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是个告密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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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仲旭
本文来源=译言网
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作为一部伟大的反乌托邦作品地位已定，它和作者乔治。奥威尔的另一部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同时入选多个版本的20世纪百佳英文小说名单，这足已说明奥威尔在英语文学中的地位。不仅如此，奥威尔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从早期的贫困小说到后期的政治讽刺小说及散文、时评等作品，奥威尔为自己树立的，是一个为人正直、追求正义、同情弱小、反对极权主义的形象，在许多读者心中，他已经成了一个圣人般的角色，这可能是他未曾料及的。但更会让他吃惊的是，五六年前，一桩有关他的公案曾经引起了沸沸扬扬的争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
一封解密的信
这要从1996年7月10日说起，随着英国档案局一批档案的解密，1996年7月11日，伦敦《卫报》以《奥威尔曾向反苏宣传部门提供作者黑名单》为题，率先报道了奥威尔在去世前不到一年的1949年3月，曾向英国外交部属下负责反苏反共宣传的情报研究处（InformationResearchDepart－ment）提供了一份记者及作家名单，这些人在他看来，“是共产党的秘密支持者、同路人（fellow－traveller）或倾向如此，不应被委以宣传之任”。一石激起千重浪，各路媒体纷纷报道，有的表现出了惋惜和疑惑，有的则表现得幸灾乐祸，如亲保守党的右翼报纸《每日电讯报》1996年7月12日对此事报道的标题为《奥威尔被揭露扮演了向政府告密的角色》，第一段是这样的：“当乔治。奥威尔———20世纪一位社会主义重头人物———被揭露曾秘密与外交部合作进行反共宣传战后，一股冷战吹来的寒流掠过了左翼团体。”一时间，奥威尔似乎需被重估一番，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
在上述《卫报》的首篇报道中，刊出了已解密的由奥威尔所写的一封信，收信人是情报研究处职员西莉娅。科文（CeliaKir－wan），此信全文如下：亲爱的西莉娅：我未能早点写信，因为我真的很不适，现在甚至用不了打字机，所以我希望你能对付着看我的手写体。
对你可能采用的作者名单，我想不出更多名字可添，除了弗兰茨。博克努（《观察家报》会知道他的地址），我想我已经给过你他的名字，还有格莱布。斯特鲁夫（现居于加利福尼亚的帕萨德纳），是个俄语翻译家和评论家。当然还有很多美国人，可以在（纽约的）《新领袖》杂志、犹太月报《评论》和《党派评论》上找到这些人的名字。如果有价值，我也可以给你一个记者和作家的名单，在我看来，他们是共产党的秘密支持者、同路人或倾向如此，不应被委以宣传之任。要做这件事，我得找到放在家里的一个笔记本，如果我真的给你一份这样的名单，要严格保密，因为我想称呼某人为同路人可能是诽谤行为。
我还想到关于宣传的一件事，不是关于国外，而是在国内。我的一位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告诉我因为瑞典人自己不拍电影，他们看很多德国和俄国的电影，而有些俄国电影———当然一般不会到达我国———是反英宣传性质的，它们恶意诽谤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特别提到一部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电影。既然瑞典人能得到这些电影，我想我们也能；在我国放映几部这样的电影不是个好主意吗……
我怀着兴趣阅读了所附的文章，但是在我看来，它似乎是反宗教，而不是反犹的。以我的浅见，我认为在反俄宣传中，反反犹主义并不是张大牌。在实践中，苏联肯定多少是反犹的，就像它在自己国家内也反犹太复国主义，还反自由主义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人所持的国际主义，但是对于一个像那种存在着多种语言的国家，永远不会以纳粹的方式官方反犹，就像英帝国不会如此一样。如果你试图把共产主义和反犹主义往一起拉，总有可能得到的回答是指出像卡岗诺维奇（1893－1991，出生于乌克兰，具有犹太血统，斯大林亲信，1957年因反对赫鲁晓夫被开除出党———作者注）或安娜。保利尔，另外还有每个地方共产党内的大量犹太人。我认为正中敌人下怀的做法并不好。那些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仇恨我们，认为英国是比德国更甚的敌人。当然，这是建立于误解之上，但只要情形如此，我认为谴责别的国家的反犹主义对我们没什么好处。
抱歉我无法把信写得更好，但近日我真的感觉很糟糕。也许稍迟一些我会有一些想法。
爱你的乔治我确实提议找达西。吉利（《曼彻斯特卫报》），不是吗？还有一位叫乔乐顿的（他是莫科斯审判的专家），可以通过《观察家报》联系到他。
克兰海姆6.4.1949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封信的收信人西莉娅。科文及她当时供职的情报研究处。西莉娅。科文的全名为西莉娅。佩吉。科文（CeliaPagetKirwan），后来从夫改姓古德曼。有时被称为西莉娅。佩吉，在几本奥威尔的传记中，她都占据了一定篇幅。科文生于1916年，比奥威尔小13岁，他们两人相识始于1945年圣诞节期间。西莉娅的孪生姐姐玛麦恩是另一位著名作家阿瑟。柯斯勒（ArthurKoetsler，1916－1954，英籍匈牙利裔，反斯大林主义小说《中午的黑暗》的作者）的妻子，而柯斯勒是奥威尔的好友。柯斯勒夫妇有意撮合奥威尔和科文，就邀请两人去他家过1945年的圣诞节。奥威尔当时刚刚丧妻，他对科文一见倾心，不久即向后者求婚，虽然没有被接受，但是两人的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奥威尔去世。
科文当时任职的情报研究处成立于 1948年，是英国政府外交部下属的进行冷战宣传的一个部门，由于工作中需要请一些作家、记者及出版人撰稿（曾被邀撰稿的人包括罗素、诗人斯蒂芬。史宾德、阿瑟。柯斯勒等）。大约在1949年4月初，科文前往拜访正在英格兰格鲁斯特郡格兰海姆一处疗养院里养病的奥威尔，提到想请他建议可以找哪些人来撰稿，这就是奥威尔写作此信的背景。
笔记本再掀波澜
根据解密的资料，在写了上面那封信后，奥威尔给了科文一份他认为不适合作为宣传者的名单，上面有35位，而这份名单来自上面这封信中提及的一个笔记本。在该笔记本中，奥威尔记有130多个名字，并在每个名字后加了简短的评语。1998年7月在英国出版的20卷本《奥威尔全集》对笔记本内容进行了部分披露（未披露的是那些尚在世者）。披露出来的名单中，有像肖伯纳（奥威尔的评语是：在所有主要问题上无疑是个亲俄者）、作家及评论家阿瑟。卡尔德－马歇尔（奥评：不真诚的人）、剧作家肖恩。奥凯西（奥评：非常愚蠢）等人这样的文艺界名流，还有其他领域的名人，如工党政治家克罗斯曼（奥评：太不诚实，不会是个彻底的同路人）、科学家索利。朱克曼（奥评：政治上无知）等。
这份名单内容的公布引起了更多争论，奥威尔记下这份名单以及向西莉娅。科文提供协助的行为是否真如有些人所说，是对左翼阵营的背叛，成了他在《一九八四》中所攻击的“老大哥”的帮凶，抑或是个专门收集别人的资料、爱打小报告的小人？为了理解奥威尔的动机，笔者认为有必要梳理一下奥威尔政治理念发展的轨迹。
奥威尔的选择
奥威尔出生在一个有殖民地背景的家庭，父亲是一个供职于印度的英国公务员。奥威尔接受了伊顿公学的精英教育后加入了缅甸皇家警察，成为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一个零件。1922年到1927年，他完成了从殖民主义者到反殖民主义者的转变，并最终辞了这份不错的工作，在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追求成为一名作家的梦想。他调查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贫苦生活状况后出版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1937）标志着他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奥威尔于1937年赴西班牙加入了保卫共和国的国际志愿军部队，与佛朗哥的反政府法西斯军队作战，同年在前线负重伤。在和法西斯敌人作战的同时，他也见证了反法西斯阵线内部的残酷斗争并受到追杀，侥幸逃到了法国。在西班牙的半年是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对他的政治观、写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宣言式的文章《我为何写作》（1946）中，他写道：西班牙战争和1936年1937年间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了。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而拥护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想法在我看来是胡说八道。
引文中所指的极权主义在当时的代表，就是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经过二战的腥风血雨，已被消灭，而奥威尔同样深恶痛绝的斯大林主义却仍呈不可动摇之势。虽然斯大林的残暴在大清洗中已经暴露出来，但在英国的左派阵营里，仍有不少人为斯大林辩护，成为实际上的亲苏派，这也直接造成了英国左翼运动的分裂。奥威尔在二战后期创作的《动物庄园》讽刺矛头直指斯大林对革命的背叛，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迭遭出版人拒绝，包括一些左派的出版人，到了冷战初露端倪的1945年8月才得以出版。因此，奥威尔对于英国左派中的亲苏派是颇为反感的。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对于我们这样一些怀疑苏联有某些严重错误的人来说，我认为是否愿意批评俄罗斯和斯大林是对知识分子诚实与否的一次测验。”他在笔记本上所记录的名单可以看作是他这种看法的结果或者说文字记录。
由以上不难看出冷战开始后，奥威尔会选择什么样的立场。在他1947年3月写给他的出版人维克多。戈兰茨的信中，他写道：“……我不想让战争发生，但是假如人们被迫在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作选择的话（我想，这个选择或许是每个人都必须作出的），我将选择美国。”但说到底，奥威尔并未变成一个狂热的反苏反共者——这样的说明也许并非多余——在他于1944年9月（二战期间）所写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想如果苏联被某一外国所征服，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灰心的，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会这样，那些一般的愚蠢的资本主义制度拥护者会受到鼓舞，他们对俄国从来持怀疑态度……我不想看到苏联被摧毁，我认为如果必要，应该保卫它。但是我想让人们不要对其怀抱幻想，要意识到他们必须在没有俄国干涉的情况下开展社会主义运动，我也希望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存在，来对俄国施加一种促其再生的影响。
另外一个例子是，1948年，当英国政府计划清理公务员队伍中的共产党员时，奥威尔从维护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表示过抗议，他认为政府此举是破坏民主的行为。
尘埃落定？
从以上对奥威尔思想发展的简述，就可以理解奥威尔在笔记本中记下名单以及向科文提供名单的行为。奥威尔对好友的工作是积极支持的，因此应后者的请求，首先提供了一些他建议可以邀请写文章的人。另一方面，为了使对苏宣传工作更有效，他也拟了一份他认为不宜邀请写文章的人，这些人据他观察，有亲苏倾向。了解奥威尔的思想后就会发现，这一行为与他的一贯立场并无矛盾。奥威尔也从来不是个投机主义者，不可能以此向当局邀宠。情报研究处也并不是《一九八四》中所描写的可怕的思想警察，奥威尔提供那份名单（许多是人所共知的亲苏左派）除了可能影响到情报研究处不会请他们写反苏宣传文章外，并没有对他们的职业产生影响，更遑论他们的自由或性命因此受到威胁。
尚在人世的西莉娅。科文就是持此观点。在她看来，媒体显然是小题大做了。奥威尔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左派知识分子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Crick）也认为此事要结合上个世纪 40年代的政治背景来看，他说奥威尔“并非揭露这些人是颠覆者，他是揭露他们不合适为反情报机构工作而已”。另一位传记作者杰弗里。梅耶斯（JeffreyMeyers）在他2000年出版的《奥威尔传》中，专门用了一节的篇幅记述此“名单风波”，对奥威尔的行为进行了辩护。显然，这几位都不会同意将奥威尔向情报研究处提供名单一事定性为“告密行为”。
几年过去了，“奥威尔名单”风波几乎已尘埃落定，奥威尔的声望似乎并未因此受到太大损害。但此插曲必定成为研究奥威尔者不可忽略的一节，也许仍会引起许多争论，谁也说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