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大师素描

沈从文大师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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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送进疯人院
—— 沈从文大师素描（之一）
袁征 2014年12月23日 11:37


【一】

沈从文是个奇迹。

1902年，他出生在封闭落后的湘西，小时候是个十足的顽童，十五岁小学毕业，加入当地军阀乱七八糟的军队，自称“当流氓”。

1922年，他跑到北京，没有钱，连标点都不会用，却想靠写作为生。

十来年之后，他成了全国有名的“天才作家”。

1982年，美国和德国学者提名沈先生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第二年，他又被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教授提名。

1988年，沈先生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可惜他在5月突然病逝。

其实大概在四十年前，沈先生已经从写小说转向研究文物。好多人为他叹惜。沈太太的妹妹张充和却说：“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

谁对谁错？

【二】

1949年3月28日早上，张中和来到中老胡同。他是沈太太的堂弟，正在清华念书。

中老胡同32号是个大院子，里面住了好些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例如朱光潜、贺麟、冯至和沈从文。

沈家安安静静，一点声音都没有。张中和敲敲门，没有人搭理。他推一下，门在里头顶上了。

张中和的心突然砰砰乱跳。他知道那几个月沈先生一直愁眉不展，足不出户，老觉得有人要害他。

哐当、哐当，身材高大的张中和使劲砸碎玻璃，从窗户跳进屋里。

沈先生昏倒在一片鲜血中。他喝了煤油，用锋利的刀片割开两个手腕和脖子的动脉。

张中和失声大叫。

邻居急忙跑来，大家将沈先生送进医院。

沈先生醒了，他觉得病房是监狱，叫喊要出去，使劲挣扎，被医生护士死死按住。

沈太太赶到。沈先生一见妻子，就说：“我不在这里，我要回家！他们迫害我！”

大滴的眼泪滚落沈太太的面颊。

儿子来了。沈先生抓住他的手，按到怀里，压低嗓子说，刚才那个戴口罩、穿白大褂的人弯下身子看他死了没有。“我认得出来。别人是医生，他不是！”

简单包扎治疗之后，沈先生被送去北郊的精神病院。

（资料图：1935年，沈从文、张兆和与长子沈龙朱，旁边为沈从文的九妹岳萌。）

【三】

沈先生个子瘦小，衣着朴素，喜欢穿灰布长衫，三十年代以后戴了近视眼镜。脸上常有特别超脱的笑容，合影时与众不同。

他文弱，但很执着。从湘西到北京以后，沈先生一边在北大旁听，一边创作，靠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绝不认输的死硬，写了一批广受欢迎的小说。

1929年，经徐志摩推荐，胡适请沈先生担任中国公学中文系讲师。这个只念过小学的作家开始在大学任教。第二年，他发表《论郭沫若》，说郭先生文字奔放而不节制，写诗还行，但写小说失败了：“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放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不少读者有相似的印象，但一般人不会那么直白地讲出来。这些坦率的议论，当时未必有多了不起，以后恐怕会惹出大事。

离开中国公学以后，沈先生到武汉大学当助教，接着去青岛大学做讲师，后来在北平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编语文课本。北平倾向自由主义的读书人比较多，沈先生跟他们在一块，不时跟上海的激进文人闹点磨擦。1936年，他写文章说，许多作家政治观念太强，“记着‘时代’，忘了‘艺术’”，结果文学作品成了新八股。他提出搞一场“反差不多运动”，改变作品没有个性的风气。这惹恼了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左联”文人，双方争吵了将近一年。

日军全面侵华，沈先生和同事退到昆明。继续编了一阵教材以后，他到西南联大当副教授，随后升为教授。1939年1月，沈先生发表文章，说有些作家把文学当作一般性的抗日宣传，不在意艺术追求。他认为通俗宣传值得重视，但对于专业人员，提高专业水平更重要。“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门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

于是一批激进文人拍案而起，痛斥沈先生鼓吹文学与抗战无关。

王任叔的文章用讽刺的口吻写道：“中华民族要抬头做人，首先得专门家，作家——多好听的名字呵——埋头苦干，一切一般化的努力，不是中华民族抬头之道。......抗战停止吧，等过五十年的埋头苦干再说！”“这是多么漂亮的结论。......然而他结论所含的毒素，却比白璧德的徒子徒孙梁实秋直白的要求，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

也许沈先生把专业工作的作用看得重了点，但他分明说要“重视”通俗宣传。王先生夸大了沈先生另一方面的想法，硬说他主张停止抗战。

上纲上线的痛骂好像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

【四】

1945年，闻一多和吴晗到沈先生家，劝他加入民盟。沈先生一向无党无派，没有答应。

抗战结束，沈先生回北平当北大文学院教授。他写了不少文章反对内战，说战争双方都在玩火，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用战争推销主义”，结果“恐将是一份不折不扣的‘集权’”。于是，他又成为左翼文人的箭垛。

1948年3月，《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一批文章，激烈指责沈先生。署名“本刊同人”的文章说，沈先生站在国民党统治者一边，无耻攻击左派文艺。冯乃超的文章认为，沈先生是“地主阶级的弄臣”，沈先生的作品是“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

郭沫若写了《斥反动文艺》。文章历数沈先生从抗战到内战的言论，判决说：“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活动着。”

《大众文艺丛刊》是共产党的杂志。“本刊同人”讲的是党组织的集体意见。那篇文章由共产党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邵荃麟执笔。冯乃超是这个委员会的书记，郭沫若跟共产党的关系众所周知。

这时共产党在战场上取得很大胜利，很快就会夺取全国政权。郭沫若的文章清清楚楚地说，像沈先生这样的作家是“反动”、“反人民的”，是“敌人”，“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在新政权建立后就把他们全部肃清。

【五】

解放军不断得胜，沈先生越来越紧张。

因为形势动荡，沈先生主持的《益世报·文学周刊》停办。他把一些稿件退还作者。在给他们的信里，沈先生估计中国会走上非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像他那样习惯了独立思考，不愿人云亦云的作家没法再写下去：“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1948年年底，解放军把北平团团围住。沈先生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了一封接近绝望的信，其中说：“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

【六】

国民党当局知道大势已去，决定把一批顶尖学者带去台湾。国民党在北大的头儿陈雪屏找沈先生，说政府会给他们全家飞去台湾的机票。

临时机场离北大教授住的中老胡同非常近。要走，很快就能走。

沈先生跟家人，跟北大的老朋友商量。人们在沈家进进出出。两天之后，沈先生决定不走。国民党当时腐败无能，还十分专制。特务冲进北大打学生，年轻人逃到沈先生住的院子躲藏。沈先生认为国民党是一条没有希望的沉船。他觉得新政府不会喜欢自己，但留下来，下一代会发展得好一些。谁都没把握将来会怎么样，所有决定都是冒险。

后来他写给太太的一封信说：“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沈家又安静下来。但沈先生是准备牺牲自己，准备上绞架，心情抑郁。这时，陆续有人来说，北大民主广场有好多大字报和大标语，责骂沈先生。

现在北大以政府学校的身份拿了教会大学燕京的校园。当时北大在东城沙滩后街，中老胡同离学校很近。沈先生的孩子腾腾腾跑去北大，看到学生把郭沫若的文章抄成大字报，沈从文被列为头号反动文人。一条条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下来。其中一条特别扎眼：“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不知这是不是地下党的授意。

孩子回家把事情告诉了忧心忡忡的父亲。沈先生又收到威胁信。他觉得清算的时候到了，有人在监视他，有人要害他，日夜恐惧。沈先生整天一个人坐着，要么不停地叹气，要么自言自语，见到孩子好像面对陌生人。

家里人劝解，没有用。北大的朋友安慰，也没有用。

【七】

清华的朋友很担心，一起商量怎么办。

第二年1月下旬，梁思成教授写信给沈先生，请他到清华休息一下。清华在城外，已经被解放军控制。梁教授他们觉得情况还算安定，沈先生自己看看也有好处。

于是罗念生教授陪沈先生去清华。

不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信给沈太太，说沈先生刚到时精神紧张，晚上情绪就好转，第二天显得更愉快。他住在金岳霖教授家，通常八点半跟金先生一起去梁家吃早饭，饭后聊半小时，然后回金先生那里，两人分头看书写作。中午沈先生和金先生又到梁家吃饭，然后聊半小时，回去睡午觉。下午工作到四点，沈先生到朋友家喝茶，六点跟金先生去梁家吃晚饭。饭后一群朋友聚在梁家谈天，大家有意开解沈先生。张奚若教授起的作用尤其大。

为了帮助沈先生休息，林徽因给金教授一些安眠药。沈先生睡觉前，金先生给他一颗，还要他喝一杯热牛奶。后来根据沈先生的情况，林徽因换了一种安眠药。沈先生睡得好了，林徽因估计很快就能停药。

林徽因说沈太太同样需要休息，希望她也去清华，跟沈先生住在金教授家。金先生住梁家的书房。

沈太太被深深打动。她写信给丈夫：“我读了信，心里软弱得很。难得人间还有这样友情，......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偿的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

这的确是让人眼睛湿润的友情。这有帮助，但政治形势的力量更强大。

沈太太在信里说：“你值得为朋友，为更多人活得更健康一些！这种身心两方面健康的恢复，别人无能为力，只有你自己的意志力才能恢复他。”

沈先生在这段话的边上写道：“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郭沫若、冯乃超和激进学生给他的打击太大了。

沈太太的信说：“天气好，清华园住下来想极舒适。”

沈先生在边上写：“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我看许多人都在参与谋害，有热闹看。”

在妻子来信的末尾，沈先生又写：“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想。我应当那么休息了！”“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

不知他为什么会说“狗吠”。

【八】

一个星期以后，沈先生回到自己家。

这时解放军已经进入北平。国民党在大陆最后几年的统治给人的印象太坏，沈太太和两个孩子都为共产党的胜利兴奋不已。

陆续有刚进城的人来看望，其中有解放军的军官，也有共产党的干部，有的是沈家的亲戚，有的是沈先生过去的学生或熟人。

沈太太对丈夫说：“你看，都是真心对你，盼你病早点好，跟上时代。谁要害你？”

“他们年轻，不是负责的，”沈先生还是愁眉不展。

他要跟共产党的负责干部谈一谈。

3月13日，沈先生写信给太太的侄女张以瑛。张以瑛是党员，当时在天津。沈先生说想见见丁玲或陈沂。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陈沂来了。他是沈太太的同学、左联作家、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这时在解放军当政委。他带来了宣传品，讲了点道理，还劝沈太太跟上时代，挣脱家庭束缚，参加革命工作，具体说，先到一个革命学校学习。

陈先生看过沈先生给张以瑛的信，知道沈先生正在患病。但他好像没想到沈先生需要太太的照顾。

沈太太很愿意参加革命，两个孩子也希望妈妈成为穿列宁装的干部。但沈先生不赞成。家里发生争论。

共产党训练干部的华北大学录取了沈太太。沈先生不想妻子离开。沈太太和孩子都用新学来的词句批评他，说他“闹情绪”、“扯后腿”。要是他一直病下去，沈太太就一直捆在家里？一定要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实在不行，就雇个人料理家务。

沈先生寡不敌众，觉得又被击败，更加忧郁，整天唉声叹气。

有一天，大儿子看到沈先生一次又一次用手去摸带电的插头。他几步冲过去，把插头拔掉。

到处红旗招展，锣鼓震天。沈家两个男孩在学校上完课，还经常参加政治集会、学唱革命歌曲和扭秧歌。沈先生的反常行为被忽视了。一两天后，他割脉自杀。

北大随即开除了沈先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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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也是要学习的”
—— 沈从文大师素描(之二)
袁征 1月1日 12:22


（一）

沈先生割脉自杀的时候，画家黄永玉在香港。

他是沈先生的表侄。没过多久，沈先生给他写信说：“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没有过之值得献身工作。”

原来彻底绝望，这时说要为史无前例的工作献身。沈先生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变化？

（二）

沈太太三十八岁，生活经历比较简单，觉得丈夫完全没有理由自杀。

她认为新政权非常好，沈先生的错误观念把他自己害了。她在给沈先生的姐姐和姐夫的信里说：“其实并没有压力”“他自己心上的压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眼前书自然不能教了，出院后必须易地疗养，一定要把他观念上的错误纠正过来才能保安全。”

但她深深爱着自己的丈夫。有人劝她离开沈先生，她说：“我一定要想法子把他弄好，恢复到正常生活和正常工作！”

1949年4月，沈先生离开精神病院，回家休养。沈太太推迟进革命学校，留下来照顾他。

两个男孩，一个念初二，一个小学六年级，头脑更单纯。母子三人一起帮沈先生改造思想。

一些朋友和党的官员来看望。其中一位劝沈太太不要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他不是革命者，不能拿革命者去要求他，最要紧的是爱护体贴。”

沈先生的情况稳定了一点。5月，沈太太去了共产党开办的华北大学。沈先生比她大八岁，是个名作家，饱经沧桑。沈太太跟他在一起，自然表现得比较克制。离开家里，她的活力释放了。刚到学校，她就跟同学一起唱《跟共产党走》和《国民党，一团糟》之类歌曲，特别兴奋。她住在学校，每个星期回家一次。沈太太知道两个孩子很会唱红色歌曲，写信说：“我礼拜六回家还要跟你们学着唱。”

孩子们白天也上学，家里只剩沈先生和保姆石妈妈。他孤零零地坐在书桌前，看看党的宣传材料，看看自己的小说散文，将那些作品一把一把撕碎。

他不停地叹气，播放古典音乐的电台好像是唯一伴侣。5月30日，他写了这样的笔记：“从收音机听过《卡门》前奏曲，《蝴蝶夫人》曲，《茶花女》曲，一些音的涟漪与波谷，把我生命带到许多似熟习又陌生过程中，我总想喊一声，却没有作声，想哭哭，没有眼泪，想说一句话，不知向谁去说。”

沈先生自称“乡下人”。他不懂外语，从来不穿西服，长期拿毛笔写字，后来用钢笔，也是执毛笔的手势。但他特别喜欢欧洲的古典音乐。沈先生说：“一和好音乐对面，我即得完全投降认输。它是唯一用过程说教，而不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一到音乐中，我就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们一样，整个变了。我似乎是从无数回无数种音乐中支持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而又在当前一个长长乐曲中新生了的。”

在精神病院里，沈先生就看得很清楚：新政权把文学当作宣传，他过去刻画人性美的写法不能用了：“读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的副刊，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教育多数（人民的）意义和效果……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

（资料图：青年沈从文）

（三）

沈先生要转行。

郑振铎和韩寿萱先生介绍他去历史博物馆，沈先生同意了。8月，他开始上班。

家里人不停地开导沈先生。沈太太周末从学校回来，跟他讲刚听来的革命道理。两个孩子放学回家，也帮助父亲解决思想问题。

六十多年以后，沈先生的大儿子说，自己当时“左得很”：“我们不光认为爸爸很落后，并且觉得他怎么这么不争气。”一天晚上，他参加集体劳动，很晚才回家，睡下以后跟沈先生在床上讲话。

孩子说：“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父亲回答：“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

孩子反驳： “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

父亲说：“我在工作！”

孩子说：“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沈先生讲出特别真诚的话：“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是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

沈先生不摆架子，家里人人平等。父子谈着谈着，两人都流了眼泪，后来又都睡着了。

孩子还太小，不知道进不进步并非一看就清楚。沈先生又太认真，不愿违心装笑脸，不会糊里糊涂跟着别人叫好，一切都要想清楚才做，快乐也要学习。

（四）

小儿子上初中，要参加少年儿童队（就是后来的少年先锋队）。

他把申请书草稿拿给沈先生看。上面有这样一段：“父亲在解放时神经失常，思想顽固，母亲从学校回来，就和他作思想斗争。”

沈先生皱了皱眉头。世道变了，斗争成了时髦，和平变为坏事。沈先生不喜欢斗争，觉得不该用这个词讲妻子对他的批评，即使太太提出更“进步”的主张，也不是跟他斗争。他对儿子说：“这个措词不大妥。等妈妈回来看看好些。斗争像打架，不是我的长处。正如妈妈，即再进步些，也不相宜。”

孩子进步心切，不愿等周末妈妈回家，眼睛冒出大滴泪水，对父亲说：“大家都要求加入，明天得交去！我一个人耽误了，下一期还不知什么时候再招，怎么办？”

沈先生本来就准备牺牲自己，成全后代，赶忙说：“好好，把你自传意思写得更具体些，就交给学校中老师吧。希望你得到许可入队，向妈妈哥哥看齐，我再向你们看齐。”

沈先生对孩子讲，“我在努力学习”。这不是虚话。他读《毛泽东选集》，读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读《新华日报》，还读了苏联李森科在列宁农业科学院的报告。由于社会和家庭的作用，由于他自己刻意的努力，沈先生变了。叫黄永玉先生排除一切杂念，马上从香港回大陆的信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到1949年冬天，沈先生觉得自己又可以写小说。11月13日的日记写下了他反思以后的想法：“深觉愧对时代，愧对国家。且不知如何补过。也更愧对中共。”“我可能要变了。头极清凉……我很需要用用笔了。”

（五）

也在这个冬天，沈太太的思想训练结束，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她在大学里学的是英语，但这时英美都是敌人，俄语大行其道，所以她改教语文。学校离家远，沈太太还是每个星期回去一次。

为了改造沈先生，博物馆叫他去华北大学学习。沈先生和太太成了前后校友。1950年3月，沈先生入学，分在第四部。头一个月的学习内容是《蒋军必败》，结束时学员联系自己的思想写总结，挨个在小组会上念，集体同意才算通过。

4月，华北大学四部合并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沈先生跟着从拈花寺迁到颐和园边上的西苑。他那个班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有大学的正副教授、院长、系主任，还有研究员和回国不久的留学生。

沈先生刚到，组长就命令他扭秧歌。沈先生一向不跳舞，根本不会扭秧歌。但这时扭秧歌就像后来跳忠字舞，是革命态度问题。过去几十年，他从不妥协，这回服从了。沈先生年近五十，笨手笨脚，憨态可掬。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革命权力被这样使用：“马列也未必想到！”

学员每天听报告、讨论和读书。沈先生觉得很多报告和讨论都是浪费时间，但有些报告挺不错。他的一封信写道：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面子，在世界上有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的很好……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沈先生准备按这样的讲法，牺牲个人，为国家争面子。不过他急于进步，可能没注意，“国家” 有多种含义，可以指一个政府，也可以指一块土地上的人民。人民是个人组成的。如果说个人不算什么，那么，“国家”讲的恐怕是政府。所谓“国家有面子”，可能是说政府有面子。

沈先生一本接一本地读了很多政治书。他仔细看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日记写道：“读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一天，有些极好，对中国还有用。”他给朋友的信说：“刘少奇的党员修养是本好书，万万人为此而动，值得精研细读。”

（六）

学员课后打牌、下棋或跳舞，沈先生都不喜欢。

他觉得食堂里几个炊事员从早干到晚，很实在，有空就去跟他们聊聊。沈先生在日记里写道：“吃饭时几人谈‘风流’。极离奇。有些人似乎不找些无意义话谈谈，即不能过日子的。”“还是和大厨房几个大师傅真像朋友，因从他们谈的家常，可以学许多，理解许多，比听闲话和听冗长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也有价值得多。”

他住在革命大学，太太住在师大附中。孩子在家里，让保姆照顾，有五只小狮子猫跟他们做伴。小儿子特别疼这些猫咪。沈先生说他“成天看着，如丈母看女婿一样”。沈先生跟食堂的师傅越来越好，竟然把最可爱的那只狮子猫抱给他们。小儿子很舍不得，心疼得要死。

一次放假之后，有个学员发现厕所里的便池焕然一新，几十年留下的污垢无影无踪。他马上告诉大家。学员们见到十多个便池全部一干二净。晚上开会，班主任问是谁干的，连问几遍都没人回答。大家打听了好久，才知道沈先生放假没回家，留在学校洗厕所。

于是全班同学贴出一张大字报，表扬沈先生。

有人当面夸他，他只是笑一笑。

那时没有去污的清洁剂，有人问沈先生，那么厚的污垢是怎么弄掉的。

沈先生觉得这没啥了不起，说，就是一个池子一个池子慢慢刮嘛。

“这算不了什么，小时候当过兵，什么没干过。”

其实沈先生一直在洗厕所，只是过去没时间搞得那么彻底。他还发动过别人一起干。人家回答，到这里是学习，是改造思想的。

沈先生说：“一面收拾，一面才真正（有）好思想。”

别人不理睬他。

他觉得这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想包揽更多的厕所，又怕别人说他搞“个人英雄主义”。

（七）

沈先生的成绩不算好。

他给亲戚的信说：“我快毕业了，考试测验在丙丁之间，我自评是对于政治问题答案低能。其实学习倒挺认真的……对知识分子的空谈，读书做事不认真，浪费生命于玩牌、唱戏、下棋、跳舞的方式，我总感觉到格格不入……但是在这里，如想走群众路线，倒似乎会玩两手好些……有关联系群众，将来定等级分数时，大致也是丙丁。”在国际上，现代政治学是论证严谨、经得起认真审查的社会科学，推理之严密，不在法学之下。但在沈先生的信里，政治学习好像是以吏为师、大家拍肩膀搞关系的社会活动。

无论如何，近朱者赤。沈先生不知不觉接受了很多新观点，自己觉得想通了不少问题。他的孩子说他“总算进步了”。大家都觉得沈先生变得挺开心。黄永玉夫妇从香港到沈家住了一个多月。他写道：“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

沈先生认为自己学了革命理论，懂得新的规则，开始实实在在地准备写小说。黄永玉夫妇回香港以后，沈先生在革命大学给黄太太写信：“我们家中（保姆）石妈是个小说中人物。我已预约过要有个中篇写她。她是个战士，因为和生活战争了廿年，把两个孩子带大，都作了解放军，人相当伟大，比我所见一些知识分子切实伟大得多。现在如把这个认识向学校中人说来，他们一定还是以为我脑子有问题，到我写出来，他们才会明白。”

他还跟一个朋友说：“过不久我得出来了。如还有一点时间自由用用，一定会鼓足精神，来把几个待完成中篇写出。”

他最想写的，是食堂那几个老师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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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真是狗屁”
—— 沈从文大师素描之三
袁征 1月25日 11:07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小说家、散文家和考古学专家。）

【一】

在北京和各地的革命大学，都有一些学员毕不了业。

沈先生没有这个问题。毕业生往往重新分配工作。沈先生让小组长请示上级，看领导派他做什么。不久，小组长约他谈话，说政府希望他继续当作家，写小说。

沈先生也想搞文学。他试着写《炊事员》，动笔之后才发现，自己实际上还不适应新规矩，写不下去。他是个认真的人，不愿让政府养着，自己却写不出东西，所以要求回博物馆。

1951年元旦一过，沈先生又到老地方上班。但他还是准备东山再起，很快就申请去四川搞土改。在经历自杀苦痛之后，沈先生的身体明显差了，心绞痛和高血压不断折磨他。北大林宰平教授来电话，说身体不好就别去了。而沈先生坚持要走，希望看看农村的政治运动，写出新小说。

10月25日出发。沈太太住在学校，没能送行。沈先生给她写信，清楚讲了他为什么要下乡：“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作品，补一补二十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失。”

土改团坐火车南下，两天后到汉口，在那里等船进四川。沈先生给太太写信，又讲了自己的想法：“国家太伟大了，个人极渺小，一定要好好的来从乡村人民学习，来恢复自己用笔能力。”

上船以后，沈先生给孩子写信，说要像党员作家赵树理那样，写出《李有才板话》一类革命小说：“多少年来大家都期望国家转好起来，一切主张一切理想一切办法都不济事。共产党一来，什么都有了办法。了不起处是没有贪污而一切为人民，国家是会一天比一天好转的。”“这回下乡去是我一生极大事件，因为可以补正过去和人民脱离过误。二十年来只知道这样那样写，写了许多文章，全不得用。如能在乡下恢复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因为基本上已变更。你们都喜欢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李有才吧。”“我一定要为你们用四川土改事写些东西，和《李有才板话》一样的来为人民翻身好好服点务！”

【二】

到了四川内江，那里的农民管他们叫“北京同志”或者“土改同志”。

但他们似乎不是钦差大臣，而是给本地官员当差。沈先生说：“我们一切听乡中干部领导支配工作。”

他很认真地学毛主席、刘少奇的著作和党的文件，觉得联系土改，理解得比过去深得多。

在沈先生工作的那个乡，农民把六百多个地主绑在一片竹林里。每晚抓出一两个，开会斗争审问。农民揍他们，妇女挥起正在纳的鞋底抽他们的脑袋。有的地主受不了，自杀了。有些地主的孩子靠讨饭活命。沈先生说这是“残酷的斗争”。

斗争的高潮是一场群众大会。开会的农民有五千左右，挨斗的地主四百多，双方大致是十比一。农民把地主捆起来，有的五花大绑，有的捆住脖子，拉着走。押送的农民端着长矛，或者手执大刀。

会场在山里，主席台搭在一块比较低的平地。地主在两边，有些跪下，有些低头站着，一个姓萧的地主跪在主席台前面的方桌上。台上坐着区长、法官、农会主任、土改团长和秘书长。农民一层一层坐在对面的山坡。四周站岗的拿着大刀、长矛和木棍。

开会了，台上和山坡上的人一起训斥地主。跪在方桌上那位被当场枪毙。

这太震撼了。好些地主原来把财物埋藏起来。这时再审问，个个都战战兢兢地说要把东西交出来。

【三】

这次大会从准备到召开，沈先生全参加了。搭建主席台就是他监的工。

大会之后，沈先生又和武装的农民一起到地主家里没收财产。首先去的是那天毙掉的萧四爷家。那一家老少十多人跪在屋前的菜地里。农会主任从他们手里一把拿过家产清单，带农民进屋反复搜查。沈先生给家里写信说：“办法是先收后留，全部没收后，留下些破箩箩破衣服。……一切正象征旧时代结束，新社会开始。”

要杀就杀，要收就收，这样的做法好像跟现代法治不大合拍，但沈先生非常兴奋。

他一次又一次在信里向家人描述农民押送地主到会场、开会斗地主和散会押走地主的细节，认为“这才是真正人民的历史”！在一封给太太的信里，他还把那次大会的场面画下来，特别标明：当场枪毙的地主“即在寄来画相下边”。

在给小儿子的信里，讲到那次大会，沈先生为自己绘画水平不高感到可惜：“我有你大小年纪时，常常偷取大伯用的画具，照木板小说和画谱上稿子作画，……后来如会作画，写人民生活，一定有许多十分生动且具永久性。不巧是只会用文字来表现，……这次在这里土改，如会画，用常书鸿伯伯那个用笔本事，前三四天一回斗争会，必然可以画一幅伟大作品。”

【四】

在革命大学，沈先生就要写讲炊事员的小说。

到内江农村后，他用业余时间把这个短篇搞了出来。沈先生觉得自己有了写革命小说的能力，很激动，写信跟太太说：“完成后看看，我哭了。我头脑和手中笔居然还得用。……短篇重设计，观点是人民的，歌颂新一代的。”沈先生还说，他要写几个中篇和一个讲张鼎和的长篇。共产党员张鼎和是沈太太的堂哥，1936年被国民党杀死。

不久，他又写信跟家人讲：“在乡村长时期工作的年轻人，是比我们有用得多的。工作相当寂寞、艰难，真是在忘我毋我情形来进行的。”这时他的思想很激进，觉得工农最了不起，城里的读书人愚蠢无用：“知识分子真是狗屁，对革命言，不中用得很。”沈先生要按革命理论写一批讲农村积极分子的小说，“用十个左右不同的对象，写十个短篇，从加里宁论教育方式中来找典型，加以具体化，用文字来作十个雕刻”，鼓励农村积极分子和教育城里人。

沈先生有意跟农民聊天，收集写作材料。他给儿子的信说：“我想回来写一二十个短篇。”他对自己的写作越来越有信心。1952年1月，沈先生写信给太太说： “将来如有时间，其实一礼拜写一篇五千字左右短的，写国家各方面的有生长性的新人，用各种不同方法来表现，大致写一年，五十个事件中，会有一半以上得到成功。”

他丢掉了过去坚持无党无派的态度，鼓励孩子向共产党靠拢，说自己也想入党：“要入党，才对党有益。我就那么打量过，体力能回复，写出几本对国家有益的作品，到时会成为一个党员的。工作搞不好，就不。”

2月下旬，沈先生带着兴奋的心情，跟土改团一块启程回京。

【五】

沈先生这头兴致勃勃在乡下搞土改，北大那头一次又一次催沈家搬出学校的大院。领导觉得他过时落后，要把宿舍收回去。

沈太太只好带着两个男孩，到外面租房子。沈先生从四川回来，提着行李，疲惫不堪，按地址找到那个院子，在门口问别人，沈从文是不是在里头住。

5月，沈先生把写革命大学炊事员的短篇《老同志》寄给一家报纸，几个月后被退回头。《文艺报》主编丁玲是他的老朋友。沈先生请她帮忙，还是发表不了。

这是在新政权下沈先生写的第一篇小说。他写得很认真，很辛苦，改了又改，从头到尾抄了七次。沈先生非常投入，仿佛自己就是小说里的炊事员。他说：“这么写，十天半月一个短篇，一个礼拜精神难回复。因为极离奇，即写到这些时，自己也成了那个胖的掌锅，也成了瘦的炊事员，特别是那只花猫，也尽在脑中跳来跳去。”不过在写的时候，沈先生已经隐约担心，自己的写法不合新的要求。

小说被退稿，说明他的忧虑是对的，新时代不要这样的作品。

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抗战结束，从昆明回来，沈先生就在辅仁大学兼写作课。1952年院系调整，政府的公立高校吃掉了所有私立大学。这年夏天，辅仁也完了。参加接管的人民大学请沈先生去当专职教授。沈先生觉得自己的写法已经过时，没法教学生，决定留在博物馆。

这时公职人员从折实工资改为固定工资。沈先生说：“只要给我工作便利，薪资则永远不要超过馆中业务领导。”馆长韩寿萱在北大是副教授，沈先生是正教授。沈先生让他一头，降为博物馆的副研究员。沈先生对钱财一向很不在乎。

1953年3月，沈家搬进博物馆的宿舍，在东堂子胡同的一个院子，有三个房间。

无产阶级专政是全面的。私立学校被吃掉，私人出版社也完戏了。1946年，开明书店跟沈先生签约，要出版他三十本文集。1953年4月，开明并入国营的青年出版社，随即通知沈先生：他的作品已经过时无用，奉命将印好的书和印刷用的纸型全部烧掉。

新的小说写不出来，旧的作品通通销毁，沈先生受的打击太大了。他在一封信里说：“我觉得不宜烧，……但已烧了，我死去了一半。”

【六】

9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毛主席会见十二个老作家，沈先生是其中之一。主席问了他的年龄，然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先生很激动，但他没把握自己还能不能写，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

也在这个时候，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写信给沈先生，问他愿不愿意专门搞创作。沈先生犹犹豫豫，没有回信。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严文井找沈先生，请他写三十个中国历史人物。沈先生答应了，但没搞成。他自己说：“因为到执笔时，即想起[出版社]焚书事，引起工作失败感。”

11月，沈先生写信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老朋友为公为私，多以为我还是得写点小说，……我的笔如果还能好好的用几年，是应分为这个目的而使用的。不待鼓励，我也要这么用笔来赞美历史和党的领导的。”但他还是希望继续在博物馆研究文物：“我的对于工艺美术一点常识，若用得上，就为打点杂，尽尽力，可能比写点文章还切实际，而对人民有益。”

这一年夏天，沈太太因为胸膜炎卧床不起，治了很久也不见好转。家庭是个整体，一人有事，全家都受影响。

沈先生的心情很压抑。

【七】

1954年12月，沈先生得到邀请，进中南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这是个转折点。政协委员（或特邀委员）是领导挑的。得到上头重视，可以在会上给政府提点意见，有机会跟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名人相聚，听到各种消息，沈先生很高兴。他自己说：“参加政治协商会后，我思想情感活泼多了。社会接触面更广了些，许多年来的熟人重新有机会见面了。许多会参加了，对政治认识也稍深一层。”

由于沈先生的鼓动，黄永玉已经回到大陆，在中央美术学院当教师。他回忆沈先生的时候说：“他有时候也很世俗的，比如做了政协委员他就很开心。你想想，一个人老处在寂寞的环境里，有点不寂寞的机会多好啊。”

沈太太的病好了，经萧乾先生的帮助，调到《人民文学》杂志当编辑，不必再住在老远的中学，到周末才回家。

于是，沈先生又拿起笔来写小说，用几年前参加土改收集的材料，写《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

1955年，政府组织批胡风。毫无疑问，从三十年代起，胡风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但这时批判胡风的做法更错误。另外，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的观点一定正确。如果观点不对就要受政府压制，那么，一个社会就没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了。但沈先生已经从“思”变为“信”，很赞成对胡风的讨伐。他给自己大哥写信说：“过去（抗战前和抗战中）我总以为他在代表党，批评这个，打击那个。现在才明白是他自己一套。有一个小集团，这里布置那里布置，争领导权！更绝不是党的代言人！”

11月，沈先生写信给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丁玲，希望得到帮助。丁玲将信转给中宣部和作家协会的领导。沈先生在文坛有很高的声誉，中宣部希望他参加党的宣传。副部长周扬批示：“把这样一个作家改造过来，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文化部和作协的官员一次又一次跟沈从文夫妇商量，请沈先生选择在哪里工作。沈先生显然对新形势下写小说不是很有信心，最后决定，还是接着研究文物，同时兼搞写作。

当政协委员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四处视察旅行。1956年冬，沈先生和两个年老的委员南下。11月下旬，沈先生扁桃腺发炎，在长沙住院。为了解闷，他买了当时名声很大的小说《三里湾》。读了一会，他就没法再看下去：“有三分之一是乡村合作[化]诸名词，累人得很！”他写信跟太太讲，他看到读者喜欢的，还是《家》、《春》、《秋》那样的作品。他读了自己的《湘行散记》，觉得文笔挺好，这样的作家停笔不写，“可惜可惜！”他如果按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创作传统，写出讲张鼎和的长篇，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会成功。

http://dajia.qq.com/blog/450760061305726

“这样提意见，对党太不体谅”
—— ——沈从文大师素描之四
袁征 Today 11:50


【一】

1957年2月，沈从文进中南海听毛主席动员“大鸣大放”，帮助党组织整风。

沈先生对改善博物馆工作有一些具体建议，但他觉得党的领导很英明：“党是十分伟大的，极明白什么人做事负责热心，什么人是官僚主义。”

4月，沈先生到南京、苏州等地出差，在上海给太太写信讲作家们帮助党整风的情况：“这里报上正在‘鸣’。前天是小说家（巴金等），昨天是戏剧界（曹禺、熊佛西、李健吾、师陀），一片埋怨声。好像凡是写不出做不好都由于上头束缚限制过紧，不然会有许多好花开放！我不大明白问题，可觉得有些人提法不很公平。”沈先生认为，许多作家因为水平不高，所以写不出像样的东西，现在埋怨党的政策，那不符合事实。这样提意见，对党太不体谅：“古人说‘识大体’，真不容易。”

沈先生回北京后，有个北大的学生来采访。介绍信上列了三个采访对象，除了沈先生，还有通俗文学作家陈慎言和京剧名伶小翠花。

沈先生觉得，他们根本不是一类人，把三个的名字排在一起，挺没有道理。要么介绍信是假的，要么采访的学生没有认真准备，不了解自己。这样的采访，即使做了，也不会深入，不会准确：“这个介绍信真是不伦不类，可能是伪造的……如果真是新闻系开来的，也证明新闻系办得有问题。大致学生只看王瑶教授《现代文学史》，习于相信一种混合谎言和诽谤的批评，而并未看过我的作品。访问我虽出于好意，也近于猎奇，并无基本认识。”于是，沈先生没有接受采访。

后来好多人说，就因为那介绍信把他和一个戏子并列，沈先生不高兴，没有开口放炮，不然非当“右派”不可。其实当时采访沈先生的不止北大那个年轻人，好些记者找过他，《文艺报》的萧乾也鼓动过他，但沈先生觉得党很伟大，对党没有意见。另外，他也不喜欢“大鸣大放”最积极的民主党派。沈先生说：“我不大相信这些民主人士，因为好些人多年来（我）即认为是马路政客，玩政治，而并不相信共产党。所以好些记者要访问我放放炮，我无炮可放。”

（沈从文与汪曾祺，摄于1948年）

【二】

8 月，沈先生去青岛修养。

这时“整风”已经变成“反右”，方向完全倒转。离开北京前，沈先生写信给大哥，表示赞成“反右”，说搞这次运动的主要原因，是一些民主党派里的人想推翻党的领导：“反右斗争日益加深刻，许许多多人都已卷入其中，惟绝大部分是和民盟、农工民主党、九三等有关，是想从整风中对共倾覆的人物。”这跟当时报纸的讲法完全一样。

8月中旬，张兆和写信给沈先生说，一些人批评1949年以后的文学不好，那是“右派”不顾事实的攻击，高水平的作品不难见到：“你最好能多看几篇现在作家的新小说，知道一点创作情况和水平。有些文艺界右派分子异口同声说解放后没有好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我的工作使我有机会看到一些好稿子，有些作品水平实在不低，可以借鉴。”

四十年代末的风波表明，沈太太对党的政策知道得比较多。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她对沈先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沈先生管她叫“政委”。黄永玉先生说：“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

所谓“走常人的道路”就是跟随主流。

在“反右”开始的时候，沈先生的思想确实相当主流。他明确说：“我拥护人民的反右派，因为六亿人民都在辛辛苦苦的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决不容许说空话的随意破坏。如有人问我是什么派时，倒乐意当个新的‘歌德派’，好来赞美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成就。”

【三】

他几乎完全以领导的是非为是非，上头批判谁，他就说谁不好。

政府的报纸指责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反党。沈先生就说：“丁陈事已见报。个人主义一抬头，总必然会出现或大或小的错。从上次文代会中发言态度，我就感觉到不大对头，好像还缺少对于党的整体观念体会。自有一套，又未必真的有什么了不起。”“其中不可解的是冯雪峰，多少年来，都稳稳当当的为党工作，现在责任也十分重要，不意也和丁玲纠在一处，自搞一套，不明白竟发展到如此情形。”

民盟是“反右”打击的中心目标。它的主要领导章伯钧和罗隆基挨批了。沈家的朋友萧乾是民盟的名人，也挨批。《沈从文全集》里有沈先生在青岛写给他大哥的信，其中说道：“北京方面不仅是民盟章罗大头子倾覆，即小伙计也日日出现在报上。这几天闻正在清算XX。人不老实，必然这样。聪明处总用到小地方，自私自利，花样也不少。”这个XX，就是萧乾。

沈先生还写信给太太，说要跟她一起写揭发萧乾的文章：“有关XX事，我也不记到他什么了，只觉得他始终是不大妥当一位。为人不纯，相当自私自利……据我估计，XX搞的大把戏，他未必知道，因为资格不深，但小把戏拉拉人，发展组织，如何配合鸣放，必清楚有份。这也恐得待我回来，我们共同写好了。”

按计划，沈先生在青岛住到8月初。但张兆和叫他早点回北京参加批判会，所以他提前离开。他给太太的信说：“我已托这里购廿七的车票，廿八早上即可到达北京……早回好些，照你所说，多参加几次会。”

【四】

沈先生回京不久，就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批判萧乾的大会。

萧乾在辅仁大学外语系念书时，跟一个美国青年办了《中国简报》，那是一份用英语介绍中国社会和文学的周刊。1931年，萧乾采访沈先生，在《简报》上发表了《当今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因为资金不足，《中国简报》不久就停刊了。但萧乾跟沈先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沈先生给了他很多帮助，萧乾把沈先生当作自己的文学“师傅”。

后来萧乾转到燕京学新闻，毕业就在《大公报》做事；过几年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接着进剑桥做英语文学研究生；1944年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到二战前线和战犯法庭采访；1946年开始在上海《大公报》和复旦工作，两年后调香港《大公报》。1949年，他推掉剑桥的终身教职，投奔新中国。

回大陆后，萧乾为新闻和文学刊物工作，1956年担任中国作协《文艺报》的副总编辑。第二年春，他去中南海听毛主席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萧乾信任毛主席，在随后的“大鸣大放” 里写了《“人民”的出版社怎么会成了衙门》和《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其中讲道：“从《共同纲领》到《宪法》，我们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论、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规定……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整风”突然变成“反右”，民盟首当其冲。萧乾是全国作协里民盟的头儿，马上挨批。沈先生在青岛的时候，批判大会已经开过两次。沈先生回来后还在开。所谓批判，其实是骂人。批人的怎么说都行，讲得越狠，功劳越大。挨批的完全不能辩解，越想解释，罪过越重。萧乾坐在会场，低下头，任由别人谩骂。发言的有茅盾、老舍、冰心和黄永玉等。

因为萧乾的经历，很多人指责他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在四十年代就当洋人的帮凶。

这时，沈先生站出来说：“萧乾不是在四十年代，而是早在三十年代初就跟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

接着，他又讲：“大鸣放的时候，萧乾还到我家去，煽风点火。我没理他。”

萧乾非常震惊。经过一次又一次批判，他原来对各种叫骂已经相当麻木。但他一直特别尊重沈先生，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恩师会站出来揭发。

所谓三十年代初就跟帝国主义勾结，讲的是参加办《中国简报》。那是帮助世界了解中国，美国人不见得都是帝国主义。

在“整风”的时候，萧乾确实去过沈家。他对沈先生说：“二哥，你有什么意见？有，可以写出来，给《文艺报》。现在上边号召提意见呢。”但沈先生也进中南海开过会，知道火是毛主席点起来的。萧乾只是听毛主席的话，给沈先生煽了煽风。这件事没有外人知道，沈先生在大会上揭出来，加重了萧乾的罪过。

【五】

也许沈先生这时还不知道，他的孩子也在挨斗。

沈龙朱是沈从文先生的长子。他原来喜欢画画，跟黄永玉先生学过几招。高中毕业时，老师说他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去学军工。沈龙朱修改报考志愿，上了北京工业学院。他是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成绩一流，几乎科科考试都是五分。

但他在一张大字报上签了名，不久就受批判。到1958年春，他被正式定为“右派”。团委书记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开除他的学籍、党籍和团籍。沈龙朱已经在工业学院学了四年半，很快就要毕业，结果被赶到学校工厂当工人。

沈龙朱倒霉，跟沈从文没有关系。儿子一直觉得父亲落后，要划清思想界线。他长期住在学校宿舍，挨批斗也不告诉家里，甚至到这时还觉得自己的思想比父亲要先进。拖了很久，沈龙朱才写信给父母说：“我被这样的事缠上了。”

1957年底，激烈的“反右”词句在沈先生的书信里消失。

领导认为沈先生“反右”很积极。1958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西长安街一个饭店设宴，招待文艺界名流，庆祝“反右”胜利。在宴会上，周扬当着三十多个客人宣布：“老舍工作很忙，准备让他多做一点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想请沈从文担任。”

沈先生不愿接受，站起来说：“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

在庆祝“反右”胜利的时候，他不肯当文联主席，不知有没有特别的原因？

【六】

儿子被打成“右派”，肯定影响沈先生的心境。但他仍然坚信社会主义。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

政府对他挺器重。国庆游行，沈先生站在天安门观礼台。1959年元旦，他被请到中南海怀仁堂，跟毛主席一起看湖南花鼓戏。

新年过后不久，沈先生写信给大哥：“这几天来，全北京都为苏联卫星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大事，才足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他觉得，苏联发射卫星成功说明社会主义阵营很强大，一定会加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崩溃。

沈先生念念不忘写小说。第二年1月，他在一封信里说，他准备请一年创作假，搞张鼎和的长篇，花几个月收集材料，用半年写出二十五万字。不过他觉得有些困难，最重要的是过去写作没有思想限制，这时变了：“目下对写作要求又不同往年可以放手从个人认识问题写去，毫无任何抽象拘束，现在主要是用传记体写革命，实不大好写。惟自己心中有数，大约只要能摘记事件到五六万字，扩大成廿万字已不甚困难。”

他真动手了。6月下旬，沈先生去宣化，到张鼎和夫人家收集材料，7月上旬回北京。9月上旬，他又去宣化，中旬回京，整理材料，开始写作，后来搞出了一节。

他有点紧张，在一封信里说：“近来写作不比过去，批评来自各方面，要求不一致，又常变动，怕错误似乎是共通心理，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写小说原因，因为写成一个短篇非常费事，否定它却极容易，费力难见好。”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沈先生不赞成作家批评“上头束缚限制过紧”。现在他自己把脚插进鞋子，感觉又不同了。

沈先生写写停停。一个原因是身体不大好，更重要的是害怕。1961年2月，他回复汪曾祺先生的信说：“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即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就消失了一半！”

【七】

5 月，沈先生听说周扬想让他继续写小说，又动了当专业作家的念头。

他三十年代在青岛大学工作时，写小说最顺手，总觉得那里是创作的宝地。于是，他又想到青岛干半年，把张鼎和的长篇搞出来。

不久，文联正式通知沈先生，说政府希望他恢复文学创作。6月下旬，中国作家协会安排沈先生去青岛。

他住在海边一个招待所，周围很安静。天气也出奇的好。但他没有写小说，大部分时间给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审校《中国瓷器》书稿。他在信里说：“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写，被批评家吓怕了。”结果沈太太把他埋怨了一顿。8月中旬，沈先生打道回府。

11月底，中国作协又安排沈先生和另外八个作家到井冈山风景区。沈先生准备在那里住三年，完成张鼎和的长篇。但他很快就失去了写小说的欲望，只是写点古体诗，跟一起去的作家唱和。

沈先生写信跟太太解释为什么没法下笔写张鼎和：“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因之搁下来了。”《红旗谱》和《青春之歌》是当时轰动全国的革命小说。沈先生不愿跟风，要保持自己的写作风格，但他那一套又不合新的规矩，所以相当为难。

第二年2月下旬，沈先生离开江西，经上海等地回北京。后来一位过去的学生问他，为什么没有在井冈山住够三年。沈先生回答：“现在小说要求的内容不同。我写不出来。”他还说，在井冈山，他就决定封笔，以后不再写小说。

1964年7月，按毛主席的指示，中宣部下令开展文艺界整风，一部接一部作品受到政府组织的猛烈批判。沈先生看到报纸上火暴的谩骂，忧心忡忡。他知道，写出一部作品很难，但依仗着政治势力，骂倒一个作家非常容易。第二年年10月，他写信给一个老朋友说：“此后写作恐不大好办，而批评则省事易学，因任何著作，若一经点首可以公开批评，总极容易用目下要求评倒也。”

对于文学创作，沈先生已经心灰意冷。

（未完待续）

把他写的也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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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素描·沈从文 | 袁征：“一切如梦，开始醒了”

原创 2015-03-20 袁征 大家


【一】

尽管只念过小学，沈先生后来成了世界一流的文物专家。

他在湘西的时候，因为有点文化，字也写得漂亮，在军队里当文书，为一个军阀管过古铜器、瓷器、书籍、碑帖和古画。当时他十八岁，对那批古董很感兴趣。

以后他做老师，一有钱，就在小摊子上买古物。家里的碗碟多数是清代的瓷器，只不过不成套，是东一个西一个淘来的。他有眼力，但缺票子。

1948年2月，北大办博物馆，韩寿萱当馆长。沈先生自己跑去帮忙，还捐了很多古董和工艺品。他一向大方。

自杀被救过来以后，他去历史博物馆做事，并非偶然。

但学问不是个人感想，业余爱好和专业研究之间隔着千山万水。然而沈先生是自学方面的世界冠军。1949年9月，到博物馆没几天，他就写信跟丁玲说：“头脑用到工艺美术史的探索研究上，只要环境能工作，或可为后来者打个底子，减少后来人许多时间，引出一些新路。”他自信地写道：“相信在这方面，我还能作点事。（这些事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

沈先生很认真，很实在。大冬天，他天不亮就离开家，坐电车到天安门。博物馆还没有开门，外头寒风刺骨，沈先生捧个烤白薯暖暖手，坐在御河桥头的石鼓上，默默地看着天空的残星。警卫一开门，他就进去工作。

当时历史博物馆在紫禁城的午门，没有暖气。馆里有十二个研究员和副研究员，上班多数在办公室聊天。只有沈先生，几乎天天钻到五凤楼的仓库，整理和研究文物。寒冬腊月，别人在办公室烤火，他缩着身子在冰冷的库房里琢磨。那里连电灯都没有，昏暗死寂。墙角躺着四五具埃及木乃伊，另一头搁着三四十把明朝折磨和处死犯人的刀、凿、钩、锥。大木头架上的铜钟陶罐大概从清朝倒台以后就没人碰过，积满灰尘。沈先生有时把手帕绑在脸上，遮掩口鼻，一件一件清理那些古物。

小儿子去帮过忙，说父亲蒙面的样子像个强盗，可惜身子瘦了点。

【二】

他太过专心，有时连中午摇铃吃饭都听不到。

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跟郭沫若关系密切，不喜欢沈先生，觉得他是躲到博物馆逃避政治冲击。博物馆的头儿也看不起沈先生。一个副馆长把他看成没落文人，对下属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所以馆里对沈先生很不尊重。

有的同事恶作剧。沈先生没注意午休铃声，他们就把仓库门锁上，到下午才将他放出来，还假装抱歉地说：“老沈，怎么饭也忘了吃？”

沈先生心里还在琢磨库房里的瓶瓶罐罐，没管他们。恶作剧的同事见沈先生不生气，大为失望，到处讲他“有神经病”。

沈先生还自己跑去展览厅当讲解员，听观众反应，找研究题目。就像跟丁玲讲的，几年以后，他就一篇接一篇发表研究文物的论文，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受到外国专家的尊重。博物馆的头儿吓了一跳，又担心沈先生会抢他的位子。

1962年，沈先生从井冈山下来，决定不再写小说。博物馆批准他搞多卷本的《中国服装史》。1963年，周恩来总理跟文化部的领导讲，他陪外宾看表演，觉得历史戏的服装挺乱。很多国家都有服装博物馆，中国没有。他希望能编一本《服装图谱》。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说沈先生正在搞。总理说：“那就让他做吧。”

总理一表态，博物馆的头儿马上兴奋起来，派三四个美工配合沈先生。1964年6月，《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辑》交到出版社，有二十万字，二百多图片。三个月后，编辑完成，准备印刷。

就在这时，毛主席接连说：“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如果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各文化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刘少奇主席召开文艺座谈会，支持毛主席的意见，指责当时的文艺“厚古薄今”，“颂古非今”。

文化艺术属自由言论，有好有坏，当然可以批评，但不应该用政府的力量进行干涉。可是，中宣部命令开展文艺界整风，一大批作品被政府否定。沈先生的《服饰资料》讲的是古代，几乎不可能逃脱“厚古薄今”的指责。领导决定按新的政治标准修改，但一些帮助沈先生编书的人参加刘主席指挥的“四清”去了，《服饰资料》没法搞下去。

【三】

什么是“修正主义”，大概谁也讲不清。“四清”自然而然地滑到“文化大革命”。沈先生很快就被说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跟其他机构的专家、教授相比，沈先生受到的冲击不算太激烈，大概只陪斗过一次。

1966年9月，支持编写古代服饰史的齐燕铭被抓到博物馆批判。沈先生六十四岁，心脏有明显问题，随时可能出事，奉命在会场边上的房间坐着听。大会从上午开到下午，足足闹了七个钟头。其实上台破口大骂的，几乎都没有看过那本书稿，即使看了几页，也读不懂。

博物馆的革命派并不温柔。沈先生亲眼看到馆里一个领导被几条大汉痛打，把耳朵也打聋了。

沈先生觉得，没有继续写小说，埋头低调搞文物，使他少受很多罪。对他伤害最大的可能是抄家。他的孩子沈龙朱1958年定为“右派”，第二年“摘掉帽子”。但“摘帽右派”还是贱民。

1966年8月，工厂里的人押着沈龙朱去抄他父亲的家，在那里乱翻一气。历史博物馆的革命派急了，“反动学术权威”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倒让其他机构的人先去抄了家。于是他们连忙采取革命行动，先后把沈家抄了七次。

他们还逼沈先生把两个房间让给馆里的工人住。结果沈家只剩一个房，大部分图书丢在院子里，日晒雨淋，只好当作废纸，七分钱一公斤卖掉。


（“文革”期间，沈从文与黄永玉在“罐斋”家中。）

以后沈先生天天去博物馆做卫生，在院子里拔草，清洁女厕所，替女同事洗月经带。后来他回忆说：“一面打扫毛房，代替一些青年‘现代女性’搓洗月经棉，洗得干干净净后，晾在热气管上，到干后自然有人收去。……这些现代青年女士，以为十分自然合理，没有人向我道一声谢。”

发动“文革”的人搞掉对手，就派军队和工人到各个机构稳定秩序。1969年6月，进驻博物馆的军官安排沈先生做了三次检讨，然后宣布他得到“解放”，又成了自己人。

【四】

“文化革命”主要收拾在刘主席掌权时地位比较高的人。沈太太当编辑，思想也跟得上，没有受直接冲击。她先去农村搞了十个月“四清”，回来就参加“文化革命”，跟同事一起开大小批判会，还到北京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卖革命组织的小报，接着自愿到一个补鞋店劳动锻炼，经常忘了吃，忘了喝，满怀激情，足足干了大半年。

后来上头搞大换班，把原来机关学校的人赶去农村“五七干部学校”。当然，像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那样，公开的理由很动听。当时的说法是：“这对干部是一次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1969年9月，沈太太积极响应号召，到干校去了。沈先生说，她跟同事“满高兴地到湖北咸宁湖边一道开荒，长年整天在深可过膝淤泥中拔草插秧”。

沈先生一个人留在家里，笨手笨脚，生活相当狼狈。不过他没有别的嗜好，连五子棋都不会下，就是喜欢工作。他写信给大哥说，太太走了，家里清静，有更多时间研究锦缎，把论文写出来。

到11月，博物馆要沈先生等人去干校，限月底前离京。沈先生心情很坏，给儿子写信说：“大致将老死新地。一切看条件了。”

到干校后，沈先生临时在故宫的连队落脚，离太太的那个连五六里。那时领袖希望百姓像士兵一样服从，所以从小学到干校都跟军队一样编成连、排、班。不久，沈先生又被送到双溪，夫妇相隔五十多里。

沈先生年近七十，身体不好，只能干点捡柴草之类轻活。有一阵子他看守菜园子，在信里对黄永玉说：“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至，外相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转来。”

沈先生曾经住在一个丢空的小学教室。那屋子漏得一塌糊涂。下雨时，桌子、箱子和床上都用塑料布蒙着，下头拿两三块砖头垫高。地面隔一两尺搁一块砖，沈先生踮着脚跳来跳去。

他告诉别人，屋里可以养青蛙。

【五】

最让沈先生难受的是研究中断。

他在给太太的信里悲哀地说：“绝想不到那么热心为公、而又还能作点事的人，却已无机会再接近工作。”于是，他挣扎着干。在与世隔绝的乡村，身边一点参考材料都没有，就靠自己的脑子。沈先生在另一封信里跟太太讲：“连日阴雨中，在床上已初步完成了《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一文，一切全凭记忆。”

有时连像样的纸都没有。沈先生曾经在一本《人民中国》杂志页边空白的地方写文物考证文章，寄给在北京的博物馆同事。就这样，在干校两年多，他居然写了四十多篇小论文。他后来跟同事讲：“在农村‘五七’干校期间，对我的记忆力是个极好的锻炼机会。”

陈寅恪教授双目失明，自己口述，助手记录，搞出一批历史论著，人们赞叹不已。沈先生在乡下，一个人靠记忆写论文，遇到的困难恐怕比陈先生还多。

在没书可读的环境里，搞文学创作比搞历史研究会容易一点。尽管在井冈山上就决定封笔，沈先生搞了半辈子文学，实际上对写小说恋恋不舍。在双溪，沈先生试着用黄永玉家世的素材写小说，搞出两万来字就没法搞下去。世道太乱，他不知道怎么写才合规矩。从此他彻底放弃了写小说的尝试。

沈先生身体很差。1970年11月，他犯心绞痛，进了咸宁县医院，住院时申请回北京治病，领导不批。第二年1月，他再请求，还是不批。

1971年8月，沈先生和沈太太被安置到文化部在丹江的干校，夫妻终于团聚。沈先生年老体弱，没有安排劳动。沈太太依然积极，担任班长。沈先生继续凭记忆写文物论文。老人家一直惦记着他的《古代服饰资料》，几次写信给博物馆领导，人家不理他。他就给在北京的儿子写信，让他交给领导。领导说：“他那些东西还没有批判呢，现在还搞什么！”

那是个大批判的年代，这也批，那也批。流行的口号是“不破不立”，好像什么都得先打破，然后才能重新建立。大家把这当作很高明的辩证法。其实哲学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没有被洗过脑，谁都知道，完全有可能在空地上建立一百间新房，而不需要破坏一间旧房，不破而立。

【六】

经过反复争取，1972年2月，沈先生被允许回京看病。

这一年，他正好七十岁，很多毛病都不可能彻底治好。沈先生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到家就埋头工作。他多数时间在家里修改《服饰资料》和写论文，有时回博物馆参加重新布置陈列。其实回京后接近两年，他的户口一直在农村干校，沈先生在博物馆没有任何名分，也没有北京的粮油供应，得买高价食品。

为了减少阻力，他向领导表示，《服饰资料》和其他论文出版或发表，他不署名，也不要任何报酬，把东西搞出来就行。他需要两个绘图助手，如果博物馆派不出，可以用他的工资到外头请人。他说自己年纪大了，能做事的时间不多，只希望工作顺利。

但就是这么可怜的愿望也没法实现，博物馆对他的工作很不在乎。

太太还在干校。沈先生孤军奋战，每天早上五点左右起床，晚上过了十二点才睡，吃饭随便对付。他写信跟太太说：“我总能打起精神把工作进行下去。并且永远不灰心丧气。”他给一个老朋友的信写道：“目下独住原来靠西一小房，既有工作，因此又开始来买点工具书。并收拾残破。把焚毁之余上千图像摊在床上桌上，好像一顽童在潮水过后的沙上，重造一小楼，实在相当天真可笑！”

沈先生一直保持着顽童的坚韧，但这时他不再天真，已经把形势看得很透。这是他生命最后一个时期的明显特点。

1972年3月，沈先生在信里跟太太说：“一切如梦，开始醒了。”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最少。“文化革命”把文化人搞得那么惨是毫无道理的。掌握大权的“武化人”才真正可怕。林彪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人相信“权力就是一切”，为了争权，无恶不作。人民没法了解国家事务，满怀忧虑。“过去起鼓舞性[作用的]抽象名辞，已失去作用，党内外均有此感。大小均如此，对于什么都失去信心，……这几乎可说是全国性大事，事存在，看不见，人人感觉得到，却无可奈何。所以不免令人忧虑。”

沈先生对亲友说，报刊上宣传“文艺大丰收”，那是明摆的谎话。他自己“不会走回头路，来写什么小说。除非好坏有个新的客观标准可循”。

最后这句恐怕有点问题。一个作品好不好，那是人的感觉。所有感觉都是主观的。如果讲“客观感觉”，那就不像人话了。所以作品好坏，永远不会有客观标准。发表作品属于言论自由，人们可以按自己的感觉赞扬或者批评，但不该强硬压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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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似乎真只有离婚不可”

—— 沈从文大师素描之六

袁征 4月7日 10:38

【一】
沈先生要求把妻子调回北京。
事情办得不顺利。到情况有点松动时，沈先生又担心，家里只有一间小房，夫妇俩人挤在一起，可能会发生冲突。
他写信给孩子说：“妈妈回到东堂子一同住下，将不免会迎面摩擦，矛盾突出。因为我除了工作无可为。......在工作时，自然是房中乱糟糟统无所谓，总经常会忘了洗脸、吃喝、理发......忘了炉子和煮什么。忘了离开桌子。有人来商谈工作，又照例说个不休。那么一间房子中，已经使她无个转身处，若二三客人不断前来‘古为今用’，她哪受得了？”
从1949年起，沈先生和太太的观念一直不大相同。一位老跟不上形势，另一位特别积极。在干校，沈太太提醒丈夫少讲话，说他一开口就错。她又说沈先生思想落后，拖她的后腿。沈先生讲：“话说得我极痛苦”。沈太太已经年过六十，还参加干校的文艺演出。光是1972年6月，她就上台表演了三次。沈先生拿这事开过玩笑。

沈先生要求领导多给一两个房间，以免太太回来住得太挤。但博物馆一毛不拔。沈太太工作的作家协会在小羊宜宾胡同给了两间房，总共十九平方多一点。那里原来叫小羊尾巴胡同，离沈先生住的东堂子胡同两里地。
8月，沈太太办了退休手续，以照顾沈先生为理由，从干校回到北京。为了工作，沈先生一个人留在东堂子胡同。小屋的地板堆起一摞一摞研究资料，桌上和床上经常摊满书刊和图片，墙上也层层叠叠挂着古代服装的画像。老人家晚睡早起，不停地读书写作。
沈太太带着一个孙女住在小羊宜宾胡同。沈先生每天中午过来吃饭，然后用小竹篮把晚餐和第二天的早饭带回去。
那时中国的百姓没有冰箱，夏天饭菜放久了会变味。沈先生对别人说：“我有办法。”
人家望着他，想知道有什么高招。
他正儿八经地说：“先吃两颗消炎片。”
【二】
沈先生干了一年多，到1973年5月，把《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辑》补充修改了一遍，交给博物馆领导。
他估计很快就能出版，心里挺兴奋。这本书是先秦到清代服饰史的大纲。原来计划接着分阶段或者分不同人群再编九本或十一本，全套十到十二册。沈先生很快就动手收集和整理第二册的资料。他觉得“至少还可望亲眼看见三五本由我手中完成”。
但他的希望落空了。直到年底，博物馆领导一点反应都没有，书稿被丢到一边。三个同事在一个月内去世。沈先生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在12月写信给馆长，要求退回书稿，自己抄一份留底。
就在这时，毛主席说林彪尊孔，推崇儒家。于是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把古代史翻出来，胡乱解释，责骂林彪。这样，沈先生研究古代服饰的书就更别指望出版了。
多年研究古代史，沈先生比当官的更了解儒家。他觉得把孔子和林彪绑在一块是胡闹，非常鄙视原来赞扬儒家、这时跟着叫骂的教授。他认为最可恶的是统治者不诚实，公开口号是一套，实际目的是另一套。沈先生给亲友的信写道：“从批孔到教改，知[识]分[子]大多不明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反孔批林运动进展，也许还是在造舆论阶段。将来到一定时候，便将一转而为......明日事，实难预知。”这段话里的省略号是沈先生写的，意思是公开的宣传靠不住，以后不知会变成怎么样。
【三】
北京饭店盖了新楼。
周恩来总理指示调一批画家给它搞装饰。为了跟周总理争权，江青一伙硬说那些画家的作品是“毒草”。1974年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国美术馆摆“黑画展览”，从各地拉了三十万人去看。被批得最狠的，是黄永玉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猫头鹰。这幅画被说成是“仇恨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沈先生看到报纸对表侄越骂越凶，冷冷地说，批“黑画”不过是借口：“这些哪会是真正矛盾重点？......却俨然是大不可言之事！”
这时儿媳妇和亲戚从江苏来北京，在小羊宜宾胡同落脚。沈太太带着小孙女到东堂子住。于是沈先生的毛病暴露无遗。他沉迷工作，经常忘了洗脸，忘了理发，忘了吃饭。沈太太很生气，骂他“懒到一生少见！”
更要命的是沈先生不断接待上门请教瓷器生产和纺织图案的人。那边只有一个房，客人来了，沈太太只好退到外边屋檐下搭建的厨房，寒冷难耐。看着破旧的小房，她气呼呼地对丈夫说：“在这种情形下，究竟还有什么责任要你去尽？”
那时大批判闹得乱哄哄。沈先生在科学院的朋友天天搞政治学习，不做研究。一位在博物馆当中层领导的邻居也劝沈先生别那么认真搞文物：“不急于看书、做事......有些事还不知明天怎么样！”
沈先生不那么看。他脾气好，一方面做点解释，另一方面哄太太去南方旅游，散散心，自己留在小屋子里继续干。同时，他写信给博物馆领导，要求解决住房问题：“我上次曾告[诉]你说，就因为赶工作，家中六十五岁了的老伴，为此闹得不和，发展下去，（可不是笑话）要工作，似乎真只有离婚不可。”
博物馆根本没把沈先生看在眼里，巍然不动。
这时沈先生的血压升到二百二十，左眼失明，只能靠一只眼睛读书写字和看图片，有时连自己写的字都看不清。可他还在坚持。沈先生叫太太在南方放心休息，说自己一个人生活没有问题，原来以为洗不了衣服，“试试也成了，不大脏，因之也易干净。但徐大娘还是带去重洗了。”他觉得很容易把衣服洗干净，但别人把他洗过的东西拿去返工。沈先生显然缺乏自知之明。
他一个人在北京干了两个半月，然后请假去上海治眼，但没有明显疗效。沈先生回北京后，又恢复太太在小羊宜宾，他住东堂子的牛郎织女生活。
沈先生的视力仍然很糟糕，看远处还凑合，看近处不行，不闭上左眼，就看不清书上的字。他说自己读书的时候，“只能闭左眼，开右眼，如[黄]永玉所画的猫头鹰情形”。
他一个人日夜苦干。有时他的屋子半夜还亮着灯，邻居大娘担心出了事，会敲敲门，探头进来看一看。
沈先生的精神令人感动，一些年轻人自愿帮助他工作。在1975年8月写给孩子的信里，沈先生说：“近半年得了两个得力助手，先后已完成了八个专题，都还像个样子。内有玻璃进展史、狮子在中国、马的应用与装备”。
【四】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军队抓捕。
沈先生的反应相当冷静。他在这个月写的一封信里说，听到那个消息，他有点忧虑。如果满足于把江青一伙抓起来，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政治的问题，那么，同样的灾难还会出现：“若不能从这种现实的形成，取得一点教育，十分谨慎认真，对于‘城狐社鼠’可作隐蔽保护的根本原因，有所认识，而作出更大的努力，加以合理的制约，则到另一时，还难免出现这种历史性的重复。”
过了几个月，他又在信里写道：“不宜妄想，认为‘四人帮’一打倒，凡事好办。”“要比较正确的认识封建意识在上中下各层已泛滥成灾，并不是这十年四人帮混入政治最上层的结果，事实上却由封建意识的广泛抬头，才会出现四人帮。”只是抓了四人帮，不真正铲除专制主义的基础，只要出点小事，知识分子又会遭殃：“情况小有变化，所谓‘右派复辟’可能又会在另一种形式下，成一部分老老实实的知[识]分[子]受过灾难，亦意中事！”
沈先生估计自己能干到八十岁，觉得必须抓紧最后几年。他校改《服饰资料》，同时研究相关的专题。博物馆对他还是很冷淡，老人家心情不好，打不起精神。这多少影响了他的身体。1977年中，沈先生的血压升到二百三十，右边手臂有时失去控制。
​
他写信跟老朋友说：“看到经过小龙整理过一堆堆、一叠叠，以图像为主的专题性待收尾、待完成或待进行的百十件材料封套，稍稍翻看翻看，头就乱了。理会到可用精力已来不及一一完成了。试把已经过朋友为重新抄录好那廿万字《服装资料》说明，校对清理一下，不到廿页，一个上午就过了。一个多月还不曾校完七十页，近三个月还只到百十页。精力衰退比预料还糟。......困难处是绝不宜向家中老伴正式提出，而且任何方式提，变相提提，也不成。因此虽每天仍照常装成去工作处，其实经常什么事也作不下，不知不觉即过了一天。”
即使如此，沈先生还在咬紧牙关一点一点地干。1978年春，探讨古代扇子变化发展的论文完成。沈先生计划年内再搞出四五个专题。但博物馆既不解决他的住房问题，又不提供绘图美工。沈先生全靠外面自愿帮忙的助手。他还听说，博物馆想把他挤走，把《服饰资料》算作某个领导的功劳。
【五】
沈先生不想在博物馆呆下去了。
刚好胡乔木当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沈先生跟他比较熟，于是想调到那边。社科院可以给他调整住房，安排助手，而在博物馆根本没有希望。沈先生给儿子的信说：“若当真还能做几年工作，或许还是换个地方好一些。”沈先生的住房实在不像话。他要改善住房，一方面是为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沈太太。沈先生七十六岁，已经实实在在地考虑自己的死亡。他跟儿子讲：“应考虑我故去后，为妈妈如何安排得好一些”。
1978年3月，沈先生调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领导很快就给他配了助手，还把他从副研究员提为研究员。其实沈先生抗战时就是西南联大的正教授，当研究员只是恢复原有的地位。

得到领导支持，沈先生的劲头又来了。他早上五点左右就开始干，天亮搬张小桌子在院子里做事。沈太太的月季花种得很好。沈先生在两百多朵月季旁写作校对，阳光转过来，就挪挪桌子，上午十点移到门廊底下，十一点以后退回屋里。
他似乎年轻了五十岁。1933年秋，巴金到北平，住在沈家。每天早上，沈先生搬张小桌在院子的老槐树下写《边城》，巴金在屋里创作他的《雷》。
10月，社科院在友谊宾馆租了两个大套间，让沈先生和几个助手在那里为《服饰资料》定稿。沈太太和他们的养女也参加了。沈家军没日没夜苦战三个月，到第二年1月中旬交稿。全书从1964年的二十万字增加到二十五万字，图片从二百多张增加到七百多。
沈先生终于完成了十多年来“搁在桌上，压在心上”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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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我对不起你”

—— 沈从文大师素描（之七）

袁征 今天 10:18

【一】
经过“文化革命”的动乱，人们对鼓动仇恨斗争的文艺普遍反感。沈先生刻画人性美的小说重新赢得大家的兴趣。出版社开始请他编文集。
在友谊宾馆给《服饰资料》定稿的时候，沈先生准备搞完那本书，就编两本选集。但老人不愿写新小说。他在宾馆寄出的一封信说：“写作事，此生恐已难望重有过去机会。所谓百花齐放，不是为我们一辈而说，且名辞含义亦复难言。”
1957年2月，毛主席在怀仁堂讲“百花齐放”，沈先生在场，还做了记录。他的笔记“文革”时毁掉了。但傅雷先生后来听了录音，把笔记抄在给儿子的信里，现在还看得到。毛主席讲：“百家争鸣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一家，其他还有九十九家。所谓百家，新闻是一家，教育是一家；这样办报是一家，那样办报又是一家。”“我们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后来几十万人被归到资产阶级那一家，通通倒了大霉。
沈先生到社科院以后，又亲耳听到在中央有特殊地位的周扬说：百花齐放“是放社会主义之花”。这是毛主席“百花齐放”的原义。问题是，谁归“无产阶级”那一家，并不根据他是不是在车间里当工人；谁归“资产阶级”那一家，也不看他有没有在公司里做老板。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香花，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毒草，都可以做多种解释。
因为这个缘故，在“文革”之后，沈先生最烦的就是这类“抽象无固定性名辞”。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除非死守言论自由的法律，不然什么让“放”，什么不让“放”，什么该批判，哪个作者要受惩罚，实际上毫无标准。
七十年代末，香港出现“沈从文热”，沈先生的作品大受欢迎。沈先生觉得，自己在1949年以后没发表过小说，香港读者的热情可能使人觉得1949年以后的文学创作不如过去，这很危险。他对朋友说：“香港曾有一阵子‘沈从文热’，可信亦不必全信。总之，此事即真，对我并不利。正如国外情形，我受称赞，易成官方文学上宣传失败印象。”后来中国大陆风行沈先生的作品，老人家也持同样态度，一再劝学者不要专门研究他，不要开讨论他作品的会议。
王晓强先生的文章讲，有消息说，沈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时，中国想用一位1949年以后继续发表小说的作家换掉他。
但愿这不是真的。
【二】
1981年，上头命令批判电影《苦恋》，报纸杂志鸣鼓而攻，义正辞严。百姓想起六七年前的大批判，相顾而问：“是不是姚文元放出来了？”
对《苦恋》的批判成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全国政府机关和文教机构都组织职工声讨。那电影讲一个海外回来的画家，有黄永玉的影子。沈先生不断奉命回社科院参加批判会，心里挺烦。大会批判，上头的人声色俱厉。大家没看过《苦恋》，分小组讨论，除了跟着上头痛骂，就不知该讲什么。有人提出看看那电影，领导不准，说不能扩大它的影响。沈先生觉得自己不了解情况，一言不发。但也有人按上头指示冲锋陷阵。沈先生跟朋友讲：情况“和‘文化大革命’前期情形相似”，“听听别人发言倒也很长见识”。
在这场运动里，有人在报上批评沈先生，带头出版《沈从文文集》的花城出版社被迫检讨。沈先生叹惜道：“国内有万千种事值得重视认真商讨的，都似乎在冻结中无人过问，即过问也多草草应付，不了了之。对于影响人民青少年行为最直接的港式电影殴打全武行，却采取放任自流方式，不加过问。而对于一篇小说中一两句话就担心到无以复加。”他觉得，凶杀电影和美人像之类庸俗作品大行其道，“因为对青年一代，宣传方面当事人，作不出正面有力的鼓舞教育启迪，必然会以任其放纵为得计，可吸收其对政治上不满作用。”
“反自由化”的雷暴刚过，“清除精神污染”的飓风又来。大家再次看到政治运动的标准动作：各大报刊发表社论、评论员文章和名人谈话，政府机关和文教机构传达上头文件，省市领导挨个表态。不知干嘛搞运动就不能出点别的招。
1983年秋，上头派工作组进驻大学。北大批判的一个重点是朱光潜教授写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朱先生的文章说：“据我接触到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这被指责为否定革命文学创作的成就。
朱教授在文章里支持沈先生的看法：“我也很欣赏他明确说出的下列理想：‘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他有勇气提出‘人性’这个蹩脚倒霉的字眼，可能引起‘批判’，好在我们仍坚持双百方针，就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这又被指责为不讲阶级，只讲人性，是“精神污染”。其实做人怎么能不讲人性？不讲人性的做法已经在中国造成了太可怕的后果。
跟过去一样，挨批的人完全不能辩解。八十六岁的朱光潜教授公开检讨了两次。沈先生觉得很对不起朋友，非常自责。朱先生觉得让沈先生受到压力，十分不安。
不久，湖南一个杂志组织座谈会，接着发表文章《对沈从文作品要恰如其分地评价》，批判沈先生作品里的“糟粕”，提出“从‘沈从文热’中冷却下来”。这引起上头注意，被写进红头文件。出版《沈从文小说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受到调查。
【三】
沈先生无心再写小说，把最后的气力都用来研究文物。

（资料图：1983年张兆和为沈从文洗手）
他年老体弱，在友谊宾馆苦干是卯足劲的冲刺。经过增补，书稿改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交上去以后，沈先生疲惫不堪，到医务室检查，血压在二百左右。大夫说他工作过度，需要休息。
年岁不饶人，但沈先生不肯罢手。他给朋友写信说：“事实上即或终日间在书桌边不动，工作效率已极低。因年岁已快及七十八岁，报废终是迟早间事，实无从抗拒此自然规律。目下唯一可做之事，只是争争时间，把近年所拟的杂文物一些小问题，待收尾的，正进行的，能争三几年时间，逐一完成。”
1980年5月，沈家搬进社科院分配的宿舍，有三个房间，总共三十六平方，很小，还对着主干道，“每天有大几万辆大小汽车轰鸣而过，必到夜半后，才稍停一会会，早[上]三点又复继续循环”。但老两口终于不用上公共厕所，不用担心夜里出去解手会在冰上滑到。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经历了一些曲折，书稿最后给了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年3月，沈先生夫妇和助手到广州校对。五百多页纸、七百多幅图，一本书九磅多重。沈先生校了两遍，很累，写信给儿子说：“完事后，有点‘解体’模样。”他知道，原来编十到十二本书的计划落空了，自己再写三五本的想法也不可能实现。历史博物馆不支持他的工作，大量宝贵的时间已经白白浪费。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出版，就在国内外引起震动，供不应求。中国政府把它作为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欧美的出版社希望印英、法、德文本。
沈先生觉得这本书还可以搞得更好，于是带领助手们编修订本，增加新材料，把一批黑白画像改为彩图。
他一直估计自己能干到八十岁。这猜得相当准。1983年2月的一个下午，沈先生坐着干了很久，站起来的时候左腿无力，不能说话，洗脸后好转。第二天晚上，他看了一会电视，觉得疲倦，去洗脸，转身走一步就摔倒。这时他刚过八十。
中风之后，他不得不经常卧床，写字也有困难。但沈先生仍然坚持，在夫人和助手的支持下继续工作。
【四】
1985年3月，美国朋友给沈先生寄来三本台湾出版的文物图册《故宫织绣选粹》、《故宫玉器选粹》和《故宫铜器选粹》。沈先生收到时，发现三本书都被毁坏，一共剪掉三十三张图。
老人家很生气，马上写信给海关总署，要求归还全部图片。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他还请政协帮助。给政协常委会的信说：“这些被挖剪的图（见附件被检查没收图版目录）既非黄色又不涉及反动政治内容，我不明白海关究竟根据什么原则这样做！工作人员者如此滥用权力，如此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如此践踏知识文化，如此不尊重研究工作，如此践踏法制，我认为不是一件可以忽视的小事。”沈先生连续用了五个“如此”，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6月，沈先生听说他的朋友、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病逝。想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他一下子着急起来，打电报叫正在广州发掘南越王墓的助手马上回京。他一天接一天跟助手谈增补《古代服饰研究》的事。
老记者萧离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讲沈先生的工作和生活问题。6月底，中央组织部发出文件，定沈先生为正部级研究员，享受部长级官员待遇。于是，社科院给了他一套五个房间的宽大住宅。沈先生有了漂亮的书房。可惜这样的工作条件来得太晚，他的身体已经很差，写作主要靠口述，由别人代笔。
【五】
1988年5月10日下午，有朋友到家里看望沈先生。交谈中，沈先生觉得不舒服，眼睛慢慢失去视觉。
沈太太扶他上床休息。医生很快就来了，尽力抢救。
六点左右，沈先生对太太说：“我不行了。”
太太安慰他：“不要紧，我们送你到医院。”
“送医院也不行了，”沈先生平静地回答。
他可能回想了几十年的坎坷经历，觉得太太跟着自己没过上好生活，握住她的手，轻轻地说：“三姐，我对不起你。”
这是沈先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两小时以后，他的心脏永远停止跳动。
过了两天，香港和台湾的报纸开始报道沈先生逝世的消息，刊登学者作家的悼念文章，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写的《中国人，你可认识沈从文？》和萧乾先生写的《没齿难忘——悼沈从文师》。但新华社认为“人物评价尺寸难以掌握”，到5月18日沈先生遗体告别才发了一条简短的电讯。
告别仪式很简单。不奏哀乐，放的是沈先生喜欢的钢琴奏鸣曲《悲怆》。没有达官贵人，没有虚伪的悼词。沈先生安详地躺着，周围是绿树鲜花。热爱他的亲友和读者每人拿一枝半开的月季，走过去行礼，把花放在老人身边，然后带着泪水离开。
十一年以后，沈太太和儿子选编了沈先生的书信集。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沈太太跟丈夫有许多不同看法。这时她提笔写道：“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选编他遗稿的现在。”
巴金在悼念沈先生的文章里说：“我接到香港寄来的那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大书，一方面为老友新的成就感到兴奋，一方面又痛惜自己浪费掉几十年的光阴。我想起来了，就是在他那个新家的客厅里，他对我不止一次讲过这样的话：‘不要浪费时间。’”
1949年以后，巴金先生还在搞文学，而且是文艺界的领袖。但他觉得那几十年都浪费了。现在看来，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中国作家辛勤写下的，几乎全无价值，有些还让人恶心。他们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生命。沈先生不完美，但他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写的小说散文，和五十年代以后做的文物研究，都可以久远流传。
张充和讲得对：“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
（注：本文为沈从文大师素描系列末篇，完整回顾请查看【大师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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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丁亚平《水底的火焰：知识分子萧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马逢华《怀念沈从文教授》，《传记文学》，1963年第二卷第一期。
王路编《沈从文：评说八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
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孙冰编《沈从文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
刘红庆《沈从文家事》，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
刘洪涛等《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李扬《沈从文的后半生》，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金介甫著，符家钦译《沈从文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
佟晟嘉等《幸福在哪里：60年百位中国人的幸福记忆》，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1年。
顾学颉《记沈从文先生的一件小事》，《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2期。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
萧乾《萧乾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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