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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授权|顾准的际遇”与“寄予”
原创 2015-07-01 谢志浩 历史百人会 历史百人会
顾准在百年中国思想家中，与严复、胡适、梁漱溟、李泽厚诸位相比，具有“自家面目”和“独特风格”。既然思想家是要思考时代的核心“问题”和“关切”，那么，就要具有 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翻覆”和“预流”的能力。
严复、胡适、梁漱溟，三位思想家，都属于“改良主义” 者，而顾准这位思想家，首先是位“革命家”，显然具有“本质”的区别。曾经与顾准，一起在“学部”工作的李泽厚，辈分比顾准要晚，提出“告别革命”的命题，显然，与顾准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革命家”，而要成为思想家，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大浪淘沙，九死一生，顾准在革命生涯中，能够与“死神”擦肩而过，注定是“幸运者”。投身于千回百转、激流险滩的革命洪流，多少革命志士，在把“身家性命”无保留地交给党的同时，也把那点“独立思想”的能力，交给了自己信赖的“领袖”。因为，革命需要“齿轮”与“镰刀”，必须具有 “螺丝钉”的精神，“怀疑”和“思想”，只是“个人英雄主义”，发展下去，则是异常危险的。
性格决定命运，长期的革命生涯，并没有消磨顾准那份“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一方面，可见顾准，恃才傲物，孤高睥睨的“本性”；另一方面，不能不说，顾准无疑属于难得的历史幸运儿，不同的历史时期，“小环境”和“小气候”，总有一抹“人性”的亮色，使得顾准可以保持“底线”的思考。
很多革命家，属于“职业革命家”，也就是说，以“革命”作为自己的“职业”。顾准区别于这些“职业革命家”的地方，是顾准，通过个人奋斗，在上海滩，成长为待遇优越的“白领”。顾准内心很清楚，这些都是革命生涯的“保护色”，可不是安身立命的所在，但是，中国现代会计的泰斗——潘序伦先生，欣喜顾准的成长，内心把这位聪慧好学的“学徒”，看作自己的衣钵传人。
顾准尊人陈庆华老先生，很有福气，娶了姐妹俩，顾氏属于“二房”，在十位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顾准外婆家没有子嗣，所以，姓了外公的姓。陈庆华从“苏州府”迁到上海道台所属的“上海县”，可以说有眼光、有气魄。民国初年，谁能预见到，二十年后上海已经成长为人口达到三百万的世界级大都市。
陈庆华老先生本行是“棉花商人”，副业是“中医”，可以推想，先世是儒生的背景。遗憾的是，时运不济，老先生破产后，开始悬壶济世。顾准作为“五哥”，在黄炎培中华职业学校两年制商科毕业后，才只有十二岁，就已经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经过小学老师殷亚华推荐，经王志莘先生介绍，入潘序伦先生立信会计事务所，成为学徒。
顾准在潘序伦博士身边，得到“亲炙”和“熏陶”，不到七年，十九岁，就已经出版《银行会计》，崭露头角，成为引人瞩目的一代会计新秀。顾准1927年——1940年，依托立信会计事务所，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同时，组织“进社”，加入党组织，最终成长为中共江苏文委副书记，眼皮子底下，“潜伏”着这么一位“危险”的“赤色分子”，但潘先生，不理睬国民党上海党部的警告，依然爱重顾准，潘序伦先生的胸怀和境界，可窥一斑。
聪慧绝伦的顾准，在十三年的时间里，由一个会打“飞归”的算盘能手，成长为在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任课的教授，并且进一步成为中共江苏文委副书记，时代潮流和个人奋斗，汇聚在顾准身上，旁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一切是那么“熨贴”，那么“和谐”，顾准那么水乳交融。
人生的辩证法，也是那么有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顾准职业生涯，使得顾准在从事职业界的秘密活动中，通过立信会计夜校、用品社，卓有成效地展开工作。
1940 年离开立信会计之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顾准辗转苏北、陕北、山东，1949年，跟着儒将陈毅，重新站在沙逊大厦，感慨万千。有关部门，知人善任，顾准担任上海财政局局长、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但是，时光的年轮，来到了1952年，中央发动“三反”运动，“财经能手”顾准，“自作主张”，通过“查账”的方式，而不是“民主评议”，给资本家一个说法。试想，要是顾准不曾亲炙潘序伦，整个一个“大老粗”，还会“自作聪明”吗？殷鉴不远，国民党标榜“专家治国”，最后，那些治国的专家，不都成为战犯了吗？表面上，顾准违反了“全党服从中央”的禁忌，其实，触犯了“外行领导内行”的习俗。
从大历史的角度，顾准1952年的“厄运”，实在是一桩“大好事”。因为，顾准在上海的政治地位，“先验”地决定了被株连，不是“饶漱石”就是“潘汉年”。顾准先于“饶漱石”和“潘汉年”被收拾，实在值得“欣幸”。要是摊上这两次“整肃”，顾准必然“坐牢”，等到拨乱反正，长期“享用”无产阶级专政，顾准的精神状态，未必好于胡风。
按理说，思想家依靠自己的“大脑”就可以了，不必有更多的外部环境。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没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再智慧的大脑，也有可能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设想一下，顾准1952年很乖，沉痛检讨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主事者把顾准“放一码”；在饶漱石和潘汉年两大整肃事件中，都没有受到株连，那么，中国多了一位“财政官员”，而少了一位思想家。
顾准的“幸运”之处，在于头上有三顶大帽子——“反党”、“反苏”、“反毛”，但，依然相对从容地读书和思考。
1952年，“查税”风波，成就了顾准的“第一顶”帽子，来到首都之后，在建工部洛阳工程局和财务司短暂任职之后，顾准已经无意于仕途。这样，顾准于1956年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受到党委书记张劲夫的欢迎，被安排到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担任副主任，主任委员，则是德高望重的竺可桢先生。
顾准的第一项“公务”，就是中苏合作勘查黑龙江流域，“苏联老大哥”颐指气使的作派，不仅令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无端受辱，还秉承老沙皇的风格，以邻为壑，损害中国的利益，顾准哪里受得了这个，“顶撞”苏联专家，这样赢得了“第二顶”帽子。
1957年，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顾准依然故我，竟然说出‘大和尚想找个台阶，都不可能了’，这一番话，通过秘密渠道，传到“老人家”那里，引发了老人家的回应：对大和尚有意见，照样可以说出来嘛！顾准赢得了“第三顶”帽子。
背负着“反党、反苏、反毛”三顶帽子的顾准，还不是铁定的“右派”？人一辈子，当一回“右派”不容易，顾准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当了两回“右派”，可以说书写了中国右派史的传奇。
顾准在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的时候，就曾在经济研究所兼职，有关部门还曾想让他替换经济研究所林里夫的工作，这让有人情味的顾准，内心很是不爽，就把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辞了。
顾准因为职业生涯的成功，使得他具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远在三十年代，追求进步的顾准，就组织“进社”，工作有声有色。顾准这个人，很咯，要想领导顾准，没有两把刷子，真是困难。机缘巧合，这个历史任务，由一位辽宁人林里夫担任。
林里夫绝非等闲之辈，曾是北大高材生，留学日本，具有丰厚的素养和学识，二十岁入党。宋庆龄主持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林里夫担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大老粗”能够胜任吗？
林里夫命令顾准解散“进社”，命顾准担任上海武卫会会长，亲自介绍顾准入党。林里夫后来到延安，革命者被革命，被延安保安队羁押七年之久，让老先生对革命具有异乎寻常的“平常心”。“老夫子”在革命胜利后，在东北工作，1954年来到经济研究所，与狄超白一起创设《经济研究》，无奈，因为青年走革命道路的探讨，被打成狄超白、林里夫反党小集团。
顾准与汪璧离婚后，五个子女与顾准断绝关系，顾准倒是能够体谅自己子女的苦衷，但，1974年缠绵病榻，正是林里夫的女儿林皎皎，作为病退知青，侍候顾准。顾准从老友女儿那里，获得了一种“亲情”和“温暖”，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临终前，顾准特别感谢林里夫、李少甫、骆耕漠三位朋友，并把自己的五百元存款送给林里夫。
顾准与林里夫两位，善始善终，一辈子的交情，令人感念。长期以来，因为，党内政治生活，随着老人家的“情绪”和“心思”而变换，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何况同为“运动员”的同志乎？顾准与林里夫，有着很高的学识的两位老同志，能够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相互扶持，显现了人性的光辉。
这里，不能不说一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里的“大环境”，是遮天罩地的全能政治生态的一角，时代的风云，随时从中南海，吹送到“三里河”畔中国经委大楼的经济研究所。但，不能不说，这里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一角，有着底线的“温情”和“理性”，因为，这里有着与众不同的“大脑”。
顾准的幸运之处，不仅有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林里夫，而且，还有自己江苏文委时期的老领导——孙冶方。性格决定命运，是不错的，但，一个底线“包容”的环境，对于特立独行的顾准来说，同样不可或缺。这位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十五岁就投身革命，曾在莫斯科读书教书达五年，受到极左派的“最严重警告”，是一位见过大世面的布尔什维克。因缘际会，孙冶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度成为顾准的领导，这让顾准很是宽慰。
1956 年，顾准在经济研究所兼职时，入中央党校学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候，顾准经过完善补充修改，《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刊发于 1957年第2期《经济研究》。而这时，孙冶方，也在进行艰苦的探索，呼吁“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其实，孙冶方的理念，并不是真正重视“市场”，而是立志将“粗糙”的计划经济，升级为“精致”的计划经济。
孙冶方先生的历史地位，经过“后生”和“晚辈”塑造，分外高大。其实，这里面是有着一点误会的因素。这里，并不是苛责老辈先生。“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正确”，在五六十年代，是绝对不容许批判的，而留苏五年的孙冶方先生，心中的“愿景”是苏联，面对“山寨版”的计划经济，是难以忍受的。这也是孙冶方先生真正心痛的地方。晚岁的孙冶方先生，受到主事者“礼遇”，配备众多助手，也没有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写作，不是偶然的。
顾准1962年，成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无疑是幸运的。学界不忘“大环境”，也有道理，但是，知人论世，更不能忘怀，身处“单位一把手”，孙冶方对“大气候”的起承转合。假设，孙冶方与顾准有宿怨，而孙冶方特别记仇，睚眦必报，整天给顾准穿小鞋，那么，顾准还可以从容进行思考吗？
孙冶方主持经济研究所，竟成为“异端收容所”，而不是“异端裁判所”，这是很让人感念的。经济研究所“怪人”多，张闻天、顾准、林里夫、狄超白、骆耕漠、巫宝三，都是很有趣味的大人物。经济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主任宗景涛先生，通多国文字，敬业爱岗，订阅了国际学术刊物，购买资料，乐此不疲，这让顾准受益匪浅，否则，顾准怎么可能翻译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呢？
骆耕漠先生在经济研究所，担任政治经济学组组长，是顾准的“顶头上司”。孙冶方、林里夫、骆耕漠，这三位是1908年左右生人，比顾准大上六七岁，对顾准来说，这几位就是大哥。他们自是听到不少顾准的“反动”言论，但，“老夫子”本着爱护人才的心情，并不扩散。1964年主事者通过大秘书陈伯达，要在经济研究所弄出一个“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经济研究所的老夫子们，很天真，很可爱，竟然在经济研究所“摆擂”，张闻天的名言就是，把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孙冶方要舌战群儒，而顾准更是睥睨一切：我就坐在这里，等着给我扣帽子！
顾准重病，入“反帝医院”（协和医院），没人理睬，骆耕漠老先生，拄着拐杖，来到卫生部，给担任副部长的老部下留下一张纸条，请求给顾准治病。林里夫的女儿皎皎白天侍候顾准，“学部”的年轻人晚上排班。病入膏肓，情急之下，找到一位有名望的老中医，这位老先生架子很大，没有小轿车接送，不给看病，骆耕漠老先生，拄着拐杖，找到铁道兵政委，这才算把老中医请动。须知，顾准不认同骆耕漠的理念，两个人长期“抬杠”，但，并没有伤害友情，这是何等的境界！
顾准，真正做到了，“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固然，这种勇气，首先来自顾准身上所流淌的“良知”和“担当”，但，经济研究所的“小环境”和“小气候”，“ 老夫子”那份“底线”的人情味，也不可小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