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曌：拿破仑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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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曌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
拿破仑的黄昏
方曌
《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这幅巨大的油画突然跳到了我的眼前。这个春节，回到故乡小城，我去赴一场久违的同学聚会。地点是一家咖啡馆，内部装饰是对欧式风格的粗劣模仿，巨大的褐色家具和座椅包围成阴暗的卡座，里面则是被香烟烟雾遮盖了的脸；我来到最里面的编号为“888”的包厢，一进门就看到了这巨幅的肖像画，射灯的灯光突出了这位英雄人物俊俏、坚毅的脸庞，还有他如炬的目光，逼视着餐桌旁每一个准备大块朵颐的食客——“他是我的男神”，昔日同窗、如今已是咖啡厅的女主人向我解释道。
一个去世已经快200年的人物，今天能被冠以“男神”的名号，而且肖像被郑重其事的放在一个神坛似的位置展示着，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如果把人类的历史比作是浩瀚的星河的话，拿破仑·波拿巴似乎是一颗“夜空中最亮的星”——在西方，关于他的传记超过了所有其他历史人物。到19世纪末，就已经有超过十万种他的传记出版；到上世纪60年代末，据历史学家A.J.P. Taylor粗疏的估计，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25万种。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人一辈子能读的书的数目，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略略检索一下西方主要出版社2014年的历史和传记类数目，很容易能发现超过10本关于拿破仑和他的帝国的新作，其中半数以上是严肃作品。这是关于拿破仑的作品的通例，他不仅仅是一个被炒作了两百年的偶像男神，大部分关于他的书其实是由饱学之士写作的兼具热情和知识深度的作品。
对于拿破仑，我们真的有那么多要说的吗？何以从凡夫俗子到象牙塔里读圣贤书的人，都对他怀有如此持久和热烈的兴趣？
对于这位如今开始经营咖啡厅的我的老同学而言，喜欢拿破仑的原因很简单：他不但长得很帅，还是一位“创业英雄”。拿破仑·波拿巴出身平凡，没有贵族的姓氏或显赫的背景，在学校里还因为科西嘉口音受同学的愚弄和嘲笑；毕业之后，他在革命中的巴黎彷徨、苦闷，创作了很多不大着调的文学作品，还曾抑郁地想过自杀；但是他最终抓住了时代给他的机会，成为了不可一世的欧洲之王，要不是因为运气不好，敌人太狡猾，甚至可能成为成吉思汗的一样的世界之王。
这个版本的拿破仑故事比武侠小说还要励志，还要更加不可思议。“从穷小子到百万富翁”——这样的故事原型虽然有点俗气，但永远不会过时。
对于知识趣味更高一些的人而言，拿破仑还是一位“文化英雄”。他带领了第一个知识分子远征军团，为欧洲重新发现了古代埃及灿烂的文明；他在军队和国家的管理中一反传统的贵族文化，强调任人唯贤，并将其制度化；最重要的是，作为法国大革命的革命之子，他颁布了拿破仑法典。这套成文法典措辞简单易懂，可以供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阅读理解，从而使得法律事务不再为律师和官员所垄断；这部法典最大程度的把世俗生活从宗教中解脱出来，奠定了普通婚姻的基础，从此，一对新人的结合不再需要神的祝福；这部法典还确认了私人产权的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制基石。
拿破仑帝国虽然很快瓦解了，但是这部法典和它所代表的政治文化却存留了下来，成为欧洲近代化的根基之一，而且之后被带到了北美的魁北克和路易斯安那，整个拉丁美洲，法属非洲，还有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历史上，除了几位宗教领袖之外，很难能够找到如拿破仑这样深刻而全面影响过全球文明进程的人物。
当然，从人的内心的诉求看来，拿破仑还是一位“悲剧英雄”，这就注定使得他比那些胜利者们更受到同情和关怀。“滑铁卢”至今被当作是失败而不是胜利的代名词，看来历史是站在了拿破仑、而不是威灵顿那一边。在此之前，拿破仑本应成为查理曼大帝那样的欧洲之王，只可惜俄国那糟糕的天气阻挡了他。
1812年法国对俄国的入侵也被看作是一场人神之战，由血肉之躯的拿破仑对抗俄国无情的冬季之神。入侵俄国因此也就不再是历史，而是一段神话，一段关于人类英雄顽强对抗、试图征服自然之神、最终败下阵来的传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故事，虽然摧毁了他的一世功业，却成就了他后世的传奇，因为他不是败给了人，而是某种超人的、难以解释的力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关于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文学巨著中曾说：“历史学家为俄国的将军们搜罗了大量精巧的证据，用来证明他们的远见和天才；其实，他们无非是历史之手操控的傀儡和奴隶。”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击败拿破仑的，是俄罗斯的土地和这片土地孕育的某种民族精神。托氏认为，那些汲汲于故纸堆的历史学家，总是试图从枯燥的文献中找到一首史诗的解法，这导致了他们对于“大历史”的作用视而不见。托氏的这个看法在俄国和法国都受到欢迎，因为双方都希望从这段历史中升华出自己的英雄，对于法国人来说，是不曾被人击败的拿破仑，对于俄国人来说，则是击败了拿破仑的俄罗斯民族。
不过，西方最重要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拿破仑战争研究的权威之一，多米尼克·列芬一点儿也不同意这种历史解释。在他的新著《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中，列芬认为“俄国能够击败拿破仑的关键因素”，其实就是“俄国的领导者比拿破仑想的更深、更远。”这并不是什么法军和俄国糟糕天气的缠斗，也不是法兰西文化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圣战，这是一场将军与将军之间的战争，双方的宏观战略和执行力导致了整个战局的走向。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大臣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有着更加清晰明确的战略目标，决定要和拿破仑打一场两年以上的持久战（以十九世纪的标准而言）；他们武装并且保持了一支俄罗斯历史上最庞大的现代化军队，先是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耗尽了入侵法军的士气和给养，在1813-14年的反攻中又在几场大型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摧毁了法兰西帝国的全部军事力量；他们一手经营了一场拿破仑最不想要的战争。
在列芬看来，俄国和拿破仑的战争是一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经典战例。亚历山大一世从1810年开始就意识到拿破仑随时可能入侵俄国，而法军的战略目标，一定是通过大型战役的胜利歼灭俄军的有生力量，再逼迫俄国乞和；要对抗法国的入侵，首先是要避免正面决战，尽量通过有组织，有序的撤退使法军的力量削弱、分散；其次是学习法国所谓“全国动员”的国内战略，动员帝国范围之内所有的力量对抗敌人，包括强制征兵制，战时财政体制，工业企业战争化等等；然后是制定了详细的反攻计划，加强骑兵这一机动兵种的建设，在追击战中尽量取得更大的战果；最后是外交和情报的战争，在受到入侵时尽量和平时有敌意的国家保持中立，在反攻时瓦解、策反一切原来法兰西帝国实力范围内的附庸国。
亚历山大一世的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列芬在这本厚厚的书中，令人信服的说明了这些成功的基础。
沙皇俄国在1812至1814短短三年间通过征兵制补充了六十五万名士兵，这些士兵出身农奴，进入军队后报酬很低，是英国普通士兵的1/10还不到，当时俄国经济虽然不发达，但是仍然可以暂时供养这些兵员。与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苏联实行征兵制的情况不同，这些新兵被安排进行有规划的军事训练，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战斗技能，成为一支有纪律和士气的部队。俄国的盟友英国提供了101000支步枪，这些军火的几乎所有开支都由英国贷款承担，不用沙皇立刻使用国内的资源。而俄国国内所有的工厂也昼夜开工，确保所有军队的军火供应。所有的士兵刚进入兵营都被有刮脸，穿上工厂刚刚生产出的制服，并被告知他们现在是在为一个高尚的目标战斗，如果表现勇敢，则可以获得晋升，而且，上级军官不能像贵族那样对他们为所欲为，如有违反军事纪律的情况可以上报。这是他们在作为农奴期间无法想象的待遇；宗教信仰对于这些士兵的影响也不可忽略，他们被告知这是西方的基督教异端对于东正教和维护教义的沙皇的挑战；军队修整期间，允许举行宗教仪式，因为这有助于这些士兵消解残酷战争的创伤。
这些措施使这些刚刚组建的部队士气高昂，往往能够经受非常的苦难，而仍然保持对组织的忠诚 (我们不要忘了，1812年的冬天对他们是同样寒冷的，而且他们的部队还在不断急行军中）。
亚历山大一世不仅仅在短时间内组建了一只士气高昂的农民大军，还为这个军队配置了一个年轻的、多民族的、有勇有谋的军官团体。实际上，列芬的先人克里斯托弗·列芬正是这些军官中的一员，他是利沃尼亚人，战争开始时担任俄罗斯帝国驻英大使，后来参加了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也是俄军军官中的一员，尽管语言不通和战争初期无休无止的撤退使他对俄军颇有微词。
与法国不同，俄罗斯帝国的军事贵族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中有日耳曼人，乌克兰人，乔治亚人，亚美尼亚人，甚至还有鞑靼人；这些外民族、外国的军官团体只对沙皇本人和罗曼诺夫王朝效忠，而不被自身的派系、乡党等因素所羁绊，他们以击败拿破仑法国为唯一目标，不像传统的俄国军事贵族为了争权夺利常常闹内讧；他们的战略计划也不像俄罗斯的老牌贵族那么保守，以为把拿破仑赶出俄国的土地就完了，而是希望全面击败法国。
对于列芬来说，俄国那一代最杰出的将领是苏格兰人和日耳曼人的后裔巴克莱，而不是托尔斯泰心目中的俄罗斯人民精神的代表，库图佐夫。
列芬的新书还详述了拿破仑1812战役失败后，俄国及其盟国反攻法国的历史。此前绝大多数的历史叙述认为，入侵俄国失败后，法国已经无力一战，因此法兰西帝国的崩溃是迟早的事；但就像列芬陈述的那样，拿破仑的组织天才和法国的全面动员能力使得1813年的法国看上去像一个临时受挫的巨人，而不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反法同盟在战争前期输掉了包岑会战和德雷斯顿会战，只是通过后来的几场决定性的胜利，才击败了依然强大的法军。
从战略层面上看，后来对法国形成包围的反法同盟在1812年尚未形成，俄国依然对英国抱有极大的疑虑，而普鲁士和奥地利也觉得无法完全相信俄国人。正是1813-14年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使得拿破仑彻底陷入了战略包围，他可以赢得战斗，但已经无法赢得这场战争。后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奇迹般逃回，又奇迹般的重新夺回了权力，但是欧洲这一牢固的反法同盟形成的压倒性优势，还是使得他不得不在滑铁卢孤注一掷，最终成就了威灵顿的胜利。
列芬写了一本优秀的历史著作，条理清晰，议论精辟，其中利用的大量俄军的原始资料，也是在同类作品中难得一见的。不过，整本书有一点太长了，叙述也时常显得枯燥和重复，让人不禁想提醒他：先生，这可是一场战争！这不是指挥部里的沙盘游戏，或是规划齐整的军事演习，只是双方的选手运筹帷幄的结果。
他有的时候似乎被自己的议论绑架了，以至于在叙述这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全面战争”时，过于强调计划内的、理性的、因果的一面，而忽视了战争混乱的、情感的和高度不确定的另一面。
一个例子是，在描述博罗季诺战役时，列芬确信俄军的撤退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而不是一个带有运气成分的临时决定，他却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同时，他也没有指出拿破仑的指挥失误，在一片战斗混乱中，没有决意带领自己的近卫军对俄军发动总攻——如果拿破仑这么做了，那么这场战争的结果可能会被改写。
列芬不太喜欢“XXX战役是整场战争的转折点”这种说法，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是战前的战略部署和准备决定的，而这使他观察战争的视角，拉得似乎有些太远了。
在这种远程观战的视角之下，一个被列芬错失的重点值得一提：拿破仑治下的法兰西帝国真的有那么强大吗? 虽然从版图上看，这一帝国几乎占据了整个西欧，大部分的南欧地区，并把中欧和东欧的大大小小的国家都纳入自己的附庸，但是这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帝国，各国的王公大臣们都各自心怀鬼胎。它对于自身实力范围的控制甚至比不上纳粹德国，也无法和当时的大英帝国相提并论。
正如列芬自己在书中所分析的，法国采取这样的扩张策略，是出于制衡海洋帝国英国的战略目标，可是在欧洲大陆上的扩张的困难程度，远远大于在海外开拓殖民地。虽然法军击破了其西欧，中欧，北欧，和东欧的敌人，但是她从未对于英帝国构成真正的威胁，这就注定了英国及其盟国的海军能够对法国实施有效的封锁和包围。
更不用说，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和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为敌都不是明智之举，在那场对决中，俄国的大后方，除了自己广袤的行省，还有纽卡斯尔，利物浦，和世界金融之都伦敦。迅速崛起的法国的失败，也许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体虚气短的帝国的自然崩溃，而不是其对手的压迫。
如果我们再退后一步，忽略一些具体的历史细节，戴上政治科学的偏光镜，拿破仑和他发动的战争可以被看成一个新兴的地区强权和老牌霸权和传统政体的较量。在这样一场较量中，一个新兴强权很容易获得反对传统强权的少数派的拥护，也可能以自身的实力和技术击败一些落后、传统的敌人。但是一旦整个地区的领袖们都感受到了威胁，一旦这个反叛者似乎要成为新的霸主的时候，老牌霸权很容易动员起周边大大小小的反对力量，形成不可逆转的战略优势———战的协约国、二战的盟国、冷战中的北约。因此，这个新兴强权的最终失败，就不仅仅被看成仅仅一场军事的失败，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明发展的失败。
列芬花了如此多的篇幅介绍那些在俄罗斯之外不太知名的俄军将领，却对这本书显而易见的主角拿破仑，着墨不多。他也许是厌烦了那些关于这个人物连篇累牍的描述、评论和感慨。不过，作为一个有洞见的历史学家，他理应提醒自己的读者：拿破仑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还是一个傲岸的独裁者，一个胃口永远填不满的征服者。他自认为是现代的亚历山大大帝，曾在更早的法俄同盟时期，向沙皇建议瓜分印度。他还下令处死过一个名叫约翰·菲利普·鲍姆的德国书商，仅仅是因为他出售一本名为《德国的耻辱》的小册子，号召德意志人反抗法军。在鲍姆被抓捕的时候，这本小册子其实仅仅销售了十册。
拿破仑和他的帝国是一种类型：他是一位革命之子；而法国是革命产下的帝国。在后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肩负有继续革命和终结革命的双重使命；他流着革命的血，却有着反动者的头脑；他宣扬革命的理念，自己却要登基称帝。让那些满怀浪漫理想的准革命者们去喜爱他吧——英雄，伟人，男神——他们需要拿破仑，就像红卫兵们需要他们的领袖。我们需要记取的，是托克维尔那句冷冷的断语：拿破仑，一个最伟大的小人物。（Napoleon was as great as man can be without morality)。一个小人物，被历史的吊诡推上权力的王座，罩上了耀眼的光环，也终在历史之手的的作用下，陷入尘埃。这是一出曾不断上演，也正在我们面前演出的悲喜剧。©
* 来源：思想潮，本文刊于2015年3月30日经济观察报书评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