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在雏妓社会里，爱并不是救赎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cb576450aaf4509f#rd
2015-03-16 廖伟棠 大家
摘要ID：ipress
当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扭曲的雏妓社会，许多违背道德的事情我们却必须因为生存需要而接受下来，美其名曰“潜规则”。
在一切隐性父权社会的性权力结构中，最极端也是最能揭示本质的，就是雏妓与其消费者的关系——因为雏妓比一般性工作者更不具有身体自主，她更依赖/受制于剥削她的人，无论后者是嫖客、老鸨、援交客、包养人还是所谓的“长腿叔叔”。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们可以用更深的角度读解这部三级片《雏妓》，很明显，这不是一部如其宣传上有意无意误导观众的情欲电影，毋宁说，它是在伦理片的结构上进行现实批判的电影。
这个追求，与导演邱礼涛的旧作一脉相承，尤其是《性工作者十日谈》和《性工作者之我不卖身我卖子宫》。邱礼涛有他那一代电影人的执着，相信电影的文以载道，即使这执着常常成为他电影的掣肘：理念先行的痕迹常见，于是文以载道变成道限制了文。《雏妓》一片算是最不着痕迹的，也就是说，你还是可以把它当作一部情感伦理片看待。
如果没有后半部泰国拯救雏妓Dok-My的副线，主线里这个少女何玉玲的成长史，未免陈套——已经有人指出它和亦舒早年某部小说相似，如果不是编剧李敏本身特有的一些狠笔，这个故事甚至会拖累整部电影。美少女被后父强奸，离家出走，遇上富贵中年“长腿叔叔”甘浩贤，用性换取入读好学校，最终成为有新闻良心的好记者……这种故事并不比邱导前作里那些“真正的”性工作者的故事跌宕起伏。即使在现实社会，这种故事也已经教有同情心的人麻木。
而泰国雏妓的突入，仿佛硬生生撕开已经任由其自己结上的疮痂，袒露出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无论玉玲如何挣扎，她身处的依然是一个潜藏的雏妓型社会。
（电影《雏妓》剧照）
首先是她与身边人的关系。在母亲的哑忍下强奸她的后父自不待言，他的恶并非自身独有的恶，还得益于社会强加在她母亲身上的性别观念，当她这样被母亲安慰： “女人的贞操迟早要给人的……谁让你妈没本事……女人除了这样还能怎样呢？”你就知道早沦为性附庸的同性者，会是协助压迫的共谋。
但故事主线最令人疑惑的就是玉玲与包养她的中年人甘浩贤之间的关系。无疑后者的角色设置（教统局高官、虔诚教徒、好丈夫）包含了邱礼涛一向对伪善的愤世嫉俗式反讽，但随着基于性交换建立的关系逐日发展，原本缺乏父爱的玉玲渐渐对这位并不苛索的“长腿叔叔”产生了爱意，于是一个潜藏的两难道德困境就出现了，爱是否改变了两者的关系？
就像两人在压力下爆发的争吵（玉玲吼出那句著名的台词“你有X我的”！）所揭示的，两人是否存在爱情并不改变性剥削的本质。正如经典小说里长腿叔叔是否年轻英俊也不改变他包养少女茱迪的本质一样，这个权力结构的存在，发生不发生性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粉饰。玉玲问大叔：“那我一个月要给你X多少次？”大叔慈祥地说：“如果你不想也可以不用的。”这是一个基于施恩的虚假选择权，女孩貌似可以选择，实际上她只有一个选择，如果她想要改变“命运”的话。
玉玲耿耿于怀她的长腿叔叔爱不爱她，是因为她相信中文老师送给她的那本英文原著《Daddy Long Legs》里面的谎言：只要有爱就能改变这种性别施与受的不平等。而导演安排甘浩贤至死也没有说爱她，实际上已经判决了爱不爱并不能拯救这种关系。
（电影《雏妓》剧照，蔡卓妍饰演的玉玲纠结于任达华饰演的“长腿叔叔”爱不爱她。）
这种关系无处不在，甚至会有荒诞的调换，直至把每个人拖进其原罪。玉玲长大后成为有一定话语权的名记者，她在伪装陪酒女郎暗访官商勾结淫乱派对的时候、她在旅游清迈即兴进行雏妓调查暗访的时候，她已经拥有明显高于同性的受害人的身份。尤其当她试图拯救泰国雏妓Dok-My，她就更获得了一个长腿叔叔的身份，邱礼涛的镜头一再安排Dok-My试图献身为报，直到最后献吻，不是为了噱头，而是为了明确点出这种关系的转移，以及转移背后的悲哀。
片子结尾处，原本已经被玉玲救出送往福利院的Dok-My的再度出走（画外音说这种情况在福利院常见，因为女孩知道自己不回去赚钱她的家庭将陷入困境），留下的悬念实际上揭示着更深的道德拷问：是否因为生存的困难我们就必须纵容不道德交易的延续？
与之相像的是前年深圳解救童工的行动最后导致的两难。事实上救人的记者没错，反悔的孩子也没错，错的是没有给贫穷阶层孩子一条出路的社会。
如果这个问题扩大化，就更映射出，当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扭曲的雏妓社会，许多违背道德的事情我们却必须因为生存需要而接受下来，美其名曰“潜规则”。一个规则之所以要潜，只能说明它是恶的、至少是不道德的规则。
玉玲贵为著名记者，一样要因为迁就广告客户而被迫撤掉揭露官商勾结的稿子；玉玲男友是更资深新闻工作者，他的卧房悬挂的大幅历史照片暗示着他也有过认同记者应当献身正义的时候，但他一样要站在老板那方说话，隐瞒玉玲撤稿的决定，最终导致玉玲人生的第二次出走——两次出走都是因为强奸，第二次是传媒老板的精神强奸，而她男友是协助者。如果不能理解这个共同点，也就无法理解玉玲为何要以自杀而示绝望。
电影最后还是留下了一个“光明尾巴”，揭示玉玲的真正改变何在。之前的玉玲之所以能“改变”命运，不是因为她拒绝潜规则，而是因为她选择了以更强大的潜规则对抗稍弱的潜规则。只有她把被潜规则撤稿的黑幕报道交给民间媒体发布（虽然她说的“相信人民的声音”这对白非常生硬），她才开始了真正的反抗潜规则之路。
这个觉悟，也许与在泰国遭遇的无力感有关，也许，与她母亲传递给她的女性与生俱来被强加的无力感有关。最终，她选择去揭破潜规则，尝试动摇这个企图把人民都当作雏妓培育和玩弄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