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为什么能甩中国三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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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王元涛 | 2015-01-19
在韩国，参加一次鸡尾酒会时，和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导演聊天。我是真心实意称赞韩国电影水平高，他却大摇其头，十分不以为然。
我说：“跟中国电影比，不是强太多了吗?”他迟疑了一下，淡淡地说：“我们一般不跟中国比的。”我一时语塞，扭身找记者同行讨论乌克兰局势去了。
尽管心里不舒服，但我知道他是对的，因为他的参照坐标是美国电影。当然，我说的也没错，人家根本不和我们比了，你说差距该有多大?
说中国电影整体质量落后韩国电影30或50年，这肯定容易得罪人;但说他们已经把我们甩出三条街开外，应该是一种比较客观的陈述。
我们不提国际大奖，不提票房冠军，也不提《汉江怪物》和《我的野蛮女友》这种大片名片，只说韩国电影中的小成本日常片，哪一个拎出来，都那么精致细腻，足以把人带入特定情境，有泪点，少尿点，最后曲终人散时，还会有10至15分钟的不能自拔。
按照“木桶理论”，最短的板子决定最终的容量，如果你把韩国的小电影连续看上十部二十部，估计会和我一样，深深叹服韩国电影整体水准之高，超出了意料。
十九禁
韩国电影摆脱欧美电影的压迫，逐渐守住自己的领地，也是很晚近的事。有一个机构特别值得留意，那就是成立于1999年的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本土电影的崛起，正由此大张其势。
说实话，提到振兴，我总会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因为我们口中的振兴，太多时候是表面文章了，或者干脆是给触电休克者追补一剂强心针。可韩国人却来真的，圈里圈外联手，苦干加巧干，不出30年，繁荣就露出了端倪。
振兴委员会成立，电影事前审查制度立即取消，改为以“十九禁”为中心的分级事后审查制。韩国人按虚岁计年龄，他们说的19岁，就是我们的18周岁。同时，这种审查又是被动的，即“无举报，不审查”。电影人心头的一块阴云，就此散掉。然后，政府拿出大笔真金白银，资助电影的拍摄和推广，而且，你拍什么内容，全然不加干涉。
这样，不仅电影人来劲，商人们也从中发现了投资机会，于是全市场竞争的工业生产体系迅速得以建立，电影制作进入良性循环。
以上是外因，内因呢，必须提到的是，韩国电影界拥有大批海外留学归来的人才。电影到底是不是艺术先不管，至少它是需要高度综合的，所以，不仅导演，从编剧到摄影，以及音乐、化妆、布景、道具等等，哪一块瘸腿，电影都会塌台。你想想，一大群在美国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活跃于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他们视野开阔，观念现代，技术精良，自然就把韩国电影推上了一级又一级新台阶。如果说韩国电影慢慢具备了一点世界影响，那也是文化开放与交流结出的好果子之一。
能看到我的地方，就是电影院
一般而言，话剧是编剧的，电影是导演的，电视剧则是演员的。而说到韩国电影导演，我总会最先想到李沧东，这位曾用《密阳》把全度妍推上戛纳影后宝座的大导演，正经当过卢武铉政府的文化观光部长官，正部级高干。
可是，一旦辞去官位，他马上恢复文人本色，拍出了《诗》这种纯纯的文艺片。由此，我还要提到韩国观众，像《诗》这种小众的片子，居然也不赔钱。拥有如此优质观众的市场，怎么可能不出产好电影?
也有导演对韩国市场极端不满意，代表人物就是金基德。他相当于韩国的张艺谋。当然，是早期的张艺谋，只知埋头拉车，不睬市场为何物。金基德曾经创下韩国票房最低纪录，某一部片子，全国好像只卖了几十张票。后来，他凭《撒玛利亚女孩》得过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又凭《空房子》得过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可是，韩国媒体都是只发一条小消息了事。
等到全度妍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好家伙，媒体一窝蜂报道，规格堪比大选。把金基德气得公开放狠话：此生再也不给韩国人拍电影了!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电影人，一直都没有向市场投降，更别提被官府招安了。
无论韩国中国，不可能人人都当金基德，但只要还有一个这种冥顽不化的家伙存在并活跃着，韩国电影的独立精神就没有丢掉迎风烈烈的标志。
韩国有句俗语“南男北女”，说的是南方男人长得俊，北方女人生得漂亮。因此，对于南方任何一个非蒙古式宽脸的女星，我们都可以大胆怀疑是不是整容产品。不过，韩国演员的演技，却没什么值得怀疑的。
电影界最值得一提的人，是宋康昊。他那副长相，就是韩国街头最常见的平凡大叔，可是，一旦出现在大银幕上，你不得不承认，他的确光芒四射。而且，宋康昊从不演电视剧，从不参加综艺节目。“你能看到我的地方，就是电影院。”对此，也不必拔高，说什么“艺术境界”之类的，只看他对电影本身的执着，就值得敬重。
实际上，我一直觉得，比大腕更值得敬重的，是韩国那一大批一流的配角演员，比如国民爷爷李顺载、国民奶奶罗文熙等等。他们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担纲主角的机会，永远是扶红偎黄的绿叶。可他们却如此肥厚多汁，用那么自然的演技，再现韩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为韩国电影增加着厚度。
电影与现实
中国有句古话，叫“功夫在诗外”，我相信，韩国电影成熟度如此之高，也该有电影之外的深层原因。
稍加留意，你就可以发现，韩国大多数电影都有这样的共性：主题简单，价值观正确。以《和声》为例，电影讲述了一群重刑女犯在监狱里组织合唱团的故事，关键词是爱与困境，主要情节是她们经历波折，克服困难，重新发现爱，最后回归爱。你看吧，如此简单，如此正确，不费思量，温暖近人。
想一想当年，我们领受的教育，说的可是资本主义国度人人唯利是图，个个尔虞我诈，他人即地狱。可是，别的地方不敢讲，至少在韩国，我的发现是，人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绝对讲求正直善良、健康向上。而且，韩国人的精神地图，又有独特之处，他们以儒家保守主义为底色，加之佛教、基督教等的均等分布，令大多数人对头顶三尺神明深怀敬畏。
这时扭头看回来，以前课本上所说的，好像恰恰是我们自己。因此，我们的电影，往往主题复杂，价值观混乱。这是因为，我们的电影人及相关从业者，自己就复杂浑浊，心思斑驳杂乱。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不是他们说不明白，而是根本不想说明白。因为一旦往明白了讲，他们的底牌就泄漏了：只不过是在试图为自己干坏事找借口。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为自己顺从追腥逐臭的本能找借口。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电影是现实的镜像，现实浑浊，电影就没有可能清亮。同时，电影人无力跳出现实的束缚，他们的作品也就无法穿透价值观的迷雾，给人开出一条通往彼岸的道路。
比如，将《和声》拿到中国拍，我来当编剧，估计都忍不住要把那个监狱管理所的所长拍得粗暴而无情，这么编，才有人信。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把一个监狱首脑拍得那么温情，当女犯合唱团外出公演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他居然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挺身而出，咆哮怒吼，有人信吗?
套用一个老比喻，电影不过是冰山一角，水面以下，有社会整体结构在支撑。一直觉得，与韩国相比，我们缺少一个真正的左翼群体。要知道，韩国的左翼相当有势力，他们主要是作家、导演、学者、记者，一大群人，个个抱持理想主义，寒贱不移其志，为弱势者代言，为贫苦人呐喊，让一切为富不仁者时时心怀怯意，即使想做坏事，也不敢过于嚣张。这样一个社会，也有纷争，也有动荡，但左转一下右转一下，最终会往健康的前路走。
可是我们的左翼在哪里?放眼望去，我们的所谓“左”，不外乎一群投机分子，无信仰，无操守，媚权势，他们的作为，与民众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
我们只热衷于嘲讽，稍高级一点的，也许会有半分自嘲，更多的，则是恶搞。所谓解构，就是连最基本的价值观也不放过。
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和声》这种简单的电影，我们根本不敢大大方方地发掘人性善，我们根本无力描述生命转变的那种水到渠成。如果有人不服气，硬要拍，那么，笑场的声浪，一定会冲出影院，与街市的喧哗与骚动同频共振。尽管韩国古装戏也会把毛泽东《沁雪春•雪》的手书安到隋炀帝身后的屏风上，但那毕竟是无知之误;而我们的手撕鬼子呢，难道不是在故意恶心人吗?
