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大西语系五教授“硕果仅存”忆同事：一个天才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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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初，我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撰写博士论文，忽然接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和西语系主任，老学长赵萝蕤博士的急电，敦促我尽快回国，接替一位因朝鲜战争而回国的美国教授。
八月中下旬到达北京，萝蕤大姐給我介绍的第一位同仁是吴兴华。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16岁考入燕大西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新提升为副教授。我是新聘的副教授，兴华還比我小一岁。我初到校，校方还未为我安排住房, 兴华和我都是单身汉，他立即邀我同住。他住在燕东园26号西式两层小楼的下层，二室一厅。
我俩一见如故，相逢恨晚。我们的客厅里有个壁炉，初冬寒夜，常在炉火前席地而坐，喝杯咖啡，或呷杯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无不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
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 “温文尔雅，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典范。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打打桥牌，他俩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我去国八年。万里来归，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与高雅的学人为伍，夫复何求。
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十一”过后，“思想改造”运动从天而降。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工作组领导下，校党支部发动学生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首先围攻校领导。校长靠边站, 被迫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师生中“积极分子”的揭发批判。在此期间，兴华被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包围，促使他“站稳立场，划清界限，靠拢组织，投入战斗。”在最后的一次全体师生大会上，兴华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获得掌声如雷。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温文尔雅，有知遇之恩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兴华一介 书生，长年在象牙塔里读书养志，决不会忘恩负义，落井下石。在“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温文尔雅，学贯中西”的学者却蜕变成“进步很快，靠拢组织`，又红又专”的典型。我是新近从“美帝国主义”回来的，思想落后，怪话连篇，不识时务的反面教员。
“识时务者为俊杰”：兴华逐渐红得发紫了。 1952 年底，北京高等院校奉命进行“院系调整，”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停办，分别并入国立大学。燕京，辅仁等校的外语系并入新北大外语系。兴华是新提升的副教授，却被任命为英语教研室主任，领导数十名教师，其中有不少资深的老教授。不久之后，又提升为副系主任。
院系调整后，我被下放到天津南开大学。1954年，南开外语系停办，我又被调回北京，到中央调查部干部学校（后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离北大很近，与兴华见面的机会多了一些。1957年“整风运动”中，我响应“知无不言，无不尽”的“阳谋”，发表了一些意见，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极右分子”。怎么也没料到， “又红又专”的吴兴华教授竟然也被划为“右派”，虽然他受到的惩罚与我的相比，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1958年6月，我被开除公职，流放到举世闻名的风雪北大荒劳改农场，从此与他失去了联系。
1960年冬，我随同其他数百名`“右派”劳动教养分子，从北大荒劳改农场转移到京郊的宁河农场。1961年6月底，因长期挨饿患严重浮肿，经妻子奔走申诉，获准“保外就医”。当时妻子因受我株连，早已从北京下放到合肥安徽大学。从宁河农场去合肥，我必须先去天津搭乘南下的火车。在天津拜见了岳母大人后，7月1日去北京探望慧妹一家。首都红旗昭展，庆祝党的生日。食品店空空如也。虽然惦念两地的其他亲友，但身在“另册”，岂敢冒昧登门惹祸。因此错过了与兴华一晤的机会。
1961年7月初到达合肥，与妻子儿女团聚。在家休养一年后，以“临时工”身份在安大外语系任教，仍很少与亲友联系。
吴新华先生一家
1966年6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天而降，奉旨“要武”的“红卫兵”在京城大开杀戒，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首当其冲。8月上旬，接到当时在北京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西南联合大学老同学杜运燮来信，得知“红8月”2日上午，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押解数十名教授在校园内劳改，兴华也在其中。烈日当空，一向虚弱的兴华感到疲惫不堪，口乾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要水喝，挨骂之后才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水沟里的污水。污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牛鬼蛇神”吴兴华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当场打成“现行反革命”。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逃脱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噩运，却照样被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暂栖身。死者的遗骸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期两年。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有机会请假回京看望时，兴华的骨灰早已被“处理”了。
我从1951年回国，混迹西语界数十年，有幸结识不少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名流，兴华是其中一位稀有的天才。少年时即过目成诵，有“神童”之誉。16岁时已能诗能文，长诗《森林的沉默》在上海一个诗刊发表，轰动了诗坛。诗刊的主编，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多年后来北京，约我一同去探望兴华时，对我说：“收到《森林的沉默》后，十分激动。这里，诗又恢复为明朗的声音，坦白说出，而所暗示的又都在`。感到它为新诗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16岁青年的作品，除非他是一个天才！”
兴华从燕大毕业后曾被选派赴美国深造，但因患肺结核未能成行。但他在英国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在莎士比亚研究方面著有《威尼斯商人—冲突与解决》一文，在莎剧翻译方面有经典译著《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更难能可贵的是，兴华除精通英，法。德文外，还精通意大利文，在个人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翻译了世界文学经典，意大利诗人但丁的长诗《神曲》，可惜经典遗稿至今下落不明。兴华博通文史，著有《读通鉴杂记》和《读〈国朝常州骈文录〉 》二文。
一代天才，惨遭荼毒，令人椎心泣血。更可悲的是，兴华的遭遇并非一个绝无仅有的个案。在那个乱世，与兴华“共患难，同命运”者大有人在。仅就我
1951-1952 年在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时的同仁而言，在五位教授中，系主任赵萝蕤博士在运动中虽幸免于难，但夫君陈梦家教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在 “文革”中不堪凌辱而自尽，萝蕤从此为精神分裂症所苦。俞大因教授在“文革”中也因不堪凌辱而自尽。兴华在“文革”中殉难。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被戴上 “右派”帽子。。本人在1958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1951年8月，我应燕京大学之聘从美国来归，当年西语系五位教授中，仅有我一人“硕果仅存”。苟全性命于乱世，竟能以九十有四高龄，心香泪酒遥祭兴华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