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科不是犯罪，就是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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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之二）
朱学勤 昨天 12:56
我1960年进小学，因长子开蒙，父亲又重视教育，全家出动，去南京路永安公司买书包、铅笔盒，我还多要了一块小黑板。此后他不断与我讲他少年失学、又渴望上学的故事，说有一次他从马路上捡回一片彩色字纸，上面有招募图画，以为可以免费上学，高兴极了，爷爷告诉他，那是教堂的传单，人家是招募义工！一下子跌入冰窟窿。
我上学不久，有一个女老师姓钱，对我很关注，老打听父亲在哪儿，现在怎么样？回来与父亲一说，他回忆起那是他辍学前的同学，就坐一张桌子啊，还是校董的女儿！想不到她今天来教我儿子了？开家长会时他特意去看望了钱老师。我估计父亲那时的心情，只恨没听到90年代才流行起来的那首校园歌曲，高晓松填词谱曲：《同桌的你》。
三年级前，父亲给我订《儿童时代》，三年级后订《少年文艺》，一直到文革前家境渐窘，他停了自己的《解放日报》，也没有给我停这份杂志。《少年文艺》我曾经拥有全套，现在很怀念，却被弄堂里的孩子东借西借，一本都未留下，但无形中给我形塑文科偏好，再难散去。从那时起，父亲开始带我去南京路“朵云轩”看字画，一笔字、一张画反复琢磨，还要在手心临摹，一泡就是一个星期天下午。这就苦了我，年龄小，看不懂，耗时间又长，遂起厌腻，以致我很长时间对字画古迹、文人情趣格格不入，就跟吃红薯吃伤了一样。
（《少年文艺》创刊号封面插图）
那时电影院新片公映，会提前给各单位宣传干部发两张招待票，免费，父亲即带我去。早早场电影不看了，跳过同龄人都爱看的少年电影，一下子进入成年人阶段，又造成一个反差。很多同龄人看过的如《七十二家房客》《三毛学生意》，父亲不屑。他厌恶本地滑稽戏，认其为油滑、低劣与地域偏见，充满上海人的恶俗气，格局狭小，一如他后来厌恶赵本山；同龄人从未听说过的那些西方译制片，如《木木》《复活》《天堂里的笑声》，很“小众”，他却在我不适宜的年龄带我去看。他尤为欣赏老舍和北京人艺的《茶馆》，认为那才是舞台艺术，大气。三十年后这家剧团来上海首演，我咬咬牙给他买美琪大戏院前排居中最昂贵的座位，他那个高兴，还特意在演出前与演员攀谈了一会儿。但他不知道我少年时的尴尬：那时与同龄玩伴聊戏聊电影，我看过的他们闻所未闻，他们耳熟能详甚至能模仿的我都没看过，双方都觉得怪异。这种教育带给我的面容显老，与年龄不相称，看上去比同龄人大几岁，以致高年级同学称我为“留级生”。因为老得早，成年后反而不显了，于是自嘲为“水洗布，自来旧”。
还有两件事，对我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也造成“负能量”。一是爷爷得罪本单位官僚，被克扣了两级工资，从六十元降到四十八元，这在今天微不足道，但在60年代初不是小数。父亲不服，给各级机构写申诉，一直告到上海市委、华东局。但他毕竟是干部，知道这种告状信最后还会落到被告状的官员手里，一旦辨认出字迹定会打击报复，于是他将这些状纸修改定稿，交由我誊抄再发出。这对一个小学生是苦役，往往要抄一个星期天，我就这样记住了柯庆施的名字。那么小的年龄参与“信访”，成了“上访户”，这对一个孩子心灵会带来多大影响？（注5）
另一件事是父亲有个表弟，政治上积极，性格上倔强，一巴掌能把家乡来逃难的生父（地主）呵斥回去。单位里动员职工“除四害”，冬天也要打苍蝇，他发牢骚抵制。于是开除团籍、公职，发配至四百里外的安徽劳改农场，也是不断申诉，父亲暗中协助。1961年他在那里啃树皮过活，捡了一条命，也不知用什么办法逃离劳改农场，昼伏夜出，步行四百里，潜行至上海，入夜来敲门。门开处，老哥俩惊认、相认，抱头痛哭；灯光下，表叔囚首垢面，饿得脱了形，背上还长着个大疮，那样子恰如电影《归来》一开场陈道明扮演的逃犯，有过之无不及。他们怕惊动邻居，用旧报纸把电灯泡裹起来，交头接耳说了一夜话，就像地下党。那天晚上我被惊醒，躺在被子里假装睡着，他们说什么我记不住，也未必听懂。但人间有官僚，官僚会害人，这样的印象有如烙铁烙在一个少年人心底，再也抹不去。
如此耳濡目染，与我在学校接受的正面教育构成强烈反差，会造成什么后果父亲也许没有估计到，或者估计到了，估计不足。从三年级起，这些“负能量”就开始在我心里“发酵”，屡屡犯事。那时课外作业不重，下午有大块时间自由支配，同学们疯玩一阵，也会去学校附近的棚户区瞎转。我指着穷苦人居住的“滚地龙”窝棚，模仿当时党报上开出的一个长期栏目“在资本主义大墙下”，却是反过来说：“看，这就是社会主义大墙下！”这就是我“恰同学少年，挥斥方遒”的开始？其实是人生识字闯祸始。
那一年命题作文，我将老师定下的题目划了大叉，大叉下又另拟反题：“评我班三好学生评选”，以幼稚笔触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与主旋律不合，公然犯上，应该严惩。但班主任庞老师教语文，她对我偏爱呵护，竟給了一个“良”，没有惩处。现在想来那是我人生最早的岔路口，如果庞老师能将 “动乱因素扑灭在萌芽阶段”，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发生，我还有药可救？
1964年爷爷病逝，父亲悲愤难抑，做了一件很冲动的事：披麻戴孝，将白纸挽联糊上了单位党支部书记的办公室。这在当时可谓造反，大逆，肯定记入档案内控，成为他后半生难以升迁的政治障碍。那一年我初小升高小，受家中气氛感染，期终大考闯了一个祸。在“难忘的一件事”这一命题下，我没有写“好人好事”“春游”“秋游”，而是写生活中的阴暗面——爷爷含冤去世，全家笼罩在悲愤压抑中。写得还很长，分出“一、二、三”小章目，煞有介事。那时校园氛围已经很紧张，老师们下班后不能走，加班加点学“九评”或“社论”，“突出政治”，一个个面容严肃。庞老师看到我那篇“文章”再也不敢做主，上交校长判卷。结果我又碰上好人，那校长是民盟委员，60年代初还戴金丝眼镜穿旗袍，有点“民国范”。她看完后居然也给了一个“良”，放我过关，没有留级。但庞老师想想不敢大意，也许是校长的交代，她写信给父亲，郑重其事约他星期天去她家谈一次。
那时家访很寻常，但都是教师来学生家，反过来约家长去教师家面谈，则从未听说过。父母穿戴整齐，像去开什么严肃会议，乘电车去市中心庞老师家。那个下午我忐忑不安，等父母归来，准备挨训。父亲回来一言不发，但从脸色看，他们谈得很不轻松，估计提到了那个年月成年人之间谈虎色变的“反右”？因为父亲把老师约谈的信交给我，那上面有句话很严峻，难以想象是出自那样温婉的女教师之手——“你的儿子长大后，要么是个大有益于人民的人，要么是个大右派”！我自己一看这话，也吓坏了。那时我未必知道什么是“右派”，但从老师非此即彼的口气猜测，后一句意味着很可怕的下场。奇怪的是，发生这么严重的事，父亲对我并未惩罚，估计是庞老师问了他平时的家教，他也在自责？父亲将那封信交给我保存，我放在贴身小口袋里很多年，直到文革大串联才丢失。三十年后我也做教师，从外地回上海，费了很多周折终于找到庞老师，带着儿子去看她。那年她年逾七十，一眼就认出我，说她从教五十年一直惦记的学生就是我，始终放心不下。她也记得有这封信有这句话，其实前半句未必，后半句似被她说中，那真是刀刻火烙，刻烙着那一代人二十年的惊吓与惧怕。
父亲对我的家教，就是这样在“正能量”与“负能量”之间徘徊，恐怕很纠结？这也是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的纠结。哈姆雷特开场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那是经典。但在中国这种灰不溜秋环境下，只能矮化为：“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即使说，什么时候对孩子说，说到什么程度？也同样让人为难。我儿子上小学时，我们夫妇俩曾背着他认真讨论过这一问题，最终决定到他上中学时开始说，循序渐进说。但在他五年级时，官方所言“政治风波”发生，我的处境恶化，蔓延至他所在的小学。两个穿军装的人在老师、同学注视下，把小孩从教室里叫出来盘问：你父亲在家说了些什么？这就打乱了我们的循序渐进。社会事件横插进来，穿上制服对一个十岁男孩喝问：“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跟进，提前两年开始对他说。到他考大学那年，一听他执意要报文科，我又后悔，一时难以说服，情不自禁，对他说了徐复观身为思想家、史学家，一连阻止他四个孩子报考文科的故事。徐复观大概也遭遇同样的难题，而且是逼急了，不得不言：“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学文科不是犯罪，就是受罪！”
我引徐氏言，实在是急不择言，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连底线都说破了。不料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不仅不服，还把这句话写进高考第一天第一场的作文，回来还很得意，说今天命题作文，恰好趁手，写进了这句话！这一下把我吓坏了，吓坏了还不能说，说了怕影响他后面还有四场考试。他是该死未死，侥幸脱险，可能因为那一年上海考生剧增，判卷量太大，临时抽调了很多高校教师去。也不知道是哪位同行看到这一卷子，甚至可能是我复旦师兄、弟，猜到其父是落难同窗，心有戚戚焉，遂将枪口抬高一寸，放犬子过关？
孔子遗教甚多，宏观论政不过尔尔，我向来瞧不上。但有一句人事微观，让我心服口服：“可与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言而言，失言。”那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古训，先秦上古，人与人不是密集交往，动如参商，他怎么会有如此精细的分辨率，分辨之后又在两难之间纠结？今人赞佩此言，多为成年人平辈交往的苦恼，如鲁迅那一“豪猪间距及其刺”的名言。孔子当年也多半如此？但我以为这是个家庭教育问题，失言还是失人，首先发生在两代人之间？网上曾讨论顾准生前对孩子教育的失误，他是出于爱子之心，刻意隐瞒已经看到的真相与他真实的思想，为避祸，不忍对妇雏言，以致上下两代人精神隔绝，终成悲剧。顾准尚如此，千千万万如我之普通家庭则更感为难。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即使为父不言，孩子们在网络上也能看到，但问题还是存在，估计还要传代，真不知还要传多少代？
（顾准，1915-1974，被划为右派后，顾准的子女与他划清界限，“生不再见，死不相别”。）
我三年级入队戴红领巾，那一天父亲很高兴，把中队副、学习委员这些“正面符号”看得很重，以后陪他出门，都要我把红领巾、两道杠佩戴好，恨不得把队旗都给他扛上。星期天还这么穿戴对一个女孩问题不大，对一个调皮捣蛋的男生，心理上那股别扭，今天还记忆犹新。其实我少年时的“职务”就停留在这一级，一直升不上去，因为打架犯错误，还曾撸掉一道杠，降为小队长。有时候他心情郁闷，也会把我当倾诉对象，说些政治不正确的话，今天看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牢骚话，但他很紧张，说完又自言自语，又像在叮嘱我：“不能说，不能说啊，说了就是对现实不满。”他都说了，却又让我不说，纠结到什么程度？我那时似懂非懂，只能闷着头琢磨什么叫“对现实不满”？
1966年文革开始，我小学毕业，按理不能参加大串联。父亲请邻居家一位高中生带我出门（即那位抢着刮锅底的仁兄，待我很好），给我五元钱，说还是要出去“闯闯”，“经风雨，见世面”，可见他又很正统，紧跟“正能量”。我们一路南下，到了五羊城，五元钱早就花光了，在接待站吃饭、看病只能打借条，签我自己名，单位则写那位高中生的学校，不能署小学名。巧就巧在第二年，我们这届小学生按照居住地分配，正好进了这所中学，广州方面将此借条寄过来清账，还真寄到了。父亲二话不说，认账还钱，我记得有二十几元，当时也不是小数。
（红卫兵串联到北京，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1968年春，是我进中学第二学期，因为读野书、读闲书，终于闯下塌天大祸。当时高中生们私下传阅香港版《金陵春梦》，我也挤进去排队看到了，半懂不懂，只学了书中蒋介石的宁波口头禅到处说，还到处写，今天叫“后现代涂鸦”。一不小心佛头着粪，前面同学已经写好“毛主席万岁”，我胳膊肘压着没看见，提笔就在上面写三个大字“娘希匹”，扔下笔即走。第二天这张讲台就被抬进专案组，上面有反动标语，要破案，公安局警车也来了。我很快去“自首”，是无意不是有意，但还是定性为“敌情内处”（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差点没逮捕。这一下塌了天，父亲大怒，再不鼓励我多看书、读闲书，而是将我的小书箱撬开，不管正能量、负能量，一把火烧个精光。水火无情，那次溺水应该把我溺死，当死未死，是有两个人暗中同情，施以援手。一位是我班上的辅导员李敏，她也对我有所偏爱，事发后找我谈话，勉励我不要消沉不要背包袱，说着说着她自己也掉泪；与此同时则去找她当时的恋人高中部正掌权的红卫兵团长，两人私下商量，能护住就护住，不能将我推给公安局逮捕。（注6）
还有一位更神奇，是当时的工宣队队长蒋师傅。我毕业时他去父亲单位外调，一看档案竟是失散多年的50年代好友，回来后不仅没有把上述材料写进我政审表，还将我档案里的这一材料抽出来销毁了，这要冒多大的风险？这件事父亲瞒了我多年，我一直蒙在鼓里，背了多年包袱。直到五年后，插队结束，招工开始，那个政工干部看过我档案，远兜远转，反复盘问一个家族深处的海外关系——你有一个奶奶的堂房弟弟在台湾，是否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自己有政治问题，却压根不问，好像他又不知道？回沪后问父亲，他到这时才把谜底说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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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两个月前在上海见80岁朱正老先生，问杨小凯生前多次提及他在狱中的启蒙者刘凤翔，后人后事如何？朱正57年在长沙，恰好与刘凤翔同一报社，还一起打成右派。朱先生说起刘凤翔逆境中再婚，牵线者是一个十岁左右小女孩。那孩子为家中冤案上访，冒险进京，一定要见毛主席，结果见到陈伯达，后者接过状纸并承诺：“毛主席不在家，他回来后我一定代你转交？”那时刘凤翔也在京上访，认识了这个小女孩，是刘凤翔帮这孩子写的状纸，进而认识她全家。此后，是那孩子在自己母亲与刘凤翔之间牵线，竟成一段姻缘，亦为奇事。
注6，四十年后，李敏见我追思李慎之的文章“危城别慎之”，追忆起她也是无锡李氏家族，与慎之那一支沾亲带故。慎之打成右派后，逢三年大饥荒，将女儿伊白遣散到无锡老家就食，李敏记得那时年幼，还与伊白一起玩过。2000年我被点名，慎之最后一次来南方，见上大校长钱伟长，夜谈甚洽，他们也是无锡同乡，谈到过我处境。这世界就这么小，一前一后，相隔四十年，李氏家族相继援我，似乎冥冥中有什么注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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