好。庙是谈恋爱的地方，庙是看戏的地方，庙是社交的地方。佛教能够兴旺，是跟社会结合起来的。
有一个趣味的事情，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一下子就讲出来了，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张允和学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从小读古书，《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小时候古文比我读得多。她常常跟我讲读书的情况，她的读书时代比我晚一点，因此比我更自由。老师是鼓励学生自己读书，她读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她对西洋音乐不像我这么有兴趣，我对中国音乐不像她那么有兴趣。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
她的时代比我更自由开放，她是中国第一批女子进大学的。张允和从小就学风琴，那时候早期没有钢琴。我的姐姐喜欢图画，我的大姐姐是日本美术学院毕业的，她的图画很好。可是我没有学图画，我学拉小提琴，我不想做小提琴家，就是学着好玩，学了再听小提琴就懂得什么是好坏。在日本，我跟一个老师学小提琴，老师要求我一天拉四个小时，我说：“不行，我是业余玩的，我有我的专业，没有多少时间。”我不想在音乐上花太长时间。
我和张允和谈恋爱时，社会上已经提倡自由恋爱，特别张允和的父亲完全采取自由化。可是当时恋爱不像现在，那时候和女朋友同出去，两个人还要离开一段，不能勾肩搭背，还是比较拘束。一种社会风气要改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的。
举案齐眉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
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我和张允和的婚礼，我母亲去了，我父亲没有去。
除了去日本留学那段时光，我们主要住在上海。她们家住在苏州，可是她的父亲常到上海，她的父亲比较有钱，在一个旅馆经常租了两间房子，家里人经常到上海，上海星期六有好的戏，就经常到上海看戏。婚后，我的工作比人家紧张，我在大学教书，同时又在银行工作，银行界是晚上的宴会多得不得了，我一概不参加宴会，晚上要准备功课。上一个小时的课，要有六个小时准备。
她婚后主要还是教书。她写文章有天然的才气。当年报纸请她编副刊，她有一篇传播得比较广——《女人不是花》，因为那时女的工作还是很少，机关里面有一个女职员就叫做“花瓶”。编副刊是她的副业，她把写文章当成一种兴趣。我认为，任何事无论大事小事，没有兴趣是做不好的。兴趣是一种推动力，一个人不会对任何东西不感兴趣，譬如小孩子要吃奶，就是他的兴趣，玩是他的兴趣，这种推动力很强。兴趣有时候是盲目的，有时候是有目的的，兴趣用上去以后，就会对工作的意义更了解，这样子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抗战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苏州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苏州一个大家造了房子，他们的孩子都在外国，房子没有人住，就租给我们。那个地方叫乌鹊桥弄，大门外面有一片田，农民种玫瑰花，我们大门一开，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玫瑰花干什么的呢？放到茶里面，叫花茶，玫瑰花茶。种花的农民叫花农，花农有钱。
苏州的生活还是比较好。打仗以后，苏州就不行了。近年来才重新建设。比利时的首相从小在书上看到苏州怎么好，他到中国来，周恩来问他：“你要到什么地方去看？”他说：“我要去苏州去看。”他到苏州，说：“不对，不对。”这里看也不对，那里看也不对，都跟书上讲的不一样。
水乡的苏州也没有了，城里原来是一条一条的水。不仅是苏州、杭州，江南城里都是以水路为干线，以陆路为支线。我们家是后门在水上，前门在岸上，因此有许多桥，苏州有两百多座桥，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杭州也是很多桥。从辛亥革命以后，慢慢把河填了，水乡没有水了。杭州还有西湖，苏州就搞掉了。不过，现在苏州郊外搞好了，洞庭山一带、阊门一带好玩。江南只有几个小镇还保留了水乡的味道。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对儿子周小平的教育，我花的工夫最少。他在苏州最好的小学读书，中学在上海又是最好的，大学是北京大学，后来到科学院工作。本来我想让他到美国读书，解放了不能去，科学院派他到苏联去读书，后来中国开放了，他又到美国最好的气象研究所待了一两年。我对他没有多大帮助，他搞科学，我不懂科学。
对孙女周和庆，我很遗憾。我们带了她到小学一年级，后来就“文化大革命”来了，小孩就离开了我们到她妈妈那边去，因为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受冲击，小孩在我们那边不方便。从此以后，她就受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不受我们的影响，我们没有方法指导她。
四姐妹
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相识，顾传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后来，大姐姐大姐夫在解放之后到台湾去了。
三妹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那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时存在。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张兆和和沈从文结婚是在北京，我们没有办法参加，不在一个地方。那时候风气改变得很快，大概到他们结婚的时候，比我们结婚更现代化，更简单了。我们结婚后准备到日本去，嫁妆都不买。
小妹妹张充和是在北京大学跟外国老师傅汉思相爱，傅汉思是德裔美国人。沈从文家也在北京，张充和在北京大学，星期六就到姐姐家里去，她的老师也到沈从文家里，傅汉思研究中国汉代的赋，把汉赋翻译成英文，翻得好极了。他是研究古代希腊文的，在北京大学教希腊文。张充和与傅汉思二人后来发生恋爱，他们结婚很简单，结了婚很快到美国去了。
今天四对夫妇，顾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汉思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2004年10月，她回国在北京和苏州举行个人书法绘画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