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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 | 应邀于布拉格、悉尼及纽约发表的演讲全文 ：古董商妻子的骄傲--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2015-03-11 慕容雪村
古董商妻子的骄傲--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这两年在写小说之余发了几句牢骚，然后就成了某些人嘴里的“汉奸、西奴、带路党、卖国贼”，还上了传说中的活埋名单。在这里我要为自己辩护一下，马克思可以做证，我从来没有出卖过中国的一寸国土，也没出卖过中国的半点利益。卖国这么高端的事情，王公大人或有份为之，我这种穷酸作家实在高攀不上。这种事说来无聊，但只要仔细想一想，这种无聊的东西其实有着悠久的传统。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中，“忠”和“奸”一直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一个人要么是忠臣，要么就是奸臣，要么是爱国者，要么就是卖国贼，基本没有中间道路。时至今日，许多中国人的脑袋里依然存着一个简单的公式：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一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应该站着活，我们的敌人就必须打倒。
我不想去评判这公式是对是对，但有必要指出：这是典型的战时思维。只有在战场上，做如此简单的区分才有点道理，而和平年代，在我们和敌人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甚至可以说，在和平年代，公民没有敌人，要有也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随时可能腐败的公权力。这权力本来是为我们服务的，一旦它腐败变质，它就成了我们的敌人。至于其他公民，他和我们同样纳税，同样履行义务，是我们的利益共同体。如果他们忠诚，那首先应该忠于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而不是忠于国家；如果说他们奸，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或他人有所亏欠，而不是卖国。事实上，在文明国家，除了那些大言炎炎的政客，正经人很少把爱国和卖国挂在嘴上。前段时间爱德华·斯诺登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美国前副总统切尼骂他是卖国贼，斯诺登回答：被你这样的人骂成卖国贼，是我的最高荣誉。许多美国人为这话叫好，这大概可以说明一个道理：在和平年代，不管你自己多么爱国，你都应该容忍有人不像你那么爱国，甚至根本就不爱国。或者可以说，和平年代的爱国方式就是过好自己的日子。但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人：一谈爱国，他就想到杀人，这种人基本可以视为虐待狂；另一种人想的不是杀人，而是捐躯，估计多少有点受虐倾向。当这两种人凑到一起，他们就会玩一种虐与被虐的游戏，时髦的说法叫SM。作为有格调的人，我们应当明白一个道理：不管你爱的是什么，最好的方式都是别说出来，而是实实在在地去做点什么。即使一定要说，最好也不要说得那么露骨、那么肉麻。
在中国，从遥远的秦始皇时代，一直到2013年9月14日的这个下午，我们始终都活在这种战时思维之下。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跟他殊死博斗；日本人走了，我们就在电视上继续跟他殊死博斗，据说仅横店一地每年消灭的日军就达上百万之巨，这事不仅讽刺了国军，也间接地讽刺了共军——与横店大捷的赫赫军功相比，什么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简直弱爆了。在抗战胜利68年之后，我们的影视剧为什么还要活在当年的战场上？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在这种战时思维的驱使之下，我们始终没有停止过战斗，有敌人时跟敌人斗，没敌人时就造一个敌人出来斗；有外敌时跟外敌斗，没外敌时就关起门来跟自己人斗。特别是最近的六十多年，我们跟天斗，跟敌斗，跟地主斗，跟资本家斗，跟臭老九斗，最近新华网说“公知引发社会动荡”，看来马上又要跟公知和大V斗。当我们提到“悠久传统”这个词，必须明白，这也是我们的悠久传统。
（一）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哪些应该传承？哪些应该扬弃？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途中，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做哪些区分、甄别、检校和修正？
中山大学的袁伟时先生写了一本书，叫《文化与中国转型》，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那些我们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或许已经成了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负担，这传统越悠久，我们越自豪，我们的现代化之路就走得越艰难。从1919年第一次发出民主的呼声，迄今已近百年，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了吗？我认为情况并不乐观。同例可以参照日本，美国作家阿列克斯·科尔写过一本《犬与鬼》，说日本算不上真正的现代国家，充其量只能算个半现代国家，他列举了大量事实，但没有说明原因，在这里我们可以替他做出结论：正是日本人对自己的传统太过自信，他们的现代化才会保留如此多的前现代社会的特质。
这里要澄清一点：我并不是主张要全面摒弃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语言……决不是。这涉及到对“现代化”的理解，现代化曾经是上个世纪的显学，但在基本概念上尚有许多争论，比如法西斯和共产政体算不算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学界也没有定论。在现代化之后， “后现代化”一词又大大地流行了一段时间，其中涉及大量的名词和概念，什么解构主义、知识无政府主义、异化等等，我自己也是一头雾水，就不在这里现丑了。在我看来，现代化首先指的就是这几个方面：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生活其中的人们享有平等、人权和自由……有了这些，即使没有太多高楼大厦，也可以算是现代社会；而如果没有这些，即使建再多高楼，修再多机场，也不过只是个比较摩登的野蛮社会而已。
我们知道，中国曾有过遥遥领先的历史，我们的GDP、我们精美的瓷器、我们美丽的诗歌和艺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远非其它国家可比。希腊人会这么吹牛：美国人懂什么艺术？我们有艺术的时候，你们还在树上呢。中国人大概也可以这么说，但越到近代，我们的底气就越是不足，看看我们身上，穿的、戴的、用的，几乎全都是西方的发明，手机，西式的；衬衫，西式的；裤子，西式的；连内衣裤都是西式的。假如没有西方的发明，中国人在内衣上大概只能继续宋元明清的传统，女的穿肚兜或抹胸，男的穿一条犊鼻裤，样子就像日本相扑运动员腰中系的那块布。或者干脆什么都不穿，要知道，在过去的几千年间，不穿内裤或穿不起内裤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
从上世纪开始，中国人穿上了西服，吃上了西餐，看上了西医，却一直顽固地排斥西方的政治制度。其原因可以参见当年的《新华日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这份报纸发表了大量文章来宣扬民主自由，批判一党独裁。这些文章后来收进一本书，叫做《历史的先声》，再后来它被禁了。除了这本书中提到的那些，我们的传统也会提供一些解释。正因为中国领先世界的历史太长，既有制度中的某些东西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我们才会成为近代最贫最弱的国家之一。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东亚病夫，不仅是因为鸦片，更因为我们太过自信而且不肯改变。这些自信体现在许多方面，对当下而言，最重要的是几个东西：一是我们对大一统的热爱，这里的大一统指的就是“书同文，车同轨，全国上下一盘棋”，从岭南到塞北，从上海到■新▲疆■，人们唱同样的歌，走同样的路，学同样的文件，执行同样的政策，以同样的姿势赶小贩，用同样的腔调赞美政府。根本就没有什么“实事求是”，有的只是“事事统一”，完全不顾具体情况和地域差别。
当我们谈到民主，必须明白：每个省、每个市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方案和措施，这就叫做“地方自治”，它是民主政治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二是我们对“秩序”的近乎病态的迷恋。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个排序其实很有问题，因为“礼”从来都是第一位的，仁义反而要靠后。这个“礼”除了指礼乐、礼仪之外，还指秩序。有人也许会问：难道人类社会不应该有秩序吗？我要说，秩序必不可少，但决不能以人的固有权利和自由为代价。你可以划定经营区域，但决不能为了整顿市容，就逼得小贩们四散奔逃，甚至一称砣把他们打死；你可以规划城市建设，但不能为了街道的整齐划一，就去强拆别人家的房子，甚至一铲车把人压死。
历史可以证明，过份强调秩序，就必然伤害人的自由。越是强调秩序的国家，其国民就越不自由。但可悲的是，越是不自由的国民，就越强调秩序。翻翻《刑法》，大概就能明白秩序是多么严重的东西，许多罪名都跟“秩序”有关：扰乱市场秩序罪、扰乱公共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事实上，许多人嘴里的“秩序”，都是指那种整齐划一的状态，他们习惯了队列严整的队伍、众口一辞的言论，往往就会把不整齐和各抒己见视为混乱或动荡。他们对“不稳定”三字满怀恐惧，其实他们怕只是“不整齐”。看见网上有不同意见，他们就说网络需要治理；看见台湾议会中吵架，他们就说台湾社会混乱不堪。他们会用各种贬义词来形容这种不整齐的状态，比如喧嚣、杂乱、泥沙俱下。可是，与万马齐喑相比，喧嚣杂乱难道不是好事？在一滩死水之中，泥沙俱下又有什么坏处？在议会里打架确实不怎么好看，但比起那些只会打呼噜的举手机器来，你更希望谁来代表你的利益？
这两年儒家宪政非常流行，这其中有一些是巧合，另外一些恐怕也不那么简单，有朋友开玩笑，说儒家也分成了几派，有孔孟之儒、宪政之儒、马列毛之儒，还有综其大者，叫做马克思主义儒家宪政。前两年长安街上立了一尊孔子塑像，就在当年大肆批判他的那个地方附近，放了几天，众说纷纭，后来又悄悄地移走了，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这事可以说明中国当下意识形态的混乱状况。儒家学说当然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但套用现成的话，它能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能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觉得不能，否则孔夫子就该入党。事实上，儒家学说更多讲的是精神价值和伦理秩序，有些句子甚至可以算作心灵鸡汤，跟现代政治没有太多关系。在保存至今的儒家典籍中，我们找不到多少有关平等和自由的句子，相反，“君子”、“小人”、“士”这样表示阶级划分的词倒是比比皆是。有人说君子和小人只是人格上的划分，但我的感觉是，孔夫子本人恐怕也未必能跳出他的历史局限，我相当尊敬他老人家，但翻开《论语》，还是能够感受到他老人家作为春秋高富帅的浓浓的优越感。
新儒家并不反对民主宪政，他们只是要证明：这东西并不稀奇，我们祖上早就有了。在当前环境下，这说法并非全然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甚至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如果能证明它是祖传的，似乎就更没有理由拒绝。另外，在道德沦丧的时代，重提儒家学说似乎也有重整纲常的重要意义。但我还是觉得没有太多必要，民主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一门极为精细的学问：选举如何组织，权力如何制衡，怎样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每一个话题都能写成一本厚厚的书，现在你翻遍坟典，找出某朝某代的某项制度，或者只拿孟夫子的一句话顶上去，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后就大叫“我们这里早就实现民主了”，这多多少少有点智识上的狂妄。谦卑的人不会说已经实现了民主，而是说我们早就有了民主的雏形。雏形这东西就难讲了，我在路边垒个鸡窝，也可以说是央视大楼的雏形。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在制度层面，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落后。在大家都拿锄头种田的时候，我们曾经遥遥领先，至了蒸汽机时代，我们就落后了，到了互联网时代，特别是有了推特和facebook之后，我们在制度层面就落后得太多了，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推算，我们落后了大概四百年，也就是从明朝末年到今天的距离。中国媒体上常讲不能照搬西方经验，其实没人要照搬，也没法照搬，你无法找到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同样也找不到两个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而所谓“西化”，其实是一种语言的误用，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现代化”，你可以对西方人卖鸦片的事念念不忘，也可以把国仇家恨牢记心间，但决不该以此为由拒绝现代化。许多大人物都在这个问题上犯过糊涂，1986年，美国记者纪思道遇到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台湾官员，这官员英文极好，还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他这样告诉纪思道：西式民主不是不好，但未必适合台湾人。这话说完不久，台湾解严了，开始实行西式民主，又过了些年，这位年轻官员在竞选中大获全胜，成了大中华区第二位民选总统。他就是马英九。我相信，假如现在再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一定不同。
在余英时先生看来，中国人的历史观不是直线式的，而是闭合式的，是一个圆。我们相信兴亡交替，相信“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就是落后制度的坏处：我们终究要回到原点，三十年来，中国确实富了，强大了，可是没有太多证据证明我们可以长久地富强。
（二）
上过小学的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四大发明，可很少有人知道，四大发明的说法并非出自中国人，而是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在我看来，李约瑟总结得并不全面，他遗漏了太多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豆腐，这东西的价值也许比不上造纸，但一定比火药高出许多。自从火药用于战争，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而死，但豆腐可从来都不会杀人。
在器物层面，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精彩之处，比如我们的宫室、桥梁、服饰、器皿，还有刚才说到的豆腐。在19世纪的英国记者乔治·库克看来，全世界厨艺最好的是两个民族：第一是法国人，第二才是中国人。这说法可能很多人都不同意，说不定就会认为是西方反华势力的又一次猖狂进攻，我也不太同意，因为我的菜就是水煮肉片和农家小炒肉，当然匈牙利的炖牛肉和西班牙的海鲜烩饭也不错，日本刺生我也喜欢。在座的估计有不少人在追看美剧《生活大爆炸》，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反正我每次看到谢耳朵他们吃中餐，胸中就会有一段菩萨心肠油然而生：在帕萨迪纳那种鬼地方，哪能吃到正宗的农家小炒肉？赶紧移民到中国来吧。
像中餐这样的发明，根本不需要推广，它自会发扬光大。这两年中国政府在海外收购了不少华文报纸和电视台，用于推广中国政府的价值观，基本上都是赔钱的货，依我愚见，不如全改成中餐馆。中餐所代表的价值观，比什么《侨报》《大公报》可高明多了。
这几年汉服渐渐流行起来，那衣服我见过，既不美，也不舒服，更不性感，更关键的是不实用，穿上它别说干体力活了，走路都带着一股浓浓的安定医院的味道。在百度百科中，关于汉服运动是这么说的：“随着中国国力上升，一部分国人的大国意识觉醒的背景下，以知识分子、青少年族群为主体，以汉服回归为出发点，以复兴华夏文化为终极目标的一场文化复兴运动。汉服运动是汉民族热爱传统文化的表现，具有科学性、进步性，有深层的文化内涵。”这话相当陈腐，“大国意识”云云，本身就透着一股疯颠劲儿——没有大国民、大文化，谈什么大国？
有人喜欢穿奇装异服，那是他的自由，但一定要把这种奇装异服上升到“国服”的高度，我就觉得没什么道理。而且我断定，在这些汉服底下，许多人穿的还是西式的内裤，这事堪比中国人近百年来的纠结，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西方文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拒绝西化，坚持走我们自己的正路？纠结之下，就采取折衷主义，在西式内裤外套一件汉服的袍子，看着像孔门弟子，其实是季米特洛夫同志派来的。
汉服问题不能归罪于古人，那是当代人自己的选择。这事看着有些陈腐，其背后的原因却相当现代——每个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途中，都会出现这样的复古潮流，当人们对现代社会的秩序和格局无所适从，往往就会回到自己的传统中寻找慰藉。
如果说汉服运动代表的是现代人对传统器物的不伦不类的继承，那另外一部分就可以说是相当恶劣。莫言的《檀香刑》写的就是这种东西：一截檀木，大约一米多长，打磨光滑，用油泡过，从犯人的后面插进去，穿过五脏六腑，再从上面穿出来，要让他痛不欲生，但还必须让他活着。我看读者的评价，大多都有强烈的生理反应，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我们的传统之一。在过去的几千年间，中国几乎没有发展出人道主义的观念，相反，却对不人道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从古代五刑，割鼻、断脚、切掉那什么，再到满清十大酷刑，再到重庆打黑中使用的种种刑罚，再到前些天媒体报道的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大挂、老虎凳、死人床，这一桩桩、一件件，都让我们领略中国人在残忍方面登峰造极的创造力。人们津津有味地观赏酷刑，乐不可支地讨论酷刑，每一次有人被公开处决，都成为大众的狂欢节。在这种传统之下，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虐待和被虐待已经成了中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老犯人若不虐待新犯人，就会被认为无勇；婆婆若不虐待媳妇，就会被视为失仪；公务员要是不折腾刁难那些来求他办事的，大概也算不上人民的好公仆。所以中国自古盛产酷吏。而更可悲的是，被虐待居然也会上瘾，有些人明明生活在锁链之下，被盘剥、被压榨，可一旦听到有人说“我们应当平等”，他就会立刻跳脚大叫：西奴！你这是要祸害我！
在这样的传统之下，我们看到，即使在最严肃的学术辩讨中，人们也会情不自禁地使用一些血淋淋的词语，打倒、批臭、甚至是剥皮，有次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批评我的文章，题目就叫《剥慕容雪村的皮》，我根本没敢点开看，心有余悸地坐了半天，然后照了照镜子，正了正衣冠，又洗了个澡，搓了搓泥，发现自己的皮完好无损，这才把一颗心放回肚子里。
我并不责怪那位作者，我相信他并不是要真的剥我的皮，同时我也能理解他的处境，在语言暴力中长大的人，常常会情不自禁地选用一些卑鄙恶毒的词句，他们早已忘记了中国的传统，不记得中国的语言可以多么美，多么温柔，还有，多么干净、诚恳和优雅。
（三）
美国当代文学大师约翰·厄普代克有次谈起几位著名的中国作家，他问：为什么他们对性、生育、病痛和非正常死亡的生理细节那么津津乐道？是不是中国小说缺了一个可以让作者习得礼仪的时代？
这批评很含蓄，但也很难回答。现在我们可以说，粗鄙残忍并非中国文学的固有传统，它只是近几十年的传统。在离此不远的民国年代，汪曾祺、沈从文、林语堂、周作人、钱钟书……还有更多名字，他们都可以算是优雅的典范。再往前追溯，那就是我们最为迷人的传统，明清小说如繁花齐放，美不胜收；元小令如乡村野歌，质朴动人；宋词如比宴间琵琶，唐诗如皓月江河，楚辞瑰丽，汉赋雄伟，还有伟大的《诗三百》，简直无可形容，这一切，堪称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美的东西。吴经熊先生说王维有一颗天蓝色的灵魂，以此类推，李白的灵魂就应该是纯正的碧绿，像最清澈的翡翠，杜甫的灵魂像天边晚霞，孟浩然是明快的紫，贾岛是忧郁的蓝，还有亲爱的苏东坡，在我想来，他的灵魂就该像刚出炉的烧饼，上面再撒几粒烤焦的芝麻，热腾腾，香喷喷，越吃越美，越嚼越香……你翻开任何一本唐诗宋词，都可以看到这群文化上的璀灿群星，他们发出的光，经千万年而不磨灭，一直照耀着我们今天的道路。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对审美的贡献，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种极为了不起的美学传统，这种美学体现在中国的书法、绘画之中，在宫室、桥梁和器皿之中，也在围棋之道中，但更多是在中国的诗词歌赋之中。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除了中文，这世界上还有许多种语言，而且每一种语言都有它们的经典作品和美丽篇章，适度的自豪没什么坏处，但自豪过了头，认为除了我泱泱天朝，蛮夷风物都无甚可观，甚至像古人笑话里所讲的那样：“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数吾弟，吾给吾弟改文章。”那就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了。
要领略中文之美，就应该多读古文诗词，但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这种美丽的语言差不多已经死了，死透了。代替它的，是一种极为拙劣的语言，翻翻我们的报刊杂志，特别是《人民日报》的评论和CCTV的报道，你就会发现我们正在使用的语言有多么糟糕，那种陈腐的味道，僵硬的姿态，时不时流露出的肉麻而猥琐的表情，都在提醒我们，中国人离自己的传统已经多么遥远。
这世界上有一些国家，论GDP我们可以扬眉吐气，但说到文学、艺术和学术上的贡献，我们就多多少少有点抬不起头来，数数当世的大师，哥伦比亚有马尔克斯，秘鲁有略萨，印度有奈保尔和拉什迪，土耳其有帕慕克，南非有库切，而我们自己呢，除了最近名噪一时的气功大师王林，我能想起的就只有于丹和余秋雨了。王林事件最让我惊奇的不仅是那么多高官巨富、明星大腕被骗，还有他们被骗后那种满不在乎的表现。这些人本应是中国最优秀的头脑，却纷纷拜倒在一个江湖骗子门下，拜他为师，认他当干爹，这事大概可以说明中国当代的精神生活有多么丰富和深刻。
（三）
在道德伦理层面，我们的传统中有一些东西是有价值的，比如“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和“吾日三省吾身”的自省精神，当然，这些东西也不能算我们独有的，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训诫和传统。对另外一些东西，我们应保持足够的警惕，比如中国的孝道。在过去几千年间，“孝”一直是中国生活的第一要义，即使到了今天，“孝”依然是政府和媒体大力倡导的价值，1993年北京重修白云观，建了一堵二十四孝墙，西城区黄城根小学也搞了这么一堵墙，在成都的青年路，在郑州99中学的跑道旁，都有这样的画，与此同时，各省市都不同程度地掀起了学习二十四孝的高潮，我很想问问这些造墙的、画画的、编书的、下令的：你们知不知道二十四孝是什么东西？在这样的时代，你们大肆推广这些故事，到底想干什么？
二十四孝中有许多故事都很变态，比如第九个故事：郭巨埋儿。说郭巨这个人非常孝顺，家里穷，没什么可吃的，怕儿子跟她奶奶争食，就把儿子骗出家门，挖了个大坑，准备把他活埋。当年鲁迅读至此处，就唬出了一头大汗，当时周海婴还没有出生，但鲁迅和许广平已经有了深厚的交情，以此心度彼心，就说“我是不敢做孝子了，而且也很怕我父亲是个孝子”。按我们今天的标准，这个郭巨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冷血杀人犯——那是你自己的亲儿子，你怎么下得了手？
第二十一个故事叫黔娄尝粪，说庾黔娄的爸爸得了重病，也不知道他从哪听来的，说假如病人的粪是苦的，那就还有救；假如是甜的，那就没治了。于是黔娄就怀着感天动地的孝心去吃他爸爸的粪，吃一口，嗯，苦的，于是就喜上眉稍。过两天再吃一口，坏了，甜的，于是就泪流满面。这事很难理解，按我们现代人的观点，假如父亲病了，儿子可以去求医问药，也可以悉心照料，甚至可以要求得更高一些：既然你已经知道粪便和疾病的关系，为什么不能把吃粪的劲头拿出来，去测试、比对、分析、化验，说不定可以因此而开启现代医学之门。而黔娄同学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吃他爸爸的粪，然后跪在那里哭。网上有人评价，说郭居敬（《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的作者）对大粪的味道了解得这么清楚，肯定是吃大粪长大的。我觉得这么评价古人多少有点不厚道，但对那些现在还推广吃粪故事的人，希望他们自己可以带头先吃一点，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保持清醒。
这是我们的传统中让人最难堪的一部分，中国人的美学本来是极了不起的，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思就是要克制、含蓄、内敛，可一谈到忠和孝，就完全失去了控制，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煽情上，怎么肉麻怎么来。在最近六十几年，这肉麻的事业更是突飞猛进，相信各位一定记得几个月前的新闻，当时正在开大会，许多人在电视上谈他们开会的感受，说得鼻涕一把泪一把，那叫个情真意切。要是十四五岁的小女孩这么干，我觉得还可以原谅，但这些全是胡子拉茬的老男人，一个个表现得那么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声嘶力竭，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我当时就想：假如下流可以拿来换钱，这些人一定富可敌国。
前些天在《山西青年报》看到一句话，说孝道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这话说错了。在维持社会的大体稳定方面，孝道可能确实有一定作用，但跟繁荣富强并没有太多关系。甚至可能相反，翻翻历史就会知道，盛世基本都是个性飞扬的年代，比如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我每次读后都会感叹，想这群家伙简直就是现代的行为艺术家，他们活得可真潇洒。而乱世大都没什么个性，只盛产几种人：英雄、屠夫、小人，当然还有孝子。以二十四孝为例，这24个人中，春秋5个，西汉一个，东汉5个，三国8个，南北朝一个，后唐一个，宋朝两个，外加一个大舜，稍加留心就会发现，他们大多都活在战争频仍、饥荒连绵的年代，没有一个生活在真正的盛世，汉武年间、开元天宝年间有几个著名的孝子？至少24孝中一个都没收。为什么郭巨黔娄这样的奇葩总是产于乱世？因为乱世最需要这样的奇葩。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而越是不安定的年代，就越需要强调孝道，而越是强调孝道，就越能说明社会出了问题。
从五四开始，中国最优秀的头脑就对“孝”及其背后的价值观提出过许多质疑，胡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都在其中。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要移孝作爱。因为爱是平等的，子女要爱父母，父母也要爱子女；而孝是不平等的，子女必须无条件地爱父母，父母却可以随随便便地把子女拿去活埋。根据我的朋友冉云飞的研究，孝道同时还意味着经济上的盘剥。事实上，孝道完全可以成为政府推脱责任的借口，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成年子女应当承担父母的生活支出，这一条至今依然写在中国的法律中，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特例，有了这样的法律，政府就没必要过分操心老人的救济和福利问题。当然，这事本来也不该由政府操心，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就是它的责任。我们应该明白，在郑州99中和北京黄城根小学墙上的那些图画，或多或少都是在向人们传达这样的信息：你要接受这种剥削和不平等，而且要无条件顺从。正如我们所知，在中国传统中，“孝”和“顺”总是紧密相联。
在近几年，被大力推广的除了孝道，还有《弟子规》，在宣传中，这东西被说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许多小学都开了专门课程，我不否认其中确实有正能量，但同时也应该明白，还有一些东西是迂腐的、过时的，甚至是有害的，比如这一句：号泣随，挞无怨。这是讲子女挨打的学问，古人特别讲究这个，所谓“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一般的打要忍着，严重的打就要逃开，否则就会陷亲人于不义。打错了怎么办？忍着，而且不能有任何怨言。现在我们知道，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要保护未成年人，绝不能随意打骂虐待，而《弟子规》里的这些语句，往轻了说是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往重了说就是在教唆虐待儿童。还有这一句：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亲人去世了，我们当然应该真诚地悼念，但是否一定要守制三年？披麻戴孝、戒绝酒肉、天天在茅草房子里以泪洗面？如果有人自愿地这么做，那是他的自由，但如果把这当成人人必须遵守的制度，我就觉得这事不无邪恶之处。《弟子规》中还有一些其它的规定，比如尊长面前不能炫耀才能，不能谈论对别人做下的坏事，对待婢仆要行为端正，不能读圣贤之外的书……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些训诫还有多少道理？还是否适用？而更重要的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有些人为什么还要大力推广这些东西？我想应该是看中了其中的顺从意味，如果每个人都变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顺民，这社会显然将更加和谐；如果每只羊都能自动变成洗净切好的羊肉，狼肯定将笑得更加欢畅，如此还能自动加上点葱花香料什么的，那就算实现共产主义了。
1925 年3月，鲁迅这样写道：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这话完全可以用来描述今天的中国。事实上，中国确实太老了，老得足以把所有的优良传统都一一摧毁。当我们翻检古书，会发现那么多不同乃至相反的东西：“忠贞有节”是传统，“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也是传统；“临财毋苟得”是传统，“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也是传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传统，“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也是传统；“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传统，“好汉不吃眼前亏”也是传统；“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传统，“好死不如赖活着”也是传统……在这漫长的几千年间，好的和坏的，美的和丑的，白的和黑的，都一一抵销，到最后，无善也无恶，无是也无非，只剩下一团混沌，人们缩手缩脚地活在其中，怕官，怕挨打，怕麻烦，见有不义，缩头而去，宁可含冤而死，也不愿振臂争之。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人往往被称为“良民”、“顺民”或“老好人”，而作为现代人，我们应当明白，“好人”二字必须有其标准，你应当正直、诚实、善良，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在必要的时候，你还应当勇敢坚强。保全自己不算错，但决不能把苟且偷生视为最高智慧甚至是无上美德。
在1890年出版的《中国人德行》一书中，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列举了中国人的二十七项特征，其中纯属缺点的就有十三项，包括不守时、不精确，擅长拐弯抹角，智力混沌，神经麻木、缺乏同情心、缺乏诚信、缺乏公共精神和相互猜疑。在113年后，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有了改变，可在另外一些方面，中国人还是1890年的中国人。话说回来，不肯改变也是中国的传统之一，无论在国家大事还是私人小事，我们都牢牢地守着这个传统。
在许多时候，传统都意味着更为舒适和温暖的生活，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传统就是地狱。民国初年，傅斯年先生讲过福建某地的一种传统，在那里，当别人的未婚妻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如果未婚夫死了，那么她也要跟着死。如果不肯死，她的家里人就会帮她去死，这样她的家族就可以建一座贞节牌坊，在那些黑暗而漫长的年代，不知道有多少如花少女葬送在这丑陋的牌坊之下。这种事听起来似乎很遥远，但直到今天，拿人命换牌坊、拿万千生命去换牌坊的事也屡见不鲜，想想那些灾难之后的庆功会，那些建立在鲜血和白骨之上的功勋吧。
传统不是祖宗牌位，并不具有天然的神圣性，它只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习惯和风俗，当时势变迁，这些习惯和风俗也要随之变化，在我们的历史上，女人裹小脚、男人留辫子都曾是传统，现在它们都已变成陈腐可笑的遗迹，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更应该用开放的胸怀去拥抱那些更为善良可亲的概念：平等、自由、和平、宽容、民主、法治……这些概念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石。但在最近，它们正遭受着严厉地批判，我们可以这么假设：批判这些概念的人根本就不想跟我们平等，或者借用乔治奥威尔的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他们比我们更加平等。
古人写过一个黄段子，说有位老古董商和妻子卧床夜话，手也没闲着，摸到一处就长叹，说此物当年如羊脂白玉，触手生温，可如今，唉……又摸到一处，说此物当年如纤纤柳枝，见而忘忧，可如今，唉……妻子听了也很沮丧，弱弱地辩解道：品相虽然差了点，可到底还算件古董呀。
女权主义者或许会说这段子有侮辱女性之意，而在这里，我只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面对传统，我们应当做出思考，不能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但更不能变成古董商的妻子，抱着老旧陈腐的东西牢牢不放，说什么“虽然这东西不怎么样，可到底是件古董呀”。傅斯年先生讲的牌坊也是古董，可这样的古董决不该加以拥抱，更不能允许它竖立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