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幢小楼和一位良心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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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27上海白相
张园，威海路590弄，名闻遐迩的“海上第一名园”。
随着几次改造，以及眼下正在进行的地铁施工，这个“第一名园”的味道还能保存多久，倒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看看靠近泰兴路的这些不伦不类、不中不洋的建筑，内心升起的已然不是一股怒气，而是一声声叹息。
彩色玻璃上的轮船
微博上走访上海老建筑的热心市民“@卷毛奇奇”，在106支弄弄底发现了一处深藏的“豪宅”，门牌号上写着：威海路590弄106支弄2号。
老宅建造于二十世纪初，这是幢独立的花园洋房，红砖砌筑的墙面、外挑的阳台、小桥流水的庭院、暗紫红的大门、精致凹窗红砖砌筑的墙面，共同构筑起副弄堂人家的生活图景。入口两侧的椭圆窗户，又宛如卫士之眼，警觉地窥视外面的世界。
独具特色的室内项部装饰、旋转式的木质楼梯、精美的拼花木地板和方砖、柚木的门框配以彩绘玻璃豪华而雅致内敛而不失庄重、含蓄中透着婉约，处处体现出曾经居住于此的，定是老上海殷实的大户人家。
这户人家是谁？门栏上的彩色玻璃透露了信息，那些漂亮的玻璃上，画着轮船航海的主题。这里的主人就是中联公司的股东之一、周庆云。
对这个名字，现在很多人可能甚为熟悉，原因是前阵子徐克的一部电影，《太平轮》。周家因为这艘沉没的巨轮，不仅痛失亲人、而且从此走上了33年的“还债”之路。
租用太平轮
周庆云的发家，和那个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38年，三个浙江老乡周曹裔、马斯才和龚圣治，在上海兴办了“建中公司”做船运。1943年，建中公司更名为“中联公司”。不久后，宁波人周庆云、蔡天铎（蔡康永的父亲）入股，公司专门做起了来往内地、香港和台湾的航运生意。
内战一爆发，招商局的航运业务80%投向了军需物资的运送，市场留出了很大的空间，中联公司的货运量增大，两条船显然不够了。
凭借着蔡天铎和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的私人关系，1946年12月，中联公司向太平船务公司短期租借了客货两用、可装2050吨的太平轮。48年7月起，又改为长期租用。
随着业务的兴旺，周庆云斥资在著名的张园置业，位置就在今天的南京西路和泰兴路路口，共有九栋，周家买下的是第三栋。当时，周家有保姆料理家务，周庆云出入有小车和司机。
然而，随着战事愈演愈烈，国民政府南迁的决定已不是秘密，许多机构也跟着撤退，中联公司就在其中。
四位股东之中，周庆云和龚圣治留在上海变卖资产，负责收尾。1949年年初，香港和台湾的房子都已买好，八艘轮船正在新造中，公司上下雄心勃勃，准备大发展。
但就在此时，太平轮事件发生了。
太平轮沉没
1949年1月27日，那天是小年夜。
黄浦江边，开往台湾基隆的太平轮上挤满了人。
原定上午10点出发的太平轮，因等待装运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的一批银元，故延至下午4时18分启航。
由于夜间航行，为逃避宵禁，没开航行灯，晚上11点45分，在舟山群岛海域与一艘载着2700吨煤矿及木材的“建元轮”相撞。“建元轮”上72人溺毙，而在45分钟后，太平轮也跟着沉没。
此时船上的人几乎都在惨叫，落水者因当时天寒而冻死或溺毙，船上有超过1000人罹难。
“幸存者”周琦琇
周庆云的女儿也在太平轮上，她就是后来的幸存者之一，周琦琇。
周琦琇登船是准备去香港参加表姐的婚礼，原本周家的长辈都会前往，但因为并不太赞同这段婚事，娘家人决定，只让小字辈去参加婚礼。
这其中还有周琦琇15岁的表妹陆桃仙、新娘的亲弟弟、20多岁的孔祥麟。孔祥麟已经工作，便承担起买票和沿途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
反正，坐的是自己公司的船，大人们都颇为放心。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结局会是如此。
“我们上面的人和下面的好多人，就这样沉下去，非常快沉下去，根本轮不到你去想，想的过程都没有，很快沉下去，那种惨状我看跟《泰坦尼克》一样，太惨了，太惨了。”
“我表哥抱着一块圆木头，他总是想离我们近一点，但是，一个浪头过来，我们再也没见到他”
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已快失去意识的姐妹俩和其他34个人一起，被赶来的一艘澳大利亚军舰救起。
被送回上海后，陆桃仙不治身亡，周琦琇被送到一个当医生的亲戚家里休养。
“倾家荡产”
周庆云成了太平轮船难发生后，主要留在上海处理善后赔偿的中联股东。此时，数百名家属前往船公司以及股东家中抗议，周庆云的儿子周琪敏，依然对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真正的赔偿是我父亲为主在搞。包围了大概10来天，我父亲没办法，首先把我家的“大黄鱼”拿出来，给了他们4到5根，才允许我们三个兄弟，一个一个全部像抄家一样，由保姆带出去。”
负责太平轮保险的再保险公司、华泰保险公司相继宣布倒闭，没有保险理赔金的中联公司，两位大股东几乎赔掉了所有家产。
“我父亲和我母亲商量，把我们家有的，光是我们上海人叫的“小黄鱼”（注，小金条），就有7、80根，全部赔出去，还有全家所有的金银首饰，全部拿出来。我的父亲和母亲也被他们简单抄了身。我父亲答应，把张园的房子卖掉，全部卖掉赔，这样依然只赔偿了70%。”
周琪敏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上海法院开庭前两个多月里，父亲本来也有机会带着全家和财产，远走香港或台湾。但父母不想被人戳脊梁骨，决定留下处理赔偿事务。
当年5月，周庆云和妻子净身出户，除了身上穿着的那身衣服，连被褥都没有带走。周庆云唯一的要求是，从中支取一部分，支付保姆和司机的工资。家属代表同意了。
“33年的还债路”
周家搬到了上海新城隍庙的一处木板楼，每月租金7元钱。此时，周庆云已失去全部生活来源，只能靠向过去的朋友借钱度日。
因为没有偿还能力，久而久之，朋友也不再借钱给周家。到了冬天，兄弟三人只有一件棉衣，谁出门谁穿，吃的也是隔壁人家吃完饭，倒出来的豆渣。
很多年后，直到母亲去世前，周琪敏兄弟三人才知道，母亲从1949年到1950年一直在卖血——医生说母亲去世前血管瘪了，针头都插不进去。拿到几十元营养费后，她会给家里改善下伙食。她告诉丈夫和孩子，钱是从亲戚家借来的，谁都没有怀疑。
1950年下半年，周庆云经人介绍，在一家五金厂当了经理，每月工资200多元。
周家的生活总算有了好转，周庆云夫妇开始计划还债，每个月留多少生活费，用多少钱还债，都事先做了计划。
1957年，几个遇难者家属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周庆云的住址，找上门来要赔偿。他和妻子商量后，把唯一的家具“五斗橱”变卖，又和提前支取了三个月的工资，凑了500元给这几个家属。
当地派出所出面做这几个家属的工作，说周家为了赔钱已经一贫如洗，请他们不要再来了。
周庆云之死
1959年1月，北京修建“十大建筑”，上海担负了支援任务，周庆云所在的五金厂作为援建单位之一，迁到北京。
周庆云随先遣部队到了北京，当天下午去北京市委开会，晚上回到招待所，突发脑溢血，没来得及送进医院，人便不行了。作为长女、在清华读书的周琦琇料理了父亲的后事。她将父亲的遗骨安放在了八宝山人民公墓。文革开始后，周庆云被当做资本家，“因公殉职”的抚恤金也被停发。
红卫兵前来抄家。
进了门，他们愣住了，互相询问：地址记错了吧？这家这么穷，怎么可能是资本家？
母亲再次开始了卖血，补贴家用。文革时，周庆云的遗骨不知所终。
“无债一身轻”
去世前，母亲对周家子女们说，她和父亲对不起他们，但希望他们一定要把债还清。他们答应了。
这一年，老大周琪雄已32岁，老二周琪敏也30岁，但他们都没有考虑结婚的事，每个月领到工资，就照着父母的借款账，满上海地跑，给人家还钱。
有的人看着这本厚厚的账本，会流下泪来；有的人根本不记得借钱的事，说不需要还了，但两兄弟总是坚持让对方收下。每还掉一笔债，他们都请对方写一张收据。
六年后，欠款全部还清。
1982年清明节，兄妹几人将账本和所有收据在父母坟前焚化。
之后，他们在苏州城内找了一个小馆子大吃了一顿。这是过去根本不敢想的奢侈。周琪敏说，那一刻他才知道，什么叫无债一身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