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jie：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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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谚云：“好女人，好学校。”《圣经·雅歌》中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远胜过珍珠。今天的我，之所以能成长为一个幸福而快乐的人、一个健康而单纯的人，是因为我的生命中，幸运地遇到三个曾经给予我、并依然在给予我甘泉的女性。
奶 奶
我的爷爷和奶奶是四川平原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他们终年劳碌，却始终一贫如洗。一九四八年爷爷得了阑尾炎。这在今天不过是一个小手术，但在当时，却需要到省城并花费巨额的医疗费用。爷爷没有钱，最后活活痛死了。
爷爷去世时，父亲刚刚出生。父亲是老三，在他前面还有大伯和姑姑。奶奶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寡妇，心里想的只有怎样把三个孩子带大。奶奶一个人承担起了繁重的农活，但是仅仅种庄稼还不足以养大三个孩子。她虽然不识字，却是个聪明的女性，她开始磨豆腐、做豆花和豆腐干。用担子挑到十几里的镇上去沿街叫卖。白天干完农活，晚上推着沉重的磨盘，雪白的豆浆在银色的月光下缓缓地流淌着，同样亮晶晶的还有奶奶额头的汗水。父亲曾对我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从梦中惊醒，透过窗户看到奶奶推磨的身影，眼泪就刷刷地流了下来，他那时就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奶奶一个羸弱而刚强的寡妇，居然不把伟大领袖的号召放在心上，依然挑着担子做她的小生意。她心中只有一个真理：要生存，要挣钱，要送孩子念书。
有一天，镇上的干部盯上了奶奶，抓住她的担子要没收。奶奶想着家中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心一横，奋力将担子往回夺。对方是个脑满肠肥的大男人，居然无法从奶奶的手中夺过担子。僵持之间，镇上的人们围了上来，他们许多都是奶奶长期的顾客，也很同情奶奶的遭遇，都纷纷谴责干部的蛮横。干部只好松了手。这一幕，在奶奶看来，也许只是寻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单纯母亲与强大政权之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后还是母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奶奶也没让孩子们饿肚子，许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她依然为此感到自豪。后来，大伯和父亲先后考上大学。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而且还是一个艰难的寡妇养出来的大学生，当时在偏僻的村子里简直就是奇迹。人们开始用充满尊敬的眼光看奶奶。
奶奶和姑姑在家里，又坚持着没日没夜的劳作，供养两个孩子完成学业。父亲念大学的时候，申请的是特等助学金。大学四年，从来都是光着脚板。没有路费，过年也不能回家。然而，大年初一的时候，父亲收到奶奶捎来的一铁皮盒子红烧肉。父亲说，那是他一生吃到的最香的红烧肉，他想念远方的奶奶，想得揪心。他和着泪水，狼吞虎咽地吃完红烧肉。那年，父亲只有二十岁。
奶奶已经八十岁了，耳朵有点聋，眼睛有点花，精神却还健旺，还能够跟儿孙们打上大半天的麻将。打麻将的时候，她思维敏捷，出牌如风。五个孙子个个都是重点大学毕业，过年的时候围绕在她身边，她简直分辨不出谁是谁，经常把名字叫错。
面对奶奶满头的银发，我最想问的问题是：您现在还想爷爷吗？爷爷过世后，半个世纪的孤独，您是怎么熬过来的？当时，您有没有过重新选择爱情的愿望？您的皱纹里，究竟是苦难多，还是欢乐多？
母 亲
母亲与父亲相遇在水电站。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按照今天的想象，应该是大家闺秀、千金小姐了。然而，母亲并没有这样的福气。外曾祖父是一位当地闻名的老中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以为今后能过上好日子了，就把终生的积蓄拿出来买了十几亩地。谁知，这十几亩地毁了他的后半生。由于外曾祖父是“地主”，外公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还一直牵连到母亲这一代人。
十六岁的母亲初中刚刚毕业，正是如花似玉的好年华。我在一本发黄的影集里看过那一年的母亲的照片，大眼睛、圆下巴、宽额头，还有两根乌黑的长辫子。母亲穿着碎花点的的确良短袖衬衫，这是母亲唯一的一件漂亮衣服。那少女的欢笑里却也有一丝忧郁——那时家里再也供不起母亲读书了。于是她招工去了大渡河上的龚嘴水电站，干起了最艰苦的体力活。苦虽苦，但每个月有十五元的工资，应该算是丰厚的收入了，一半自己维持生活，另一半寄回家供养弟弟妹妹。
母亲是个爱洁净的女孩。一下工，她便端着一大盆衣物到河边洗洗刷刷。尽管衣服上打着补丁，却永远是工地上一大群女孩中最干净、最显眼的一个。父亲刚刚大学毕业。主动要求到穷山沟里参加修建水电站，跟工人们同吃同住。那时的大学生，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和“民工”有什么不同。就在那时，父亲注意到了姑娘们中那个爱看小说、爱唱歌的娇小女孩。
对父亲来说，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而对我和弟弟来说，母亲则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母亲是个平凡的工人，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她却自豪地说：“我有一个好丈夫和两个好儿子。”和父亲一样，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把我当作朋友看待，家里的事情都要征求我的意见和看法。母亲在家里营造出一种中国家庭中罕见的民主自由的空气。
母亲的厨艺在亲朋好友中是有口皆碑的。家里来了客人，她走进厨房，三下五下，一大桌菜就摆上来。离家后，我也走过五湖四海，吃过南甜北咸，却没发现哪个名厨的手艺超过了母亲。也许，母亲做的饭菜已经让我的舌头和肠胃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妥帖。这大概是儿子与母亲之间特殊的感应吧。
记得我考上北大离家北上的那一刻，母亲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刚刚她还有说有笑，忽然泪水就哗哗地流了出来。我的每一封信，母亲都如获至宝，反反复复读上几十遍，把信纸都揉破了。母亲最关心的电视节目是天气预报。因为我在遥远的北京，她首先关注的是北京的天气。一看到天气有变化，就赶紧给我打电话，要我晚上去图书馆上晚自习时多加点衣服。母亲不善言谈，她的电话一般都很简单，每次总是说吃饭穿衣这些琐细的小事。然而，正是这些只言片语，让我感到电话线另一端浓浓的母爱。
我在处女作《火与冰》写过这样一段话：当我求学北京之后，母亲每天都关注北京的天气。父亲说，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是母亲一天中最重要的事。在蜀中的母亲，虽然能像把脉一样，把出北京的体温，而母亲，至今没有到过北京。北京一千多万的人口中，母亲只认识她的儿子一个人。关于爱，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
许多读者读到这里时，都说这是《火与冰》中最感人的一段话。
妻 子
我与妻子的缘分，比电影《罗马假日》的情节还富于传奇性。本来我已经不相信二十世纪末还能够有这样的传奇，但它居然发生了。
妻子是我的读者。她大学学的是金融，毕业后在南方一家香港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她喜欢文学远远甚于喜欢自己专业。一个偶然机会，她读到了我的《火与冰》，便按照模糊的地址，尝试着给我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迄今为止从未写过一封给陌生人的信，但是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冲击，因为他就是我曾经想要写信的人，而如今，信还在心里酝酿，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体味到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的生活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无尽的近于绝望的孤独。我想，如果还有一双眼睛同我一起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吧。于是因为王小波，因为孤独，因为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我终于提起笔给你严肃而真诚地写信。
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立刻给她回了一封信。从这以后，我们开始了通信，我们谈论的都是严肃而沉重的话题，不太像青年男女之间的通信。
在我26岁生日的那天深夜，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那充满磁性的声音，我好像在梦中听到过。对了，那声音来自于那些信件！
她说她并不知道当天是我生日。给我打电话的原因是，她刚刚拔掉一个智齿，麻药失效后伤口疼得厉害。身边又没有亲人和朋友，就想给我打个电话。
那天晚上，我们电话中聊了一个多小时。她说：她每天都与那些豪商巨贾打交道，在香港也见过腰缠亿贯的商人。但是，金山银山也有散尽的那一天，而诗人的诗句永远在自己的心中。茫茫的空中，多少政客和富翁灰飞烟灭，而穷困潦倒的诗人却能够以一句诗歌而获得永恒。
窗外，是北京已经很少见的满天星光。几千里外的南方的天空呢？南方的星光一定比北方的还要亮。天空的星辰实际上对应着我们内心的星辰，正像康德说的那样，心中有星星的人，头顶上才会有星星。
那天晚上，星光把我们的心房照得好亮好亮。一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实际上很多年以前，上天就已经作了巧妙安排。古语说的好：“水到渠成”。
几天后，她获得了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我们约好到北大校门前见面。远远地，我就看见一名清秀的女孩站在寒风中，嘴唇冻得发白。我想，一定是她。
她来到我的小屋，我打开电脑给她看我新写的文章。她毫不客气地在上面修改起来，好像在修改自己的文章。而一向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文字的我，对她这种“放肆”行为居然没有生气。刚刚见面，我们就好像已经认识了好久。后来妻子说，当时她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觉得这间小屋就是属于她自己的。
见了第一面，一切就已尘埃落定。她回了一趟南方，放弃了曾经拥有过的所有东西。老板提出给她增加一倍的薪水，提出安排一套别墅给她自由使用。她微微一笑，拒绝了。她来到了北京这座陌生而寒冷的城市，来到我这间时常停水停电的小屋，成了我风雨同舟的妻子。她曾经是时尚的都市白领，穿宝姿牌的衣服，用CD牌的化妆品，去女子健身俱乐部。如今，她舍弃了当初这些奢侈的消费习惯，因为她选择的人生伴侣是一个穷书生。同时，她也选择了一条颠沛坎坷的人生道路。我很认真地问她：“假如有一天我像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那样，被残暴的沙皇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你怎么办？”她咬了咬小虎牙说：“我和你一起去！在那冰天雪地中，我们互相温暖对方。”
感谢奶奶，感谢母亲，感谢妻子，感谢你们曾经给予我、并依然在给予我爱、信心和勇气。
摘自《压伤的芦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