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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祖父——三十年代协和医学研究生的坎坷一生|家国记忆征文23
原创 2015-05-29 王景亮 历史百人会 历史百人会
一、家庭出身
祖父生于清光绪27年（公元1901年）9月22日，名绍羲，字兰亭，河南新郑界牌村人（一说是密县，但祖母和父亲、伯父与姑姑们都说是新郑。估计这个界牌就是两县交界之地，历史上也曾归属过密县）。
我们王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大户之家，用阶级划分论来说，是地主。曾祖父（名讳王子寅，我是听祖母说的名字，音是这个音，具体是哪两个字就不知道了）做过新郑县的财局局长，育有三子一女，祖父最小，叔伯兄弟里行四，乡里常称为“四叔”、“四爷”。
当年军阀孙殿英（就是东陵盗宝那厮）带部队过界牌，对部下训教道“都规矩点，到王局长家了。”他住在我们家里，看到祖父留学日本带回来的东洋刀（父亲说是把剑，我估计应该是东洋刀，那时的日本刀很有名。孙殿英这混蛋什么宝贝没见过，不会稀罕这么一把剑。并且很可能是祖父毕业时学校发的纪念品，依老爷子的性格似乎不大会特意去买把刀带回来），拿在手中把玩不止，走时就顺手拿走了。父亲说他曾问过祖父，凭啥叫他拿走？祖父说，军阀，你跟他讲啥理哩。
民国初年河南土匪猖獗，身为财局局长的曾祖父就被土匪绑票过。说是让他穿着财神爷的衣服，还带着纱帽翅，放轿子里抬走的，以为奇货可居。为了营救他，祖父跑遍亲友告借赎金，结果肯相助者寥寥。是以祖父后来常说亲戚有啥用啊，真到了难处都不肯相助。后来曾祖终于得救还家，但因惊吓过度，不久就故去了。【祖母曾说过，那时的土匪（老太太叫刀客）厉害啊，绑走人不按时交钱去，就旋下个耳朵给你送家里】
祖父长得很漂亮。我听祖母说过，祖父幼时穿着当时有钱人家孩子流行的长袍马褂，带着瓜皮帽，被曾祖看见，他怜爱地夸自己的儿子“还老漂亮哩！”。小时候住祖母隔壁的刘家一位姐姐，看着祖父的照片说：“王奶奶，王爷爷长得像周总理。”
二、北京求学
祖父爱读书。据祖母讲，当年考学，同时被四五家大学录取，他老人家犯难了。去哪儿呢？学医吧，老是动刀，血淋淋的挺吓人的。踌躇一阵，遂说，怕啥，怕这个就非学这个。于是去了北京医学院。
那个年月在外求学很不容易，更何况祖父在家生活优裕，年纪尚幼乍出远门，一时难以适应想来也是应有的。祖母说，曾祖母（老太太寿至88，在当时算是高寿。是因为想不通土改把自己家的地分掉了去世的。据祖母说，当年曾祖母八十大寿时，还办了堂会，常香玉也去了。唱戏的扮八仙向她祝寿）曾心疼地说过，自己的小儿子在外面上学，无人照料，吃了不少苦头。一次尿床后不好意思晾晒被褥，就那么把铺盖捂乱（河南方言，意即胡乱卷起）着。
当时正是五四前后，革命浪潮、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父亲说，祖父当时也追求进步，思想激进，参与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来怕回家丢脸，就又考了其他的医科大学就读（祖父在自传中说是1924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我想两种可能，一是如父亲所说他又考的该校，二是风波过后又被学校重新召回）。在北京的这段岁月，他老人家应该看了不少京戏名角，因为父亲说过，祖父听京戏，还在医院的联欢会上清唱过。他还见过祖父一次喝醉酒后躺在地上唱京戏。
三、开封历险
1924年，祖父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因找不到工作，不得已和同学张建安、张震东回到开封一起创业糊口，开设中华医院，并兼任省立平民医院内科医师和开封助产学校教员。
祖父是孝子。在开封时曾把曾祖母接去小住尽孝，还带着曾祖母到照相馆留影纪念。父亲至今仍记得那张照片：祖父西装领带，站在曾祖母的身后，老太太一脸自豪。老人家还留有一张西装革履戴着眼镜的照片，很漂亮。可惜这些照片在“文革”中都烧掉了。
同窗好友张建安是中共地下党，并将中华医院作为一个交通站，医院常有党人出入。1927年督豫的冯玉祥破获了共产党郑州地下组织，查出文件中有一个中共河南省委指示上写有“以后来信不要乱写，只写开封南门大街中华医院张建安转交刘德甫收”。于是，1927年秋天一个晚上，医院被搜查，祖父与张建安、张震东以及一名事务员、一名炊事员和三名病号逮捕，带至军政执法处审问。因祖父等人均不知道张建安的秘密，也不认识刘德甫，几天后即被释放。张建安则过了很长时间才由地下党营救获得自由。
后来，二张先后离开中华医院到别处工作，祖父一人勉强维持到1931年1月。此时，祖父得知消息自己有共产党嫌疑，无法存身，即将医院托付杨子彬照管，自己逃往北京躲避。
四、协和读研
1931年7月，经同学吴清源（当时任协和医院X光代理主任）介绍到协和医院眼科实习，做研究生，至1932年6月，为期一年。当时协和眼科教授是奥地利人Pillat，副教授有毕华德（中国现代眼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六十年代为北京医学院教授）、林文秉（六十年代或为上海医学院教授）。祖父是外校去的学生，又说不好英文，很被人瞧不起。所以一年期满以后，无论如何他再也不愿在那里实习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只觉得协和洋气太重”。
离开协和后还是找不到事干。不得已在北京同学张式溥的私人医院里帮忙。
五、东渡日本
一年后，即1933年，祖父和医大时的同学范鸿简同赴日本自费留学。同船赴日参观的还有两名医学院教授：药理教授徐佐夏和一名姓张的公共卫生教授。
祖父在后来的交待材料里说“我往日本的动机是为了提高医学知识和技术，因为当时听说日本医学很发达，并且日本生活程度（即消费水平）不高。但事先没有做准备，不会说一句日本话。所以到东京后很感困难，补习了三个月日文，即由范鸿简介绍（范先进帝国大学眼科学习）到东京帝国大学眼科教室当专攻生。一年后范回国到湖北省立医院当眼科主任，我于1935年夏因为带去的钱用完了，即回国。”
六、兰州蒙难
1935年8月，回国后的祖父应同学宋子安（这个宋子安是兰州学院院长，不是宋庆龄的小弟）函邀到甘肃兰州任中山医院眼科主任兼甘肃学院医科教授（老人家的这张聘书和日本留学的毕业证都还在。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聘书上的国民党旗子、孙中山画像，以及末尾的签名：蒋中正）。中山医院是甘肃学院的附属医院，宋子安是甘肃人，时任中山医院院长。
国民党中央又派了一位山东人韩立民到兰州筹办甘肃省立医院。“既有中山医院，又成立了省立医院，这两个医院必须取消一个或是合并，经费才有办法。当时双方竞争激烈，韩立民是伪中央派的，又和当时伪甘肃省府主席是同乡，他又长于钻营吹拍，所以最后他是达到了目的，也就是说中山医院要归并到省立医院中去。宋子安得到这个消息，知道医院将要垮台，就和院中的医师们商量改选我为中山医院院长（院长的产生是采用医师互选制，选出后，报甘肃学院备案）。这完全是他准备脱卸责任的一种手段。我不愿干，他和同事们苦劝。我当院长一个多月，中山医院即接到命令归并到省立医院，一切财物全部移交省立医院接收。人员一部分归省立医院任用，大部分都被遣散。当时伪政府只管合并医院，不管被裁去人员的善后办法。因此许多同事们都失了业，甚至回家都无有路费。我虽一再向对方交涉也是无效。同时韩立民挽留我继续担任眼科主任，我表示不干，他就不高兴，说我不给他捧场。其实他是另有用心，对待我态度傲慢，冷言冷语，摆出官僚架子。我感觉到旧社会里人情险诈，深悔自己心地老实，受人愚弄，以致精神上受到重大刺激，导致神经错乱，几乎丧身异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寒而栗的。”
关于这段经历，祖父的老同学张建安在当年的证明材料里是这么说的。“当时甘肃卫生界有两个团体。一个以宋子安为首的医学院，是德日派，一个是卫生处的英美派。两派互相竞争，争相排斥对方。英美派有南京后援，势力大，想吞并医学院，撤掉宋子安。宋为人狡猾阴险，有手段。任院长期间贪污公款，又把医学院的仪器药品运回家中。得悉撤职之后深恐无法交代，就布置改选院长，并预先运动说要选出过洋的人。于是大家选出绍羲做院长。但又不办交代手续，实际上大权仍由宋操持。等到英美派来接收时一点东西也交不出来……”
祖父受此刺激精神失常后曾自杀一次（把自己腕上的脉挑了一个），后得救活命。家里闻之大急，让祖父的一个侄子去接他回家。那时河南到甘肃兰州，千里迢迢，出趟远门难得很，更何况还得照料护送病人。据祖母讲，我的这位伯父（可惜不知道是哪一个）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思索许久，说了句“叔跟爹差多远呢（意即叔父和父亲一样），去！”这样，1936年11月祖父才由侄子护送到家。
到家后病势更凶。不知道究竟为了何事，祖父把自己的妻子打死了（父亲说是让她干个什么事，她犟嘴不去，病中的祖父用凳子扔过去打伤了她致死。大姑父说是祖父发病用缝纫机头把她打死的。我个人觉得大姑父的说法可信些，因为祖父很喜欢他，跟他说过不少自己的经历。老人家不爱主动讲话，父亲们都怕他，和他交谈不多）。
至于那位韩立民，祖父说“我离开兰州不久，韩立民即因贪污及其他违法乱纪事件，被当地群众告发撤职了”。
七、家乡行医
病愈后，祖父在1937年续娶了祖母，并开了私人医院——光明医院。1943年3月任郑州专区医院院长一年。日本人打过来时，乡里有人说祖父留过日，懂日语，要他出面接待日军。祖父坚决不干，逃到偏远的一个竹林里多了起来。1945年在密县双楼乡团队大队部做医生（祖母说过，那时请医生都是赶马车或是抬轿来请。由于祖父医术高超，很远的地方都来请他看病。祖父出诊时戴着礼帽，拿着文明棍【这个文明棍一直保存着，被我小时候当玩具拿着打打杀杀，结果弄坏了，把手柄上的盖子搞掉了，后来就扔了。祖父的遗物也就只剩下了他的烟灰缸】，很酷）。据大姑父讲，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他去接收某医院，车行半路翻入山沟，一车人都死了，祖父一个幸存，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一口牙齿，从此装了一嘴假牙。
1942年，年过不惑的祖父再次得子。伯父的出生给他带来莫大的欣喜。祖母说，祖父听说后赶紧回到家里，见她就问“啥时候生的啊？”抱着伯父喜欢得不得了，还拿来眼药给襁褓中的儿子点了点眼。家里对伯父的出生也都很高兴，曾祖母亲自找人算命，说这孩子命里缺水，遂起名为“河”。伯父小时候一次习字，祖父颇有些骄傲地对伯祖父说，看看，这字写的，跟我小时候写的一模一样。
1946年9月到密县职业学校做教员，1948年在家开诊所。老早家里一带就有人风传祖父是共产党，为此他遭了不少罪。解放后也有人说他早就是共产党（老人家是解放后才入的党，旧社会未参加任何组织。虽然他的不少换帖弟兄都是地下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己“家庭观念重”。他的党证还在，小时候我常翻着玩），祖父据实不认，说“不是就是不是，我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哪。”在那个红色革命至高无上的年月，父亲还很诧异的问过祖父，说你是地下党不是好事么。饱经磨难的祖父早就看穿了那些人的阴谋，只说了一句“你承认了，人家就该说你是不是叛徒呢”。
八、南迁南阳
1951年经张建安介绍，刚成立的南阳专区医院（即今天的南阳市中心医院）院长严熙兆（具体那三个字不清楚，这是音）给祖父写信，邀请他来南阳任五官科主任（父亲存有一张祖父当年订的报纸，右上角写着：王主任）。父亲至今仍记得那封毛笔书写的信函。祖父先到南阳安置好后，1952年回界牌把家搬过来了。父亲回忆说，那时都是坐马车。祖父说那个赶车的是跟吉鸿昌非常熟。当时才8岁的父亲清楚记得中途吃饭时，自己伸去夹菜的筷子被祖父按住，并跟他说赶车的辛苦，要让人家吃好。
在南阳，祖父一个月一百多元的工资在当时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高收入（况且他老人家还出过好几本书，我记得有一本叫王兰亭什么算法）。然而，家里人口众多，日子过得也并不宽裕。
大姑说，一次祖父到郑州出差去看她，刚上班的大姑工资低，在医院上班时间上又很严格，没块手表很不方便。于是跟祖父说需要块手表。哪知老爷子出去转了一圈，给她买回来个马蹄表（闹钟），对她说“先使着吧。”后来父亲到郑州上学，大姑把这块表给了父亲。
1955年前后，祖父再次发病。祖母说，祖父那时有点像是交待后事的样子。跟她说家里还有多少钱，让大姑把学上完。祖母赶紧打断他，说“还有那仨哩呀！”祖父很无奈的说了句“那我啥门儿哩（意思即我有啥办法呢）！”
1957年开始“反右”，祖父反而因发病因祸得福，逃过一劫。他的同学张建安却不幸被打成“右派”。祖父得知后跟祖母说“要不是人家，咱能来到这儿？”并给他寄去了20元钱。落难的张建安（据说他家里小孩多，打成右派后失去工作，一家人生活十分困难）收到后还给祖父写来了一封信，深表感激。
祖父话不多，可有时说起话来又很幽默。父亲说医院有时放电影，叫某某人到放映机这里来，总是喊道“xxx，到机子这里来！”坐在竹躺椅上的祖父听到了，总是来一句“哟，赶紧的，叫xxx吃鸡子呢！”
在六十年代初那段尚算平静的日子里，父亲说，祖父每天晚饭后都坐在桌前要写一会儿。后来才知道，他那是在翻译当时眼科的科技论文。祖父通晓日、英、德、俄多门外语，几年时间，他写了厚厚的两大本，并且装订好，交给自己的大女婿，叮嘱他帮他出版。四十多年过去后，在大姑父那里我见到了这两本珍贵的手稿。姑父说：“我无力为他出版，对不起他。他的东西应该放在他孙子那里。你们两个（我和哥）高考谁考上医，继承他的事业，就把这两本遗稿交给谁。”我翻看了那发黄的文稿，一字一图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眼睛的横剖图、侧剖图，多么复杂，老人家用钢笔画得工工整整，清清楚楚。概叹一声，那时的知识分子，确是有真才实学，异常踏实，那是我们如今这些“研究生”、“博士生”能望其项背的。只可惜我和哥哥没有一人学医继承他的衣钵，对这两本遗稿的价值一点也不懂。再加上半个世纪过去了，科技发展如此神速，当时的先进玩意儿，今天恐怕已成昨日黄花了。不过，有机会的话我想还是能把它出版了，起码可以作为眼科学生的专业阅读材料，再者也能从中窥得老辈人治学的严谨。我在苦苦找寻这个机会。
九、文革磨难
接着“文革”来了。一开始祖父还是积极分子，参加“革命”群众组织。没多久，在协和学习、赴日本留洋、在兰州当“伪院长”等事又被翻了出来，再加上地主出身，“革命组织”把他开除了。非但如此，还把他划为“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拉出去搞“活人展览”（一干当时的“坏人”站在那里，身后贴着他们的罪状，让革命群众参观）。母亲说她去看过那个展览，还对祖父有印象，因为那么多人就这一个老头儿是“日本特务”。只可惜那时她还不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公公。当时伯父很紧张，怕祖父再想不开发病，趁两旁无人凑上前去劝他“叔（祖父排行最幼，孩子们都管他叫叔，不叫爸），想开点。”孰料年近七十的祖父早已洞明人世沧桑，对伯父说“没啥，这不就跟唱戏一样么。”
父亲说，祖父看罢《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很不满地说了句：“我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
后来，这帮人被组织去劳动改造，挖沟。祖母说她去送饭，看到祖父站在沟里，手上贴的都是胶布（是手裂了）。老太太心疼的说，老头哪干过这活儿。又记起了刚来南阳时有一阵吃水得自己挑，祖父哪里干过，挑不成，还被一些人笑话。说起文化大革命，祖母都要骂上几句“娘那x”。接着就又说，你爷从来不说脏话，我就是文化革命时气得了，骂那些人。他听见还不愿意，眉头一皱说你现在还学会骂人了啊。
文革初期的疯狂过后，祖父的“问题”也查清了，被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获得了“解放”。那时开会多，会上还要读毛主席语录。就在这么个时候，祖父仍不忘温习自己的外语。他给大姑父写信，让他给自己买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大姑父跟我说，“我马上买好给他寄回去。你爷爷厉害啊，你想想，一堆人读毛主席语录，他一个人念英文版的。”
祖父晚年时耳背。那年月信息极度闭塞，作为有独立思想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他们极想了解外界对当时的中国的看法，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听境外广播。可是祖父耳朵又不好，因此每次他小心翼翼“收听敌台”时，其他人也都听到了。于是，收音机被没收了。“解放”后退还给他，祖父说“不要了，摔了吧。”结果对方一脸严肃地告诉他“留着，收听红色电波用！”
已过了退休年龄的祖父，仍想着要发挥余热，还去上班，是父亲劝了他一句“别去了吧，你是想发挥余热，别人还以为你舍不得这位子哩。”祖父听了，不再去单位了。退下来的祖父有了时间，他先是去洛阳看了看自己的老姐姐。然后去江苏常州看大姑姑父。并由姑父陪着在无锡、苏州、南京、庐山等地游玩了一趟。当时祖父心情很好，还写下了一首《游庐山》。再后来，他一个人到杭州看了看，老人家舍不得花钱，在车站候车室坐了一宿。
游庐山还有一段插曲。当时大姑父陪着他，在车上听人说旅馆很紧张。当时两人离得较远，又不好大声告诉他，于是大姑父下车后没跟祖父说就一个人先跑去定了房间。回来后被久等的祖父狠狠训斥了一顿。结果晚上两人吃过饭、泡完脚，出来散步时看到好多游人没地方住，都在屋檐下坐等，大姑父这时才跟祖父把情况讲明，又被老爷子狠狠表扬一番，说他会办事。回到家里还跟祖母讲，还说“咱那俩（指伯父和父亲）会中？”（意为不这么会办事）本来他和大姑父说好，要大姑父第二年再陪他到广州走走，不想回家不久他就病了，再也不能出游了。有时我就想，我阴差阳错地来到广州工作，也是冥冥之中的天意自在吧，是在替祖父实现他的愿望。只是他的孙子可不是来广州转转，是来定居了。
十、溘然离世
听祖母将，祖父中风是一天饭后，他和往常一样躺在躺椅上休息。结果一看嘴歪了，赶忙送他去医院。老爷子还说了句“还得去医院？”住院后，祖父胳膊上、脚上都插遍了针眼。他嘴合不住，怕口干，父亲他们就给涂上点蜂蜜。老爷子被病痛折磨得大声呻吟，父亲怕影响到其他人，不让他大声。祖父口齿已经不清，呜呜啦啦地说了一句，意思大致是我也难受（真是心酸。祖母说她以前有时跟祖父说自己哪里不得劲，祖父总是一句话：别说了，谁都老得劲。如今行医一生，轮到自己病重，却无人能救命，老爷子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2011年外祖母病重，和父亲在机场候机返家时，父亲第一次跟我说到祖父病故的情况（近四十年他都没说，想来那是他深藏心中的痛）：祖父老说“尿”，可每次又没有尿排出来。父亲把这一情况跟医生说后，那人说兴许是真有尿？打一针利尿药吧。结果一针打下去，果然尿了不少，清亮亮的，接着人就跟脱水了一样，变得皮包骨头。第二天另一位医生见到后大吃一惊，问怎么成这样了，得知缘由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摇头。不久，1976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七）祖父就走了。
祖父是知名老专家。大姑父说逝世后省里、市里、各个地方送的花圈他数了数有七十九个。祖父去世后，医院里慰问家属，问祖母有啥要求，祖母说“啥要求，叫老头活了！”老太太跟父亲说，“人总要跟你留点念想。恁叔住院前有一次在家看见屋里墙上脏了，拿起扫帚扫了扫。他一辈子哪儿干过这种家务事啊……”
老爷子一生受了不少罪，吃了不少苦，文革时被批斗还挨过打。他生活上极简朴，那时一月一百多元的高工资，偶尔喝酒还是让父亲去买的红薯干酒。祖母常念叨，老头没享啥福啊，我那时也不知道给他做点好的，连饺子都没咋吃。但是只要说学习，不管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徒弟，他都非常慷慨地出钱。父亲当年还跟着祖父学过一段时间，并且已经能动简单的小手术。祖父不愿自己的子女再干这个，说是太操心（父亲曾说过，祖父拿着伯父去工厂参加工作的报到书，说了句“这不操心哪”）。由于家庭成分不好，父亲们姊妹四个成绩很好就是上不了大学。祖父曾难过地说“都怨我啊”。于是，伯父做了工人，父亲学了财会。倒是两个姑姑还在卫生系统工作，只是一个是妇科，一个是护士。到了我们这一代，没一个学医的，只有小姑家的表姐还在祖父工作过的医院做护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